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謇“甲午战争”至“东南互保”期间的“战”“和”思想

张贤

试论张謇“甲午战争”至“东南互保”

期间的“战”“和”思想

1894年甲午战争与1900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的重大事件，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有识之士通过洋务运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手段力图救中国于危难。作为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也是在这一时期从一个传统的封建士大夫转变为实业家，相应地，这一时期，张謇的“战”“和”思想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一、张謇对外“战”“和”思想的转变过程

甲午战争前后，作为新科状元、当时中枢大臣翁同龢的门生——张謇在甲午战争前后主战态度亦是广受关注。自朝鲜“壬午兵变”以来，张謇日记、奏折、电报无不透露出一个信息“主战”。在光绪二十年（1894）的七八月间，面对纷繁复杂、情况多变的战局，张謇写下的“上翁同龢书”多达20件，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战局的种种看法。张謇在1894年7月8日写下的上翁同龢书中对“中国之兵，狃于庆典，不开边衅，翱翔海上，已将朝鲜八道授之他人者”

对于海战，张謇还在上翁同龢书中多次强调，派军舰直捣黄龙，破坏日本沿海的船厂，击沉日本军舰，与陆战相配合，解救朝鲜不利的军事局面。这一时期，张謇主战的原因有三：

一是传统的“天朝上国”意识。中国按照儒家的思想建立起了一整套“华夷之辨”的统治秩序，用恩威并施的方法怀柔周边的少数民族及一些小国，在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前，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这种藩属制度非常稳固。朝鲜李氏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与中国形成藩属关系，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朝鲜的政务由国王和其政府处理，宗主国并不干预其内政。张謇此时对日本、朝鲜的问题的处理上方法，从其撰写的《朝鲜善后六策》“通人心以固国脉、破资格以用人才、严澄叙以课吏治、谋生聚以足财用、改行阵以练兵卒、谨防圉以固边陲”中可以看出，张謇的主战态度也是从维护天朝大国的尊严的角度出发的。在客观上，直接干预和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财政诸方面，是为阻止日、俄等国侵略中国，从自身安全的屏障位置考虑。在主观上，则是因为清政府在越南等属国的问题上，已经遇到了帝国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失去了“上国”的尊严决不愿这样的结局在朝鲜重演。

二是清政府的军事实力优于日本。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许多封疆大吏就已经意识到近代海军的重要性。洋务运动开展后，清政府海防力量已有一定的基础。至1872年，福建水师在左宗棠的主持下，共有船18艘，共有17000吨，水兵人数1600，炮84门，已初具一定的规模。而同期日本海军军舰总共只有14艘，主要是从幕府时代遗留下来的，且大多是自造的，技术比较落后，总计吨位仅有

18332

吨。此后，清政府从1875—1894年，已基本完成海军建设的蓝图。在甲午战争前，已建立了包括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海军在内的三支海军舰队。其中，北洋水师的实力最为雄厚，共有铁甲舰二、巡防舰八、蚊船炮六、鱼雷舰六、练习舰二、辅助船四。1886年8月，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等四艘军舰访问长崎，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极大关注。战前西方列强对中日海军力量进行了评估，认为一旦中日开战，中国海军有七成胜算。

三是朝鲜的战略地位特殊。朝鲜历来与中国的东北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朝鲜受到侵略，中国东北门户洞开，所有的屏障将会尽行撤除，清朝的“龙兴”之地——满洲乃至京畿地区将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张謇在《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中就指出“窃惟国家盛京、吉林，皆以朝鲜为屏蔽，是以太宗文皇帝首先勘定，然后专意中原。”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时，张謇随军前往朝鲜。由于认识到朝鲜非同一般的战略地位，加上当时清政府军事实力优于日本，张謇在朝鲜问题上所建议采取的措施也更为主动、积极一些。驻朝清军镇压了这次兵变，同时挫败了日军试图在朝鲜的武装行动的图谋，以军事力量显示了清朝在东亚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政变平息后，清政府在朝鲜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中朝宗藩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显紧密。

然而，到了1900年，庚子事变发生，张謇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在日记中记载的不再是主战的言论，更多地透露出严惩主战派，“请奏请罢斥端、刚，以谢天下”。为了能够尽早结束战端，签订合约，退敌迎銮，张謇不惜劝“端、刚自屈，以全大计”。庚子事变后，后西方列强将刚毅等人列为主要战犯之一，要求清朝政府加以惩处，清政府以其先死，未加以追究，但追夺其原有全部官职。因鹿传霖先前极力主张北上勤王、与西方列强开战，此时当张謇听闻鹿传霖将要进入军机处，不由得暗自紧张，觉得时局可危。

