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謇诗歌中看翁张交往与立宪追求

张贤

在那内忧外患，大厦将倾的时代，“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连一向被天朝蔑视的岛国日本也足以将大清打得落花流水，这对相差二十三岁的同乡——翁同龢与张謇，在国家危难中相识于人海，对彼此学养、品格、能力的认同与尊重，他们身上相似的匡时济世的忧患意识、学以致用的责任感、务实开拓的行事风格，足以在不多的相处中令他们以彼此为同调之人，加之翁同龢对人才的爱惜以及他对为朝廷延揽人才的热心，使得他们之间得以建立起情谊深厚的师生情，志同道合的战友谊。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主持科举的翁同龢一心想取张謇的卷子，然而科举制度的严密，即令主试也难于作弊，任意提拔自己中意的考生。翁同龢几番苦苦寻觅终于还是错选了别人的试卷，发现选错，翁竟“为之垂泣”。这已经是翁同龢第二次错选他人。张謇在日记中感叹“乙丑为无锡孙叔和所冒，今又为武进人冒顶，可谓与常州人有缘。自顾何人，屡以文字，福及侪辈，惭悚无地，抑亦可以安命矣。”随后翁同龢挽留张謇管理国子监南学，张謇坚辞未就，离别时写《奉呈常熟尚书四首》，这四首诗的重要价值不仅体现在全面回顾二人交往的经过，表达他对翁同龢历年来给予的赏识、荐拔的感激；更在于字里行间张謇袒露自身高尚的品行与坚守的志向；叙说他在国事的混乱，官场的黑暗中的选择。不仅帮助后人获得更多关于二人交往的信息，也深入张謇的内心，看到他内心深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士人坚持。

张謇在第一首诗里用欧阳修与苏东坡、韩愈与李翊比喻翁同龢对自己的赏识与提携。“东坡初出门，独向欧阳子。昌黎掖后进，拳拳在张李。”语言与思维是同一事物，或者，是同一事物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彼此间存在着必然的依存关系——即没有语言的思维和没有思维的语言都是不存在的。比日常语言更复杂、具有表现力的文字语言可以充分的展示出一个人思维发展水平，文如其人，在道德感情上未必尽然，但是在智力与学养上一般是一致的。在交通、通信不发达的传统社会，文字是士人们结识、交流的主要方式与平台。“当代心理学家对以前考试制度曾作研究，认为八股文的考试方法多少是一种智力测验，而不止是记忆测验与知识测验。”

张謇“发挥新意，熔铸伟辞”的文字使他如同苏轼一样获得了当时文坛领袖的看重。早在光绪五年（1879年），张謇在五月的科试、优行试和八月总督、江苏巡抚、学政三院举行的优行生试中，均名列第一。主考是翁同龢在毓庆宫的同值夏同善，经过夏同善的介绍，“攀𬯀犹及公，州郡忝乡里。”素来爱才惜才的翁同龢对他的这个才气纵横的同乡有了最初的印象。

1882年，张謇在协助吴长庆平定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后，撰写了《壬午东征事略》《乘时规复流虬策》《朝鲜善后六策》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尤以《朝鲜善后六策》对加强我国国力、改进朝鲜政治、预防日本侵略三方面作了详尽的叙述和具体的建议，虽被李鸿章斥为“多事”未转呈朝廷，却为张謇赢得了翁同龢、潘祖荫等清流的重视和赞赏。此时的张謇虽仍是一名处江湖之远的布衣幕僚，而翁同龢则是居庙堂之高的肱股大臣，文字、才学、政见上的惺惺相惜，再加上同乡这一天然联系，翁同龢每次给吴长庆写信的时候都会在信末询问张謇的情况，“十年辽海军，苦辛狎泥滓。公与幕府牋，问讯辄书尾。”在张謇入京考试时，翁同龢一再对张謇枉顾、诤言馈银、谋差、大力提携。翁同龢在平常人看来屈尊降贵的行为中体现出他爱才之心的真诚。然而张謇面对“侍经幄，践枢要”的帝师的问候与关照，虽然感动却能不失分寸坚守本分，也足见其士人的傲骨。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为翁同龢所写的《常熟尚书六十寿序》中有“值公六十之寿，凡同时着录门下者，属为之文以为公庆。謇濩落之人，何足比数，顾辱公知甚深，操笔而进”

