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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为我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謇的实业政治观，是其在实业救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对实业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观念，是张謇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探索张謇的实业政治观，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张謇从状元到资本家的思想演进过程，而且有利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评价张謇。
一、政虚业实，政因业果
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张謇在心灵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和震撼，他在日记中写道：“和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5月，见张之洞等督抚请缓换约力阻和议电及《台民愤抗布告天下之文》，又“为之增愤”。他在为张之洞拟《条陈立国自强疏》中进一步阐明和约之“凶狠”：“其割地驻兵之事，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继而指出日寇居心险恶，扬言“此次和约，意欲使中国五十年之后不能自振，断不能再图报复。”并将中国地图“用五色画界”，指示西洋各国瓜分中国。“封豕长蛇之谋，令人发指！”
面对亡国破家、瓜分豆剖的危险，丁忧在家的张謇心忧如焚，寝食难安。然而，一介寒儒，手无寸柄，深感报国无门。于是，他专访张之洞，与之“竟日长谈”救国之事。十天后，张之洞回访张謇，“留谈商务”及“筹辟海门滨海荒滩”等事。其救亡图强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然而，这些政治活动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有一种“虚”的感觉，“差有寸心堪报谢，由来生计是渔樵”（《寄酬查翼甫同年》），正是这幻灭心态的流露。
1896年4月，张之洞“以中日马关条约有许日人内地设工厂语，谋自设厂。”他希望苏州的陆润庠和通州的张謇“各设公司，集资提倡”。张謇对此建议十分慎重，“余自审寒士，初未敢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今救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暗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牖，责在我辈，屈己下人之谓何？踟躇累日，应焉。”
他“初末敢应”的原因：一是自己是个“寒士”，没有资本设厂；二是知识分子有说空话、自鸣清高、不了解实际的毛病，不宜办实业；三是办实业必然要与官僚和资本家打交道，而官僚往往昏愦而缺乏远见，难以相谋，资本家又机灵而乖戾，难以相处；四是有失士大夫脸面，“屈己下人”算什么呢？那么，为什么他在“踟躇累日”后又答应张之洞的要求呢？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当时救亡图强是时代的要求，是最大的政治。自己设厂以抵制日人设厂，是御侮爱国行为，是救亡图强的需要。严肃的政治动机，鲜明的奋斗目标，促使张謇不顾世俗偏见而义无反顾地走上实业救国之路，并为此感到欣慰和自豪。他在日记中写道：“长与春风约今日，每凭南斗望京华。”“以此为长策，端居耻圣明”。前句写他对恩师翁同龢和光绪皇帝的思念；下句写他找到了“长策”，走上实业救国之路，不会隐居在家，因而对得起圣明的天子。应当指出，张謇兴办实业，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士大夫的“责任”，把兴业作为为国分忧，报答“圣恩”的“长策”，对实业与政治的关系则比较模糊。他认为，“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清政府的官吏是为封建的政治经济服务的。他们对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往往采取排斥和压制的态度。张謇对此十分反感和失望。因而产生“政虚业实”的思想观念，认为与其空谈政治不如脚踏实地办实业。这一思想一直沿续到他东游日本时，把实业、教育作为考察的重点，而避谈政治。直到考察结束，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认识到“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这是一大进步。
二、衣食之原，发达之本
张謇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艰难跋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创办的通州纱厂在“千磨百折，忍侮蒙讥”中奠基兴建，他的实业救国思想进一步充实，他制订的《大生纱厂厂约》明确申述办厂的宗旨：“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他进一步认识到兴办实业与国计民生的关系。然而，一个人前进的脚步常常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正如恩格斯所说：“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
就在通州纱厂“屡蹶屡振之余，可成可败之际”，翰林院敦促丁忧期满的张謇回翰林院销假，并声称“如其与假乖违，合有处分”（如罚俸）。其时张謇难以抽身，只好致电说明情况，请求续假。可是院长并不理会。这令张謇非常气愤，他致函沈曾植明确表态：“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比常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愿益坚，植气弥峻。辄欲以区区之愿力，与二三同志，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而遥。以为士生今日固宜如此。”
张謇以无私无畏的精神顶住了来自其上司的压力，坚定了实业救国为民服务的决心，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士大夫们对其办实业并不认同，好友丁立钧在信中“颇相规切”，似乎弃儒经商有失伦理，以致他在复信中表白自己“言商仍向儒”，虽致力于实业，但“亭林匹夫有责之言，藜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固常闻之而识之矣。凡夫可以鼓新气，祓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事，无不坚牢矢愿奋然为之，以为是天下之大命，吾人之职业也。”
