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家史与家族沧桑

丁文编录

据父亲讲，我们家祖居山东登州府蓬莱县，因祖上做官迁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靠近海边的一个小村庄，小地名叫皮子窝。祖上是晚清时期的一名进士，官至金复州州官。后来因获罪而被削职为民，从此家道衰落，到了我太爷这一代家产耗尽，只能靠给大户人家扛活维持生计了。

我的太爷在本支中排行老大，按照族谱排列是“元”字辈，亲兄弟五人。太爷名叫丁发元，其余几位太爷依次叫丁福元、丁生元、丁财元、丁茂元。取“发福生财”、“财源茂盛”之意。可见，到了我太爷这一代已经不求做官只求发财了。可是，时值晚清，政治腐败，世道慌乱，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本本分分的农民哪里还有财可发？

皮子窝临山靠海，地少人多，太爷们尽管个个勤劳节俭，成年累月给人家扛活也很难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兄弟五人中除了太爷本人成家以外，其余几位虽然已到成婚年龄却因为家里穷而无钱娶亲。

为生活所迫，太爷们不得不离乡背井另寻出路。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九零零年），太爷带领其四个弟弟、太奶和我八岁的爷爷、还有二爷离开了金州皮子窝，挑担背包，一路逃荒，越沈阳，过长春，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一千余里，最后落脚吉林省农安县永安乡新民村二青山屯。

关东是满洲先民的发祥地，清朝初年严禁关内汉人流入。所以，东北三省特别是吉黑两省直到晚清时期还是地旷人稀。当时，相当多的山东人为生活所迫冒险闯关东，使吉林和黑龙江大片良田得到开发。在北大荒富得流油，人人都能发财的诱惑下，使得更多的关内汉人还有先期到达辽宁的汉人陆续北迁。

太爷的岳父姓李，也因生活所迫于前几年先期从金州逃荒来到二青山屯。太爷们就是投奔李家来的。还好，在李家的帮助下有了落脚之处，家很快安顿下来。

这里虽然荒地很多，也并非随便开垦，太爷们照样没有自己的土地耕种，仍然给大户人家扛活。但是，这里毕竟地多人少，劳动力缺乏，外出找活干也较皮子窝容易些。五位太爷同时扛活，个个勤奋能干，家庭生活逐渐有所好转。不久，五太爷也成了家，另外三位太爷终因已错过成家年龄而一直未娶。

五太爷成家以后，为了生活方便，太爷们决定把家分开，太爷和二太爷、三太爷为一股，四太爷和五太爷为另一股。后来，四太爷、五太爷这一股几经辗转迁到了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乌兰图嘎镇大五间房村。直到现在五太爷的后人仍居住在大五间房村。

大约在1945年春，金州老家一位和我太爷同辈的族人来到二青山探视，知道我们家因遭变故，日子过得很苦，非常同情，曾答应帮助我们返回金州，终因难度太大未能如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父亲的表弟还在金州给父亲写过信，寄过东西。一九九零年，大哥家的侄子“回”到大连读大学，之后留在大连工作。二零零六年，大哥大嫂在侄子家住过一个多月，期间去过金州寻根。没想到他们非常顺利地在金州区杏树屯镇猴儿石村找到了尚健在的父亲的表弟石化令，表妹石春兰，一些传说也得到了证实。

来到二青山屯以后，经过几年的拼搏，家里生活状况虽有了好转但却始终富裕不起来。这时，太爷们才意识到靠给人家扛活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财的。所以就决定共同扛活挣钱，集中财力供我的爷爷读书，希望我的爷爷将来能够出人头地，改变丁家命运。

爷爷名叫丁玉之，生于一八九二年，按族谱排列是“之”字辈。爷爷小时候开始在邻村私塾读书，后来又考入农安县官办学校学习。爷爷头脑聪明，学习用功，成绩十分优秀。当时科举考试制度已经废止，爷爷并未参加过乡试，但是人们还都愿意叫他丁秀才。爷爷学成归来，在本村办起了私塾。很快，爷爷由“丁秀才”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丁先生，就连附近很多富家子弟都来拜师读书。

这时清王朝已经灭亡，中华民国刚刚建立。当时政府为了鼓励办学，允许私塾开辟学田地，并有一些优惠政策，以田助学。太爷们奔波大半辈子连做梦都想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于是很快就开垦了一块学田地。谁能想到，正是因为这块学田地给我的爷爷带来了灭顶之灾。

