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张謇与近代海洋渔业

张史清

张謇与近代海洋渔业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韩兴勇 于洋

一、清政府的海禁政策和近代海洋权利意识

从明朝末期开始，中国的海禁政策延续到清朝，这几百年间闭关自守的时期，中国海洋渔业的开展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的政府为了抵抗外来的侵略，消极的禁止人民下海从事渔业生产，这样的政策使人们和海洋产生了隔离，同时也助长产生了对海洋的畏惧心理。长期的海禁政策实施，使得我国对海洋的管理也处于空白状态，渔政的管理更是松懈。从“海禁”政策的实施历史来看，当时我国对海洋权利的主张是以放弃的态度来对待的。面对来自海上强国的侵略，清政府虽然也建立了舰队，但防卫思想只是为了保护陆地京城，而不是争取海上制权，加上国民对海洋的不了解，从海军人大都不习水性，这也是海战失败的一个原因。也给我们后代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

从“海禁”时期的历史来看，对于一些海上强国向我国发动的侵略，清政府历来是畏惧的，尤其是屡战屡败后，变得更加消极了。由于当时政府对海洋权利的不重视，从另一方面讲，也使国民对海洋意识的缺乏。从本质上讲，是清政府这样一个以内陆统治为核心思想的反映，加上当时的条件，海洋权利在资源利用上仅限于渔业和盐业，而且以近岸为主，因此对一个以内陆农业经济，管理为主的清政府来说，对海洋权利的不注重也是一个原因。

中国的历史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大陆文化，他以农耕文化为起源。其本质是纯朴的，在社会经济上表现出自闭的小农经济状态，和海洋文化相比较，显得保守，固步自封，追求稳定，以自我为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当时的国家和国民对海洋的冷漠。以至于即使郑和七下西洋这样开创航海史先例的历史壮举，也在以后的岁月中，逐渐被遗忘。所以当梁启超在

1904

年的《新民丛报》中提出“郑和之后，竟无第二郑和，是岂郑和之罪也？”

的问题后，当时国人对此也并未引起深切的关注。

然而，在这种环境中，有人看到了对海洋权利的不重视所遭受的后果。作为一个教育家，实业家，张謇在对海洋的权利上认识是非常清醒的。张謇生长于江口滨海的南通市，对海洋渔业十分了解，在当时海洋资源的利用条件下，通过渔业等实业来主张海洋权利，从海洋的经济上体现国家的海洋权利，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由于当时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掠夺，我国在海关，港口的主权管理上已经丧失很多，张謇以海洋渔业的实业作为切入点，以渔政管理为基础，来维护国家海洋权利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我国近代重振恢复海洋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维护海洋权利与海洋渔业的实业

以发展渔业实业来振兴和维护海洋权利是张謇维护国家海洋权利的重要思想，发展海洋渔业离不开国计民生，从国家利益来看，发展海洋渔业必须有国家的支持。从民生上讲，发展渔业可以增加渔民的收入，更可以唤起国民对海洋的重视。

然而，当时的清政府不可能这样做，因此感到维护国家海洋权利已经十分迫切的张謇为了海洋权利及发展海洋渔业，与一些同志准备创建江浙渔业公司，他说：“渔业和航政的范围到那里，就是国家的领海主权在那里。假如只有海面没有渔业航政，试问主权从哪里表现出来，等于空谈。我国政府和人民都极应该注意，一致挽回已失的权利和发展沿海的渔行业。”

这种思想把国家和人民合力维护海洋主权才能成功的想法十分辩证的体现出来。本着这一思想，张謇认识到，为了能够有效抗衡国外列强对我国海洋权利的侵犯，在渔业技术上，必须追求与世界列强同等的技术水平。他认为要想与西方列强在海洋渔业上竞争，即“外为内障，内为外固”

，就必须使用先进的渔业。所以他主张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渔轮，用来发展现代渔业。

1903

年，晚清政府成立了商部。一年后，愤于“中国渔政久失，士大夫不知海机”

的近代实业家，时任商部头等顾问官的张謇，根据当时我国的海洋资源管理状况，极力向商部建议组织渔业公司，开创现代渔业，以此维护国家的海洋权利。经商部向晚清王朝奏准，诏令张謇具体规划及实施，并要求沿海七省同时筹备。其时，正有一艘德国渔轮以青岛为基地，在黄海侵渔。这事对张謇的影响很大，更使他认识到维护国家海洋权利的重要。因此，张謇针对我国维护和发展海洋渔业的规划设想是：区分内海外海，定新旧渔业的行渔范围；近海维持旧式渔业，外海以新式渔轮与各国抗衡，即所谓“外为内障，内为外固”。张謇先生倡导的这一改良渔业，发展现代渔业的思想，将海洋捕捞与海洋权益结合起来。因此，从