，可知在那之前张翁二人已经不仅是同乡而是关系更为紧密的师生关系。尽管二人关系密切，相知甚深，“古人慎所缘，身名托终始。”张謇仍以一些人看来近乎迂腐的方式坚持着他的坚持，“人之立身行己，当使本末校然，岂可苟简。”翁同龢为他提供国子监南学的职位，确实出于一番好意，对正处于困顿中的张謇而言亦是及时雨，可即令在泥泞中也仍坚持高洁品行、立身出处的张謇却只能选择拒绝。最让张謇感动的不仅是翁公的美意，更在于翁公理解张謇的选择。“常熟师谓我固知子必不就也。徇诸生之请，重以意园之说，故令斌孙一诣，不就至佳，今亦非劝人仕进之时也。”“师真知我。”

他感激翁同龢对他的看重。“知公大雅人，等闲不足拟。忧患能知几，恂栗斯有斐。”张謇与翁同龢不仅在政治理念上一致，在人生的理念上他们亦是知己，在种种忧患、艰辛中他们行进在完善自身“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君子品格的旅程中。

《奉呈常熟尚书四首》其二就是张謇对自己践行儒家理想的前半生的总结。翁同龢在与张謇会谈时“为谈身世，涕泗横流”，张謇在诗中向翁公叙述自己艰辛的少年时光和他向来引以为傲的严正朴实的家风“少小盛气志，颇亦羞群狙。家世服农亩，不眩车轮朱。上禀二人训，下规千载图。”此诗第三四联飞扬着澎湃的宇宙意识：

“江河绝东写，日月骎西徂。中间气振荡，万物飞蓬俱。”

当是时六十五岁的翁同龢主计军国，贵为帝师；四十岁的张謇一介白丁，人海奔走，促使翁同龢一再对张謇眷顾、馈银、谋差、大力提携。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天下、万民、道义的重担放在心中的二人能够感受到彼此心中责任的沉重。

张謇致翁同龢的第三首诗里蕴含的情感真挚而复杂，其三：

“寸志不可遂，万事皆尘埃。犹是中国民，帝京时一来。

昔岁荷推举，冥冥如天开。公今再荐士，隔绝中路霾。

由来得丧际，出入材不材。公心照四海，涕泗生枯荄。

不遇故细事，缠绵恻中怀。丈夫尚思报，所报安恃哉。”

张謇希望能有机会践行自己的理念，这是他人生价值的所在。寸在志前言其小，事在万后言其多，诗人方寸间的志的重量竟使天地间一切功名富贵如浮云尘埃。张謇研究专家章开沅认为张謇拒绝从军时的保举，乙丑、庚寅众人的捐纳，是讲究操守的士大夫们的矜持

，然而珍爱名誉如同生命，在众多诱惑面前坚持清风傲骨这本身就是士人们践志的一种方式。

从昔到今，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们几次携手奖掖张謇，帮他在三十二岁那年以“南元”这一荣耀的名次取中举人。张謇回忆起那段光辉岁月“冥冥如天开”似乎仍能感受到那时的喜悦。可是八年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已经让张謇对科举厌倦乃至绝望，一方面他已认命，觉得自己就是没有中状元的命。另一方面进入不惑之年的张謇不愿意再把时间浪费在考场。“于是会试四次，合戊辰以后，计凡大小试百九十日在场屋之中矣。前己丑既不中于潘师，而今之见放又值常熟师主试，可以悟命矣。”

因为认命反生出豁达，“由来得丧际，出入材不材”似乎沾染了几分庄子在才与不才之间苟全于乱世的无奈。

然而士人当进亦忧退亦忧，张謇感怀翁同龢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公心照四海，涕泗生枯荄。”翁公对自己的提拔正是出于他对天下四海的关爱，可是这样的知遇大恩张謇怎能不思回报，可是又能拿什么回报呢，这让张謇深感惭愧。

张謇在第四首诗里再一次肯定翁同龢与他之间这份真挚的君子之交在他生命中的意义。其四：

昏昏九衢尘，有官未云乐。腾腾万人海，机利迸锋锷。

独念平生交，肺腑相煦燠。驱车出国门，连朝辄心恶。

况与夫子亲，眷睐重邱岳。八年四回别，此别非畴若。

才钝语易枝，戚均虑无堮。江乡有闲田，先归料鉏镢。

一二两联是久历幕府，领略过政坛风云的张謇对官场和人间的感触，一混混噩噩尘埃四起，一闹闹腾腾机关算尽，都足以让人心灰意冷。多亏还有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知交好友能相互鼓励相互温暖。翁同龢不但是这样的知己，更是不断给予重于泰山眷顾恩情的老师。此时张謇心中已经有了彻底放弃科举的念头，“年又四十矣，父母必怜之，其不可已乎?乃尽摒试具。”

