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辗转香港，徘徊在蒋汪之间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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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22日，高宗武终于飞出了令他窒息的汉口，抵达香港，重新活跃起来。他在香港开了一家“宗记洋行”作为掩护，稍事布置，又马不停蹄地转赴日军占领下的上海，试图尽快沟通与日本的联系。
高宗武在上海刚一落脚，便与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取得了联系。松本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情报界把他看作是近卫的私人驻华代表，是个重量级的人物。松本与高宗武在日本帝国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有同窗之谊，与高宗武早就相熟。高宗武急切地向松本重治打探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内情，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何时能重开谈判之门？松本告诉他，占领南京让日本人发狂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目前的外交僵局是打不开的！
正当高宗武一筹莫展之际，一别数月的部下董道宁出现在他的面前。董道宁的经历颇有些传奇色彩，他生于中国，长于日本，平常总是以“日华人”自居。高宗武派他到上海活动，毫无进展，他竟然在刚刚卸去“满铁”职务、专门从事特务活动的西义显的协助下，像回老家一样很轻率地去了一趟日本，与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搭上了线。影佐写了两封措辞暧昧的书信，托董道宁带给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与张群。
影佐的信件使高宗武大为兴奋，似乎捕捉到了一丝打开僵局的希望。
3月28日，高宗武带着初次出击的成果从香港飞回汉口，将影佐的信件交侍从室直接呈给了蒋介石。4月5日，蒋介石召见了高宗武。
4月14日，高宗武第二次从汉口飞赴香港，西义显早已从上海赶来等候。高宗武告诉西义显，蒋介石看了影佐的信后，表示了如下的意见：向敌将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于敌将，对其诚意及勇气深表敬意；东北、内蒙可以留待他日协商，河北、察哈尔则须绝对交还中国，日本应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如果上述意思承你们谅解，便先行停战，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和平细目的谈判。
西义显将信将疑，觉得上述意见不像是蒋介石亲口说的，更像是高宗武凭着自己的自信与胆略，以蒋介石的口气而作的回答。但他还是迅速返回东京，向日军参谋本部传递了这一信息。日本军方执意要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对西义显的传话不屑一顾，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5月30日，高宗武满心失落地飞回汉口，汇报“所事渺茫”。此时，恰好传来了日本近卫内阁改组的消息，卢沟桥事变时主张不扩大事态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蒋介石嗅出了一丝“和平”的气息，以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的名义给宇垣发了贺电，一面令高宗武立即飞港，再次向日本方面传话，告诉他们：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即使攻下武汉，内部亦决不会起变化。蒋介石意在向日本显示实力，促使日本主动求和，以争取有利。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高宗武虽然身为外交官，但骨子里却充溢着一股自由知识分子的习气，从来就不是一个甘于奉命行事、听差候遣的角儿，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高宗武两赴香港，并不满足于做蒋介石的传声筒，而是主动寻求与日本打开僵局的办法。自开战以来，高宗武一直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内心里早就服膺于汪精卫了。他向松本重治和西义显透露，汉口有一个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派”，势力正在成长起来。他还与日方人员相约共同参与“和平运动”，以出场秩序的先后，称西义显为太郎，董道宁为次郎，西义显的助手伊藤芳男为三郎，高宗武为四郎，松本重治为五郎。高宗武两次返回汉口，在等候蒋介石召见的日子里，大量时间是在与汪精卫、周佛海密谋实现“和平”的办法。就在蒋介石派高宗武三赴香港的前夕，极度悲观的周佛海急了，劝高宗武不要再通过别人传话了，干脆自己直接上日本去联系。
6月6日，高宗武第三次从汉口飞抵香港。这一次，他完全超出了蒋介石的安排，一切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了。
6月14日，在香港浅水湾饭店，高宗武与西义显坐而论道，提出了一条打开中日僵局的危险思路：推戴汪精卫，使之成为蒋介石与日本之间媾和的媒介。
6月17日，高宗武又与抵达香港的松本重治会谈，将蒋介石口授的两点意见告诉他。松本反问高宗武，那究竟有何善策能打开目前的僵局呢？高宗武向松本重治敞开心扉，以充满幻想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全面设想。他认为：首要之点在于日本撤兵；日本撤兵声明一发表，汪精卫即以下野响应，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然后各地的杂牌军，如云南的龙云，广东、四川的将领以及山西的阎锡山等，就会从各方面响应，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演变成全国性的运动。
听了高宗武的高谈阔论，西义显和松本重治都不失时机地鼓动他直接上东京去，一举实现上述规划。6月23日，高宗武离港赴沪，准备渡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