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金口坝佛教刻石——王大中

孔氏编

金口坝佛教残石的时期及内容

金口坝佛教残石损毁严重，明显为人力破坏，残面最大不超过2平方米。所存文字多者上百，如《北齐河清三年造像记》，实存226字；少者仅存一二字。从这些残石的形状、尺寸、规模及出土时的状态来看，可以肯定是一次性人为毁坏的。在这些残石中，部分带有年号，如“大魏泰昌元年”“大齐天保八年”“大唐开元十一年”“大魏正光四年”“武宗三年”“大魏寿昌三年”“大齐武平元年”“唐神龙二年”等。其他虽不见纪年，但据其书法风格，判定它们的年代也并不困难。

在这些金口坝出土的佛教残石中，刻经部分尤其引人注目。目前笔者收集到的拓片中，共有刻经50种，其中尤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大宗，有18种之多。其他有《文殊般若波罗蜜经》7种，《摩诃般若大明咒经》1种，《佛在金棺上嘱累造经像经》2种，《佛顶尊胜陀罗尼经》12种，《佛说罪福报应经》及《高王报应经》1种，《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1种，《佛说阿弥陀经》2种，《大方广佛华罗经》1种，《佛说父母恩重经》1种，《妙法莲华经》1种，经名不详者3种。据有关人士称，除以上数种外，尚有其他刻经残石传至外地，为私人收藏，如平阴县就有1块《思益梵天所问经》，即为金口坝所出之物。

除刻经残石外，造像题记是金口坝所出残石中较具规模和特色的部分，如保存最完好的《河清三年造像题记》即为其中的代表。金口坝佛教造像记刻石现收集到共60余种，记录了当时寺院建造和造像立佛时的盛况，同时也对当时的僧宫制度等有所反映。

造像题名在金口坝佛教残石中为最大宗，在题名前多冠以发心主、义主、清信士、邑主、施主等称谓，有的残石上还保存了施书人及刻工的一些信息，这对研究当时兖州地区佛教的兴盛状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除以上所述诸种外，还有一些因残存文字太少，暂时无法确定用途的残石。

金口坝佛教残石的年代始于北魏，经东魏、北齐、北周、隋，直至唐代中期，唐后期的作品几乎一件没有，其后仅见个别宋代的残石。这批残石存在的时间共300多年，正是佛教兴盛发展的300年。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寺院中的重要佛事活动戛然而止呢，据赖非先生考证，这么大规模的经像被毁的原因，应该来自于佛教的浩劫——灭法；从时间上看，是唐武宗的灭佛造就了这么大批量的佛教残石。而之所以出现在金口坝，则是因拥有它们的寺庙就在金口坝附近，大约是唐后期的一次对金口坝维修时，这些残石被运来充当了建筑材料。而其中个别的宋代作品，则是唐后佛教复兴，金口坝附近的寺院也重新振兴，个别残石由于种种原因落入水中的结果。

至于这些佛教残石的来源，赖非先生经过多方考证，提出了金口坝残石来自金口坝附近以瑕丘尼寺为主的多个寺院中。

通过兖州金口坝出土的佛教残石研究，兖州寺院的刻经、造像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和隋。此时期刻经较常见，造像数量相差不多。经文字体有三种：一为隶楷书，数量最多；二为隶书，数量较少；三为楷书，数量多于隶书。作品皆呈现出笔画活泼、笔锋茂密的特点。其中的隶楷书是一种隶、楷兼备的书体，体势平整宽博，线条圆浑，融入篆隶的笔意，方圆兼施，简洁精到。起收笔率意与含而藏之形成对比，表现出轻松飘逸、意境深邃的格调。金口坝佛教残石中的《河清三年造像记》和《文殊般若经碑》都是这种风格的最佳体现。这种写经的笔法，与北齐，北周时期泰峄山区的摩崖刻经的笔法一脉相承，在青州地区出土的刻经残石中亦出现过相同风格的作品。这一时期的隶书，虽然数量最少，但书法却已独具风格。这类作品用笔扎实，虽然略显呆板，却也平整工稳，含蓄蕴藉。这一时期的楷书出现了有意思的两极分化现象，其中规整者，方笔奇峻，潇洒爽利，有的题记虽十数字，但字迹娟秀，章法疏朗，气质典雅，下笔雅致工整，与同时期的名碑巨制相比，亦不见逊色。率意者，朴拙恣肆，笔画瘦劲，笔画多有剥落，不假修饰，与同时期其他地域的造像题记有异曲同工之妙。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应当是与当时这些碑刻的书写者有关。在这里面，士大夫阶层的书写精美，文字排列齐整，用笔讲究，以表达自己对佛主的虔诚之意。而普遍民众为造像祈福留下的文字，只因书写者及镌刻者的文化水平较低，故所刻书写随意，字体大小不一，排列不齐。这种现象虽然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但也为后人留下了另一种探讨书法美的可能。