此时的张謇与甲午战争时的张謇在对外态度上已截然不同，如果说甲午战争时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主战，此时则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厌战、主和的态度，只想保得一方平安、早日退敌、平息事端，还政光绪。但得知签订《辛丑条约》后，在日记中也不再大发议论。其在此后的日记中更多的记载是如何忙于大生纱厂的筹款和垦牧公司的建设。

二、张謇对外“战”“和”思想转变的原因

一是传统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始终存在。作为一个传统士绅，张謇从小受到正统儒学的教诲，深受“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从中俄边疆危机的《代夏学政沥陈时事疏》到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时写下的《朝鲜善后六策》，再到甲午战争期间，张謇对于外国势力的入侵都要求坚决予以抗击，保全国土。到了戊戌政变后，光绪被幽禁，1899年，慈禧提出废立之事，张謇代两江总督刘坤一起草奏电表示反对。而当庚子年间，义和团事起后，张謇与维新派人士陈三立等已有“迎銮南下”之议，并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商议退敌迎銮之事。拟将那拉氏和光绪迎到汉口或南京，作为行都，然后再设法强迫那拉氏交出政权。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国将不国。面对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那么越早结束越为有利。如果与洋人议和，还能为日后东山再起赢得喘息之机，正所谓“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

二是对清政府及军队的腐败有切身体会。1900年，清政府向各国宣战，而张謇在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后已然认识到了淮军、湘军的战斗力低下，将领腐败无能。张謇在《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中，历数李历年来对外主和的失误与罪责，甚至于提出要“另简重臣”，撤换李鸿章。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三十日，张謇书所闻四首，反应出当时总兵衙门自头目至散兵，无日不摊扣差使钱，虽总兵拜客轿资皆出自兵。海门千总例解沙布，吕四外委例解荡草，石港、掘港解虾油，白蒲解酱油

。叶落知秋，甲午的战败及张謇对通州驻军腐败的感慨，也让其认识到清政府的军队当年不是弹丸之国日本的对手，时至今日更绝非是美英德法意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劲旅的对手。时人邹代钧亦观察到：“鄂宁虽允保东南，以我观之，都系空言搪塞，幸无蠢动，聊贪天之功耳。设有窃发，不知何以应之，又遑问其举兵讨贼耶？即入卫之兵，亦属乌合，虑其半途散尽，不助匪为虐，则幸甚。可笑已极。”[3]

三是对于义和团的实质有着清醒的认识。义和团虽自称“刀枪不入”，但张謇更多的将其称之为“拳匪”。对于朝廷上下利用义和团对抗各国，张謇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认为此不过痴人说梦。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亦持相同观点，如当年被张之洞派赴日本游学的两湖书院学生黄兴，在致其师黄绍箕的信中，虽信义和团“固犹是忠君爱国之忱”，但言下更多露出不满，谓叹“以一团匪之变，竟致掣动全局，此诚所不能解所不及料也”；相反，他将支撑时局的希望寄托在刘、张等东南大吏身上，谓“回首西瞻，欲东南半壁之持，其惟张香帅刘岘帅乎”，并建议其能“联络各省督抚，肃清内匪，力保外商，便各国之师不入长江一步，则时事庶可为”

四是地方自治及企业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张謇早在进士及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经营乡里”的活动并初见成效。1883年办理通海花、布减捐；1884年提议平粜放赈、议立常乐社仓，筹办滨海渔团，为海门商定增设拔贡；1886年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事业；1888年恢复海门溥善堂；1893年为海门增定学额。1895年大生纱厂创办后，其“经营乡里”的活动逐渐融入了更多的现代内容。张謇此时在南通创办的事业才刚刚起步，广大士绅对他的所作所为还不甚了解，张謇为了实现自身的理想，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张謇在《啬翁自订年谱》中，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四、五、六、七、九月份所记事件均与大生纱厂有关。而此时，北方的战乱客观上为大生纱厂打开了销路。《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云：“庚子四月后拳匪事警，商市不通，五、六月，纱忽壅滞，又一大囧。千方百计，避苏沪纱并占之路，西而南昌、九江，北而徐州、宿迁，请于江督，谋通销法，两月事成而销路已开。”《国闻备乘》：“謇自翁同龢被黜，畏祸不敢入京，外受刘坤一聘，主讲文正书院；内实藉官力经营商业。始办大生纺纱公司，适庚子拳匪肇乱，海舶不至，遂获大利。”

