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辞官归隐剡县金庭管见（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公元355年，东晋书法家，时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的王羲之毅然辞官，携子归隐剡县金庭。他缘何辞官，辞官后又不作常人的寻根问祖，返乡山东临沂之思，却择地金庭，其中缘由，一直让后人颇存疑惑。

王羲之晚年辞官并归隐金庭，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官场凶险的经历是王羲之辞官归隐金庭的内因

王羲之出生于当时的名门望族。据考，当时王羲之的堂伯王导和王敦，是东晋初年朝庭的两大“台柱”，军政大权基本操于两人之手，时人有“王与马（司马氏），共天下”之说。可惜王家仕途也并非一帆风顺，到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反叛朝廷不成，王氏家族即刻面临巢倾卵覆，满门抄斩之灾。为尽可能地挽回家族的这场劫难，王羲之的堂伯王导，可谓是竭心尽虑，煞费苦心，为表示对晋皇室的忠贞不二，每天一大早就带着子侄辈20余人（王羲之也在其中）长跪于皇宫门前请罪，后幸有名士周𫖮在晋元帝面前为王导他们百般开劝，才算幸免于难。这一场生死转念间的政治劫难，在年幼的王羲之心灵里打下深深的印记。官场险恶，生命无常，这一事件更让他对人生有了一种领悟，富贵贫贱隔层纸，生死存亡转念间。让他多了份看透尘俗，远离仕途的意念。这也为他晚年的辞官归隐作了思想铺垫。

王羲之生前，若凭借其高贵的门弟和王氏家族在当时的权势，要想谋个官位，那是易如反掌，但他就是不屑于这些。后来，他多少还算是踏上了仕途，如一开始就担任了管理朝廷图书经籍的秘书郎，后又历任临川太守、江州刺史，直至最后的会稽内史、右军将军（当时将军不一定带兵，只是晋时为提升官员的职位而虚设的一个头衔），但任这些职务，也大多是熟悉他的名士们所举荐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从中也可窥见王羲之淡泊名利，无心仕途的思想，这与他晚年辞官归隐自然有较大影响。

二、崇尚玄学的社会环境是王羲之辞官归隐剡县金庭的外因

羲之降生于西晋末年，据史料记载，晋惠帝智商低下得如同白痴，因此朝中大臣也不将其放在眼中，纷纷弄权自立门庭，于是纲纪大坏，忠贤绝路，天下一片纷乱。惠帝登基的第二年，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并且祸乱延续了十六年之久，给黎民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又祸不单行，周边少数民族也乘乱而入，使西晋王朝内外交困，国力衰微，江河日下。

在这社会失序，政治黑暗，人们在生存面前彷徨失意，无所适从的现实生活中，促使当时的人们更多去思索“生”与“死”的问题。于是以老庄思想和佛理为核心内容的魏晋玄学便兴盛起来。

玄学的实质是更多地关注人的生命存在和精神自由。它抛开儒学里的一味注重救世治世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而是更切合实际地想拯救自身。

在玄学思想观照下，东晋士人们开始厌恶和疏远政治，更多地注重精神自由、心灵旷达和个体生命的追求，因此当时的许多文人名士就开始在自然山水中寻找心灵的慰籍和寄托。

据载，东晋时期，人们开始走向自然山水，文人名士们出游之风日盛，并且与佛教徒的交游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于是乎，深山幽谷，古庙亭榭，都成为文人佛徒经常出游的地方。他们乐此不疲地穿梭于自然山水间，以欣赏美景，感悟玄理，找回自身生命的重量。

中国的许多名山大川，在当时交通工具极不发达的魏晋时代，就凭着这份精神喜好，推动着那些体力并非强健的名士们不辞辛劳地入山造访，与自然为师为友，这其中魏晋玄学是起着很大作用的。

在心存玄理的士人心中，江南一带的山水，也在他们的汗水和脚步声中，像一个个富矿般地被开掘出来，一一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王羲之，便是这样的东晋士人中典型的一个。我们可以想见，那个时候，他游兴十足地与身边的一群文友，如谢安、孙绰、支遁等乐此不疲地优游于江南的青山绿水间，并从中不断地感悟着造化的美丽和神奇，体察着生命的意趣和本真，在“相看两不厌”中，获得了人与自然的交融。

王羲之除转悠于江南一带的自然山水外，还非常信奉道家的养生之术。后人常以为王羲之爱鹅，是因为他从鹅的浮游动作中，感悟到用笔的奥妙所在，是某种意义上的仿生。而据学者陈寅恪先生考证，王羲之只所以能为一只好鹅不惜走上三十里的山路，为了得到一位道士养的鹅，可以亲手抄录一遍《道德经》，这里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为了感悟书法的用笔之妙，而是为了养生。据说，他常服道家仙药“寒食散”来益寿延年，可服此药不当会有中毒症状，因此服用时也有较大的风险，而鹅是具有解毒作用的一贴上等良药，因此，鹅身大贵，王羲之也就更喜欢鹅了。

由此可见，魏晋玄学的兴起，使王羲之格外地注重对自身生命和生存环境的关注。选择山水秀丽独绝的剡县金庭也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三、剡地奇丽秀美的山水是王羲之择地金庭的动因

远古剡地，据史料载，自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于此繁衍生息，夏有禹率众挖河引水、改善原始生存条件，汉有剡人刘晨、阮肇上山采药遇仙之说。西晋末，中原连年战乱，北方士族名家仰慕剡地的僻静秀丽和物产丰富，纷纷入剡游憩定居。如晋时先有十八高僧之首的帛道猷爱剡山之秀，结庐瞻山，后有博学精深的高僧竺法潜、支道林、支道开等游憩剡地。永和升平年间（345—361），生性高洁、不乐仕途的戴逵也携子戴禺定居剡地。南朝宋景平元年（423），我国第一位旅游家兼山水诗的开山鼻祖谢灵运，也辞官隐居剡地嶀山东北剡溪口,这些名人高士与剡溪山水相融相合，使剡地名声大震。

西晋以降，文人墨客们，仰慕剡地山水、求贤访古者更是纷至沓来。遥想当时，剡地数百里该是山秀林茂，江深水碧，时有官家文人的小舟轻摇于粼粼的碧溪之上或停泊于剡溪江畔，或歌或吟，让才思在江南清丽的自然山水间喷发。

时人向往剡地山水，及至唐朝，达到顶峰。在《全唐诗》收载的2200余位诗词作者中，就有312位颇有声望的诗人先后入剡，留下数百首诗词。其中就有诗坛最有名的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唐代诗人白居易也评说“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州天姥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居焉”。可见，剡地山水在人们心目中的奇美似乎要远胜于今天以天堂作比的苏杭。

而当时的金庭，更是以其独有的清寂、秀美而成为佛道修行者的圣地。因此有不少的名士在此筑寺坐禅，修经参道，如有高僧竺法潜、支遁、白道猷等相继落户周围，使金庭成为当时道家的“第七十二洞天”，剡山成为当时佛道修行者的中心地。

有这一片美好的山水，又加上王羲之生活在佛道鼎盛之时，同时又与当时高僧竺法潜、支遁、白道猷等交往甚密，王羲之崇尚隐逸，又为了便于与高僧交往，更有这一带迷人的山水，其辞官后择地金庭则更是情理中事了。

（作者单位：浙江省嵊州市书法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