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左侍郎曾纪泽资料整理

姓氏整理

曾纪泽（1839年 -1890年），字劼刚，汉族。湖南双峰荷叶人，曾国藩次子（曾国藩长子曾纪第在其两岁的时候因得天花早殇）。生于清宣宗道光十九年，卒于德宗光绪十六年，年五十一岁。袭父一等毅勇侯爵。同治年间相继出使英、法、俄诸国，与俄人力争，毁崇厚已订之约，更立新议，交还伊犁及乌众岛山，帖克斯川诸要隘，有功于新疆甚大，官至户部左侍郎。1890年卒，谥号：惠敏。纪泽学贯中西，有诗古文及奏疏若干卷，早岁所著，有《佩文韵来古编》、《说文重文本部考》、《群经说》等传于世。

人物生平

曾纪泽（1839年－1890年），晚清大臣，中国清代著名外交家

字劼刚，号梦瞻。汉族，是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的次子，袭封一等毅勇侯。曾担任清政府驻英、法、俄国大使，也是当时秉承“经世致用”新思维的知识分子。工诗文，书法篆刻，善山水，尤精绘狮子。
道光十九年生，自幼受严格教育，通经史，工诗文，并精算术 。及长，因受洋务运动影响，复力学英语，研究西方科学文化。识者每以“学贯中西”誉之。
同治九年（1870）由二品荫生补户部员外郎，光绪三年（1877）父忧服除，以承袭爵位入京。光绪四年（1878）派充出使英国、法国大臣，在英办理订造船炮事宜，补太常寺少卿，转大理寺。在出使任内，深入了解各国历史、国情，研究国际公法，考察西欧诸国工、商业及社会情况。又将使馆由租赁改为自建，亲自负责图书、器物购置，使得使馆的规模既不失大国风度，亦不流于奢靡。驻外严于操远，节约公费，摒弃贪劣，倡导廉洁之风，为外国人所敬重。
光绪五年（1879），巴西通过其驻英公使与曾纪泽联系，谋求与中国建交、通商，并招募华工垦荒。曾纪泽建议清廷予以同意；唯对招募华工一事，因美洲各国虐待“苦力”，请予以拒绝。1878年（光绪4年）6月，清政府曾派崇厚赴俄谈判索回失地，崇厚在沙俄的威胁下，在清廷不知情的情况下，于1879年（光绪5年）12月2日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饶的领土外，还赔款500万卢布。伊犁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却是“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残破空城了。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于1880年（光绪6年）派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大臣，与沙俄谈判修改崇厚擅订的《里瓦几亚条约》。曾纪泽抵达俄国后，“与俄外部及驻华公使布策等前后谈判历时10阅月，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稽者 51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至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终于达成《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与崇厚所签条约比较，虽然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为沙俄强行割去，但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均予收回；取消俄人可到天津、汉口、西安等地进行经济活动诸条款；废除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贸易，侵犯中国内河主权等规定。同年曾纪泽迁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后，曾纪泽不断抗议法政府挑衅。主张“坚持不让”，“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与法人争辨，始终不挠。又疏筹“备御六策”。虽在病中，犹坚守岗位，进行斗争。
光绪十年（1884）三月，曾纪泽卸驻法大臣职，旋晋兵部右侍郎，仍为驻英、俄大臣，与英国议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几经周折，终于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烟税白银200多万两。
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曾纪泽离英返国，帮办海军事务，协助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旋为兵部侍郎入总理衙门，后调户部，兼署刑部、吏部等部侍郎。在任出使英、法、俄三国大臣期间，订造了“致远”、“靖远”舰，为了订购军舰不受制于洋人，深入的学习过近代海军知识，在有关舰船技术的论述上极有见地。在此期间还亲自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普天乐》。他关心外交诸事，如驻外领事部署，何地当设，何地宜缓，何地不应役，都随时向总理衙门各国事项建议。还改进驻外公使与国内联系电报通讯办法。他在外交界享有声誉，与郭嵩焘齐名，时人并称“郭曾”。在出使英俄期间，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指出外来的侵略适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的“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对民族振兴满怀信心。
光绪十六年卒于任，年51岁，谥惠敏。十九年，江南制造总局汇编刊印其奏疏6卷、文集5卷、诗集4卷、出使日记2卷，后辑为《曾惠敏公遗集》行世。
子：曾广銮，左都御史；曾广铨，兵部员外郎。