当时，二青山屯有一张姓大户人家，户主外号叫张老道，是远近闻名的一霸。张老道在附近村屯通过各种手段圈占了大批土地，逐渐将爷爷的学田地也圈到他家的地群中间。开始，张家找爷爷要以极低的价格收购，爷爷不肯，后来张家就想强行霸占。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春，张家终以学田地在张家地群以内应属张家为由强行耕种了这块学田地。

爷爷忍无可忍，只好去农安县告状。张家自感理亏，就在家里策划如何应对。最后通过中间人联络以请客和解的名义将几位太爷“请”到家里，好酒好菜“招待”，花言巧语哄骗。由于太爷们贪酒，个个喝醉，张家趁机胁迫太爷们在事先准备好的土地买卖契约上画了押。

三天以后，爷爷骑马从农安回来，满以为胜诉在握。当听到太爷们上当受骗，知道胜诉无望，一股急火攻心，当即昏厥过去，后来在大家的急救下爷爷才渐渐苏醒。爷爷苏醒过来以后尚不能言语，就示意家人拿来纸笔，此时爷爷已手无握笔之力，在学生周子风帮助握腕的情况下勉强写了两份状纸，后一份状纸写到最后时字迹模糊，已无法辨认。又在爷爷的示意下，家人将其中一份状纸叠好揣入爷爷怀中，将另一份状纸在屯中土地庙前火化。此事办完后爷爷便气绝身亡。

事情很快传到张家，张家刹时一片慌乱。本来张老道正在庆幸自己阴谋得逞，邀人在家里喝酒饮茶，当听到这个消息，茶杯当即从手中脱落，摔了个粉碎，说了一声：“不好，我被丁先生在阴间告了，我得马上去阎王爷那里过堂。”说完，一口气没上来就一命呜呼了。张老道唯一的过继儿子当即精神失常，后来得了一种怪病，半年后不治而死。

此事在当地影响很大很广。本来，张老道和他儿子的死是一种偶然现象，也不存在阴间和阎王爷之事，但是，当时人们却信以为真。有的人说丁先生就是了不起，在阳间打不赢的官司在阴间打赢了。也有的人说是张老道父子作损，现事现报，阎王爷主持公道替丁家报了仇。总之，当地人对爷爷的遭遇都很同情，几十年后还有人相传丁先生在阎王爷那里告死张老道父子的故事。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家住农安县永安乡苏吉良村的一位八十多岁的赵姓亲属到我们家串门，向我们讲起了六十年前家乡丁先生告死张老道父子的陈年往事，他讲完之后才知道丁先生就是我的爷爷，自觉得有点班门弄斧。

张老道父子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可是却给我们丁家带来了巨大灾难。是年，爷爷二十六岁，奶奶二十三岁，父亲还不足周岁。爷爷正值青春年少，正可以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却遭此变故，抛下奶奶和父亲这孤儿寡母，其辛酸和困苦是可想而知了。

后来，太爷和太奶过世，二爷成家后分家另过。多亏二太爷和三太爷继续留在我们这一股，帮助我的奶奶照顾我年幼的父亲。不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奶奶和父亲是不可能有活路的。

我的父亲名叫丁继孔，生于农历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按族谱排列应该是“吉”字辈。爷爷希望父亲长大以后，能够继承他的事业，把孔子开创的教育事业世代传承，特将“吉”字改为“继”字。结果，由于爷爷早逝，父亲书也没念成。太爷们和奶奶都认为爷爷的死是读书造成的。他们认为，爷爷如果不读书就不会有学田地风波，没有学田地之事爷爷也不会遭此劫难，所以再也不想让父亲读书了。

这种逻辑推理给父亲一生带来了不幸。当父亲十岁的时候，两位太爷就带领父亲给大户人家扛活，希望父亲一生老老实实务农，再也不要闹出学田地风波之类的事来。受太爷们和奶奶的影响，父亲一生胆小怕事。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帝国，东北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当时我们家是由两位年事已高的太爷、体弱多病的奶奶还有尚未成年的父亲组成，生活更是苦不堪言，虽然两位太爷和父亲常年在外扛活，生活仍然难以为继。