然而这种自我表白正反映了他内心世界的矛盾性，在其轰轰烈烈的实业救国事业的背后，依然完整地保存着一个封建伦理的“王国”，并以之作为衡量是非的准绳，制约着他前进的脚步。张謇认为，中国实业家必须面对来自清政府的各种干扰，“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疑谤之人，有抵拒挠乱之人。消弭捍圉，艰苦尤甚”。同时，还必须排除士大夫传统观念的困扰。1904年1月24日，张謇应汤寿潜之邀抵沪商量汤应否出任两淮盐运使。在场的有张元济、刘桂馨、林蔚生等人，劝汤退者多，袁树勋亦以“盛名难副”为汤忧虑，不劝进。唯有张謇与他们不同，他说：“设二说，请诸君答。力辞朝命，使人主知士大夫有气节，一义也；天下将沦，唯实业、教育有可救亡图存之理，舍实业官不为，设至陆沉之日而相怨，当吾辈当日不一措手，则事已无及，一义也。二说孰长？”
当场无人回应张謇的问题。汤寿潜最后还是“决意辞淮运使”。由此可见张謇胸怀全局，敢于担当的精神；而一般的士大夫连“实业官”都不敢当，更不要说兴办实业了，他们轻视实业的陈腐观念已经达到令人可怕的程度。而张謇的思想境界远高于一般士大夫,他明“大势”顾“大局”，立定脚根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他说：“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实业非有多数之母本不昌”，“其根本在先致力于农工商，必农工商奋兴，而后教育能普及，教育普及，而后民知爱国，练兵乃可得而言也”。他还说：“此躯尚在，有国民当尽之义务，是以冒我缙绅先生之所不韪，从事农工商实业…”他还希望青年学生“须是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道理，人人胸中各自理会；须是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责任，人人肩上各自担起”
。这是多么深邃的思想，多么高尚的情怀！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奋勇攀登。
是年4月，他撰《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一文，阐明实业与政治的关系，以“回敬”那些轻视实业的“缙绅先生”：“舜生侧陋，发于畎亩之中，妻帝女而受帝命，竟尧治水纳麓之功，报尧询事考言之绩，重华协帝，岳牧亮功，朝无震主之臣，野有讴歌之庶。”
他生于农家，三十岁以前是“辛苦憔悴之子”，“三十被举，五十而摄天子，六十一而践帝位，德及异物，功被大宇”
。因此，他是中国古代公认的圣人。他重视实业，认为实业是民众的“衣食之原”：“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正因为如此，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若将耕渔视之为农，陶与作器视之为工，就时视之为商，那么，舜农、工、商三业都做了。在这个基础上，舜“乘时射利”，把老百姓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以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他也众望所归成为部落的领袖，成为人们千古传颂的“圣人”。“若非舜之实业发达，亦未必人人归附如此。”张謇用“实业政治家”舜证明了兴办实业的正确性。同时又明白一条朴素的真理：物质生产永远是第一位的，它是“成王成圣”的根本所在。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
诚然，张謇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没真正懂得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但他的思想已远远越出一般士大夫所达到的高度。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实业政治方面的建树和所成就的业绩也是一般士大夫所无法企及。
三、实业命脉系于政治
民国初年，张謇兴办的实业、教育已见成效，出现“分道并进，渐推渐广”的良好局面。1913年秋天，张謇应袁世凯之邀进入熊希龄为首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出任工商农林部长。他在离通赴京前的一次“公饯会”的答词中声称，此次北行，“并非翻然变更初志，于政界讨生活”，而是“欲举平日所主张者发为政见，以供朝野之采择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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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发表的“政见”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推进他的“棉铁主义”，求实业“发达之方法”：“保护也，奖励也，补助也，改良恶税也，皆当逐一施行。”说白了，就是他作为一个实业家进入政府，必然要排除一切障碍，为实业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11月18日，张謇正式发表了《实业政见宣言书》，提出“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的著名论断，强调政治对实业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决定了实业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他半生从事实业的深切体会。满清王朝政治腐败、官吏对于民间企业不但不给予赞助，反而设置种种障碍，限制工商发展，张謇为之吃足了苦头。因此，张謇于1899年9月特请江宁画家单林绘《厂儆图》四幅，其中《桂杏空心》《水草藏毒》讽刺的就是桂蒿庆、盛宣怀（杏荪）的言而无信和汪树棠、黄穆的暗藏祸心，用以揭露他们在高贵华丽的官服里面隐藏着虚伪、阴险、贪婪的灵魂；以之告诫全厂同仁提高警惕，引以为鉴。张謇在“宣言书”中提出政治是实业的命脉这一主张，目的是要改变前清时期那种政治与实业脱节、官吏与企业家乖违的局面；希望政府官吏在“民国肇建，内乱外患，稠叠