兖州金口坝佛教残石出现的第二个时期是唐初至唐中期，这一时期刻经数量减少，所见多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造像记其他活动的碑记增多。碑文多为楷书，少量为行书、行草书。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格，楷书部分与上一时期一样，具有提按分明，结体端庄方整，风格典雅华美，呈现地道的唐楷成熟时期的风韵。也有率意天真，朴拙恣肆，传承前代民间写字风格的作品。而行书作品虽少，却温文尔雅，颇具“二王”风范。其中唯一能见到的一件草书刻石，结字规整，用笔朴拙，与唐代初期的草书风格亦多有暗合之处。

在北朝，泰峄山区的刻经主要是以法华经系和般若经系为主，在兖州金口坝佛教残石中出现的几块刻经亦是《文殊般若波罗蜜经》和《思益梵天所问经》。到了隋唐时期，般若经系虽然还有，但又出现了净土经系和一些刻经，如金口坝佛教残石中出现了大量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净土经系的《佛说阿弥陀经》、密教经典《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疑伪经，《佛在金棺上嘱累造经像经》《佛说父母恩重经》《佛说罪福报应经》《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等。赖非先生认为：“泰峄山区刻经内容的变化，反映着这里的佛教思想及其信仰在变化。晋魏时期多种经系内容的出现，反映了佛经翻译与流传的初期，人们对经典的认识与崇奉上的模糊状态。北齐时期，般若空宗思想在兖州一带再度流行，与邺都的主流佛学思想有些区别。这种情况的出现，或与该地区佛界某个别领袖人物信仰兴趣的影响有关。北周、隋刻经内容丰富、不集中，反映出佛教各家派初创时，突出自我、宣扬自我的一种状态。唐代佛教主流宗派已经确定，涅槃、法华、净土经系刊刻是其证明。疑伪经的出现，既反映了佛教彻底的中土化、世俗化倾向，也暴露出全国各地刻经、造像普遍存在着的草率随意的事实。”由刻经内容的这种变化来看，作为“北朝佛教刻经的中心之一”的兖州，是与全国的佛教兴旺发展同步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起到引领作用的。这些也与兖州在当时出现的佛教各派思想交汇，各派高僧皆有出现是相吻合的。

兖州作为北朝刻经中心之一，周边的刻经资料自然十分丰富，但与佛教关系不大的刻石也有很多。

金口坝佛教残石书法风格分析

兖州金口坝出土的佛教残石，由于时间跨度近400年，而书写者又有士大夫和民间写手之分，故风格多样，有的古拙粗犷，有的精雅流丽，与当时的时代风格基本一致。从字体上分，可分为隶楷书、隶书、楷书、行草书与数量极少的篆书。

隶楷书

隶楷书是北朝石刻中特有的一种书体，其隶、楷兼备，体势平整宽博，略有欹斜，笔画平阔丰腴，劲雅疏朗，是从西晋十六国延续下来的一种旧字体。这种字体与兖州周边地区的摩崖刻经的书法风格颇为类似，河北邯郸响堂山、涉县中皇山、山东汶上水牛山的刻经，与之更为相近。这种隶楷风格的残石，在金口坝佛教残石中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刻经中，目前可见的有16块。如：《文殊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沙门僧智洪等题名》《北齐河清三年造像记》等。这类刻石，用笔铺毫，结体宽博，或灵动活泼、变化多端，或凝重朴拙、简达浑穆。犹其是在捺画的收笔处，往往都做了“分羽”处理，有的一笔、有的两笔，与同时期大字摩崖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示出当时书写时非一笔书成，而是先写主笔，后补笔而成。这种捺画收笔带凹的特征，在后世的颜体楷书中，一定程度还有所保留。





