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羲之研究多元化的史学内涵与战略意义（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尽人皆知、唯一被誉为“书圣”的书法家。他书法艺术的极高水平与巨大贡献，惠泽后人近一千七百年，影响之大之深远，无人能与之比肩。

古代研究王羲之始时是品藻鉴赏其书法成就为肇端，历代不乏佳评，早有定论。就广义言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思想战线拨乱返正、正本清源。给王羲之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有一大批学人从其生平历史、仕途坎坷、政治变迁直至家族家谱等诸多方面深入研讨并取得可喜的成果。引人嘱目者如王汝涛老教授近十余年，不问寒暑、勤劳于笔耕，主编过《王羲之志》、《王羲之研究》、《王羲之书法与琅琊王氏研究》等，个人专著有《翰墨书圣·王羲之世家》、《琅琊居文集》（集内收有关王羲之研究的论文七篇），征引详备，知方明类[1]。可以说，在书山他可以运行成风；在学海，他能够操舟若神；解决古书典籍之疑难，如游刃有余的解牛庖丁。笔者以为有这样一位学科带头人，可领风气之先，可得笃实成果也。

2004年9月，在中共山东省临沂市委、市政府领导、支持、亲切关怀下还成立了“琅琊王文化研究会”，实乃盛世壮举。从组织建构上为这方面研究铺平基石。而多元化的研究取向也就不言自明了。本文实以书法艺术为轴心，对王羲之研究的模式、成就、新时期的史学内涵、战略意义。聊述浅见，以求方家教正。

一

对我们后生小子而言，学习研究古代文献首先要解决一个可信性的前提。此乃学术保证与学术含金量的重要基础。“白圭之玷，难免为人惋惜”，故不可不审慎，不能不缜密。“以史而论”、“以史带论”、“论中有史”为传统治史之法则。明万历后“西学东渐”至此“中西结合”又为研究者开辟新途径。诚然，中国的许多技艺，即使是纯技术性的指导，也要将那玄奥的精神贯入技艺中，思想与精神才得以开悟，此可谓“法”、“道”浑融。通俗言之，讨论人与艺术、人与学术断不能离开政治背景、人文氛围以及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及此延伸出来的诸多新问题。然胎息萌动、源头所在，不可不辨。

笔者最早读到有关王羲之书法评价的有南朝宋《采古来能书人名》、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译》、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情有独钟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王羲之传论》，紧接着是孙过庭《书普》：“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使之二美，而逸少兼之”。这才是真正的书论家的研究立场。张怀瓘在《书断》也说到“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张氏还有《文学论》一卷，《六体书论》一卷，特别显眼的还有《书估》一卷，实以王羲之书法为参照，确定自古法书分三估五等，其中透露出“精品意识的萌芽”[2]。

王羲之《兰亭序》虽盛行于宋代，“但在唐代《兰亭》原文及《兰亭》帖记有所流传。仅粗略统计已有十八种著作提到《兰亭序》及有关情况，著名的有：房玄龄《晋书·王羲之传》、《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李冗《独异志》、李绰《尚书故实》及张彦远《法书要录》中的何延之《兰亭记》、褚遂良《右军书目》，武平一《徐民法书记》、李约《壁书飞白‘萧’字记》、韦述《叙书录》和《右军书目》等”[3]。宋代帝王热衷于习王字，重《兰亭》，以帝王之尊影响有宋一代书风，遂演化成“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宋人作书尚意，书家多着意改变和摆脱楷书的拘束，要尽力表现自己的个性，追求流畅的风格，可以说这全是《兰亭》的意趣。

在元代书家中，耶律楚材是契丹族人，他的书法源自黄庭坚。其他如赵孟𫖯、鲜于枢等书家受王羲之影响至深，开启了元代崇尚晋人的书风。尤其是子昂《致野翁教授尺牍并跋》、《白石先生兰亭考跋》、《雪晴云散帖》等，无一笔一字不法于王字，妙在师造化而又能自出机杼。惜乎异族统治，理论上几无构筑。