至，借款累累债权四压”的困局面前，重视实业，齐心协力发展经济，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加大政治对实业的赞助力度，切实起到“扶植之、防维之、涵濡而发育之”的作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张謇提出四条“方策”：（1）乞灵于法律，以法律诱掖指导实业，用法律规范保护实业；（2）求助于金融，以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确保市场流转；（3）注意于税则，农工商之政策，惟借税法为操纵，以合理的税收保护工商；（4）致力于奖励，对重点企业给予奖励或补助，为百姓扩生计，为国家增实力。这四条方策既切中时弊又大得民心，对全国的工商业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为此，张謇进一步强调：“政治能趋于轨道，则百事可为；不入正轨，则自今以后，可忧方大。”很不幸，袁世凯政府的政治不可能进入“正轨”，袁氏梦寐以求的是复辟称帝，对张謇的四条“方策”采取敷衍态度。张謇对袁氏的称帝阴谋持反对态度。“筹安会”成立之初，张便找袁“通力劝说，劝他做中国第一人的华盛顿，不要效法法国上断头台的路易。”袁一方面一味否认称帝，另一方面则一意孤行准备称帝。张謇的“实业政见”自然无法推行。在袁世凯“登基”前，张謇便假故离京，从此离开了政治舞台。
张謇的实业政治观是张謇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张謇的实业政治观，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评价张謇。对于这位著名的实业家，许多专家学者都有详尽的论述，但对他的政治理念，政治才干以及他在政治上的诸多作为和贡献讨论得并不充分，对于他的实业政治观念很少涉猎，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个重要侧面。我们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张謇生平经历的赴朝平叛、甲午战争、东南互保、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南北议和，就不难发现他宏大的政治抱负、卓越的政治才干以及他在这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所作的重要建树和对社会的深远影响，称之为政治家并不过分。再说政治与经济（或实业）又不能截然分开，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又服务于经济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实业救国本身既是经济行为，又是政治行为。因此，只有将研究张謇的实业成就与研究张謇的政治思想统一起来，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张謇，更正确地评价张謇。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张謇的实业政治观，是深入研究张謇的一个突破口。探讨张謇的实业政治观，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张謇从状元到资本家的思想演进过程。张謇的实业政治观有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反映张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实业、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具有鲜明的个性。张謇受儒家文化习染颇深，他吸收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受到封建文化毒素的纠缠，他以士大夫的自尊，又以从事商业而自鄙，总有一种“舍身喂虎”的悲哀。可见他是背着因袭的重担走上实业救国之路。他从事实业之初，把实业看作御侮救亡，忠君爱国，保种惠民的抓手，他说：“下走本是寒素，向于工商实业，未尝学问，但以中国国势日弱，外侮日加，寸心不死，投身实业界中，稍尽心力，冀得沟通商学两界，借立中国真实自强之基础。”所谓“自谋设厂，抵制外洋”之类的观点脱离实际，中国的大门早就被“外洋”的大炮轰开了，“条约”已订，凭几个人设厂就能抵制日本人来办厂么？但兴办实业符合时代潮流，无可厚非。随着实业的发展壮大，张謇才真正看到实业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实业既是人民的“衣食之原”又是圣人的政治之基。他撰《记论舜是实业政治家》既是对那些轻视实业的同僚的“回敬”，实业“义兼本末”，“未尝有所轩轾”。圣人兴实业，我亦兴实业有何不可呢？舜是由实业而起的政治家，我为什么不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呢？这对张謇来说，是思想上的一次“解放”，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民国以后，张謇俨然以资本家的身份加入熊希龄内阁，他决定运用手中的权力，通过政治手段保护和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反映张謇自觉地使政治为经济服务的观念，显示张謇的实业政治观已达到新的高度。可见他的《实业政见宣言书》实际上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宣言书；“宣言书”中的四条“方策”就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四大政策。然而，袁世凯的复辟称帝，使张謇的美梦化为泡影，中国脆弱的资本主义又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
参考文献：
[1]李明勋、尤世伟:《张謇全集》第1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李明勋、尤世伟:《张謇全集》第101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3]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4]李明勋、尤世伟:《张謇全集》第8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5]李明勋、尤世伟:《张謇全集》第8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6]李明勋、尤世伟:《张謇全集》第57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7]李明勋、尤世伟:《张謇全集》第7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8]李明勋、尤世伟:《张謇全集》第26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9]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李明勋、尤世伟:《张謇全集》第25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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