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稽琅琊楼与琅琊王氏书法精神（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中华书法艺术源远流长。琅琊王氏对于中华书法艺术发展的贡献，不仅在于其源，亦显功于其流。会稽琅琊楼是琅琊王氏后裔建立在中国南方的一座书法驿站，是弘扬琅琊王氏书法精神的一个重要载体。

一、会稽琅琊楼历史扫描

会稽“琅琊楼”坐落在今浙江绍兴仁里王村，与其村名一样，是琅琊王氏徙居会稽的支派为纪念宗族郡望而设的一处公共建筑。

相传，“琅琊楼”的命名晚于右军台，而早于王公祠。时为隋朝末年，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隐居会稽永欣寺，写成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送浙东诸寺院，其中一本送至仁里山寺，因夜宿茅篷，而挥毫题下“琅琊楼”三字。

历经千余年风雨，琅琊楼在屡毁屡建中不断获得新生。今琅琊楼系由仁里王村所在地杨汛桥镇人民政府出资修复。

琅琊楼的第一个重要时期当在唐末，诗人方干隐居鉴湖，追慕书圣故迹，溯夏履江，觅天鹅溪，登临琅琊楼，他在那时是有机会看到智永真迹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当在宋季，王羲之三十一世裔孙王敬斋沿古越运河（今杭甬运河绍兴段）到祖籍庄园隐读成才。此后在绍兴十八年殿试获第一甲第一人，号为状元。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记载，其获宋高宗大加赞赏的策论文字甚为精湛，其文云：“昔王羲之言，政以道胜，宽和为本……”从此会稽琅琊楼所在地文风愈盛，名家碑刻林立仁里山庄，故后仁里又有“刻石里”和“石里”之美称。第三个重要时期当在清朝，先后有里人王家漠升任江西南康太守，王德容得中浙江乡试第96名举人，读书之风又掀起热潮。古时读书与书法密不可分，直至民国初年仍有王其龙等乡贤因写有一手好字而得到四乡里人尊敬。

二、琅琊王氏书法精神中的传承性、变法性、审美性

书圣王羲之的成才有其家族环境的重要因素。在王羲之前后，琅琊王氏家族中大有书法传承、创作、收藏和弘扬传播的重要人物涌现。

概括其精神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生生不息的传承精神。

一般来说，在文史哲领域和工艺领域，从业三代以上具有成就者可称为世家。若以王羲之的父辈为第一代，其父王旷、堂伯父王导、王敦，叔父王廙等，都是对书法艺术具有追求自觉性的第一代。

这一代将书艺传授给了王羲之等。如堂伯父王导将渡江时随身所带钟氏《宣示帖》送给了王羲之。其父王旷则将《笔法秘籍》亲授给了羲之。堂伯父王敦在政治上虽与家庭主要成员的意见相左，但在扶持家族子弟学书方面，特别是对王羲之学书也同样非常支持。卫夫人是王羲之的一位至关重要的老师，她是王氏家族表系长辈人物。

以王羲之为代表的王氏家庭第二代书家，其人数可说比第一代还多。自小就才华出众的有王应、王悦。《世说新语·赏誉》载：“阮光禄云：王家有三年少，右军、安期、长豫。”正是指他们。此外，有善草书者王洽。羲之曾评其书云：“弟书竟不减吾。”

王氏家族的第三代书家，以王羲之的七子为例。宋黄伯思曾对他们的书艺有过一个相当中肯的评价：“右军之子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涣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者也。”

在上述三代以后，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和尚将书法的创作传承提升到另一个高度。智永虽无后而将《兰亭序》传给了其弟子辨才，但这不能视作是王氏书法传承的中止。《兰亭序》到了唐太宗手上，太宗命冯承素、褚遂良等临摹而广为传播，王氏后裔从朝廷传播的渠道将《兰亭序》书艺接着传承，这可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传承。

况且作为琅琊王氏书法精神的传承，因其家族支脉的众多，其传承具有多脉性。到了唐武则天时代，王导的十二世孙王方庆不但收藏有王羲之的作品一卷，还有王导、王洽、王珣、王昙首、王僧绰、王俭、王骞、王规、王褒和王献之等二十八人的书作，共10卷。虽然他后来全送给了武则天，不在他这一脉继续传承，但通过朝廷的传播，使更多的琅琊王氏后裔得到参与传承的机会。

其二，孜孜不倦的变法精神。

书有法则，同时也可说是“书无定法”。王旷之所以不主动将“笔法秘籍”传给儿子王羲之，一则当然是考虑到羲之年纪尚小，另一则便涉及到了他担心过早以前人的技法束缚稚童的想像力、创造力这个问题。

升平二年（358），羲之的第七子献之年方15岁，他竟极力劝父再改书体。这说明，他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了明显的变法意识。

如果王羲之没有孜孜不倦的变法精神，他就不可能创作出后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书体。

其三，痴痴不易的审美精神。

中国文字书体的演进，渗透着书家的审美意识。同时，书家的这种审美意识不仅体现在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上，还体现在其书作的实用应酬上，用我们现代的话语来说，体现在其书法作品服务社会方面。

历史上流传的有关王羲之与书法的故事，无不是大众对于王羲之书法态度的赞赏。王羲之与卖扇老妇的故事，说的是羲之路经一座石桥，遇一卖扇老妇生意清淡，动了恻隐之心，将其招呼到桥头小店，讨来笔墨纸砚，为其各题上五个字，并教其只要言王右军的题字，即可卖得若干铜钱。王羲之与黄庭经的故事，说的是羲之听说山阴道上有一道士养有好鹅，前去观赏，那道士早就喜欢羲之的字，就提出要求，要羲之为其抄写经文，方将一笼好鹅送其带回。这些美好的故事传说，反映了书法在润滑人际关系之间的作用，其间虽不排除有功利的影子，但它更多体现的是世人所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表达的是人们对于艺术作品发挥良好社会作用的品位的认定。

即使是反映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趣闻的故事亦如此。如：父亲刚写好一个“鹅”字，来了客人去迎接，儿子调皮趁机续写了一个“池”字。如：儿子写了一个“大”字，请父亲去看，父亲不言语，随手加了一点；儿子又拿去请母亲看，母亲指着这一点说：“这点像你父亲了！”等等。

上述趣闻逸事是一种表达琅琊王氏书法审美意义的经过时代沉淀了的典型事例。是社会对于琅琊王氏书法精神中包含的审美性的一种独特的评判。这种审美典范出自琅琊王氏，为历代所赞称，所品味，所弘扬，其事例是举不胜举的。

三、琅琊王氏书法“三崇精神”是中华书法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书法精神由无数优秀的地域书法精神所组成，这其中包括历代书法世家的家族精神。

琅琊王氏书法精神，我们可称其为“三崇精神”，即：崇尚传承生生不息、崇尚变法孜孜不倦、崇尚审美痴痴不易。“三崇精神”是首次提出，显然拥有大量可以完善的空间，十分需要广大专家学者的参与研究。

至于中华书法精神，目前还只能是一个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概念。如何以简约的理论概括其丰富内涵，是一项有待专家学者们共同努力的课题。

将来，不论中华书法精神的表述会是怎样，我们认为琅琊王氏家族所体现的书法“三崇精神”，作为支撑中华书法精神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柱之一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