明代书论研究尚称殷富。研究王羲之又有独到见解者，首推项穆。此公亦号兰台，又曰无称子。王释登所作穆小传称其初名德枝，郡大夫徐公易为纯，后乃更是名。《秀水志》云。“德纯名穆，以字行。父元汴（1525-1590）。官中秘，擅长书法与少岳（项元淇）齐名。其书法于晋唐名家多有妙悟，心慕手追者王羲之。故其于《兰亭》《圣教》必日摹一纸，以自程督，从不间隙或停顿。所著《书法雅言》共十七篇，开宗明义第一篇即为“书统”。所谓“书统”系直接比附“道统”而来，前提依旧是书法的社会功能。“道统”乃是唐韩愈为了反对佛教而仿照佛教传法世系的祖统说而建立的理论。“道”在韩愈哲学中的内涵是抽象化了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是一种超时空存在的先天客体精神。世间万物都是由“道”所主宰的，这个“道”还不同于佛老之“道”。简释一下，便于认识项穆的主张。在他看来，既然书法有着“翼卫教经”的作用，“书统”与“道统”之间的相通也就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了。“宣尼、逸少、道统、书源，匪不相通也”。书坛上“正源”与“傍流”之说，自古即有。在项穆书论中“书统”是从王羲之发端的。他说：“惟右军为书之正鹄。奈何泥古之徒，不悟时中之妙”。相对于羲之书统正宗的地位，其他书家、流派一概为其视为旁门左道。虽有偏激，但他崇拜逸少进入顶峰阶段，使王字的流传、弘扬几乎达到极致。

清康熙帝喜写董其昌，乾隆酷爱赵孟𫖯。说到底，这两家全从王羲之法书中走出来。我们重视正史，但绝不完全否定稗官野史中某些有益的内容，它可以佐证、补充，在大多情况下会有一定对比、参照作用。

二

书法是华夏文化的奇苑、民族传承的国粹。古往今来，众多文人墨客孜孜以求地探寻着方块汉字（从汉隶起）的形体美、意境美、韵律美的统一、和谐、静中寓动。魏晋时代是中国书学史上灿烂辉煌的时代，书法佼佼者云集于世。经过时间与空间的锤炼、切磋、比较、鉴赏，终于出现了众星捧月的“书圣”王羲之。实践证明：王字适合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与欣赏习惯。

在浙江绍兴离城二十五里，有一处群山环抱、绿水绕亭、风景秀丽别致的地方。王羲之曾经住在这里，名谓兰亭。史书记载东晋永和九年（353年）的农历三月初三，是曰“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羲之与一些文人墨客及其子侄辈等计四十二人。聚焦到兰亭举行有关驱邪祝福之类的文人雅集，他们置身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中，举行修禊之礼，以“曲水流畅”的传统形式饮酒赋诗。诗成后，众人公推王羲之为修禊诗集写序，这就是著名的《兰亭序》。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书家倾情于此，终生临仿不辍，陶冶造就了众多名家。此序后为人誉称“天下第一行书”。这是铁证，无须议论。

《兰亭序》全篇二十八行，计有三百二十四个字。通篇情感闲逸，措词用字极为考究，是千古绝好文章之一；若从书法角度赏析，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起笔收锋、停驻顿挫各不相同。可谓文章之美与书艺之美融为一体，既切题不妥贴。站在音乐家立场上论之，如一组伏雅抒情、跌宕自如的民族乐章。后人心目中，已成千古之绝唱！

传说当时王羲之是乘着酒兴方酣之际，用蚕茧纸、鼠须笔，一气呵成。诚然，多年翰墨功底、文化积淀、学识之渊博在此特定文化氛围中，创作这篇绝世的神品，是年，王羲之年方五十岁，在古代可称“人书俱老”。

毕竟出于民众自发地一传十、十传百将羲之用的什么纸、笔，栩栩如生、维妙维肖，一代又一代传颂在齐鲁大地，这份缅怀、崇敬的乡土之情，完全可以理解，也完全能够接受。不必去经典文献中寻觅出处。唐太宗李世民喜爱《兰亭序》的典故，世人皆知。这位鲜卑族帝王对王字如醉如痴。

清康熙帝南巡绍兴，曾御笔手书《兰亭序》，后来乾隆帝来此观赏即席拔墨泼诗，为当地官员勒石刻碑。满清统治历时二百六十八年，十二位皇帝，可是祖父与孙子的墨迹先后同刻在一块碑上，绝无仅有。从秦始皇倡导“纪功刻石”以来，中国碑刻书法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而“兰亭”这方为书法界称为“祖孙碑”的，情缘还在王羲之身上。可以想见，满族皇帝对书圣的崇敬与亲近。这块碑本身的史学内涵就丰硕、深邃、宽博。凡熟知清史的学人会首肯笔者的认识，绝非虚逛琐词也。