一九三三年，父亲和母亲结婚。母亲叫宋淑华，生于公历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大父亲两岁。母亲的遭遇和父亲相似，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在叔父家长大。母亲的叔叔家也是靠扛活为生，生活很困苦，但是艰苦的环境造就了母亲坚强的性格。当时，奶奶三十八岁，已重病在身，生活很难自理，两位太爷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也需要别人照料。母亲结婚以后，家里的大事小情基本都由母亲打理。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两年之内我的两位太爷相继过世。一九四三年，奶奶四十八岁也因忧伤操劳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伪满洲国灭亡，国民党占领了农安。那时的农安社会治安十分混乱，土匪横行，人民整日生活在惊恐之中。我们家所在的二青山屯也很不太平。屯中住着一位叫 桂德君的人，什么坏事都干，常与土匪勾结，祸害乡里。

有一天，桂德君来到我们家“串门”，东诌西扯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母亲对这位不速之客怀有高度戒备。当桂走后母亲就和父亲说：“桂德君从来不到咱家来，今天突然来了，说话时眼睛直盯着咱们炕上那几件衣服，肯定是为胡子（即土匪）牵线的，咱们应该做好准备。”父亲根本不相信母亲的判断也不肯帮忙。母亲只好自己动手在屋内挖了一个地窖，把几件衣服和一些值钱的东西藏好，然后又在地窖上面茓上一囤粮食。

事情办完已是深夜，妈妈刚躺下睡觉就听到外面一阵急促的砸门声和喊话声，有人边砸门边喊：“上亮子（胡子黑话，意思是点灯），上亮子，开门，开门！”深更半夜，令人恐怖。听声音是两个人，果然胡子来了。在胡子一再催逼下母亲只好把门打开。

父亲胆子小，听到砸门声吓得不行，母亲就让父亲从后窗躲了出去，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我七岁的姐姐、两岁的哥哥。两个胡子进屋以后用枪口对着母亲胸口，咔吧咔吧直掰枪栓，逼迫母亲把衣服和值钱的东西交出来。母亲面不改色，沉着应对，始终不承认有什么东西藏起来。胡子闹腾了好一阵也没把母亲吓倒，就自己在屋里屋外乱翻了一通，最后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找到只好离开了。

第二天，母亲找到桂德君进行质问，桂德君百般抵赖。但是母亲意识到桂德君早晚还会报复，决定搬家。尽管父亲当时不同意，在母亲的坚决主张下，于一九四五年秋冬之际，我们家由二青山屯搬到同村的于洪波屯。于洪波屯是母亲的出生地，当时，母亲的叔父和母亲的母亲仍住在于洪波屯，这样互相也能有个照应。

我们家搬走以后，二青山屯一直不消停，胡子经常光顾，多家被抢。特别是第二年（一九四六年）夏天，二青山屯得了霍利拉传染病，屯中死了很多人。此病传染特别快，有的人上午还为别人送葬下午自己就死了。“霍利拉”是日语，即霍乱。据说这场瘟疫就是由于日本关东军撤退前搞细菌试验失控造成的。

由于母亲正确决断使丁家我们这一股躲过一劫。可是我二爷那一股却没能幸免，二爷和二爷家的大叔染上了瘟疫而死。后来，我二爷家的二叔成家后也迁出了二青山屯，搬到了农安县永安乡艾蒿塘村居住，直到现在二爷家的后人仍有几股仍未离开艾蒿塘村。二青山屯是丁家从辽宁逃荒来吉林的落脚之地，历经半个世纪，至此，丁家几股全部迁出了二青山。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败退，农安解放。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县农村很快进行了土地改革，各村相继成立了翻身会、贫协会。在县工作队的指导下对各家的土地、房屋等财产进行登记调查，并根据占有财产状况，特别是解放前三年以来占有土地状况进行阶级成分划分。

我的两位太爷晚年失去了劳动能力，就将多年扛活积攒下的血汗钱拿出来，买了几垧薄地，准备留给我的父亲耕种。可是由于父亲过早地参加重体力劳动，年纪轻轻就得了伤力病，一干点重活就大口大口地吐血。两位太爷过世以后父亲几乎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留给父亲的土地只是在太爷晚年时耕种了其中土质较好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因土质瘠薄无法耕种一直撂荒着。后来太爷们病重，就连这些土地也全部撂荒。我们家搬到于洪波屯以后，在二青山屯原有五间土坯房一直空着，村里成立翻身会时被用作了办公室。

