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诸侯的文化自卑——鲍鹏山

孔氏编

《战国策》里，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

王曰：“有说乎？”

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战国策·齐策四》）

颜斶说出“士贵耳，王者不贵”这样的话，几乎是石破天惊，这是对礼制的彻底颠覆。这段文字的后面，颜斶甚至对齐宣王说出“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这样的话，真是令王侯气馁而士人气壮。



《战国策》书影

但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当他以一个几乎编造的寓言来贬低王侯、抬高士人的时候，他其实是遭到抵抗的：

左右皆曰：“斶来，斶来！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钟，万石虡。天下之士，仁义皆来役处；辩知并进，莫不来语；东西南北，莫敢不服。求万物莫不备具，而百姓无不亲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监门、闾里，士之贱也，亦甚矣！”

宣王的左右，一则是为了维护宣王，一则也是自家认知，他们举他们所看到的和体会到的这些来说明王贵而士贱，一方面是对颜斶的不服，一方面也是说出了一部分事实：宣王的权势。但以权势的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的尊贵，显然是“没有文化”的。而且颜斶也有他的认知与他看到的历史和现实：

斶对曰：“不然。斶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何则？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故舜起农亩，出于野鄙，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乎哉？

……是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

宣王左右讲“势”，颜斶讲“力”。颜斶的这种角度，虽不能说就“有文化”，但也是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有和尧、舜、禹、汤等圣王相关的历史事实，这就好像“有文化”了。于是，一番争论的结果是，齐宣王不仅认可了颜斶的“士贵王贱”，而且还要拜颜斶为师。而颜斶呢，索性傲慢到底，拂袖而去：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颜斶辞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尽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则再拜而辞去也。（《战国策·齐策四》）

这个故事有两个看点。第一，士人的傲慢。这种士的自尊和傲慢，在礼制健全的时代，几无可能。《论语》中记载的长沮、桀溺、接舆、荷𦰏丈人，也是出现在“礼坏乐崩”的时代，并且他们是自娱自乐、愤世嫉俗式避世避人的，并无与上一层次人的直接冲突。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僻处“自大”，而不是傲立诸侯大夫之前“比较的大”。这种“比较的大”，只有在战国时代，庄子在梁惠王和惠子面前，孟子在齐宣王和梁惠王面前，才有。第二，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中一个万乘之君、诸侯，承认他们在文化和德行上低于士。这实际上是孟子宣称自己在德行上超过齐宣王的历史背景。

其实，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孔子的学生子夏及其弟子在西河，就已经开启了士人傲视王侯的一代新风：

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击不怿而去。（《史记·魏世家》）

这是子贡、子夏的学生田子方和魏文侯的太子子击——也就是后来的魏武侯——的一次冲突。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儒林列传》说到孔子死后，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等人，为王者师。



子夏画像

《战国策·魏策一·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下鲍彪注：“周衰，世主无如魏文侯之贤者。夫其师友渊源，有子方、子夏之徒，诲诱规切之，虽欲无贤可得乎！然则用真儒无敌于天下，信矣！”鲍彪又补曰：“《大事记》‘《史》以田子方为文侯师’。《说苑》载翟璜谓子方曰：‘公孙成进子夏而君师之，进段干木而君友之，进先生而君敬之。’盖得其实。故《书》曰：‘晋魏斯好贤，师卜商，友段干木，敬田子方。’”

上述这些人，其实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智谋之士，如翟璜、李克、西门豹、乐羊、吴起。

一类是道德之师，他们是段干木、田子方。

智谋之士，那可是帮助魏文侯做了很多大事的。比如翟璜推荐乐羊，攻灭了中山国；推荐西门豹，治理了邺城；推荐吴起，收复了西河。

而道德之师没见过什么具体的功业，但魏文侯以之为师。

《史记·魏世家》：

魏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教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李克趋而出，过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李克曰：“魏成子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以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臣何以负于魏成子！”李克曰：“……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几无事功，而魏文侯皆师之。吴起、西门豹、乐羊、李克、屈侯鲋，各有大功，而魏文侯皆臣之。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为什么地位高过西门豹等几人？非以其有什么事功，而是因为其德行。——注意，不是地位（势），也不是功劳（力），而是一个人的内在品性——德。

魏文侯与段干木的故事，尤其为后人称道。皇甫谧《高士传》云：

段干木者，晋人也。少贫且贱，心志不遂，乃治清节，游西河。师事卜子夏。与田子方、李克、翟璜、吴起等居于魏，皆为将，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见，就造其门，段干木逾墙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礼待之，出，过其庐而轼。其仆问曰：“干木布衣也，居轼其庐，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贤者也。不移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驰千里。吾敢不轼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势。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势不若德贵，财不若义高。”又请为相，不肯。后卑己固请见，与语，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过齐桓公者，盖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吕氏春秋·开春论·期贤》甚至说：

于是国人皆喜，相与诵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

居无几何，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谏秦君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乃按兵，辍不敢攻之。