话说回来，《兰亭序》写成后，王羲之事后不止一次的摹写，均不能达到原作的神韵风采。按照当代创作心理学剖析，古今中外，任何一位艺术大师，企以“再现”一幅精品的风貌，终未能达性尽意，这个字改好了，那个字又不成原意。故尔，王羲之生前非常珍爱这篇佳作。辞世后便传给子孙，传到七世孙智永时，不久智永皈依佛门做了和尚。又传给弟子辨才。因唐太宗酷爱右军墨迹，从民间搜罗羲之书作达三千余种，如今日虔诚狂热之“追星族”。遗撼的是缺少《兰亭序》。相传为得到此序，太宗曾命监察御史萧翼用欺骗手法，将《兰亭序》弄到手后，收入内宫。太宗死后，其子高宗把它用玉匣贮之，殉葬于昭陵，留下了至今还在争论的一桩公案。岁月如梳，笔者以为除真伪本身含义外，《兰亭序》那动人的神韵，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可凭籍各种摹本永留世间。其史学内函绝非凝固，它以超常的生命力伴随着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永远留存人世间！

三

笔者幼时曾听父兄辈说起朱杰勤先生有本《王羲之评传》。上世纪九十年代撰写《民国书法史》时，四出寻找此书。逐渐有所认识。

朱杰勤（1913- ），广东广州市人。早年求学于罗隰甫门下，后在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读书。1933年夏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1936年以优等成绩毕业。由于耽于典籍，疏于世故，加以生性耿介，不屑奔走于权势之门，毕业便失业。幸得著名岭南派书画家高剑父先生推荐，他到广州美术学校教授国画史、兼及书法史，一年后为中山大学系主任朱谦之邀约回到母校任教。教学相长，使其在业余时间开始钻研学术。先出《秦汉美术史》，后完成《王羲之评传》[4]。拜读之下会发现这位学者能在抗日战争期间，生活不安定，治学环境也不理想。竟能努力搜集相关的大量史料，展开一定考辩、梳理。将古人的评价翔实列出，然后提出个人论断。因为是“评传”，严格来说，是书未能突破历代先哲前贤对王羲之的众多看法，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若在观念上、取材上、结论上再有所突破或发明，则更好。“抗战八年”，战火烽起，有此一本专著问世，的确也不易。据我们知，民国期间除朱杰勤此著外，对王羲之的研究大体如此。

毫无疑问，结合朱杰勤先生《中国古代史学史》与张星烺先生合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著作，朱先生是一位史学家。其一生论著宏富，治学范畴很广泛，但不是专门的书论家、美术史论家。

隔半个世纪后，又有新的一本《王羲之评传》面世。作者是郭廉夫（1938- ）江苏扬州人。1936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曾任江苏美术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编审。绘画作品多在海内外发表，除评传一书还有《色彩美学》等出版。这本评传（附：王献之评传）在体例上有“生平概述”、“政治思想”、“哲学观点”、“美学思想”、“书法艺术”、“关于王羲之的书论”（含《自论书》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笔势论十二章》、《论白云先生书诀》）、“文学方面的成就”、“有关争论的问题”。是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5]之一。其研究主体方向与格局、指向，也就不言而喻。况且，对传记文学的要求，不一定要解决历史争论或悬而未决的专题。公允地说，新评传优于前面一本评传。

若纯从书法史、书法理论的角度出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书协学术委员王玉池老学长的《二王书艺论稿》一书，视野是开阔的，治学方法既有考辩、实证的功底，又有不少融合中西的路子。“亮点”在于著者善于钩玄索隐、探颐求真，力图解决书史书论中悬而未决、有争议的题目。例，《南朝书论中的二王问题》、《王羲之的生卒年代可以确定》、《兰亭论辩中的误会及其他》、《王羲之与道教和“兰亭序”文章问题——答一日本书法代表团提问》等；再如《邢侗和王羲之》、《王羲之“丧乱贴”之“先墓地点及书写时间考》、《西晋时洛阳确有王羲之先墓》等，是前人未及或触及不深、语焉不详的问题；而《几篇错误很多而影响很广的新闻报导——关于东晋《高崧墓志》出土的报导》、《“王兴之墓志”是王羲之所书吗？》这一类质疑、订正、重新整合类的专题，学术信息含量大，文章铺展开来一定要有说服力。可见著者有丰厚的学术基础与筛选、梳理的精湛素养。玉池老学长在《王羲之生平事略和书法艺术·引言》中写道：“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就影响之大、成就之高和发展之全面来讲，没有一个人可以同书圣王羲之相比。王羲之的书法曾被誉为‘尽善尽美’和‘古今之冠’。其书中的美韵，至今仍是书界努力探讨的课题之一。广而言之，王羲之不仅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有崇高声誉，就是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也不失为优秀代表之一。历史上出现这样一个精深博大、影响深远的艺术大家，必有其独特的历史环境和个人条件；其艺术成就，亦必有许多后世不能重复甚至难于企及之处……，并无华丽辞藻，也不故作高深，但定位很准确，让读者品味后而击节。

