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思想家唐甄生平资料

姓氏整理

唐甄（1630—1704)，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省达州（今通川区蒲家镇）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清顺治十四年 (1675)中举人。曾在山西长子担任过10个月的知县，因受逃犯牵连被革职。后曾经商，因赔本乃流寓江南，靠讲学卖文维持生活。著作主要有《潜书》。唐甄与遂宁吕潜、新都费密，合称“清初蜀中三杰”。
基本介绍
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同称“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被中宣部、国家教委列为亘古以来包括孔子、孟子、鲁迅在内的一百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杰出思想家之一。
四川省达州（今通川区蒲家镇）人，是达州市“第一位帝师”唐瑜（明朝皇帝朱棣的老师，入蜀始祖）第十一代孙。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清康熙十四年 (1675)中举人。曾在山西长子担任过10个月的知县，因受逃犯牵连被革职。后曾经商，因赔本乃流寓江南，靠讲学卖文维持生活。著作主要有历经三十年而成的《潜书》。
《潜书》原名为《衡书》只有13篇，“衡”表示“志在权衡天下”，后因连遭挫折，就只得将其潜存起来，并加以补充完善，改名为《潜书》意即潜存待用。共97篇论文，分为上下篇两部分。上篇言学，共五十篇；下篇言治，共四十七篇。旨在“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下篇下•潜存》）
2政治主张
这表现在，第一，封建君主没有推行富民政策，而实行的是忘民、虐发、害民之政，因而“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潜书•存言》）。第二，封建官吏横行掠夺民众财产，他们坐视民众疾苦不救，贪婪谋取一己私利。第三，沉重繁多的赋税，加重了民众生活的困苦。第四，财源枯竭，贷币量少，导致了财贷无法流通，“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潜书•更币》）。唐甄在探讨了民众穷困的原因之后，提出了致富于民的政改措施。唐甄指出， 民为国家邦本，为政首在富民。“国无民，岂有四政！封建，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潜书•明鉴》）只有民众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如果民众贫穷困苦，必将导致国家灭亡。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唐甄强调，“治道贵致其实”（《潜书•权实》），实在致富于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潜书•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国家之宝，因此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体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种措施。首先，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他认为，国家的政治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 唐甄强调，“治道贵致其实”（《潜书•权实》），实在致富于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潜书•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国家之宝，因此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体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种措施。 首先，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他认为，国家的政治方针当以富民为宗旨，“其举事任职虽多，不过使不困穷而已”，“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潜书•考功》）故唐甄特别强调致富于民的实治实功，指出“为国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善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养民之道，必以省官为先务”（《潜书•省官》），却除暴虐于民之害官，重用养民的廉能贤才，“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潜书• 考功》）只有君主官吏皆去推行实施实治实功的富民政策，民众的生活才能富裕。 其次，唐甄提出了因其自然之利，发展多种生产的富民主张。他说：“海内之才，无土不生，无人不生”，只要“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才不可胜用矣” （《潜书•富民》）唐甄否定了“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要使四海民众真正富裕，就要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多种生产。他认为，养民富民首要在于大力发民农业，还要全面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为政之道，必先田、市”（《潜书•普施》）。他指出，“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潜书•达政》），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才能实现民众富裕。同时，唐甄大力提倡种桑养蚕的纺织业，主张通过商品流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第三，唐甄提出改革贷币，促进流通的商业措施。他指出，以白银作为贷币，限制了财贷的交换，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夫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要促进商业的繁荣发展，实现民众的生活富裕，“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潜书•更币》）。因此，唐甄认为，用铜钱取代白银，商品交换才能更好地得以进行，并可消除白银易聚之弊，发挥贷币的流通作用。
