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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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围剿”后，“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已取得重大发展。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联结成一片，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也都有相当规模。客观形势需要建立起一个对各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的机构。
　　中共中央早就急于成立全国性的政权，在一九三○年二月四日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五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没有出席而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会上成立苏维埃大会准备委员会。当时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李立三认为，中央政府应当设立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随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纠正，这件事暂时被延搁下来。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中又把“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作为“苏区最迫切的任务”。①筹备工作改由中共苏区中央局负责进行。六月一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在八月一日召开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但不久因为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大会又在六月下旬决定改到十一月七日举行。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刚刚失败，日本突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在四个多月内占领我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这个严重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在九月二十五日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②坚决主张抗日。
　　可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而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他们一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在王明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③，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
　　这样，就使革命根据地内的状况大大复杂化了，也使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④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分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八月三十日来信所说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虽在原则上肯定红军取得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但重点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来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
　　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说道：“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⑤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⑥
　　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⑦
　　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写道：“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⑧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⑨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几个决议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⑩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倾教条主义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对它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也正在步步加强。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
　　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很不够。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临时中央在给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批评中央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中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说：“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⑾
　　赣南会议前，苏区中央局曾致电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⑿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经过苏区中央局同临时中央商议，将原来规定的“江西苏维埃主席”改成项英。毛泽东是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进道路，显然将十分艰难曲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六百一十人。会议开幕那天上午，举行了阅兵典礼。下午，项英致开幕词。晚上，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参加提灯庆祝晚会。
　　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报告回顾并总结了中央苏区过去的工作，认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的所在地，它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指出：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工农红军，他们依靠苏区广大群众的力量，连续击破了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开辟了红军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在中央苏区，已经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也说到中央苏区存在着错误和缺点，有待纠正。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在这种新形势下，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巩固和扩大红军，必须使苏维埃政权真正变成工农群众的政权，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加强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必须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等等。
　　大会主席团于十一日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依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经大会通过。会上还通过了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六十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在二十日闭幕，由毛泽东致闭幕词。
　　这次大会制定的《宪法大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⒀这些规定，虽然受到中共中央“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笼统地把一切剥削者都排除在政权之外，但这个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中央政府，并具体地规定了劳动人民在各方面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经济政策》等，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中实行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固定下来，并规定工农大众享有的劳动和取得物质待遇等种种权利，但其中也有一些“左”的政策规定。如《土地法》中宣布“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还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影响了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
　　根据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代表大会闭幕后，十一月二十五日，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任命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十五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但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职。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时，各个革命根据地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和各路红军的统一指挥，在政治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代表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法规和决议案，在初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临时中央政府和各根据地的立法和施政方针确定了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然而，临时中央的主要着眼点却在于过分夸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力量，片面强调苏维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急于取得在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他们起草而经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包含的一些过“左”的政策，对根据地的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的宁都起义。像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过去还不曾有过，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主力之一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进攻。在作战过程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萧劲光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⒁
　　十二月上旬，毛泽东已得知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的消息，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针对有人提出的争取一个旅起义的主张，要求尽量做好工作，争取组织“全部暴动”⒂。十一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袁血卒）。袁血卒回忆道：