当进行财产申报时父亲和母亲产生了严重分歧。父亲认为应该将太爷们留下的土地以及五间土坯房全部申报。母亲认为太爷们留下的土地我们多年并未耕种，按照当时土改政策应该定为无主地，我们不应该申报。五间土坯房既然已经收为公有我们也不应该申报，况且我们家已搬走，即使申报也不可能归我们所有。但父亲总觉得不申报太可惜。几番激烈争吵终于母亲的意见占了上风，只申报了三年前实际耕种的那部分土地（按照当时政策规定这部分土地也不应该申报），其余未耕种的土地和五间土坯房放弃申报。

当时我们村阶级成分划分为五个等级，即贫农、下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和地主。并用红、粉、黄、白、黑五色布条做标记，人人胸前必须佩戴规定的布条，根据布条的颜色就知道每个人的阶级成分。同时将富农和地主的土地及家庭财产没收分给贫农和下中农，并对富农和地主分子进行批斗，有的还进行了镇压。一时间戴红粉布条的人地位迅速高涨，戴白黑布条的人威风尽扫，就是戴黄布条的人走在大街上也觉得不自在。

我们家被划为下中农，在于洪波屯分得了土地，全家佩戴粉色布条。父亲还被吸收为村联防队队员，这是只有戴红、粉布条的人才有资格参加的革命队伍，全家人为此感到荣耀，外人感到羡慕。

假设当时我们将不应申报的撂荒地全部申报，就应该划为富农或者地主成分。这在当时，以及在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整个历史时期，富农和地主就是阶级敌人的代名词，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富农和地主分子及其子弟面临怎样的困境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家从我太爷开始算起三代扛活，土改时如果真被划为富农或地主的话，那将是一桩历史冤案。它将给丁家几代人带来巨大的不幸。

土改以后，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涨。由于当时很多农户缺少畜力和农具而影响生产，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党和政府及时号召组织“互助组”，农户自愿组合，互帮互助。那时我们家养了两匹马，父亲不能干重活，就以马力换人工与别人家插组种地。政策深得民心，翻身农民开始过上了舒心的日子。

一九五五年全国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将“互助组”强行改造成以屯为单位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初级社尚未稳定，一九五六年又将农业合作社规模进一步扩大，以村为单位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大多数农民响应党和政府号召自愿入社。我们家以四匹马和一些农具入社，经济股份为二百八十元，是本社中股份较大的农户。当时，我们姊妹兄弟五人都已出生，全家共七口人，父亲有病不能参加社里劳动，尽管当时合作社个别领导说我们是白吃社会主义，给我们家出了不少的难题，但是，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就是用经济股份领取全家口粮和其他农副产品的。

一九五八年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将高级农业合作社撤销，把几个乡合并成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同时提出 “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冒进口号。全国迅即开展大炼钢铁，深翻地运动。各地成立了免费大食堂，全屯人都在大食堂吃饭，尝试着过共产主义生活。当时，全民军事化，秋翻地最紧张的时候全屯男女劳动力都吃住在野外临时搭的帐篷里，不许回家，后来就连中小学生也都住进了帐篷，停课参加秋翻地。家家闭户，锁头看门，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高潮一个接着一个。 “苦战三昼夜”，“苦战七昼夜”甚至“苦战十昼夜”的口号声经常充斥耳鼓。结果，自然是欲速则不达。

在大跃进年代里人人都得参加集体劳动。这时，父亲病还没好，仍然不能干重活，就被派到生产队喂猪，属于二线劳力。母亲也被编到二线劳力当中，每天起早贪晚地参加生产队里劳动。

说是父亲喂猪，其实大都是由家里人代劳。当时姐姐已经结婚，嫁到外屯，哥哥读初中，在学校住宿不能天天回家，妹妹和弟弟还小。我在本村小学读书，每天上学前放学后就到生产队帮助父亲筛秕谷、馇猪食、喂猪。哥哥回家时也要到生产队帮助父亲干活。

父亲不能参加一线劳动，生产队领导是很不情愿的。后来就把主意打在了哥哥身上。有一天，生产队长于长江来到我们家对父亲和母亲说：“你们家两个人（指父亲和母亲）都在二线劳动，别人意见很大。丁忠臣（我的大哥）今年已经十五岁了，我们已经把他由潜劳力改为正式劳力，从明天开始就得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母亲很不服气，与队长进行争辩。母亲说：“丁忠臣还小，还不到参加生产队干活的年龄。况且正在读书，学生根本就不是潜劳力，更不能转为正式劳力。”于长江理屈词穷，就冲着母亲大喊：“在这一日千里的大跃进年代，谁也不能躺着吃社会主义，反正你们家得出一个一线劳力，不然就断你们家的口粮。”