年开始，他积极创建江浙渔业公司，

年，在张謇的主张下，从德国购买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蒸汽动力渔轮“万格罗”号，改名“福海号”，投入海洋捕捞，并兼渔政维护工作。对于这个状况，张謇从国计民生出发，一方面提出购旧的“福海”渔轮不光只是参与海洋捕捞，更重要的任务是巡海护渔，因此他奏请政府同意，在“福海”渔轮配上武器，同时担负起“渔政”管理的职责。

福海号是一艘蒸汽动力拖网渔轮，这是中国第一艘机动渔轮。船长

33.3

米，宽

6.7

米，功率

367

千瓦（

500

马力），江浙渔业公司从青岛德商处以

万两银子购下后改名“福海号”

。该轮除从事捕捞作业外，由官府发给快炮

后膛枪

10

支，快刀

把，负责护洋任务保卫江浙洋面民众渔船。这样，渔业生产和渔政管理同时在我国近代海洋事业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中国近现代海洋渔业捕捞和渔政管理的开端，也是张謇对我国海洋渔业和渔政管理的重大贡献。

另外，对于航海权的维护，张謇更是重视。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开辟了上海至太平洋航线，为扩大对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掠夺与资源掠夺的需要，并将该线航海权占为己有，同时为了保证其航道安全，英国人在嵊泗花鸟山岛上，建造了当时号称远东第一灯塔的花鸟山灯塔。灯塔建成以后，还在花鸟山岛上大肆圈地，筑围墙，禁止我渔民正常通行，使渔民去渔港要绕很长的路。此后英国人还通过诱买、骗契、强行收买等一系列卑鄙手段获取岛上土地使用权，妄想长期占有，作为控制我国海洋权利的据点。

当张謇得知英帝国主义强占我花鸟山岛领土之事后，表示坚决要为岛上父老乡亲请愿拿还被占土地。之后，张謇奏请朝廷，强烈要求朝廷强制收回花岛山岛渔民被英强占、诱买的土地，以保证我国沿海外围岛屿与东海渔场的安全

。但由于当时的清朝政府已极其腐败，深受二次鸦片战争之辱的清政府恐怕得罪洋人又引发事端为由，敷衍行事。但是张謇从维护中国领海、领地之主权出发，不顾危险再次奏请，并愿亲往办理此事，朝庭见张謇态度坚决终获准令其查办此事。张謇马上乘“福海”轮赴花鸟山考证有关事情，并制定了详细的解决方案。一方面令卖地者与洋人协商，要求退契；另一方面，对洋人强占的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要求退还。同时张謇又亲赴灯塔与当地主管马力斯协谈，要求英方允许我驻岛渔民可通过其围墙方便生产，并责令英方在大岙（现花鸟村）避暑房之地道路允许我渔民自由行走。在张謇的严正交涉下，英方主管马力斯最终答应了张謇提出的各项事宜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列强横行，唯列强是耳的状况，像张謇那样敢于针锋相对的提出自己的主张，维护国家主权，是必须具备爱国主义心和十分的勇气，同时表现了他的国家海洋权利的重视。

三、民生和海洋渔业

对于民生，张謇认为当时我国的旧式渔业方法已不能适应现代渔业的发展。从经营方法上讲，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导，加之长期的“海禁”改革，中国传统的渔业都是以内河江湖和近岸为主，其经营则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为主要方式，零星分散的资本和交易面对国外列强的大资本的集团式交易，散乱的“小农经济”式经营根本不是国外列强的对手。国外列强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渔轮，结队而来，在我国的渔场里横抢竖夺，更以大量的便宜渔货冲击市场，使我国渔民遭受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使民生遭到很大的影响。

东游日本的考察，对张謇在民生实业的思想上起到讲很大的刺激。

年，张謇花了

63

天时间，详细的考察了日本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参观了日本大阪的国内创业博览会后，它为日本的产业分类齐全，又具规模的工业状况十分感叹，认为日本的工农业产品不仅细致，且具规模，联想自己的国家，“彼此不像俟”、“杂然而来”

的展品，深感小农经济的自闭，各自为政的散乱很难抗衡国外列强。为此，他在后来的渔业开展上，主张建立渔业公司。强调成立民间渔会，要求公司和渔会结合，把渔会作为公司与渔民联系的基层组织，将分散的渔民组织起来，并建立渔会组织章程，尽可能在制度和经营上有所联结。鼓励有资本的民间力量多建造新式渔轮，采用新法捕鱼。他提出渔户可以认股加入公司，参加公司的渔民可以在当地分公司造册登记，发给旗号，以便在海面上作业时，如遇海盗或海难时，以日间悬挂红白旗，夜间悬挂红白灯于船桅顶为号，让公司的渔轮见后可速救援，相互帮助。