　　“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第一句问话是：‘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
　　“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刘伯坚同志插话说：‘我在西北国民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主席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向主席做了扼要汇报。”
　　“毛主席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⒃
　　十二月十四日，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分，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毛泽东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他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⒄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⒅经他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三千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三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师长，苏进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
　　毛泽东十分重视采取一般士兵容易接受的形式对红五军团官兵进行教育。他派文艺演出队到红五军团中去演出，并对演出队的负责人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各种办法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牺牲，为谁送命。李伯钊等按照这个主题，编了一个《为谁牺牲》的戏，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悲惨遭遇，在红五军团各军演出后收到了很好效果。
　　关于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建设，周恩来一九四三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宁暴时毛泽东领导争取五军团干部。”⒅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充分证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六万多人。

　　宁都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进入闽西苏区。同月底，到达瑞金。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一月九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⒆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在发言中提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三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他再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问过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彭德怀回答：“赣州守军马（崑）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⒇会议按照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这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
　　一月十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线督战。有人在途中还谈道：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
　　一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会议在中途更换主持人。(21)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一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但两件大事仍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一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对中国国土的践踏，一件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
　　上东华山后没有几天，毛泽东就从报上看到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22)这个宣言仍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拖到四月十五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上东华山后，他更关心的是红军攻打赣州的作战情况。三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细雨蒙蒙，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刻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险境。
　　中央红军这次攻打赣州历时三十三天，城未攻下，伤亡达三千多人。毛泽东到前线指挥部后，经过调查，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线召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三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赣县江口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他这种主张，是要转入外线的进攻作战，以“出击求巩固”。但另一些人仍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依据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虽从赣州撤围，并不是不再打赣州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红军开到湖南去。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把部队开到湖南去，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分率中路军北上。朱德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曾赋诗《经闽西感怀》，对毛泽东这次意见遭受否决表示惋惜：“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朱德在注释中说明：“这首诗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当时的指示精神”，“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
　　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除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闽西的红十二军刚占领了上杭、武平两县，守城的地方部队被击溃后退往广东。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他在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宁都集中的途中，向军团领导人林彪和聂荣臻阐述中路军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并得到他们的赞同。林、聂在三月二十一日向中革军委报告：“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日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24)红一军团随即进抵闽西长汀待命。
　　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他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时，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如向南发展，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我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25)
　　在长汀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毛泽东在三十日又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电文说：
　　“恩来同志：（一）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五）我明日去旧县晤谭（震林）、张（鼎丞）。泽东　　酉三十日”(26)
　　对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顾虑：惧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被占。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在四月一日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他还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27)，会议又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为了组织好这次战役，毛泽东在会后带警卫排星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警卫员吴吉清回忆道：
　　“这时候，我们的心情都一样，望着这滚滚的江面和乌云密布的夜空，有谁不为主席的安全着急呢？”“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罗！’”“夜空里，突然间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紧接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讯。看着这个情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并且在船上仅有的这一小块地方，给主席和随行的陆定一同志做好了掩护。可是，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就这样，我们说说笑笑地到了上杭。”(28)
　　毛泽东一到上杭，经过调查，又致电周恩来：“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十四到龙岩。”“中央局、军委宜移长汀。”(29)
　　四月十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在下午攻占龙岩城。第二天，他致电周恩来，报告在龙岩取胜的原因，说明将在这里休整两天，待主力会合后，“即直下漳州”。并指出：“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30)
　　根据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红五军团昼夜兼程，在十四日如期到达龙岩，同红一军团会合。毛泽东立刻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南下进攻漳州。
　　毛泽东为什么断定可以“直下漳州”？漳州虽是闽南重镇，地处九龙江的入海口，交通便利，贸易发达，但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两个旅和一些地方部队约一万人，孤立无援，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宝山一带外围丘陵地区进行防御。
　　红军经过实地调查，在四月十九日拂晓，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张贞见屏障尽失，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二十日，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占领漳州城。
　　漳州战役中，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七十四人，缴获各种枪二千一百余支、各种炮六门、子弹十三万发、炮弹四千九百发、无线电台一部，还缴得飞机两架，其中一架能飞，红军曾用它飞到厦门上空散发传单。这一次胜利影响很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31)