在大跃进年代里，各种名目的“辩论会”、“批斗会”随时召开。“右倾分子”，“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帽子满天飞。随便那一顶帽子扣到你头上，都会压得你无法抬头。为了减少麻烦，母亲决定自己到一线劳动。

母亲当年四十三岁，长得瘦小而且体质不好，整日和一线男劳力在一起劳动确实有些吃不消，有时劳动一天累得连饭都不能吃，晚上睡觉直哼哼。可是母亲性格倔强，从来不服输，每天早晨起来吃几片镇痛药照样出工。开始时每天吃一两次，每次吃一两片。逐渐发展到每天吃三四次，每次吃三四片甚至更多。久而久之，母亲对镇痛药产生了依赖性，直到去世前还离不开镇痛药。

母亲的做法在屯中引起不小的议论。有的人说母亲供孩子读书是“没正事儿”，也有的人说母亲不服从领导早晚会吃亏。有的好心人劝母亲：“孩子都那么大了还念什么书，象你们这样家庭就早点让孩子下地干活算了，免得你遭那份罪。”总之，对母亲的做法持肯定态度的人少，持否定态度的人多。

母亲却不以为然，生产队领导的施压和屯中人的非议都没有动摇母亲供我们读书的决心。在母亲的支持下，哥哥读完初中在本乡参加了工作，本人中专毕业，弟弟高中毕业，后来也都参加了工作。这在当时的偏僻农村我们哥仨就算是高学历了，也曾受到别人的羡慕和效仿。

一九五八年是个丰收年。由于大跃进秋翻地为了抢进度，粮食没来得及收回来就翻到了地下，加上当时浮夸风盛行，各地虚报粮食产量，秋后国家把“多余”的粮食调走，生产队留下来的粮食很快吃光，共产主义大食堂坚持不久就散了灶，不得已又恢复了家庭起火做饭。

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不少人家无锅做饭。大炼钢铁时各家都有“献铁”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不少人家不得不把饭锅砸碎，当作废铁献给了人民公社，当时谁也没想到“共产风”会这么快结束。还好，我们家有两口锅，献了一口还剩了一口，烧饭问题总算解决了。

第二个难题就是缺粮问题，也是最严重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春节刚过，全村绝大多数人家粮食已经吃光。为了帮助农民度过饥荒，国家动用了储备粮。国家储备粮也是有限的，每人每天只能发给二两毛粮，由生产队统一加工，加工成成粮为一两九钱三。为了防止寅吃卯粮，每天发放一次，一个五口之家一天还领不到一斤成粮。在副食品十分匮乏的当时，这点粮食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填饱肚皮的。

刚一开春，人们就争先恐后的到野地里寻找前一年秋天丢弃的干萝卜叶、干白菜叶以及秋翻地时翻到地下的冻土豆。以前象这样的干菜叶只能做猪饲料，可当时却成了人们餐桌上不可多得的美味，就连城里人也到农村来抢购。一时间干萝卜叶干白菜叶的价格疯长，很快涨到每斤三十几元，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天价。一斤干巴菜叶的价格相当于城里一般职工的月工资，相当于我们所在生产队一线劳动力一年挣的工分钱。那时，我们家天天都在挨饿，家中的干菜叶并没有多少，为了换钱花也不得不含泪拿出一部分卖掉。

到了夏季，人们就挖野菜剥树皮来充饥。树皮很快剥光，就只能挖野菜了。记得每天放学后，我就和弟弟妹妹们上地里挖野菜。灰菜、猪毛菜、车轱辘菜、苣荬菜、苦麻菜、苋菜、马齿苋等什么野菜都挖，最受欢迎的就是苣买菜了。我们将一筐筐野菜运回家，母亲用水焯一下攥成菜团。早晚用野菜掺上少许玉米面馇糊涂粥，中午用野菜粘上少量玉米面蒸菜团，一天三顿全家人都是以野菜为主，吃得人人面黄肌瘦，甚至浮肿。即使如此，每餐也需定量，不然，就会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秋天，新粮下来了，人们总算从多半年的饥饿中挣扎过来，但仍然吃不饱饭。根据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斤毛粮。当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叫做“够不够，三百六，不够国家凑。”说的是粮食不能自给，由国家向农民返销粮食。我们家所在的生产队年年吃反销粮。