“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势。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势不若德贵，财不若义高。”德，具体化为“义”——一种衡量事物道德价值的概念。



魏文侯雕像

德行仁义成为一个人身价和地位的重要评价指标了。孟子后来讲“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孟子·公孙丑下》），也是在礼制的上下级指标之外，增加了个人德行和自然属性的指标。孟子又讲“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把西周以来的礼制爵位称为“人爵”，而在其上架设一个超越性的“天爵”，从此，个人有了实现人格超越的机会，而社会有了新的人物评价体系：除了天子诸侯大夫士这样的“鄙视链”，还有了德行修养这样“天爵”的“鄙视链”。在这个链条上，原先末端的士，可能因为其德行，而站到最高端，而原先高级别的权势阶级，可能因为缺德，反而变成末端。

那么，权势阶级是从何时开始“缺德”的呢？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中说：

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

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

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

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

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

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其实，等级、规矩等，就是文化。注重这些，遵循这些，依此处理公共事务和私人生活，就是在过一种有文化、有规矩的生活。遵守这些，会使人有文化约束和道德负担，会使人有手段上的制约而不能无所不用其极。在战国这样的功利效率第一的时代，这些东西被摈弃，几乎是逻辑上的必然。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法家思想的崛起，是纵横术以及鬼谷子式成功学的大行其道，是《战国策》津津乐道的策士及其谋略的广受推崇，也是孟子这样的人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现实背景：

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策士确实成功。但摈弃“三代之德”，在获得所谓的解套、为所欲为的同时，更使得社会生活荒漠化、丛林化。战国之丛林化社会和丛林化生活——国与国以及人与人的丛林化，以及法家那种极端功利化政治哲学，都与此互为因果。

而且，摈弃文化约束获得行为放纵可以不择手段的同时，人们也会失去文化的保护——在对礼仪制度破坏和弃之如敝屣的同时，人们也会失去礼仪制度给予的身份、地位和尊严。——缺德，就是从摈弃文化约束开始的。

我们看看文化地位的“此伏彼起”：当孔子赋予“士”以“志于道”的崇高伦理使命时，士获得的，虽然不是礼制意义上的社会地位，却是道德意义上的文化地位。而诸侯大夫这些在礼制地位上端的族群，由于其不屑于礼制的约束，放弃文化操守，则必然要承担其文化地位下降的后果。当他们为了行事方便放弃了文化约束和道德负担之后，他们自然也就失去了文化的高度和道德的尊严，从而成为权势上的巨人和文化上的侏儒，俗世地位上的大人和文化道德上的小人。

于是，在战国，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此前卑下的乃至猥琐的士，变得昂藏自大；而此前颟顸自负的大夫诸侯，则在文化上变得自卑了。

《论语·乡党》中孔子在诸侯、大夫面前的表现，就是一个“士”对于大夫诸侯的充分敬意。这种敬意显然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对政治之“爵”的尊重，其中一定还包含着对他们文化之尊的认可。也就是说，春秋时代，贵族们虽然也颟顸荒唐，但整体上还是有着文化上的约束，从而有着一种文化的高贵，并因此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向慕。——孔子在鲁国、卫国所碰到的那些大夫，如《论语》里记到的蘧伯玉、史鱼、公子荆，包括与孔子常有磕碰的季氏、拜孔子为师的孟懿子兄弟，整体而言，还是有着贵族的基本风范的。



《论语·乡党》书影

但孟子时代，与士之自大和自信相伴的，是大夫诸侯们在文化上的自甘低下和自觉欠缺——他们实际上是自觉地让出了文化座次。以“流氓化”来换取现实利益的同时，也使得他们失去了文化上的尊严。降低道德底线确实可以获得利益上的收益，但其成本就是：文化评价的降低。

有意思的是，这一点竟然也成为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和定位。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梁惠王上》）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梁惠王下》）

仔细揣摩这两次对话，重要的不是梁惠王和齐宣王把孟子称为“贤者”，而是他们自认为“不贤者”；重要的不是他们认为“贤者”可能不屑于他们喜欢的快乐，而是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喜欢的、沉湎其中的这种快乐，是低级的和庸俗的，是“不贤者”的快乐。甘心沉湎于这类低级快乐不能自拔的同时，他们以“不贤者”来自我道德定位。

再看下一节：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孟子·梁惠王下》）

这一节我们不但看到齐宣王的自卑，还看到了他的羞愧：当他发现自己“好世俗之乐”的趣味被孟子了解到时，羞愧难当。当然，他的优点是真诚坦白。在他的一声“可得闻与”的询问中，我们看得出他内心中渴望得到孟子的认可，渴望得到来自道德和文化的包容与肯定。一个诸侯，万乘之君，可以自称为王，却在文化上不得不乞怜于一个士的肯定。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

孟子的文化傲慢和道德自负，对应的，是侯王们的文化羞愧和道德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