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溯宗初探（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琅琊溯宗初探 铜起敬撰

二千年秋季，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孝友村，按照市区规划，动工修建琅琊王氏先祖王祥、王羲之纪念祠堂。为筹集建祠资金，有《告琅琊王氏公开信》一书，广为散发。孝友村有学者王孝俊者，持公开信寻访来赣，自云赣榆上堰王氏为琅琊王氏一大分支，孝友村临沂王氏宗谱中有线索可稽云云。自此，萌动了三槐堂上堰王氏族人琅琊溯宗的念头。

据宗族研究史料记载，三槐王氏兴起于唐末五代之世，初居大名府莘县(今山东省莘县)。关于三槐王氏的来源，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辞，迄今未有定论。

一种说法认为三槐王氏系出太原王氏，为隋代文中子王通之后，原属河汾龙门王氏。此说多流传于北方地区，以山西太原、河南密县王姓族人为主此说的代表。

一种说法认为三槐王氏为王羲之后裔。以四川巴县南龙乡为主此说的代表。

一种说法认为三槐王氏为琅琊王氏分支。如清修《三槐王氏家谱》所录王国栋《修谱辨异》及《世系源流》说：“三槐王氏，系出琅琊。”琅琊王氏数传至晋丞相导，“导九世孙褒，江陵陷，奔后周，封石泉公，家渭南。为石泉王氏。褒十二世孙抟，相(唐)昭宗，封鲁国公。遭蓝田之祸，其子言遂占藉魏郡之莘亭，别称太原人。”“此说主要流传在南方及海外王姓宗族中。

由著名学者王鹤鸣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此书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项目)，则十分明确指出：“太子晋十八传曰秦武城候离，西汉王霸、王吉出其后。霸七传曰昶，昶之后坦之，以其世居太原，称太原王氏。河东、乌丸、中山、河汾皆其望；吉七传曰览、祥，以其世居琅琊，世称琅琊王氏。东晋王导等出其后，会稽、建康等皆其望。王导又二十二世而令言，五代后唐人，为三槐王氏一世祖。至北宋，王祐、王质等名人显宦辈出，其族赫然。”

基于以上诸说，再参照王达良先生编著的《中华姓氏通书》、南朝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及《临沂王氏宗谱》、《三槐堂赣榆上堰王氏宗谱》序文，可以得知，三槐王氏系出琅琊，是琅琊王氏的一个重要分支的说法，较为权威可信。当然，异于此说的其它说法，皆各有据，或史籍文论，或谱牒家乘。然而与许多史实争论一样，存在都是被允许的。孰是孰非，只能留待日后再作探讨了。

从以上诸端，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一、倾向于三槐王氏是琅琊王氏的重要分支，琅琊王氏祖绪亦即三槐王氏祖绪；二、远祖源流为姬姓之王，周文王太子晋，又称王子晋、王子乔、王乔者，为太原王氏、琅琊王氏、三槐王氏的共祖；三、三槐王氏的开基始祖，为唐朝黎阳令王言；四、三槐堂上堰王氏源系琅琊，望出赣榆。

上堰王氏根在琅琊。其先祖脉络应该大致是这样一种传承关系，太子晋十八传至秦武城候离，离长子元占藉琅琊，四传至西汉博士谏大夫吉，吉七传到览、祥，览二传至东晋丞相导，导二十一传至唐丞相抟，抟传五代后唐黎阳令言，是为三槐王氏开基始祖。言传彻、彻传祐，祐公尝手植三槐于庭。祐传懿、旦、旭；旦传雍、冲、素；素生九子：厚、固、坚、巩、本、硕、凝、常、奥。

临沂兰山区白沙埠镇孝友村学者王孝俊，据对临沂王氏宗谱研究，认为上堰王氏先祖，应是素之九子中一支，根据宗谱世系图录，应是巩与本的二支中之一支。据其所言，现对这二支的有关资料试作分析。