连参加科举的考具都一股脑扔了。“八年四回别，此别非畴若。”这一联不仅是伤感之语，也是决绝之语，八年间张謇四次会试铩羽黯然离去，这一次拜别翁公与前几次都不同，这次回去他将归隐田园。最后一联中一个“先”字又一次体现出张翁二人相知之深。张謇在与翁公拜别时就曾以“城南尾巷流布之言，臣子不忍终闻之事”提醒翁同龢“早自为地”。翁同龢答曰：“吾方念之。若圣恩放归，秋冬之际，当相见于江南烟水之间。”

这时在诗里再次提及“江乡有闲田，先归料鉏镢。”在张謇看来做官不过是士人们实现道德理想的手段，若这手段与目的发生矛盾的话随时可以放弃，在庞大肮脏的“势”的压迫下，回归独立自主的道德世界，共同走向“内圣”的道路，翁张二人的约定——归隐江南携手同耕，蕴含着士人们坚持独立人格的桃园梦境，而这回张謇要先行一步。

在张謇以诗呈翁同龢既而毅然返乡的七年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也是在天子脚下他以一首诗奉送翁同龢返乡，他们七年前在诗中定下的烟水江南携手共耕的约定被险恶多变的政治风潮促成。这七年间无论是中国的内政外交还是他们自己的人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光绪二十年，张謇因父命难违进京参加因慈禧六十大寿举行的恩科考试，张謇迟迟而行，试具也是杂借友人，然而世事难料，张謇这回顺利考中贡士，在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后直接送给他，翁评阅后，得出“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的评语。

因翁同龢的竭力荐举，张謇终于一甲一名状元及第，从江湖走上庙堂。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夜，张謇入京任职正式成为朝廷中清流的一员，成为与翁同龢并肩战斗的战友。在战局严重恶化的时刻，张謇因父亲突然病逝匆匆离开纷乱的朝廷，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984年）无论对中国还是张謇都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洋务派二十年的努力付诸东流，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兴起。张謇便于此时回京销假，一度参与了变法的有关活动，并向翁提出具体的革新建议，如《农工商标本急策》《代拟请留各省股款振兴农工商务折》以及为即将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代拟办法等。

四月二十七日，变法开始三天后翁同龢接到他开缺回籍的谕令。张謇感到既惊且忧“朝局至是将大变，外患亦将日亟矣”。张謇担心翁同龢将有杀身之祸，四月三十日，张謇“引朱子答廖子晦语劝公（翁）速行。”这首《奉送松禅老人归虞山》就是写于这样山雨欲来的时刻。

兰陵旧望汉廷尊，保傅艰危海内论。潜绝孤怀成众谤，去将微罪报殊恩。

青山居士初裁服，白发中书未有园。烟水江南好相见，七年前约故应温。

翁同龢支持维新变法又反对操之过急，既为后党所忌恨，又触动光绪帝

，此诗的三四句写的正是此时翁同龢的危险处境，如履薄冰，腹背受敌。张謇劝慰老师虽然因为翁一直忙于国政家中连养老的园子都没有，可如今白发中书就要转变身份成为青山居士，要在美丽的自然中，去过孔子都推崇的生活“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在烟水江南中进入超然自得的人生境界，上次是张謇先回，这次是翁公早归，七年风雨而今罢官同归也并非坏事。

七月四日，张謇写诗《呈松禅老人》寄翁同龢以慰问，“楼台无地相公归，借住三峰接翠微。济胜客输腰脚健，忧时僧识髩毛非。尚湖鱼鸟堪寻侣，大泽龙蛇未息机。正可斋心观物变，蒲团饱吃北山薇。”劝慰老师以静观世态的出世之心在山水鱼鸟间寻求心灵的平静，保持身体健康。张謇真挚的关心与问候，对正惶惶不可终日、随时等待下一步的灾祸的翁同龢而言，应是珍贵的精神支持。戊戌变法终成百日维新，随着六君子人头落地而终结；翁同龢也接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命令，随即被“削籍编管”。

翁同龢身处险境，张謇尽所能地给予鼓励和安慰，时常送去药物，酒食，金钱等物资。翁同龢回信中曾说，“悠悠四海，唯真相知者知我空乏耳。”

