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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与五四运动
——对张謇“1919年”五篇文章写作时间的考证
1931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和
1994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张謇全集》第四卷，都收录了以下五篇文章：《因纺织校学生罢课停办，农医校学生不停课筹备加高课程之宣言》《为罢课学潮致教育厅函》《为撤换七中校长致省长教育厅电》《为七中校务致省长教育厅电》《敬告全国学生》。
两书在五篇文章的题目后面，都注明写作时间为“民国八年”，《张謇全集》还加注为“1919年”。
这两部书是研究张謇的权威的、基础的文献资料，学者们往往将其作为原始资料来研究并加以引用。又由于这五篇文章集中收录在“教育卷”中，又写明是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撰写的，理所当然地被一些学者理解为反映了张謇对待五四运动的态度。如某学者就在论文中写道：“为了抵制学潮，张謇除了发议论外，还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一是停办学潮比较厉害的学校。如1919年南通纺校学生首先响应北京学潮举行了罢课，张謇即宣布：‘会议两日，决计停办。’二是用记过、撤职、开除等处分，对学生施加压力。自立的纺校主任因阻止学潮不力被记过；对非自立的七中，因不便直接处置，便报请省教育厅撤换校长、开除有关学生。”还有学者在论文中写道：“1919年五四运动初期，南通各校的学生亦纷起罢课，其中纺织学校的学生最为积极。张謇开始也采取劝阻的办法，在劝阻无效以后就悍然下令停办纺织学校，遣散学生回籍，还为此事件罢免了南通中学的校长。”还有的写道：“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5年的五卅反帝斗争中，张謇竭力反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还有的写道：“五四运动爆发时，张謇撰写《敬告全国学生》，反对学生罢课”。《张謇全集》第一卷第406页重复收录了《敬告全国学生》，还将张謇撰写该文的时间定为1919年5月，并作脚注“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氏以为学生罢课，爱国之意是而法则非，故作此敬告全国学生书”。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张季子九录》和《张謇全集》对五篇文章写作时间的误判，导致许多学者得出了“张謇反对五四运动，反对革命”的结论。我们认为，作为张謇研究者，应该认真全面深入地研究张謇，曾提出将张謇与五四运动列入研究课题。有人却认为：“这个问题，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无须再研究！”为此，我们拟从考证五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入手，重新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认真研读了这五篇文章。研读中发现文章内容与写作时间和张謇在五四运动中的实际表现存在着矛盾。张謇于1919年5月22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致电北京，要求政府拒签巴黎和约。张謇在日记中写道：“请总统电令巴黎中国专使勿签青岛约字。”据上海《新闻报》1919年5月25日报道，张謇通电：“反对德约签字！”电文中说：“北京大总统鉴：青岛问题，举国腾愤。……国人同仇抗争，亦岂忍责其过！……乞公速电巴黎专使，严令决勿签字！”他还反对逮捕爱国的学生。