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皋的将军生涯与后世形象

牛祠祖

一

在民间记忆里，牛皋是一个笑声朗朗的人物。评书说他“气死兀术，笑死牛皋”，《说岳全传》把他写成岳飞身边手使双锏的结拜二弟，粗莽、好运、惹人发笑。然而翻开《宋史·牛皋传》和《三朝北盟会编》，这个笑声几乎听不见。真实的牛皋，是一个比“福将”沉重得多的人。已有专题研究明确指出，“历史上的牛皋迥然不同于文艺作品中牛皋的形象”，他“射士出身，聚众与金人战，能攻善守，多著勋劳，是岳飞爱将，为时大将”（萧鲁阳《抗金名将牛皋简论》，《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58页）。一个方面统帅，如何在后世的叙事中被压缩为一阵笑声？这之间的落差，本身就是一段值得追究的记忆史。

二

牛皋（1087—1147），字伯远，汝州鲁山人。他出身农家，早年以卖柴为生，精于骑射，初为县中“射士”。金兵南下，中原板荡，他聚众抗金，在鲁山、宝丰一带屡败金军。宝丰宋村伏击是他早年最著名的一战：金军自荆门北归，牛皋“潜军于宝丰之宋村，击败之”，并擒其将领马五太师（《宋史》卷三六八《牛皋传》）。后世常称此战歼敌两万余人，但《宋史》本传只记“击败之”，《三朝北盟会编》也只说“杀伤甚众”并擒马五太师。所谓“两万”，多见于地方叙述与二手转写，不宜当作原始史料的定数。邓广铭早年对《宋史》岳飞、张宪、牛皋、杨再兴四传的史源做过系统考辨，其《宋史岳飞、张宪、牛皋、杨再兴传考源》着重讨论四传与《四将传》之间的源流关系与因袭增删。这一考辨提醒我们，正史本传本身的记载，也需要放在史源脉络中审视。

绍兴元年（1131年），京西一带尽陷，牛皋降于伪齐。绍兴三年（1133年）二月，他与知汝州彭玘一同“起义归宋”。降齐是乱世中一个北方武将不得已的生存选择，但“不得已”不等于无需辨析。要紧的是他归宋的时机与方式——带着所部兵马归来，而非只身南逃。他加入岳家军时，已经是一员成名已久、有地盘有部众的方面统帅。

绍兴三年，牛皋所部划归岳飞节制。《宋史》记岳飞的反应只有两个字：“喜甚”。牛皋年长岳飞十六岁，他的到来不是简单的兵力增加，而是一位方面统帅带着自己的部队和威望并入岳家军。

三

入岳家军后，牛皋的位置不是“先锋官”三字可以概括的。岳飞收复襄阳六郡后，以牛皋为唐、邓、郢州、襄阳府安抚副使。安抚副使是路级军事副职，协理一路兵民、城守与治安事务，有实际的军政权力（参《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这意味着牛皋在襄阳六郡承担的是独当一面的军政实职，而非单纯的战阵冲杀。“副帅”是后世俗称，不能替代对宋代差遣制度的准确描述，但牛皋在岳家军高层中独当一面的分量，是制度性的。

随州之战，张宪、徐庆久攻不下，牛皋“裹三日粮”驰援，“粮未尽，城已拔”。庐州之战，伪齐五千甲骑薄城，牛皋“遥谓金将曰：‘牛皋在此，尔辈胡为见犯？’众皆愕然，不战而溃”（本段引文均见《宋史》卷三六八《牛皋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此战牛皋与徐庆率二千人往援，“展帜示之”，与《宋史》的“单骑遥呼”形成细节上的张力。即便取最保守的记载，牛皋在庐州城下展现的战场威慑力也是清楚的——一句姓名喊出去，敌军便“愕然不战而溃”，这绝非运气可以解释。

然而正是在这里，后世叙事开始介入。庐州城下那句“牛皋在此”，在评书系统中被改写成莽汉亮名号吓退敌军的滑稽场面。战场上的判断力被改写为运气，而牛皋身上更复杂的一面——那种乱世武将的杀伐逻辑——则在“福将”叙事中被彻底消解。

这更复杂的一面，史料留下的痕迹并不比战功更厚重。绍兴五年平定杨幺之役，牛皋将其擒获。战后处置降众时的一则关键记载，见于岳珂所编《鄂国金佗稡编》卷六《鄂王行实编年》。据其所载，牛皋向岳飞禀覆时主张“略行洗荡”，理由是“若不将其手下徒党少加剿杀，何以示我军威”；岳飞的回答则是“渠魁杨幺已被显诛，其余徒党并是国家赤子，杀之岂不伤恩”（《鄂国金佗稡编》卷六《鄂王行实编年》）。严格说，这条记载只能证明岳珂笔下的牛皋曾有“主杀”之言，而不能证明牛皋确实在战后主张过“洗荡”。 此条仅见于岳珂所编文献，他书未载，孤证性质明显。但即便打一个折扣，它也提示我们：牛皋的“粗”里可能包含着乱世武将的杀伐逻辑，而非后世所想象的那种憨厚。

四

牛皋身上那种乱世武将的杀伐逻辑，在“福将”叙事中被消解。而在岳飞死后，这种消解获得了更残酷的版本——牛皋手中已无兵可调，连“被消解”本身都成了他无力反抗的现实。牛皋的结局，是南宋初年政治绞杀最赤裸的注脚之一。但在写那杯毒酒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从岳飞遇害到牛皋中毒之间那五年里，他所置身的处境。