在翁同龢心中张謇就是这样一个万两黄金也难买的真正知己，在信中每每称张謇为季直贤友，无论是之前得意时，还是此刻失意时，他们交流的内容虽然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可是他们对待彼此的态度却一直未变。

翁同龢托使者带回他为《张季子荷锄图》的题画诗：“平生张季子，忠孝本诗书。每饭常忧国，无言亦起予。才高嘎缜密，志远转迂疏。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敬重、欣赏之情跃然纸上。翁同龢自觉年老体弱已经难以再有作为，他将这沉重的期望放在张謇身上。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二十日，张謇派人往常熟翁同龢处，送去《东游日记》、银200元、稻米、鱼干、百合等，并书信一封。翁师阅《东游日记》后盛赞其“凡所咨度，步步踏实”，并嘱“所记皆综其大端而切要，可仿者其凿井、牧牛二事乎。”他们希望通过推广日本宪法观念，逐步促进中国的宪政改革。

从1898年翁同龢开缺回籍至1904年去世前夕的七年中，张謇曾三次专程到常熟看他。张謇最后一次看望时，翁同龢已经重病在身，“仍惓惓于旧恩”。两次谈话均“颇及宪法”，张謇在与赵凤昌通信时谈及刚刚去世的恩师对宪法的看法，“老人极赞，亦以非此不可救亡也。”

[10]

翁同龢望张謇将《宪法义解》速为传播。张謇没料到三天后翁同龢在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夜无疾而终，他在日记里悲痛地写道：“追维风义，岂胜怆痛！铭志之属若预言之。因念有师友风义者，至此而师尽。”

[11]

二十六日，张謇得翁宅讣告，告以翁同龢临终遗命以自挽联属书，又令草遗疏。联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翁同龢临死前仍牵挂的“道”指的是什么呢，是否是他与张謇正密切关注的宪法？翁同龢去世后数日内张謇连致三函催促赵凤昌，询《宪法义解》等书“印成否？应早成矣。”第二函内特别提及“印书必望速成、速布、速进，并望以百本即见寄”，因为翁同龢遗疏中“有此语，是病榻所谈，此老毕竟有心。”翁同龢是否在死前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救国安民的秘方？从今以后他再也不用担心受到政敌们诽谤和迫害了，弘道的大业就是后人的责任了。他临死前叮嘱子孙要将书写这幅自作挽联的任务交给张謇，是因为欣赏张謇的字好么，还是因为这为民弘道、为国立宪的大任唯有张謇才能扛起？

宣统三年（1911）正月张謇到北京请愿立宪，特意到北京东单二条胡同的翁同龢故居却发现人事皆非：

乌衣不复谢家堂，马粪还传旧时王。八表风尘催日月，十年诗友入沧桑。

只因元亮当疏传，安问尚书况太常？说与危巢新燕子，落花衔罢已斜阳。

京城中卖水引浆者依然如故，翁尚书的宅子却已成城东邮局。清朝此时已经是危如累卵，这危巢里却飞来了新燕子，这燕子衔着落花望着一点点沉下去的夕阳。这新燕能否力挽狂澜拯救即将崩溃的清政府？虽是危巢，毕竟新燕，张謇那时心中仍抱有希望。大清朝“复不更事，举措乖张，终至全国为之解体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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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拼命地敲着自己的丧钟，1911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历时2132年的帝制宣告结束。新诞生的民国能否实现张謇的宪政理想呢？

张謇在民国十年正月初八携翁同龢的从孙一同拜谒翁师的墓地，此时翁同龢已经去世十七年了，“云雷黪黩几乾坤，十七年来此墓门。”翁同龢的荣誉终于得到恢复，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继位后追封翁同龢谥号文恭，“有地尚容埋骨便，何天更带易名恩。”师生二人床前长谈的宪法之梦却仍遥遥无期。“诸人宁共陶潜感，九辩惟招正则魂。拜罢石台思侍箦，松风湖石故清温。”

十七年中，张謇作为立宪派的领袖曾经为促使清政府立宪改革不懈奔走，在革命席卷大江南北后利用自己的名誉与地位促成南北合议，在民国成立后又大力推动立法“夫国必有法，有法必治”。张謇没能实现翁师的嘱托黯然回到故乡，从此一心扑在他的理想国上，“立宪基础，首在地方自治”，他要把南通建设成为模范县进而推向全国。借助当局由上至下的宪政改革之路被封，他就开拓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张謇愿用“此后之皮骨心血，当为世界牺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虞山祭拜翁同龢后第九天，生病的张謇在“夜中枕上成虞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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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山谒松禅师墓》（民国十年正月十九日）