隶书

兖州金口坝佛教残石中，隶书作品数量较少，可见的有6件。如：《文殊般若波罗蜜经》《北齐天保八年造像记》《造像记残石》等。这些隶书刻石，有的仍保留了一些隶楷书的影子，但基本结构是隶书，只是个别笔画受隶楷书的影响，隶化明显，用笔较虚且单调，缺少文雅韵味。有些则是北齐时期的典型风格，结构平整、用笔扎实、拨挑分明，相较于魏晋时期的隶书，缺少些严整峻厚的气息。在这些隶书刻石中，有一件作品绝似“龙门二十品”中《郑长猷造像记》，内容亦相类，只是其书刻时间晚了50多年。该石应该是在书体演进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审美类型，结字方立质朴，形状诡异，用笔粗细无常，不拘常格，当然其中刀刻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有人亦将其归为楷书，但从结字来看，其隶书成分更多一些，又因时代原因，其中的笔画具有民间色彩，故此属于当时的俗笔隶书。其线条表现出来的多锐角，使之倔强有力而变化无端，整篇布局看似散漫，但因其刀笔的特殊性，而又复归于平衡统一。该石虽不盈尺，但表现出宽博和大气。这种形态的字体，只在北朝造像记中出现，应该是北朝民间书作中独具魅力的代表。



篆书

北朝人好篆书，北魏时期，江式曾对古文篆书进行了9年的整理，当时在一些郑重场合，如碑额、墓志盖仍坚持用篆书书刻。而且在一些碑刻中，出现了楷书中掺杂篆书的字法，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盛唐。金口坝佛教残石中，篆书极少，目前能见到的只有4种。如：《文殊般若波罗蜜经》《碑额残石》《篆书碑残石》等。这些刻石应该是北朝及唐的产物，篆书在北朝一直很受重视，且一直被使用。北朝篆书崇尚繁杂，以装饰为美，其字结体虽不甚规整，但结字尚属规范，笔画凝重中不乏活泼，粗细均匀，稳健自然，颇见书写者的功力。唐代篆书家力求复古，向秦汉学习，从而促进了篆书的发展。从书法角度来看，这些作品线条靡弱，结字缺少紧凑严密，笔画随意，活泼有余而严谨不足，缺少含蓄之姿。但现在来看，它似乎又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作品，其中锋行笔虽有不到之处，但却也婉转流畅，弧线变化颇多，顾盼生姿，略有摇曳之感，总体颇具抒情性。金口坝佛教残石中，还有个别楷字夹杂着篆字，亦是北朝及唐之流行所及。





行书

在金口坝佛教残石中，有行书11件，其中有3件是楷书中夹杂着行书、草书，应是唐后之物。如：《大唐开元廿二年造像记》《吴仙峤造像记》等。

行书在金口坝佛教残石中，多用于造像记，刻经中未见。其中一件作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经文部分为楷体，刻经部分却用了行楷，应该是一个有趣且能证明问题的现象。另外一些楷书中，夹杂行草字体，这在唐初是一个普遍现象，楷书中夹杂篆隶、行草，在唐代刻石中也很常见，只有在书刻一些端庄隆重的巨碣大碑时，才会杜绝这种带有一定自由和个性色彩的现象。金口坝佛教残石中有一块存字较多的刻石，内容颇为完整。其书法结体端庄质朴，线条雄浑挺拔，用笔方劲俊朗，大量方笔的使用，使其质朴雄强，体现出盛唐气象。也许因为是民间产物，看似雄浑的面目下却少了些含蓄中和的韵味。该石虽是以行草书写，却是字字分明而独立，字与字之间少了一些关联。与许多初唐时期的行草刻石一样，该石许多笔画仍是楷书的写法，看上去颇显生硬。草书刻石历来十分罕见，在佛教的刻石中更是凤毛麟角，金口坝佛教刻石中有一块以草书上石的作品。该石结字行气颇似武则天所书的《升仙太子碑》，字多章草意蕴，行笔时见波磔，还保留了一定的隶意。该石通篇布局上字字独立，笔画不相连，但气势上又能相接，笔势委婉，体态流转，意态丰腴质厚，颇能表现书写者的功力。草书入碑不易，该石能做到点画方峻，粗细有度，草法规矩，字法舒朗更属不易。