收回伊犁

左宗棠收复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但伊犁这个新疆的西部重镇却还被沙皇俄国霸占着。原来，阿古柏入侵新疆以后，沙俄趁火打劫，侵占了伊犁。清政府多次要求他们归还伊犁，沙俄总是 寻找借口，赖着不走。 但是，左宗棠指挥清军，连战连胜，不用两年就收复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得对清廷有利。于是，公元1878年7月清廷派崇厚为特命全权大臣，去俄国同沙皇交涉伊犁问题。 崇厚十分昏庸无知，他以为只要收回伊犁就什么都解决了，结果在俄国官员的威胁和欺骗之下，他擅自签订了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里瓦几亚条约》。条约规定割让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大片土地，清朝向俄国赔款五百万卢布，俄国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等地经商全部免税，允许俄国经新疆到天津、汉口和西安陆路通商；而换回来的，只是一座三面被俄国包围的空城伊犁。 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无比愤怒。清廷内部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怕与俄国人打仗，主张妥协，接受这一条约；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主战派坚决不同意，要求修改崇厚与俄国签订的条约，把失去的主权收回来，同时做好开战的准备，万一谈判失败，就在战场上与俄国决出个胜负。左宗棠说到做到，积极备战。他分兵三路，向伊犁进军。不久，他自己带着一口棺材从肃州(今甘肃酒泉)出发，表示不收复伊犁，决不活着回到关内。在全国民众的一片抗议声和爱国官员的坚决要求下，西太后不得不把崇厚撤职，交给刑部严加惩处，不久又派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去俄国与沙皇政府重新谈判。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大儿子，公元1878年担任驻英、法公使。这次接受新的任务后，他马上整理行装，前往俄国。曾纪泽心中很清楚，此次谈判难度很大，他要打交道的是一个异常贪婪蛮横的国家。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会毫不犹豫，全力以赴。
公元1880年8月，曾纪泽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接待他的是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和驻中国公使布策，两人一开始非常霸道，对曾纪泽说：“两国全权大臣已经签订好了条约，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了。” 曾纪泽冷静地回答：“因为中国的使臣崇厚失职，违背了朝廷的旨意，所以这个条约理应酌情进行修改。” 格尔斯和布策又说：“崇厚是头等全权大臣，你是二等出使大臣，又无全权，怎么能够修改崇厚与我们签订的条约呢?” 曾纪泽针锋相对：“我既然是驻俄公使，就有权同你们谈判修改条约的事。” 格尔斯和布策被顶得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与曾纪泽谈判。曾纪泽便把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条条列出，送到俄国外交部。格尔斯看后暴跳如雷：“这不是把前面所订的条约全部推翻了吗?” 格尔斯故意拖时间，不作答复。曾纪泽就派人去催。格尔斯也派了人来回答说，俄国沙皇已经向清朝廷提出最后警告，假如不批准以前签订的条约，就只能用大炮来发言了。曾纪泽毫不退缩，镇定自若地回答：“如果两国间不幸发生战争，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那就什么地方都可以索取，决不只限于一个伊犁。” 来人被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灰溜溜地退了回去。几天后，格尔斯和布策又蛮横地向曾纪泽提出：“我们守卫伊犁的军费总共为一千二百万元，中国必须予以赔偿。”曾纪泽冷笑道：“双方还没有打仗，哪里跑出来的军费?”格尔斯和布策说：“如果你们不答应，俄罗斯只好开战了。”曾纪泽不客气地回敬道：“一旦打起仗来，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大清如果获胜了，那俄国也必须赔偿我们军费。”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曾纪泽据理力争，终于迫使俄国政府修改条约，《中俄改订条约》与俄国和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相比，除赔款增加了400万卢布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都争回了很大一部分主权。界务方面，在伊犁地区收回了伊犁南面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部分领土。在斋桑湖和喀喇额尔齐斯河下游地区的界线，改为在《里瓦几亚条约》界线与《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所定原线之间"勘定新界"，中国收回了一部分领土。商务方面，俄国设立领事的地点，由七处缩减为二处；中俄陆路通商新疆至汉口一条路线，删除了嘉峪关至汉口一段；水路方面关于俄轮沿松花江航行到伯都讷的专条被删除了。这一次谈判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谈判，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始信昆仑