上海《时事新报》1919年6月11日报道：张謇先生以通崇海泰总商会、南通农会、教育会会长的名义致电北京总统、总理，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全文如下：“万急。北京大总统、总理钧鉴：京、津逮捕学生风潮，激动全国。沪埠罢市，浸及长江内地。通沪密迩，迭经劝导，仍恐不免。窃念京、津学生举动有激而成，其愚诚究出于爱国，当此全国鼎沸，似不宜过指舆情，为意外利用，致增内哄，拟求将逮捕学生释放，以安学校，而靖民气。通崇海泰总商会、南通农会、教育会会长张謇等公叩。阳。印。”在五四运动中南通无一学生被警方逮捕，这是不同于外地的。1919年6月11日，政府逮捕五四运动旗手陈独秀，张謇先生又于6月14日发通电抨击政府逮捕陈独秀。由此，真难以相信张謇先生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会写出停办纺校的宣言，要求撤换七中校长、解散七中、开除学生的电文，来压制学生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斗争。张謇先生要求释放被逮捕学生的6月11日重要电文，1994年版《张謇全集》似漏收。
所以需要弄清楚张謇先生写作这五篇文章的确切时间和背景，然后再研究张謇先生的写作思想。本文暂不研究后者，先考证写作时间。
第一篇《因纺织校学生罢课停办、农医校学生不停课筹备加高课程之宣言》（下文简称“宣言”）。该文中，张謇反对罢课，理由是“学生至可宝贵之光阴，不当虚掷”。文中有“今乃复以山东交涉，靡然从风，相率罢课”，“会议两日，决计停办”，“以后南通即无纺织学校”等语。为了弄清楚张謇先生如此激烈的态度来自何因？我们查阅了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南通的《通海新报》，即1919年5月1日至6月底的报纸，发现当时南通各大中学校均参加了罢课，还在体育场集会，会后游行示威。这方面的长篇报道还刊登在上海《申报》上，参加罢课的学校有纺校、医校、农校、通师、女师，商校及七中等，并不是只有纺校和七中，农校、医校也不是没有参加。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在报刊资料中一直没查到张謇这篇停办纺校的重要“宣言”。
这里我们再引用当时报纸的报道，以佐证并无“宣言”中所述情况：
《通海新报》1919年5月21日报道：《南通学生会成立记》。
摘要如下：“南通市方面，自学界风潮发现于北京、上海不久，即澎湃而至于南通。南通各界学生皆愤然于国事之失败，医校乃首先招集各校，建议开学生会。十五日纺织、商业、中学、师范、农校派代表赴会公议：十八日开成立大会，曾记本报。并闻议决十八条。”“游行队伍次序：唐闸实业私立小学童子军、师范附小童子军、第一高小、中校、纺校、商校、医校、师范、农校。游行地点：由体育场出发……”。此篇报道说明参加集会游行的学校，不仅仅是纺校、七中。
《通海新报》1919年6月6日报道：《南通各学校罢课纪闻》。
这是一长篇报道，文中说到参加罢课的学校是“纺织校、医校、第七中学校、甲种商校、甲种农校”。这篇报道又证明不是“宣言”中所讲的，仅仅纺织校和七中参加罢课。对此，上海《新闻报》1919年6月8日有题为《南通各校罢课情形》的报道。内容是：“自京师、宁、沪各处学校相继罢课后，南通各校学生群谋一致，前日第四次代表会议议决于初六日一律罢课。张公子孝若与各校教职员闻知此举，先期召集各校代表开谈话会，开诚劝道。各学生亦本其坚决爱国之忱答复之，并谓校长及各先生均爱国之士，学生之爱国，当不忍加以苛责也。孝若公子至此，惟以郑重相勉励。各代表答复，谓学生此次罢课，亦不得已之苦衷，然断不负各先生今日期望之苦心。而代表乃退而宣誓，先向国旗行三鞠躬礼，读誓词，再行敬礼而散。”报道又证明，本市各大中学校都举行了罢课，医校、农校也参加了。