一九六零至一九六二连续三年，我们国家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又值前苏联逼债和政策失误，天灾人祸，雪上加霜，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明显放慢，甚至倒退，国民经济异常困难，粮食和其它副食品都异常匮乏。那时，为了填饱肚皮我们不得不将粮食连皮上磨，不管玉米、谷子、糜子、稗子什么都是一磨到底，糠皮和粮一起吃，有时还要掺上大量野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

“文化大革命革”前夕，我们家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十分低下，平均垧产不足两千斤，还赶不上现在垧产的十分之一。在生产队劳动一天只能挣一角钱，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去掉口粮款一分现钱也拿不回家，人口多的人家还要欠生产队一大笔钱。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家不得不另寻出路，纷纷离开于洪波屯到外地谋生。

一九六三年年底，在亲友的帮助下，我们家由于洪波屯搬到了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套呼太乡（现为宝甸乡）靠勺山村拐把山屯。当时，拐把山屯土地多人口少，尽管是广种薄收，生产能力低下，但生产状况还是远远好于于洪波屯。一个农民在生产队干一年活能挣到三百元钱左右，口粮也由每人每年三百六十斤逐步提高到五百四十斤。特别是这时父亲的病也基本好转，能够常年参加生产队一线劳动。每年，去掉全家口粮款，过春节时父亲还能从生产队拿回几元或十几元现金，生活水平跟以前比有了明显提高。

好景不长。一九六六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突然爆发，很快波及到农村。虽然不及城里严重，但是，派性斗争在悄悄滋长，生产大队经常召开所谓“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和“新国民党”的批斗会。“一斗” 、“二批”、“三忠于”、“四无限”、“五坚持”、“学语录”“读毛选”“忆苦思甜”等各种名目的活动几乎每天都进行，政治活动不仅占去了农民大量生产和休息时间，而且搅乱了人们的正常思维，使不少人染上了狂热症。

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拐把山屯每况愈下，粮食产量下降，分值降低。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人心大快。但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一时难以消除，思想僵化，“左”的影响还在继续。当年弟弟高中毕业回生产队参加劳动。干一天活不但拿不到一分钱还要欠下生产队三角六分钱的债务，弟弟干活欠下的债务直到农村改革后才还清。

体制上的弊端逐渐显露，农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缺吃、缺穿、缺烧柴，农民的生活困难到了极点。不过，这时我和哥哥早已参加了工作，每个月能定时领到工资，生活自然好于屯中其他人家，尽管这时我们还是农村户口，吃农业粮。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全党把工作重点从“依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大规模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农村，首先对生产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九八二年取消了“大帮哄”这种落后生产形式，将土地承包到户，农村改革非常成功，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很快，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一个普通的种粮大户的粮食产量甚至超过一个中小生产队的粮食产量。一系列农村改革政策给广大农民带来了真正实惠。我们丁家几代为农，孜孜以求的温饱问题直到父母晚年的时候才真正解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工作原因我和哥哥先后搬进了前郭县城居住，由农村户口改为城镇户口，由吃农业粮改为吃商品粮，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一九九二年父母因年岁大也搬进前郭县城，本应安度晚年，可是两位老人天生命苦，奔波辛苦了一生，刚刚过上幸福生活没有几年就相继过世了。

母亲于农历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父亲于农历二00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这给我们作为子女的留下了无限悲痛和遗憾。父母一生没过上好日子，晚年时，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子女们都能过上幸福生活。我们姊妹兄弟五人晚年逢盛世，总算没有辜负两位老人对我们的期望。现在，姐姐丁秀荣七十二岁，家住长春市，身体健康，子女孝顺，晚年生活幸福，享受着天伦之乐。哥哥丁忠臣六十七岁，在前郭县畜牧局退休。本人丁忠民六十三岁，在前郭县审计局退休。妹妹丁秀珍六十岁，家住前郭县农村，靠承包土地收入和国家各项惠农补贴，衣食无忧，生活富裕。弟弟丁忠山五十七岁，在靠勺山联合学校任合同制教师。现在，我们的子女有的在国家机关工作，有的在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也有的乘改革开放东风，搏击商海。总之，他们都在各自领域里施展着自己的才华，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两位老人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实现了。九泉之下如果有知，这一点也许能给两位老人一点慰藉。

2010年3月于前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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