中央美术学院刘涛教授《王羲之十贴写作时间考略》一文，虽是老题目，可研究方法是新颖的，在“一点说明和一个现象及四个问题”中，颇见功力，对我启发很大。还专门写过《“二王”尺牍书法比较与审美理想》近万字一文，邮寄还是收发出现故障，不慎。至今此文在何处，不得而知，甚憾。日本佛教大学祁小春《官奴说我见》实在是一篇“小中见大”说理透彻的范文。在众多学者的启发、策励下，笔者一直酝酿换一个角度，改变一下思辩方式去学习、研究王羲之。

二OO四年四月，我以《论王羲之的人格精神与隐居生活》一文出席浙江嵊州“首届国际书圣文化节”。此文宗旨是试以当代人文学科的立场审视、评估王羲之的隐士思想、隐居生活与流连山水之情。力图从他大半生坎坷的仕途上，捕捉其内心世界的冲突，感情跌宕起伏的思想底蕴。比如很多人只看到“兰亭雅集”、“曲水流觞”的繁华喧闹一面，王羲之内心有痛苦、抗争、矛盾甚之徘徊的阴影。莫将表象与实质混为一谈。孰料这个尝试性文章一连为三个刊物发表⑸。虽深受鼓舞，心底深处也有惶恐、茫然的况味。当代学人与古代圣贤换位思考，按照书圣仕途不顺，最后率所有儿孙到父母墓前宣读《不仕誓文》盟誓永远不再出仕。笔者紧接着写下：“以今人心态读之，他恨极了（指右军），话也说绝了。如果说此前他遇事不顺，个人抱负与现实生活发生冲突时萌发‘亦官亦隐’、‘半官半隐’，冲淡一些人间疾苦的话，如今已是公然进入隐居生活这条路了”。剖析古人心理流程是基于他的坎坷人生，虽不无道理，从逻辑推理上说，也不失为王羲之研究多元化中之一元。前提是书圣没有写日记，纵使写了为避嫌政治，后人也未必能看到。

四

二OO三年九月三日，“纪念王羲之诞辰1700周年暨首届中国临沂书圣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多功能厅召开。

临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群形象地说：“每十个山东人里就有一个临沂人，每一百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临沂人……临沂是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最长的地级市，还有自己的飞机场，我们开这个会是从临沂直飞北京的”。李书记还接着说：“一个地级市搞这么大规模的活动，特别是文化活动，这在全国也不多见，不过这正是临沂人的聪明之处……对一个城市来说，只有文化才是永恒的，也是最具魅力的”。⑹

此后在首届中国临沂书圣文化节开幕式与“王羲之书法艺术暨琅琊王氏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市委副书记、市长连承敏，市委孟副书记，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丁凤云等领导同志的发言都围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发展观。以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为内容。尤其在大会主会场主席台上有“书圣故里，中国临沂”铿铿锵锵，掷地有声的八个大字，不仅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也是挖掘人文资源的重要途径，是坚持科学的发展观的战略思想。这就造就了极优越的时代文化氛围，显而易见，王羲之研究模式，取向是多元化的，史学内涵空前之丰厚，从战略意义上讲，其高度与准确性让所有学人与广大群众倍感亲切与深受鼓舞。

（作者王佩芬：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

注释：

⑴琅琊亦可写“琅邪”，因此书题端“邪”，实乃“琊”之异体字

⑵薛龙春《张怀瓘身世·著作考》（下）刊《江苏文史研究》总第44期

⑶水赉佑《宋代帖学研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⑷朱杰勤《王羲之评传》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1948年再版

⑸此文刊于浙江《王羲之研究》，又刊于《江苏书法通讯》，后为《中国书法》总第140期

⑺《山东画报》总第336期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