他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历30年而成的《潜书》中。是书原为《衡书》13篇，“衡”表示“志在权衡天下”之意，后因“连蹇不遇”，只得将其潜存起来，遂加以补充，改名为《潜书》。《 潜书》共97篇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学术，重在阐发“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之学；下篇论政治，旨在讲求实治实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术。潘耒称其“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潜书•潘序》）因此，《潜书》“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潜书•潜存》）是书不仅奠定了唐甄在清初启蒙思潮中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当时的儒学思想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心性学说
唐甄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对传统儒学的反思认识中，提出了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学说。他继承发扬了从孟子到王守仁的尽性事功的心学思想，尖锐批判了程朱理学末流只谈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习。 唐甄最为推崇孟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具体地涵盖了“圣人之治天下”的理论，“甄虽不敏，愿学孟子焉。”（《潜书•潜存》）同时，他又认为，自孟子以后，最能领悟圣人之学的人，当推陆九渊、王守仁二人。孟子、陆九渊、王守仁为什么能够执圣学之枢、得圣人之道，唐甄认为这就在于他们的尽性事功心性之学。他说： “尧舜以来，传道以传心”（《潜书•宗孟》），唯有知心，才能得识圣人之道，这是学问之道的入们。因此，他在继承了孟子的“尽心知性”和王守仁的“致良知”的心性思想上，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心性理论。 他认为，良知、心、性是一个东西，综合为“道”，“道由心致，不由外致”（《潜书•格定》），“天地与道际，心与天地际”（《潜书•敬修》）。他说：“性统天地，备万物”，“心具天地，统万物”（《潜书•良功》）。性即是仁义礼智的四德之道，“四德我自所有，非由外铄”，以仁义礼智以合于天地万物，即是尽心知性，始乃尽性事功。他认为，“良知可致，本心乃见，仁义礼智俱为实功”，实功即表现为“仁能济天下”，“义能制天下”，“礼能范天下”，“智能周天下”（《潜书•宗孟》）。 唐甄指出，尽性事功就是以仁义礼智四德的心性，以合于天地万物，这是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经世致用、救世治民才是圣人之道的根本宗旨。他说：“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乎？”（《潜书•辨儒》）因此，他既批判了道家只重“养生”和佛家但求“明死” 的出世思想，又着重揭斥了程朱之学“但明己性，无救于世”的空疏陋习。 唐甄认为，尽性与事功二者不可割裂，而是彼此统一的。他说，“修非内也，功非外也”，“自内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为生矣”（《潜书•良功》）， “修身治天下为一带，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能修身”（《潜书•性功》），不修其身，不能治天下；只修其身，亦不能治天下。尽性与事功是相互统一彼此融合的，裂一而不得其半。故他认为，程朱之学实能穷性之原，有功于儒家学说的发展，但它只言心性，不重性功，“精内而遗外”（《潜书•有为》）， “彼能见性，未能尽性”（《潜书•性才》），有违于儒学的根本宗旨。他们“终日言性，而卒不识性之所在”（《潜书•宗孟》），“今于内其精致，于其外若遗若忘……名为治世，实非治世，即非尽性”（《潜书•性功》）唐甄指出，程朱之学，舍治世而求尽性，既不能尽己之性，亦无益于社会民生。 如何尽性事功？唐甄提出了性才合一的思想。他说：“世知性德，不知性才”，性与才二者同出一源而不可分，“尽其本体，其才自见”，才即是性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尽性即其尽性之才，发挥出性的功能和作用，言性必言才，言才必事功。他认为，不能尽性事功，就是其才没有发挥作用。“四德无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尽。”唯有尽心知性，始能充才事功，“心不明，则事不达；事不达，则所见多乖，所行多泥”（《潜书•性才》）。 唐甄指出，尽性表现为事功，事功依赖于尽性，“性不尽，非圣；功不见，非性。”（《潜书•有为》）仁义礼智四德不是体现在性本身，而是体现在性才上，通过性才的作用，体现在对天地万物的事功上。故他说：“仁之为道，内存未见，外行乃见；心知未见，物受乃见。”（《潜书•性才》）事功乃是尽性的表现和目的， “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贵无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潜书•辨儒》）因此，唐甄特别重视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说，他说：“知行为二，虽知犹无知，虽致犹不致。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潜书•知行》）知行合一就是尽性事功；尽性事功才是儒者为学之道，才现儒学治世之用。他说：“我尽仁，必能育天下；我尽义，必能裁天下；我尽礼，必能匡天下；我尽智，必能照天下。”（《潜书•性才》）唯有尽性事功，才能展示儒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道。总之，唐甄的思想对近代社会启蒙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