　　入城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入城后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政策，分发谷物给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向地主豪绅筹款；严格执行入城纪律，维持革命秩序。二十二日下午，他又向东路军总部、红三军、红四军的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他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32)
　　红军是在农村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进了漳州这样的城市后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尽管毛泽东已估计到有人会把农村斗争的一套搬用到城市中来，进城时就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注意群众纪律，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出在打土豪上。毛泽东一发现，立刻抓住实例，坚决加以纠正。当时担任团长的杨成武回忆道：
　　“我们打土豪，出了纰漏。从山区来，语言不通，特别是头一次打下了漳州这样的城市，谁是土豪？开始，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类似这些问题，其他部队几乎都有发生。毛主席发现后，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学即现在龙溪地委机关内那座小楼门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连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很多话，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打土豪，你们打错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属于华侨。（那时规定一条，不没收商店、不没收华侨资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们捐款。）毛主席说，你们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第一个原因，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还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毛主席说：越是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我们团抓的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只有五六个是土豪，其他都不是，就给他们赔礼道歉，请吃饭，然后都放了。我们在进漳州的路上，看到一些香蕉、甘蔗，以为是资本家的，给吃了，也都统统赔了钱。这样，党的政策就贯彻得很好了，留下的影响很好，群众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这是一件比较大的事。”(33)
　　毛泽东在漳州规定的城市政策，比一年多前打开吉安时规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了：强调商店照常营业；对一般工商业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聂荣臻回忆说：“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营业。后来全国解放见到陈嘉庚先生，他说起这件事，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认为红军当年在漳州是讲‘信用’的。”(34)
　　毛泽东在漳州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当时陪同他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回忆说：
　　“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35)
　　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不但自己读，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彭德怀回忆道：一九三三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36)
　　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发动群众，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动员了近千群众参加红军，还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
　　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漳州？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条件不同。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37)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四月十一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他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虽然没有文件上表示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38)他们的意思是说：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收到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电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
　　临时中央在这封指示信中，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地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39)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断然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他在五月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第一，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
　　“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40)
　　这份复电里，毛泽东提出了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这是在新条件下作出的一个重要概括，是对江口会议上提出以“出击求巩固”思想的发展。
　　苏区中央局没有能像毛泽东那样坚决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五月十一日，中央局在长汀作出决议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承认“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41)
　　这时，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他们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企图得手后再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六月初，在中央苏区的周围，国民党集中了四十个师以上的兵力，粤军已向北进攻赣南。毛泽东率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毛泽东回到长汀，看见苏区中央局五月十一日的决议，十分不满，而这个决议是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他在九年后曾写道：“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42)
　　东路军回师后，红军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这三个军团，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没有恢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在赣南前线，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解决入赣敌军”的意图，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七月上旬在赣南、粤北的南雄、水口等地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入侵赣南的粤军退回南雄。聂荣臻后来说：“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43)但这次战役由于兵力不够集中，没有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红军自身的伤亡也相当大，只打成一个击溃战。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鉴于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44)但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再次写信向中央局进一步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45)
　　八月上旬，毛泽东在兴国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这次中央局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中革军委根据兴国会议精神，在八月八日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红一方面军佯作向西行动以迷惑对方，主力却秘密北上，经过一星期的急行军，到达乐安附近，对方还没有察觉。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签发训令，突然向乐安县城发起攻击。十七日，攻克乐安。二十日攻克宜黄。二十三日又乘胜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是成功的。这一仗，行动隐蔽，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虏五千多人，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创造了在一周内连克三座县城的成绩，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乐宜战役取得胜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毛、朱、王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准备打开赣东局面。当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在这里集中三个师准备固守，并有援军赶来，当地地形也不利于红军作战。周、毛、朱、王立刻当机立断地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将红军主力退却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寻求战机。
　　可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不同意前方的布置，批评他们在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46)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九月二十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相隔一天，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毛、朱、王，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可以演成严重错误”。(47)
　　同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并强调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48)
　　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二十六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49)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苏区中央局对红一方面军这个训令十分生气，又收到临时中央七月二十一日长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50)