洋务运动的启蒙者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在最初与西方的交手中，感应到变局的到来。但是否真的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则是有疑问的。士大夫要承认中国在军事力量不足之外，还存在经济和政治体制等文化范畴的不足，这对他们而言，存在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只有亲身经历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才能有力地冲击这最后的防线，从而真正走向世界。曾纪泽的前任郭嵩焘已经大胆地承认了中国文化问题对中国发展的深刻牵制。曾纪泽本人通过朴素的观察，也得出了类似的明确结论。
初到欧洲，曾纪泽以诗明志。诗曰：“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言，始信昆仑别有山。”曾纪泽对于昆仑之外的这座大山，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观察，具有很强的层次性。
一是对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他从小学教育入手，认为：“中华所谓小学，有古今之分。汉学家以文字、声音、训诂为初学津梁，古小学也。宋学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童蒙基址，今小学也。”而“西人所谓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幺幺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万物材质凝动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由细而知巨，由表以验里，由无用以求有用，由同种以察异种。以此为小学，与光学、电学之属，争奇而并重。设公会邀人观览，亦集思广益之意也。”以此论之，中国的学问注重人的道德文章，关注主体的修行，而西学注重对客观事物的考察。曾纪泽并没有把西学的路数和中国的“格物致知”对照研究。虽然他提及“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但是，如果他进一步推论，甚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的学问，并没有真正遵循“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条，而是忽略了格物致知，直接走向修身之路。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学问有意无意对新儒学（理学）最初教条的偏离，而这种偏离正是导致中国学问出问题的根源吧！
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直接渗透到曾纪泽办理外交的实践中去。曾纪泽发现西方国际关系遵循一种规则即国际法，而国际法的根本点在于保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主权还不论国家大小强弱。他说：“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这是和东方传统国家间关系在文化上的最大不同。国际法意识和主权意识给了曾纪泽无穷的力量， 他利用西方国际法作为武器， 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他在和俄国的艰难交涉中， 成功收复了伊犁。他在辩论《烟台条约》洋药加税之事项时， 义正言辞地说：“西洋各国， 无论大小、强弱， 其于税饷之政， 皆由主人自定， 颁示海关， 一律遵照办理。客虽强而大， 不能侵夺主国自主之权。”“ 加税之权， 操之在我！”
二是对西方社会的体验和认识。在学问之外， 纷繁复杂、热气腾腾的西方社会给曾纪泽以何种冲击呢？ 对于外交官， 考察所在国“ 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 是一项基本的使命。曾纪泽在日记中主要记载的就是这方面的观察结论。首先看建筑。中国建筑多平面摊开， 楼层不高， 浪费土地。“西人地基价值极昂， 故好楼居， 高者达八、九层，又穴地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 可谓爱惜地面矣。” 形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 曾纪泽没有作进一步剖析。其实这种差别是中国和西方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别所致。中国城市没有充分发展， 因为处于农业文明的阶段， 而西方城市和工商业的快速发展， 必然导致地价上涨和高楼大厦。对于园林建设， 曾纪泽也注意到了中西差别。西方“ 其建筑苑圃林园， 则规模务为广远， 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 大者周十馀里，小者亦周二三里， 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 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 则民不怨。” 这样的结论很有见地： 他把西方建设公共园林和“ 与民同乐” 的政治理想结合， 发现了西方社会以民为本的政治基因。其暗含的意思， 则是中国园林多为私家或皇家所建， 没有实践古人“ 与民同乐” 的理想。
三是对军事力量的认识。作为洋务运动的热心支持者， 对中西方军事力量的差距， 应该说是最为敏感的。对于西方军事力量的强大根源， 他认识到：“ 盖其规模， 亦合通国人士之智力， 积数十年之历练，耗无数之财赋而后成焉。故闳博精微， 兼擅其胜也。” 西方为什么能够做到利用全国的智慧和力量， 而造就如此庞大的军事机器呢？ 曾纪泽语焉不详。这可能是他观察的缺陷， 但也可能是他不愿牵涉进政治的纠纷吧。因为他反观中国自身的著名文章《中国先睡后醒论》中说“ 至于国内政事”， 则云“ 余暂不言” 。因为再进一步走下去就是维新派了。