其一，素之第四子巩的一支。巩生二子：琳、琛，琳传锡，锡传公宪，公宪传丙兆，丙兆传宝，宝生一子曰“载”，名后注有“避乱东迁马场”文字，之后便无续文。从老谱所载《始祖迁赣榆县原由》一文，已知载祖之太高祖由琅琊“贾于太原”，凡五世。至载祖时方避仇南徙荆襄，转而东迁赣榆。从世系上看，与巩所传的一支相吻:“载”之父宝上溯至琳，恰巧为五世，且“载”又“避乱东迁马场”(马场是否即赣榆旧城南之马场(厂)姑且不论)。但却有几处疑点颇耐推敲。一、王巩生于显官之家，其父王素为北宋神宗朝工部尚书。王巩本人为宋代著名文人和官吏，传见《宋史·卷三百二十》、《元祐党人传》，历官通判扬州、权知宿州。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同时代人，为文章道义之友。苏东坡曾应其邀，为三槐王氏作《三槐堂铭》(见《古文观止》)。以这样的家庭、名望，其子琳用得着远离故土到山西太原做生意？此其一。在太原业贾期间，二三代人中多有挫折困顿、兵灾人祸，以其较为显贵的官吏家庭背景，及其同代同辈兄弟中诸多显达权重者，在彼时的封建官僚社会里，能无所凭倚孤身熬煎？此其二。三、在《始祖迁赣榆县原由》一文中，有“二帝蒙尘北屈际……父与吴秦从驾北番。及先帝亡，而吴秦抛尸异域”句。句中的“二帝蒙尘北屈际”，指为北宋靖康二年，金兵攻破汴京，俘徽、钦二帝及宗室、官吏、兵工等北去，史称“靖康之难”，北宋至此灭亡，时为公元1127年。是时，载祖之父从军司出入簿，与军旅中结拜的金兰之友荆楚吴、秦二人同时“从驾北番”。设若载祖之父时值壮年(30岁左右)，那么依1127年上推30年，其生年应在1097前后。其卒年依《始祖迁赣榆县原由》一文推断，应有二个时间。一是“从驾北番”之后，“及先帝亡，而吴秦抛尸异域。实缘先父累之”。考二帝亡期，徽宗北虏后于1135年亡于五国城；钦宗于1161年亡于燕京。以前者(先帝)而论，在1135年徽宗去世时，吴、秦作为从驾，亦同时死在北番。此时载祖之父是否同时去世？如是，则载祖之父生卒时间应是1097—1135年；若依后者而论，钦宗于1161年去世，如同时俱皆遇难，则载祖之父的生卒时间为1097—1161年。如果此二个时间段只是“吴秦抛尸异域”，而载祖之父幸而生还，那么紧接着的又是一劫：“待数月后”，因祖茔结仇的息家，倚朝中权奸作盾，载赃于吴王秦三家，于是“呜呼冤矣哉，全家咸亡。而小人之奸计亦险矣哉！”。“全家咸亡”说明除王载与吴缙、秦环“省师未归”躲过一难外，其余家人无一幸免，此时当在1136年或1162年。这与上述推断载祖之父的生卒时间，实无大的差异。

据此，便可得出结论，载祖上溯先祖，亦非琳所传的一支。因为，从老谱所记“载祖卒于元延祐初年”，吴王秦三公陵墓祭台石刻“延祐初年葬主士安士宁立”为佐证，载祖卒于元代中叶延祐初年(1314)应该确凿无疑。以载祖享寿78岁推算其生年，应为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如果按照这种推论，那么，载祖问世时，其父早已去世近百年之久(或是101年，或是75年)。显然是大谬不可置信的。