绍兴十一年（1141年）岳飞被夺兵权后，岳家军被改编为“鄂州驻扎御前诸军”，由田师中出任都统制，取代王贵的地位。牛皋在这一新编制中的职衔是鄂州驻扎御前左军统制，加真定府路马步军副总管，后又转宁国军承宣使、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参《宋史》卷三六八《牛皋传》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相关条目）。这五年间，牛皋手中已不再有可以独立调动的军队，但他并未在政治上完全沉默。《宋史》本传虽未直书“公开反对和议”，但牛皋临终以“南北通和，不以马革裹尸”为憾，足以说明和议格局是他至死未能接受的政治现实。一个在战场上以“牛皋在此”威慑敌军的将领，在御前诸军的编制之内，在田师中的节制之下，所能做的已经不多。

绍兴十七年（1147年）三月，都统制田师中大会诸将，牛皋在席间中毒。《三朝北盟会编》的记载最为细致：牛皋“遇毒而归，知其必毙，乃呼门下吏及对家人语以后事”，次日“卒于正寝”，“故外人唯知皋无病而卒，既而闻其遇毒，或以为秦桧密令师中毒之，莫不叹惜者”。传世《宋史·牛皋传》同样以“或言秦桧使师中毒皋云”作结（《宋史》卷三六八）。现存史源很可能与议和政治清算有关，但证据链并不完整，“或言”二字提醒我们不宜把推测写成定论。牛皋临终对亲信说的话，是这层政治语境中最沉痛的一句：“皋年六十一，官至侍从，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马革裹尸，顾死牖下耳。 ”他不怕死。他怕的是在一个以和议为国是的格局里，一个以抗金为志业的人，只能死于床笫之间。而这杯毒酒，在后世叙事中变成了一阵笑声。

五

笑声不是一天之内覆盖毒酒的，它有一个可以追溯的文本过程。

在元杂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宋大将岳飞精忠》等早期岳戏中，牛皋仅仅是岳家军里的边缘配角。到《说岳全传》，形象才逐步丰满。余文章在梳理这一演变时指出，牛皋越来越贴近张飞这一“蛮英雄”模板，“二人的人物评价可以互通”，明清小说创作者借鉴张飞这一成熟的英雄谱系来改造牛皋，塑造出粗莽忠义的草莽猛将（余文章未刊讲座）。学界已从文化心理、叙事反差与人物类型等层面做过讨论，综合这些讨论，可以得出一个判断：牛皋的喜剧化不是个别作家的偶然选择，而是民间叙事在长期演变中形成的一种类型化处理方式。

但类型化处理解释不了改写的内容本身。史实中牛皋年长岳飞十六岁，带部入伙，是方面统帅；小说把他变成岳飞的结拜二弟，在权力关系上永远低于岳飞。史实中牛皋死于政治暗杀，临终憾恨“不以马革裹尸”；小说第七十九回则让他与兀术肉搏坠马，兀术气死，牛皋“哈哈大笑，快活极了，一口气不接，竟笑死于兀术身上”。一场政治暗杀被替换为一场胜利的狂喜。

这一系列改写共享同一个机制。本文以“主星”为分析性比喻来概括岳飞在叙事中的吸附效应：岳飞的光芒过于强烈，岳家军中的其他人物被吸附为围绕主星的卫星，牛皋的方面统帅身份被压缩为“先锋”与“兄弟”；民间叙事又需要一个喜剧性的“福将”来调节岳飞悲剧的沉重节奏，牛皋爽直豪迈的性格底色恰好提供了改造的素材。 更深一层，让牛皋“笑死”而不是“毒死”，是用笑声消解了那杯毒酒所指向的政治黑暗——人们宁愿记住一个笑着死的牛皋，也不愿直面一个被自己人毒死的抗金名将。牛皋临终那句“不以马革裹尸”的憾恨，在“笑死牛皋”的欢闹中被彻底淹没了。

六

牛皋当然不是完人。降齐的经历，以及杨幺战后可能存在的“主杀”之言，是牛皋身上无法回避的暗面，但它们并不改变他作为抗金将领的基本底色，也不改变他晚年因反对和议而死于毒杀的悲剧性质。

他的一生从卖柴射士到方面大员，从宝丰伏击到庐州扬名，从随州三日破城到临终憾恨“不以马革裹尸”，是一个在乱世中凭勇武与军政能力自立的人，最终被他所效忠的体制以一杯毒酒了结。“牛皋在此”是他的历史出场，“死于牖下”是他的历史退场，而“笑死牛皋”是记忆对这两端之间那杯毒酒的遮盖。

参考文献

1. 脱脱等：《宋史·卷三六八·牛皋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2. 脱脱等：《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中华书局点校本。

3.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版。

4.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点校本。

5. 岳珂：《鄂国金佗稡编》卷六《鄂王行实编年》，中华书局点校本。

6. 钱彩：《说岳全传》第七十九回，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7. 萧鲁阳：《抗金名将牛皋简论》，《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58—62页。

8. 邓广铭：《宋史岳飞、张宪、牛皋、杨再兴传考源》，收入《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9. 李帅：《反差视角下的〈说岳全传〉牛皋形象研究》，《理论界》2022年第12期，第95—101页。

10. 张少助：《论〈说岳全传〉中牛皋形象的塑造》，《文学教育》2017年第15期，第56—57页。

11. 余文章：《从边缘战士到核心将领——论明清俗文学中的牛皋》，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赭麓诗学讲坛”未刊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