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研究之“能”与“所”——《大学》精读导言之六——丁为祥

孔氏编

虽然在解经是否脱离文本这一问题上，程朱理学要承受宋明理学关于《大学》今古本分歧的客观批评，但就其思想影响与贡献而言，程朱理学则同样独领风骚。这就涉及解读与诠释之不同指向与不同标准的问题。



明清内府刻本《大学》书影

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在于本文是试图通过“解读”与“诠释”之间的张力来分析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关于儒家经典《大学》的不同理解思路的。而这种不同理解思路不仅涉及我们如何认知传统、继承传统的问题，也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继承与发展，这就是如何“解读”与如何“诠释”的关系问题。一般说来，“解读”的指向就是文本本身，且必须以全面准确理解文本之客观原义为最高指向（尽管这只是一个理想性的指向）；至于“诠释”，其指向则主要在于阐发文本中所可能具有的含义以及理解之可能性，从而为未来之发展澄清方向、指明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部分原因就在于其“解读”与“诠释”融为一体的显著特征。这是中华文化的最大优点，但这一优点同时也包含着古人对“解读”与“诠释”的不明显区分，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以“诠释”代替“解读”、以文本所包含之可能性含义代替文本原有之意的缺点。比如关于《大学》的作者，从程颐的“孔氏遗书”到朱子的“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这就明显存在着一种递加性类推的问题。当然，在程颐、朱子提出这一说法时，他们本来的目的主要在于提升《大学》文本的神圣性，但以这种方式来提升其地位，无异于以自己的主观愿望代替对事实的客观认知，这就存在以主观诠释代替客观解读之嫌了。当然，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阳明心学对《大学》的解读与诠释中，二者不过是在具体程度上存在差别。

但对于传统文化研究来说，如果仅仅停留于其客观原有的含义之内，那么所谓的经典研究也就只能局限于同义反复了。这就显现出“解读”与“诠释”之间必然还要有的另一种关系，即经典研究必须既有“解读”又有“诠释”，而对其进行“解读”与“诠释”的价值也就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张力中。从一定程度上说，二者之间的张力越大，则其研究的价值往往也就越高；如果新的诠释完全停留于对经典解读之客观原意不断重复的基础上，那在此基础上的诠释也就失去了意义与价值。所以，在“解读”与“诠释”之间，应当既要有忠实于其客观原有含义的一面，但又不能仅仅是对其客观原意的依样画葫芦；虽然二者之间应当有一定的张力，但这个张力又不能太大，以至于让人对其研究的客观性提出质疑。

对于这样一种“进亦忧，退亦忧”的问题，也许歌德的一句名言反而更能道出其中的关键——“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常青”的“生活之树”正是能够解开这一症结的关键。正是“生活之树”的发展变化，使作为原典文献的理论蕴含本身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进而显现出不同的价值与意义。程朱理学的今本《大学》之所以能够深深影响国人近千年的精神世界，其实并不在于它究竟是不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在于它作为科举考试之法定教科书，正好适应并且促进着两宋以来青年学子的精神成长，为两宋以降的青年学子从发蒙识字到科举应考再到出仕为官提供了一整套的服务。而在西学东渐以后，它又恰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沟通的桥梁，成为培养国人客观认识与科学认知精神的理论襁褓。所以说，程朱的今本《大学》虽然并不忠实于古本《大学》之客观原意，但也正因为这一点，反而使它的现实作用与为现实服务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了阳明对于古本《大学》的回归及其诠释。与程朱之今本《大学》相比，阳明“悉以旧本为正”的做法无疑更接近于《大学》原意，其“在亲民”一说也应当是比较接近古本《大学》之客观原意的理解。但阳明诠释《大学》之创造性意义并不限于此，而在于其对“慎独”精神之深入发掘上。

关于“慎独”，《中庸》与《大学》各有如下论述：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礼记·大学》）

如果对二者的论述稍作比较，那么《大学》对“慎独”的论述似乎就仅仅是对《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一种注解和说明。而对当时的儒学来说，所谓“慎独”也就可以说是儒者自我修养之“诚于中，形于外”的一种基本要求而已。

但到了阳明心学，所谓“慎独”，就成为其心学理论自我修养的不二法门了。请看阳明关于“慎独”的如下论述：

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王阳明全集·语录一》）

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非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不能也。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此正《中庸》“戒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矣。（《王阳明全集·语录二》）

一友自叹：“私意萌时，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时，这一知处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王阳明全集·语录三》）



王阳明故居石坊

显然，这都是阳明自己所用的“慎独”工夫，而其心学也就建立在“慎独”的基础上，所以他才认为，这种临事当下的自察自知，就是一个儒者的“立命工夫”。而阳明的这种工夫，实际上等于是在现实世界之中，重建了一个人的精神主宰世界。这对儒者而言，也是一种人生信仰的世界。所以阳明就有“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王阳明全集·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的诗句。“解读”与“诠释”之间这种“进亦忧，退亦忧”而又必须“无过无不及”的关系，不禁使笔者想起了王夫之的“能”“所”关系，而从一定程度上看，“能”与“所”的关系也就相当于“解读”与“诠释”的关系。请先看王夫之的如下论述：

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释氏为分授之名，亦非诬也。乃以俟用者为“所”，则必实有其体；以用乎俟用而可以有功者为“能”，则必实有其用。体俟用，则因“所”以发“能”；用乎体，则“能”必副其“所”。体用一依其实，不背其故，而名实各相称矣。（王夫之：《尚书引义·召诰无逸》）

在王夫之的这一“能”“所”规定中，所谓“境之俟用者曰‘所’”，一方面是说传统经典有待于我们的“解读”与“诠释”之“用”，因为只有通过不断地“解读”与“诠释”，才能促使传统精神走向未来；另一方面，我们所有的“诠释”（这里的诠释还应当包括可以作为诠释之意向指向的前解读）又必须“副其‘所’”。如果不能“副其‘所’”，那就成为所谓的自造新论了。所以，王夫之在此得出的结论是：一方面，必须“因‘所’以发‘能’”——所有的“诠释”都必须建立在客观性“解读”的基础上，而脱离客观“解读”之“诠释”，必然会成为脱离“所”之“能”；另一方面，作为真正有待“诠释”的经典与传统之“能”，其之所谓“所”，又必须存在于“能”的不断被“诠释”之中，才能真正发挥“所”的前提与基础作用。这种“能”与“所”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乃至动态统一的关系，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表现。



古代思想家（二）系列邮票之“王夫之”

王夫之对“能”“所”关系的这种统一，既建立在佛教“分授之名”的基础上，又以作为儒、道两家共识的体用一源为基本前提，因此，作为其结论的“因‘所’以发‘能’”与“‘能’必副其‘所’”，也就完全可以代表传统儒、释、道三家智慧的融合与统一。而这种“能”“所”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也恰恰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