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3年02月05日 12:35 《法人》
张军
王安石欲通过一系列变法，达到充盈国库、强盛兵力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些新法中，鼓励发展生产、壮大经济的仅有农田水利法等少数几个条款，而其余的则大多是凭借国家权力“与民争利”
历史就像一枚腌制的青橄榄，留给后人的永远是无尽的咀嚼、回味和反思。拿“王安石变法”来说，这场改革运动虽然距今已有千年之久，但遍翻史籍，重温这一段以失败而告终的历史，却仍能给我们以诸多新的思考。
首先，改革必须以大多数人从中获益为其最高目的，也是其成功的最终标志。否则，盘剥以逞，取利于下，致使国富而民贫，那么改革只会因失去社会基础而偃旗息鼓，或必然走上改弦更张的道路。
自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改事议订新法始，到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退居金陵止，王安石变法前前后后经过了七年光阴。在这七年期间，颁行的新法达十几条之多，归纳起来，不外乎富国和强兵两大方面，富国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强兵方面有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应该说，王安石欲通过一系列的变法，达到充盈国库，强盛兵力，以改变宋初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些新法中，鼓励发展生产、壮大经济的仅有农田水利法等少数几个条款，而其余的则大多是凭借国家的权力去“与民争利”的。
就均输法、市易法而言，表面看来，这两项新法是为抑制富商巨贾垄断市场，操纵物价，牟取暴利而实施的，可实质上它体现的却是“利权归之公上”的“抑兼并”原则，它采取的只不过是将豪商的利益转变成官营禁榷的特权罢了。
就青苗法而言，这是为救济百姓青黄不接、限制私营高利贷而推出的一项举措，按照王安石的说法是“便趣农”、“赈乏民”、“公家无所利其入”。但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依此法规定，百姓借贷官家钱谷，息钱二分，可在现实操作中，不少地方官吏以“折变”的方式，加息至四分、五分甚至八分。结果，青苗法之下的百姓在承受国家贷款、辗转于春借秋还之时，许多人还不得不“复举贷于兼并之家，出倍称之息，以偿官逋”。青苗法反而与民间高利贷攀援交织，彼此助长，备受其害的自然是贫苦农民。
就免役法而言，以钱代役本是杨炎两税法夭折以后的一种进步，它有利于促进农产品(6.05,-0.04,-0.66%)的商品化。但“新法”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它把原不充役的下户、单丁、女户、客户等统统划进了纳钱代役的行列；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地方“庸钱不除，差役依旧”，交了钱还得充役，弄得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就保甲法而言，它本是为平定地方治安，补充正规军事力量而实行的一种军事制度，但保丁们一天一操练，五天一教阅，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而且“众皆乌合”，战斗力之低下也就可想而知。元丰四年、五年，宋夏之间两次大战，宋军中义勇、保甲约占一半，这两场战争都以宋军败北、死伤数十万人而告结束，保甲法的成效由此可见一斑。
在王安石的眼里，“新法”确实是“富国有方”的：青苗法“岁收息三百万贯”；免役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而且役钱并非专用于雇役，“所费止用所入三分之一”；市易息钱并市利钱“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不仅如此，各州县岁收也大大增加，“如一归地官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但核诸历史史实，这种累千巨万的财富除了一部分取自官僚、地主、富商之外，大部分还不是来自国家垄断的所得，来自对百姓的高压剥削？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近世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赞赏不已，称之为“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但在谈到其垄断经营时，梁先生也大发感慨。他说：“盖其初意本欲以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到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