这样的组织方法，对散乱的传统渔业来讲，从生活互助的结构上有很大的进步。同时，官民的结合，对共同维护生产，维护海洋主权要比分散式强大的多，也促进了民间渔业的发展。

1906

年春，江浙渔业公司首先成立，张謇兼任经理。公司直属商部，当时全国的渔政，即由张謇筹划，为改善民间渔船的作业方法，张謇指派“福海”渔轮平时主要从事生产活动，在嵊泗列岛海面用新法捕鱼。经过试捕，发现嵊泗一带为小黄鱼的重要渔场，小黄鱼在这里大批地自南向北回游。于是，该轮引导各帮渔船前往采捕。从此，嵊泗列岛的小黄鱼、带鱼和乌贼等丰富的水产资源开始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随着大批渔船和渔民的集中，荒凉的嵊泗地区，居民日增，成了繁盛的渔业基地，成为我国当时主要的外海渔业的重要渔场。“福海”渔轮初建阶段每年仅秋冬两季出海生产，由于技术人员少，渔场不熟，对鱼汛规律未能掌握，加上稍有风浪就要避风，赔累亏损很大。入民国后，调整了人员，改良了渔具，渔场、渔期亦根据鱼汛规律加以变更，又以渔会收入补贴“福海”。经过这样的整顿，成绩斐然可观，而且还带动了群众的渔业生产。

辛亥革命后，张謇的民生渔业思想和发展新式渔业观念逐渐得到重视，民国政府在实业部设渔业局，

1915

年渔业局改为渔牧司，隶属于农商部。当时制定的渔业政策主要有：鼓励渔船进入公海捕鱼。

1914

年，公布了《公海渔业奖励条例》

，规定：“凡本国人民，以公司或个人名义，购买渔轮，经公海渔船检查规则合格，取得登记证书者，依本规定给以奖励金。”这对发展机轮渔业不能不说是对推动和加强护渔防盗工作的促进。公布了《渔船护洋缉盗奖励条例》。虽然因为由于当时政局混乱，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但是这些举措为以后我国的海洋渔业发展在制度建设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受张謇发展现代渔业的思想影响，在

1926

1933

年期间，上海的一些民间资本家先后在国内建造和向国外购买的渔轮共有

31

艘，全部为拖网渔轮，分属十余个民营渔业单位。其中

艘是单船拖网渔轮（简称单拖渔轮），

23

艘是日本式手操网渔轮

[10]

。并由此开始，全国各地创办了很多渔业公司，大力发展机械动力渔轮。这些都是我国现代渔业的基础。

四、发展海洋渔业的意义

张謇的发展海洋渔业思想在今天看来，其意义都是深远的。可惜的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其思想并没有得到当时政府及社会的认同，沿海渔业的发展还是停滞不前，也谈不上有强大的渔政管理，为以后的外国侵入我国渔业留下了隐患。如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渔船大举入侵我国沿海，侵犯我国渔政和资源，正是因为历史上和当时我国海洋渔政管理太弱，几乎可以说没有管理。因此张謇针对这种状况提出维护国家渔政，开展近海渔业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表明，一个领海国家如果只限于陆地发展，而忽视海洋的优势，就必然导致衰退；只有注重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实现陆地与海洋的一体化发展，才能繁荣和壮大国家经济。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可以拓宽我国的生存空间。海洋是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是生物资源、能源、水资源、金属资源的战略性开发基地。

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可以使国民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海洋经济是人类开发利用海洋形成的各种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目前已经成为包括海洋捕捞业、海水养殖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石油天然气、海滨旅游业、沿海修造船业等二十多个产业部门的产业群。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可以促使海洋生态得到良性循环。海洋资源与环境是海洋经济的物资基础，是沿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

发展海洋事业，在各时期都有其相应的切入点，正像张謇在当时根据利用海洋资源的现实条件，决心以海洋渔业为切入点来发展海洋事业，维护国家海洋权利那样，我们现在为发展海洋事业，参与世界的海洋竞争，也应该找到一个符合现实条件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应该是在我国现有的条件下可以做到的，同时考虑中长期的发展，分清海洋事业发展的阶段，周密细致的合理的规划，务实现在，拓展明天，开创将来，使我国的海洋事业不断壮大，早日成为海洋强国！

发展海洋事业不仅是国家的，还关系到社会民生，因为民强才能国富。开发海洋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民生，民生也是利用和开发海洋的主体。所以，要开发海洋必先唤起国民对海洋重视的意识，提倡海洋文化，培育国民对海洋的感情和认识，从而树立开发海洋的国民精神，使全民在开发海洋的重要性上达成一致的共识，将我国建成为世界强国。

注释

《新民丛报》，

郭振民：《我踏金鳌海上来》，嵊泗县文史资料第

辑第

25

页，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

《当代中国的水产事业》第

14

1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89

丛子明、李提主编：《中国渔业史》第

82

页。中国科技出版社，

1993

32

页。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共嵊泗县委宣传部：《花鸟山灯塔志》，

2003.4

69-70

《张謇全集》第

卷第

483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法令大全·农商》，商务印书馆，

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