这些报纸的报道，白纸黑字，有据可查。但是，张謇先生缘何写出“宣言”一文？为何张謇先生的“宣言”中，只称是纺校、七中两校罢课？反复深入研读原文，发现文中有一句“今乃复以山东交涉，靡然从风，相率罢课”一句，尤其“复以”、“从风”之词，其口气，似在五四运动之后。因此去查阅1920年南通报纸和上海《申报》。果然，在1920年（民国九年）4月22日《通海新报》第三版上有报道：“纺织专门学校罢课志闻：宣言书可歌可泣。国势阽危，南京、上海等处各学校学生罢课要求，独（吾）南通黯然无声，日昨唐闸纺织专门学校学生一律罢课，与宁沪学生取同一之态度，亦可见人心之尚未尽死。兹将该我校学生等罢课及脱离南通学生联合会两种宣言录之如下：……我们纺织专门学校学生会全体通过，谨于四月二十号起宣言罢课，势死力争，……”。两天后的24日《通海新报》又报道：“纺织校继续上课”。据此推算，该校罢课时间是20、21、22日，共三天。原本“师、中、农、商、医、英化校，各校议决于二十三日一律罢课……”在张謇的劝说和压力下，除七中外，其他五校未罢课，“重新继续上课”。所以七中参加罢课一天。这与“宣言”一文所述情况相符。因此，这篇“宣言”，不是写于“民国八年（1919年）”，而是1920年4月（下旬）纺校罢课时所写的。重编《张謇全集》时，希予更正。至于南通纺校有没有“停办”，遍查了南通地方报刊史料，以及外地《申报》等许多报纸，均没有发现这篇“宣言”公开发表过。当然也可能查有遗漏，敬请诸位学者顺便予以注意。那么，有没有停办的事实呢？“宣言”说：“以后南通即无纺织学校。”经查核南通纺校的历届校友录，历届科系（包括1919年至1924年）连续不断，一届连一届的校友名单历历在目，并无停办断档情况，所以“停办”一事并未实行。重编《张謇全集》时，对该文应加注：“该文撰写于1920年4月下旬，该校未停办”。
第二篇
《为罢课学潮致教育厅函》。此函中，开篇即言“此次罢课风潮，南通以影响而及者，纺校及第七中学，师范似是而非，农校不与焉。纺校已宣布停办”。要求“解散”七中，因七中属省管，所以张謇致函省教育厅。根据前文关于第一篇的考证，文中内容十分明确，不是指的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罢课，而是指的1920年罢课。所以此文写作时间亦应为1920年4月（下旬），而不是“民国八年(1919)”。据江苏省南通中学（当时为“七中”）校史记载，七中当时也没解散。重编《张謇全集》时希予更正，并注明“七中未解散”。
第三篇《为撤换七中校长致省长教育厅电》。看此题目，我们原以为是因“五四运动罢课”之事，才提出“撤换七中校长”的，仔细阅读该文，是因七中学生与营兵“哄斗”之事。张謇先生指责史维藩校长“放任学生，自固地位，致与营兵哄斗”之事发生。七中属省教育厅管辖，所以张謇先生向省教育厅提出要求：“军界责革兵士，撤退营长；学界开除学生，辞退校长
”但是，电文中并没有介绍“哄斗”的详情和事由。查南通1919年的地方报纸，并无相关报道。前后一共查了七年(1917年至1923年)的地方报纸，仍未查到。后来发现,张謇在民国十三年(1924)农历四月六日（公历5月9日）的日记中记了一句话：“高小与各小校联合运动会，中学生与防兵哄斗。”以此为线索，在1924年5月9日《通海新报》第三版上查到了一篇《南通市小学联合运动会纪》。5月13日又有《学生兵夫冲突案解决》的报道。报道说，“南通市各小学校联合运动会开会时，曾有学生与兵士争执情事”。原来是兵士维持运动会秩序，附近七中学生去看运动会，其间发生矛盾，引起哄斗。到闭幕式时，七中学生又发传单，“语言偏重”兵夫，又起争执，学生、士兵继续哄斗，致使学生家长“责令学生在家自修，每日各校到校学生甚少，致有一二校不能依时上课”。5月24日《通海新报》又报道：“省立第七中学学生，前与兵夫发生冲突，几酿绝大风波。兹悉地方绅耆张啬公等，均主双方加以惩戒，以儆将来。张啬公前曾邀请各界要人就中公园开会，力劝七中校长史维藩自行辞职。惟史校长近已赴省面呈一切，迄无坚决引退之表示，……”（这期间，为此事有多篇报道，此处从略）5月24日又报道，韩（紫石）省长训令教育厅云：“接准南通张绅啬庵函，以五月九日通邑高小开运动会，七中学生与兵士冲突，请将教育无素之校长史维藩解职等语……”这一报道内容与张謇这篇电文内容一致。可以肯定，报道所说韩省长“接准南通张绅啬庵函”就是张謇的这篇“致省长教育厅电”，写作时间应当是1924年5月中旬，因为事发于5月9日，而5月24日报道省长指示，所以张謇先生这封“致省长教育厅电”当是1924年5月中旬撰写。这与《张季子九录》和《张謇全集》误判的“1919年”整整相差五年时间