淹回积岁心，一决向虞麓。晨暾彻郭西，寒翠散岩壑。

夹道坟几何？鸽峰注吾瞩。停舆入墓庐，空庭冷花竹。

亟趋墓前拜，眦楚泪频蓄。凄惶病榻语，万古重邱岳。

抵死保傅衷，都忘编管辱。尊驺贡大义，凝欷手牢握。

宁知三日别，侍坐更不续。期许敢或忘？文字尚负托。

平心感遇处，一一缭心曲。缅想立朝姿，松风凛犹谡。

九原石台前，随武不可作。

张謇谒墓当天在日记中写道：“自光绪三十年别师病榻，师死仅来一吊，未能会葬，心常耿耿，屡发心而未有便，无因一拜师墓，今兹之谒，不胜悲忾！”

这次虞山拜谒老师是心中搁置了很久的心愿，越拖就越觉得愧疚。六十九岁的张謇跪拜在恩师的墓前，眼泪顺着胡须流下来。张謇珍惜恩师遗留的一切物品，看到恩师闱中的墨桂图，回忆起那些师生相处的日子“短牋澹墨著秋飔，想见风帘拂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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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画时恩师细致的点评让人如沐春风；他还将翁师生前豢养的白鹤请进博物苑，特意盖了鹤室让双鹤栖止，后来这曾陪伴过翁师的双鹤死了，他写了一首名为《吊鹤》的长诗，“饮清而鸣高，曾伴松禅栖。”爱屋及乌，师生情谊真挚感人。

湘军大将朱鸿章，曾经把通州珠媚园的一批太湖石赠给翁同龢，被翁同龢拒绝。朱鸿章无颜运回，扔在了福山江边。就连这因翁公拒绝被弃置的太湖石张謇都特意托人取回一块，放置在自己的博物苑里，并写了一篇《美人石记》镌刻在石头上，颂扬恩师的方正与清廉。

为了使翁师能够得到长久的纪念，张謇对翁师故居的修缮考虑得更为周详，如一定要立足于长远，木材坏的、薄的必须更换；楼基要离地二尺，使地板下通风；两小阁之间循南墙建一走廊，既可避雨，又可遮阳；对翁师留下的物品要很好地加以保管和陈列……张謇先寄上500元，希望翁家子孙能按规去做，他会继续寄钱帮助维持。

常熟虞山与南通五山（狼山、军山、剑山、马鞍山、黄泥山）隔江相望，1924年张謇在长江边马鞍山东岭兴建“虞楼”，虞楼有张謇一篇题跋：“归筑斯楼，时一登眺，悲人海之波潮，感师门之风义，殆不知涕之何从也，名虞楼以永之，亦以示后之子孙。”张謇思念翁师的时候就会登此楼，在他矛盾彷徨的时候，他也会来此寻求支持，“为瞻虞墓宿虞楼，江雾江风一片愁。”面对不断变化的局势，一个真正的儒者应该怎样选择才是最正确的。南望虞山翁同龢墓地所在的位置是否就能得到翁师的指示。

锡自何年卓？凌空锡不还。宏兹立锥地，常对隔江山。

西崦林须转，东峰石可攀。松风终日好，招我翠微间。

翁同龢用自己一生的坚持成为一代帝师，士人领袖，那松风阵阵间沉睡的是如松柏般坚毅如清风般高洁的灵魂，那个地方因而成为张謇心仪之地。此诗最后两句表达的不仅是学生对老师的怀念，更是一个坚定的士人对自己人生理想的确认，是后来者对前行者的敬仰与跟随。

（作者系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会员、海门市历史学会会员，复旦大学文学院博士）

参考文献：

[1][14]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五卷）》第452页、第138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

[2]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五卷（艺文上）第33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5][6][11][12][13]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第338页、第336页、第851页、第530页、第872页、第76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28页，中华书局，1986年。

[7]张謇：《柳西草堂日记》第165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8]《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戊戌变法》（四），第245—246页，张孝若认为翁同龢被罢官是因为，“恭王一死，小人渐渐出头擅起权来，在太后那一方面，就要排斥翁公，使帝党孤立;在帝这一方面，此时已怀了变政的决心，觉得翁公过于持重，常常掣他的肘，心上也不愿意。所以太后既要去翁，他也无可无不可。”

[9][10]张謇：《张謇存稿》第675页、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