其二，素之第五子本的一支。本传琦、圣，琦传铭，铭传公亮，公亮传“载”。凡四世。“载”名后注云：“东迁沿海一带”。之后便无续文。以此处“载”之所处年代，推算“载”之父生年，与其牵涉之历史事件如“靖康之难”、“从驾北番”等，较相吻合。载之父的叔伯兄弟，有史可考的如懿之五世孙从，旭之五世孙述、逨，旦之五世孙珉等，生年、事迹均在1110年1170年之间。载与他们是同一时代人生平时间是不会有大的悬殊的，这是应该可信的。但若以这一支推论，也有一些悖理之处。须知：载之太高祖贾于太原。中国传统辈份中的五代称谓，为父、祖父、曾祖、高祖、太高祖。若以这一支中“载”上推至第五世即太高祖，便算到了本的父亲王素的身上。以王素工部尚书的朝廷重臣身份，焉能“贾于太原”？显系大谬，无须再作赘叙。

其三，素之第五子本的另一支。本传琦、圣，琦的一支如“其二”，又衍承了四世；而圣的一支则断序了。临沂王氏家谱在琦、圣名下注云:“兄弟不睦，外出太原做药材生意。”就是说圣、琦弟兄因故反目成仇，圣到太原做药材生意去了。由于被商所累，曾回故乡临沂(或琅琊)一次，变卖家产以充贾资，紧接着便举家移居太原，从此便与故乡断绝了音讯往来。以至于在太原的生意场上，五世因因相继，经常的祸生讼涌，人生屡遭变故，可临沂王氏宗谱中却无一字记载，一丁承继。最后第六代人载祖避难外逸，远走荆襄，转而赣榆，但却不回老家临沂，寻求血缘近亲庇护。由此可见，圣的一支离开了临沂，便淡绝了故土之念，真个是浪迹天涯，四海为家了。

临沂圣公，“外出太原做药材生意”；迁赣榆始祖之太高祖自琅琊“贾于太原”。以载祖生年(1236年)上溯五世，推算太高祖的大概生活年代，应在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1023—1085年)。以乱世繁衍迟缓的一般通例推算，按一代人25年的代序计，载祖(第六代人)上推五代，也正是前面推算的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年间。再从圣公同代人的生年，比较圣公的生年：有史可考、有年可稽的圣公的堂弟兄中，如长房懿公三世孙震、需、霖、霭，三房旭公三世孙毅、坦、通等，其生年及生平事迹均现于1030—1100之间，亦即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这个时间段与上述推断是十分吻合的。再从圣公父辈生平年代看，虽然素之九子(也即圣公父辈)的生年，诸籍均无明确记载，但从与圣公父亲比肩的四伯父巩的生平年代分析，却能见出端倪。《宋史》、《元祐党人传》记载王巩字定国，号清虚居士，宋代著名文人，有隽才，长于诗词，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为文章道义之友。苏东坡曾称赞巩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苏东坡的生卒年份是1037年—1101年。这个年份也应是巩的大致年份。本与巩是比肩兄弟，他们的生年当应和苏东坡的生年相差不大的。

如若以此推断，圣公到太原做生意的时间，与载之太高祖到太原做生意的时间，是一致的。载祖的太高祖或者就是圣公，在这里是可信的。但是问题还是出在“其一”的推断上，即载与载之父的生年、传承关系上的时间差距。

到此，前文已罗列出了三个线索，即迁赣始祖王载再上溯五代—太高祖的脉迹，可循的三个可能点。第一个可能，是王素四子巩的长子琳的一支；第二个可能，是王素五子本之长子琦的一支；第三个可能，是王素五子本之次子圣的一支。如前所叙，第二个可能明显为代序不符，已被排除；第一、第三个可能代序相吻合，但依载祖生卒年月为基础，往上推论，则又明显出现时间差距过大，难以上下衔接，亦不足凭信。严格地说，这两条也应该排除。