三、余论

“东南互保”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近代史上颇具争议的历史事件之一。对此次事件的评价，有持全盘否定者，亦有褒贬并存者。对于张謇的评价，有人根据张謇在东南互保中的所作所为，将其定义为“卖国”。一般说来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遭到外来侵略，是抵抗还是妥协退让，往往是爱国与卖国的分水岭。一般地说，凡是主张抵抗侵略的，是属于爱国的（1900年清政府对外宣战是个例外，另当别论）

。然而真的可以将清政府对外宣战以及东南互保看做一个特例吗？

首先，纵观中国近代史，我们会发现东南互保还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现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在东南沿海省份引起了恐慌。时任两江总督的何桂清主动派下属去与英、法等国领事联络，要求“粤事应归粤办。上海华夷并无嫌隙，应当照常贸易”。同时何桂清也将此想法向咸丰帝报告，认为在内有太平天国作乱外有英法联军的局面下，上海为清政府的钱粮及漕运中心，应当保持一个稳定的态势。上海一旦开战，清朝势必陷入两面作战，若“夷人”与“长毛”联手，东南局势将不可收拾。他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咸丰帝的批准。由此，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中外战争史的奇观。中国的一部分与英法两国处于战争状态，而另一部分却与英法和平共处、友好往来。

其次，今天的论者，又大多爱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概念来划分清王朝的官员。就当时的情景而言，确实有主战、主和两种声音，但其中某一官员若是因自身所处地位、环境及认知的变化，其对外的态度也从排外主战转变为联外主和。余联沅即是一个例子。1888年（光绪十四年），李鸿章奏请将唐胥铁路由天津展筑至通州，御史余联沅反对尤烈，认为修铁路“害舟车、害田野、害根本、害风俗、害财用，其利不在国不在民，仅在洋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方义和团轰轰烈烈，余联沅正在上海出任沪道，其辖区富甲天下，他还兼管江海关务，尤为肥沃。为确保江浙地区不被战火波及，长江流域的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等出于保护国家元气的考虑，毅然不顾中央政府的作战动员令，与列强接洽“局部和平”，并会订《东南保护条款》九条和《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十款。

再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又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抗日战争等。在这么一个世道面前，前期的士林学子和后来的知识分子群体，为警世计，对历史上一切主张妥协、投降的官员，无不进行猛烈的抨击，对历史上的一切主张抵抗的官员，无不加以热情的褒颂。到了抗战期间，“妥协”即“投降”即“卖国”的模式也被大量运用到了史学领域。于是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认识：“鸦片战争（包括以后的对外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伍；落伍的一方只要坚持抵抗就有可能获胜。清王朝昧于世界大势，无力挽回颓势；但林则徐等人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只要他们的主张得以实施，中国就有救。”

最后，近代以来，清政府的每一场对外战争均以战败告终，为何？因为他们只想报前次战争之仇，却忘记了前次战争之教训。而传统的史学观念和天朝上国的思维，让清政府的官员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所以，当《瀛寰志略》《使西纪程》《日本国志》这样的书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诋毁之后，即被遗忘。甲午战败后，有人感言，《日本国志》如果能早日发表，可以省去我们对日赔款2万万两银子！后有人对此言作过解释：“甲午之役，力劝翁常熟主战者为文廷式、张謇二人，此书若早布，令彼二人见之，必不敢轻于言战，二人不言战，则战机可免，而偿银2万万可省矣。”

晚清的历史表明，清政府从不主动变革，有识之士“事前”提出的变革主张不仅不被采纳反被打压；只有在经过巨大打击、深创巨痛之后，清政府才会被动、勉强变革。甚至连被动的变革都会被拒绝。而“东南互保”是南方各省为保护中国的最大利益，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作出的明智选择，南方各省官员“保中华不保大清”与满清朝廷“保大清不保中华”构成鲜明对比，这是一次中华进步势力对满清腐朽统治的颠覆，对近代中国的发展有巨大的意义：确保了当时南方地区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萌芽，而不是倒退到满清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黑暗状态，南方各省督抚都是留洋学生的最大资助者，为中国的现代化进步和此后的民族革命准备了人才基础。总而言之，“东南互保”确保了中国近代进步发展没有被满清政府所葬送。

参考文献: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第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2][5]

祁龙威:《张謇日记签注选存》，第104页，广陵书社，2007年。

[3][4]

戴海斌：《“上海中外官绅”与“东南互保”》，《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2期。

[6]谢俊美：《张謇与晚晴社会变迁》，《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版》，第23卷第1期。

[7]谢俊美：《东亚世界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8]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