重编《张謇全集》时希予以更正。
第四篇《为七中校务致省长教育厅电》。此电文与上述第三篇相关，是催省厅速派新校长来校。该电文中有“七中校长，久悬未定”语句，说明史维藩校长已离校，七中校长位置空缺。据七中校史记载，史维藩校长任职时间是1919年11月至1924年7月。新校长于忱（字敬之），是1924年8月到任，1927年7月调离。据电文中“久悬未定”之句，可能史校长7月前已离开学校。于校长8月到任。所以张謇先生该电文写作时间应定为“1924年7月”。同时，“九录”和“全集”中将于校长名字均错为“于税”。这些，在重编《张謇全集》时均望予以更正。
第五篇《敬告全国学生》。这一篇，有的报纸将题目写成《张季老敬告全国学生书》。这篇文章，《张謇全集》重复收录，一在第四卷第155页,一在第一卷第403页。后者撰写时间编者定为1919年5月。所以许多学者据此说，张謇此文写于五四运动“爆发之时”，是为了压制学生运动的。但是在1919年5月所有的报纸中都查不到此文。细阅该文，文中有“曹章陆罢职”一语，三人是1919年6月10日被罢职，第二天见报，说明此文写在6月10日之后，而不是5月。文中又有“又闻凡罢课之学生有咯血者，有断指者，有跪泣于衢市者，有恳感他界之安宁以维持秩序者”，这些情况发生在1919年6月下旬，距巴黎和会签字日（6月28日）渐近，而政府又不明确表态签不签字，爱国学生和广大民众激愤失控。当时报纸对此有大量报道。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屈武（解放后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当众以头撞墙而头破血流之事。我们遍查各报，查得北京《晨报》和南通《通海新报》6月28日刊载此文。说明此文不是写在“五四运动之初”、“爆发之时”，也不是“运动之中”，而是发表于1919年6月28日——这是中国代表团拒签巴黎和约之日，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与帝国主义斗争胜利之日，
是“五四”运动斗争胜利之日。文中说：“……四方督走之书，日十数至。……乃强为一言，政府亦自悟民意之难违，屈如所请，罢课罢市罢工之风殆已矣。……”这段文字表明，张謇接受了许多人催促，已经向政府“强为一言”，强烈要求中国不签字。张謇向政府“强为一言”后，“政府自悟民意之难违，屈如所请”，已同意不签字了，即政府接受民意拒签巴黎和约。既然中国政府决定不签字了——即今日（6月28日）中国代表不签字，罢课、罢工、罢市应该“殆已矣”。写明刊于6月28日，就是全国第一篇及时传达胜利喜讯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五四运动后，被评为五四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十篇重要文章之一。重编《张謇全集》请特别注明：“该文1919年6月28日发表于北京《晨报》和南通《通海新报》。该日是中国拒签巴黎和约之日。”
综上考证，结论如下：张謇先生这五篇文章撰写时间，原定“1919年”是错误的。经考证，第一篇《因纺织校学生罢课停办，农医校学生不停课，筹备加高课程之宣言》和第二篇《为罢课学潮致教育厅函》，实际撰写于1920年4月下旬，而且纺校未停办，七中也未解散。第三篇《为撤换七中校长致省长教育厅电》，经考证，实际撰写于1924年5月中旬。第四篇《为七中校务致省长教育厅电》，实际撰写于1924年7月。因此以上四篇文章均不能成为张謇反对1919年五四运动的依据。第五篇《敬告全国学生》，发表于1919年6月28日，这一天是中国拒签巴黎和约之日，该文实际上是全国第一篇及时传达胜利喜讯的文章，而不是反对五四运动、压制学生罢课的文章。
编辑 高广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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