换一种角度分析，问题或许出在《始祖迁赣榆县原由》一文上。该文为纪实性的家史辅叙，夹叙夹议，详略兼容。全文凡六千二百多字。文中对先祖的称谓，对异姓兄弟吴秦的称谓，及故事发展的辅排过程，均以载祖的口吻叙述。从文中载祖去世之后，故事仍在发展，到三世祖士安士宁殡葬了义祖吴缙、秦环以后，文便终止这二点分析，该文应出自士安士宁之手，是士安士宁在祖父王载及义祖吴缙、秦环的回忆叙说基础上，记录整理而成。再从文章本身进行分析。该文从结篇架构，到故事铺陈，从文理语法，到遣辞造句，都堪称为上乘之作，如无深厚学业，满腹文墨，是很难完成的。考士安士宁所处的家庭境况及“幼从师读书”接受文化教育程度，也可说明这一点。吴王秦三公操持磨面生计家业渐丰后，二世祖基祖便入塾读书，至十七、八岁，“贾务稍通”，便罢读与外伯办商号。到三世祖士安、士宁一辈，自幼读于塾中，稍长后便“拜房师而学房书”，每年可得百金，补贴家用。考“房师”一词，为旧时科举制度中，举人、贡士在乡试中，对荐举本人试卷的同考官，尊称为房师。士安、士宁“拜房师而学房书”，可理解为拜授了房师之职，辅导士子学习举业。司其业每年“可得百金”，以资家用。由此便可了解，士安、士宁当时的学业学识，是可以任“房师”的，应该算作是饱学之士。因此，由士安、士宁撰写《始祖迁赣榆县原由》这样的文章，便可以确信无疑了。

已知载祖于元代延祐初年(1314年)去世。从《始祖迁赣榆县原由》一文，大体可以推算出，当时二世祖基祖大概年龄在55岁左右，生年当在公元1259年前后(南宋开庆、景定年间)。而士安、士宁当时的年龄应在30岁以外，生年当在公元1284年前后(元代至元年间)。设想，载祖去世之时，作为孙儿辈的士安、士宁已过而立之年，自然地，对先祖父耳提面命般的身世感叙，是应该记忆清新、确当的。文中诸多故事细节、场景、对话、表情、人物，包括数字、日期、时辰等，都记叙得详细准确，历历在目，如亲历亲见。因此，应该确定这是一篇信史。从《始祖迁赣榆县原由》一文叙述的家庭内部史事及所牵涉的朝代、社会背景，该文应该成稿于元代中叶，即元延佑年间(1314—1320)，迄今已历700年岁月。在兵燹频仍、播迁无常的动乱年代，这篇珍贵的文化遗产未遭毁损澌灭，实为家族之幸，历史文化之幸。作为先祖亲笔撰著且流传至今的唯一一份家族秘史，作为逾千百年之后的我辈，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它，摈弃它。而应作为一部宗族信史，倍加珍惜爱护，认真研读诠释，学习先祖诸位圣公履艰蹈险，自强不息，仁义立基，忠信传家的处世高风，立身亮节。

从“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宗谱修纂原则出发，我们在探讨琅琊故郡、宗族先绪过程中，应该确立这样一个基本点，即以家藏秘史作为一切探索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再行审慎地、实事求是的历史考证。既不攀附豪门、依傍历史文化名人以光耀门庭，也不自作卑微，辱没先祖圣德。可信的，则书之大谱流传后人；可疑的，辄秉笔直录，留待来者。

由以上观点引伸开去，琅琊追宗之事，至此似应作以下结论：一、从宗谱及《始祖迁赣榆县原由》开宗明义之记载，吾祖应该“源系琅琊”。三槐王氏应是琅琊王氏重要分支；二、琅琊王氏临沂宗谱所示几宗或可与始祖载祖对接的线索，因考而无据，故暂不予以认同；三、始祖王载上溯五代以前无考，远祖先绪不能妄加续接；四、吾上堰王氏族人仍应一如既往，崇尊迁赣始祖王载圣公，于此足矣，奚复他求哉！

以此文，记叙琅琊追宗始末，以之祈告先祖，示之后昆。

二00四年岁次甲申闰二月清明。职任赣榆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主任，王氏二十二世裔铜起沐手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