楷书

金口坝佛教残石中，楷书残石是其大宗。这些楷书刻石，历时长、种类多，也几乎汇集了各个时代的书法风格，或端庄方正、典雅华美，或笔画活泼、冲和灵动，或粗头乱服、朴拙恣肆，可谓丰富多彩。故将这些楷书残石的评述分为以下几种风格。

第一，方劲古朴、平正工稳。此类残石书写、镌刻皆细致工整，章法舒朗，笔画方圆兼备，一般采用当时已经成熟完备的字体，气质典雅，古气盎然。如：《北魏景明年间造像记》《武定三年造像记》《佛在金棺上嘱累造经像经》《唐开元廿二年造像记》等。这些刻石书刻皆精，书写整饬，镌刻精湛，是当时北魏政权的代表，即“洛阳体”。书法形态与同期的元氏墓志，无论结构外形还是神采风韵，都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可见当时“洛阳体”的使用已蔚然成风，是当时北魏政权上流社会的流行书风。

第二，冲和灵秀、清奇飘逸。此类残石书法风格成熟，用笔的起收明显，笔画瘦劲，行笔多带有行书的意韵，挥洒自如而又风韵独具。它们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初唐和盛唐。如：《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刘法云造像记》《孙五郎等造像记残石》《箫远等题名》等。其中部分刻石，书体结字略带欹侧，部分笔画长长横出，颇为自由，虽不拘束，亦无恣狂之态。其布局虽字字独立，但气脉贯通，在加上偶然出现的个别行体单字，使整体颇见灵秀飘逸。此类书法不同于一般经生所书，体现出作者学习王羲之书法的特点，妍美中略含质朴，虽布字均匀，但意态从容。线条中延承的魏晋特点，更使之增加了不少新意和生机。另一部分刻石，法度严谨，行笔流畅，笔画峭拔却不纤弱，加之刻工颇精，充分表达出了书写者线条的处理能力，提按变化强烈，笔势周全，线质坚挺。

第三，朴厚宽博、貌拙实巧。此类文字处于文字演变之中，自身还兼具一些隶书的成分，笔画宽博，线条变化较大。结字看似随意实则寓巧于拙，气质古朴。单从书法审美的角度来看，这类刻石的意义大于字体成熟后的典雅娴熟。如：《北齐武平年间造像记》《北齐武平二年造像记》《顺五郎等造像记》《弥隆等造像记》《比丘法仙等造像记》《张洛生等题名》《刘棒德等造像记》等。这些刻石中，有些书法由于其整个气韵还没有从隶书中解脱出来，故也不显突兀。其结体随于性情，用笔含而出锋，厚重古拙，倔强雄放，欹侧多姿，一任自然。

第四，方笔峻奇、萧散率真。此类书写多见于造像记或题名中，据考证，这些字迹是刻工随手刊刻，没有事先请人写好，故能随意率真，不衫不履。但如果仔细想来，古人造像，是人生中的大事，像都刻好了，刊刻自己的名字时，又怎么会不请人书写呢？出现这种现象的最直接原因，恐怕是因为书写者是生活在下层的经生或刻字的工匠罢了。如：《北魏泰(太)昌元年造像记》《唐开元九年造像记》《唐开元廿五年造像记》《仇惠澄等造像题名》《郗晖等造像题名》《高小祖等造像题名》等。点画的随意安置，有其自身的规律，笔势的提按顿挫，毫不刻意求工，其中所包含的韵律感，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第五，严整峻拔、朴拙恣肆。此类刻石章法舒朗，布局讲究，笔画方圆兼备，刻工精细，是发展成熟完备的楷书字体，具有典型的时代风格。其小字多有锺繇遗意，大字与《张猛龙》相仿。如：《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并序》《蒋雪莲等造像记》《荼乌黑等人造像记》《叶龙见等人造像题名》《金口坝守桥石人背铭》等。这些刻石书法含蓄秀挺，意趣盎然，点画骨力劲健，起落转折，如断玉切金，干净明快，表现出优雅俏静，遒丽天成的风貌，不乏晋人的遗韵。其在布局上的平和娴静，反使其内在的醇厚与质朴更加突出。其中一些小字作品，字体虽小，却有一种气势博大墨酣笔畅的感觉，再加上雅丽相生，巧拙共存的雅趣，使之妙韵天成，形神俱佳。在金口坝佛教残石中还发现了两块鸟书的残石，从内容和位置上分析，应是碑额的一部分。







作者：王大中，兖州区书画院副院长、国家二级美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