先睡后醒

在欧洲勉强维持、同时又极力抗争了将近九年后， 1 8 87年，曾纪泽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伦敦。临走之际，他和英国人马格里合作，用英文写成《中国之睡与醒》（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发表在《亚细亚季刊》上。随后又以《中国先睡后醒论》为名发表在香港的一个中文刊物上。此文表达了曾纪泽的中国观念，充满着强烈的自强气息。自此文发表后，中国是“睡狮”的观念便不胫而走，成为后来百年中国寻求自强的经典比喻。
曾纪泽
曾纪泽
曾纪泽在文章中表达了以下的认识。首先， 他认为西方是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关于包括在条约口岸里的外国租界内以及包括在其它方面的那一部分领土上的主权的让与，中国觉得那些条约是把一种情况强加在她的身上的。这种情况将要迫使她在今后十年期限告终的时候废弃那些条约， 借以避免它们已经在别的国家里引起的那些罪恶。”
其次，他认为，外来的侵略是足以“ 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的“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对民族振兴满怀信心。曾纪泽认为， 百年以来，中华帝国外闭关自守， 内安于粉饰， 上不通， 下言塞，日益衰退。鸦片战争惊醒了天朝迷梦，有识之士先羞而后勇，学习西方， 求强求富， 至今日已初具规模。“ 中国今日用其全力， 整顿海防，使铁舰坚固，战船得力也。” “中国现将卫固海疆，水路军务逐渐推广，以目前论，铁路等事，凡可以富国利民者，在所应为，然尚可期诸异日也。”同时，外务邦交也应一一妥当处理，“今拟于十年重定之期，更张厘正，全国体也。”机器、矿业、铁路等行业，“中国皆有意为之也”。基于此上种种依据，曾纪泽断定“中国真醒大醒”，“无复有睡之意矣”。
对于曾纪泽的乐观断定， 当时有著名的香港维新派人士何启提出疑义，认为他的论点太过于乐观，是把中国没有发生的事情当成了真实的事实，所以才得出中国已经睡醒的结论。
这样的争论当然值得从现实和政治观念的取向上进行解读。但是，曾纪泽所要真正表达的，是一种拳拳的爱国之心，是一种自强的信念。他的中国观念是建设性的，具有积极的价值。曾纪泽在国外余暇时间曾“ 作乐章一首， 兼排宫商， 以为国调（ 国歌）”， 并为自己所作的国歌起名为“ 华祝歌”， 足见祖国在其心中的分量。不过， 曾纪泽的睡狮论虽然表达了一种积极的愿望， 也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他那一代士大夫对中国落后而不得其法的心理压力。但是，他提出的命题却需要人们作出进一步的严肃思考： 如果中国没有睡醒，那么是什么使她继续酣睡？ 如果正在醒来， 那么促使她醒来的方法是否是根本之计呢？
1 9 世纪有关中国的睡与醒的问题， 通过曾纪泽的文章， 我们可以看出这的确是个话题。但是， 是否一直就是国人所熟知的那个拿破仑的 “ 睡狮” 论呢？ 以下附录一篇小文， 综述了拿破仑关于“ 中国睡狮醒来将会震动世界” 的历史旧案， 是本书作者发现的比较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的一篇有价值的文章。读者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钻研之。

曾氏藏书

出使英法期间，曾几度参观英法图书馆，并和馆长探讨中西图书馆的优劣。深感“要强国需有书以教化”。回国后，大力倡导西学，并向政府力倡兴办国家图书馆。光绪十一年（1885），离英回国前，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阐述对中国内政外交和列强对华政策的观点。回国后，因朝政腐败，终未施展其才。在湖南湘乡即有藏书，取自《吕氏春秋·论人》篇中的“故知知一，复归于朴”一语，将其藏书楼名为为“归朴斋”，收藏有大量西洋书籍和出使英、法日记手写稿本，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学、农学书籍等科技图书较多，体现了近代藏书楼的特色。大部分是他出使英、法、俄之前和之后精心购置的。《曾宝荪回忆录》记载在抗日战争时，有几个美国军事顾问，多次到曾国藩“富厚堂”藏书楼阅书，特别是曾纪泽的“归朴斋”的外文藏书，使其流连忘返。同治八年(1869)夏季在保定督署的藏书在火灾中，有部分手抄本、随身阅读之书被毁。撰《佩府韵求古篇》、《说文重文本部考》、《群经臆说》等，后人将其著作辑为《曾惠敏公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