　　十月三日至八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51)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52)把他五月三日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53)
　　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正当宁都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常委会在十月六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54)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十月二十六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第二年六月上旬，在宁都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时，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但博古作的结论中重申那次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55)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宁都会议，说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56)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毛泽东在十月中旬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院长傅连暲安排下住进老古井医院休养所——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楼房里。他一到医院，就去探视在这里分娩的妻子贺子珍。在休养所里，还住着正在养病的周以栗、陈正人，他们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打击。三个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聚谈。毛泽东毫不隐讳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57)
　　他还同在福音医院治伤而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罗明回忆道：
　　“他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永、岩（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58)
　　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省委立刻决定派罗明为特派员到杭、永、岩一带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他到那里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等。这在后来被认为是所谓“罗明路线”的“铁证”。当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途经上杭，罗明去迎接他。博古就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博古问罗明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谈到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他还没有讲完，博古便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59)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博古又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这些，预示着毛泽东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64页。
　　② 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1931年9月25日。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06页。
　　④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年11月。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20—221页。
　　⑿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年10月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
　　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2、773页。
　　⒁萧劲光：《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⒂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6月28日。
　　⒃袁血卒：《“宁都兵暴”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3—196页。
　　⒄《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97页。
　　⒅《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02页。
　　⒆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6月28日。
　　⒇《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
　　(2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73页。
　　(22)《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72—73页；访问郭化若记录，1982年3月12日。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636、637页。
　　(24)《红一军团关于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行动方针的报告》，1932年3月21日。
　　(25)《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0—141页。
　　(26)毛泽东对一、五军团行动的意见致周恩来电，1932年3月30日。
　　(27)《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0页。
　　(28)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00、103、104、108页。
　　(29)毛泽东关于一、五军团行动与中央局、军委迁移长汀等问题给周恩来电，1932年4月2日。
　　(30)毛泽东关于龙岩战斗胜利原因和岩永今后工作问题致周恩来电，1932年4月11日。
　　(31)毛泽东对今后行动方针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致周恩来电，1932年4月22日。
　　(32)《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6页。
　　(33)《杨成武谈红军东征攻打漳州》，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5期。
　　(34)《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7页。
　　(35)访问曾志记录，1987年11月。
　　(3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83页。
　　(37)《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0页。
　　(38)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2年4月11日。
　　(3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93—201页。
　　(40)毛泽东关于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任务的意见致电苏区中央局，1932年5月3日。
　　(4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9—219页。
　　(42)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1941年上半年。
　　(43)《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5页。
　　(44)《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79页。
　　(45)周恩来：关于池江、水口两次战役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给苏区中央局的信，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的电报》，1932年7月25日。
　　(46)任弼时、顾作霖对方面军行动的意见致前方电，1932年9月7日。
　　(47)苏区中央局复前方电，1932年9月25日。
　　(48)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中央局电，1932年9月25日。
　　(49)红一方面军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1932年9月26日。
　　(50)《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51)苏区中央局致前方电，1932年9月29日。
　　(52)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期，第52页。
　　(53)《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54)中央常委会记录，1932年10月6日。
　　(55)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1月。
　　(56)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9月15、16日。
　　(57)《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1页。
　　(58)《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0页。
　　(59)《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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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一九三三年，当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苏区的红军主力相继退出原有根据地后，蒋介石便集中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他们把这两手同时并用：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中央苏区军民面临着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两大任务。打破军事“围剿”，由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指挥。打破经济封锁这副艰难的担子便主要地落到毛泽东的肩上。
　　这时，中央苏区内部的状况已发生一个重要变动。一月下旬，在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等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已难以立足，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二月中旬，被撂在长汀休养了四个月的毛泽东，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带着贺子珍，孩子及警卫员一同回到瑞金，住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村。但把他调回来工作其实是有条件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临时中央或苏区中央局在上年十一月留下的一份残缺的电报，里面写道：“我们可以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可见，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难条件下重新出来工作的。
　　毛泽东一出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首先抓的是要使人民委员会的机构正常运转起来，解决各部的散乱问题，以实现打破国民党当局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任务。二月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举行第三十五次常会，决定：
　　“一、议决对国民党军阀向苏区与红军的大举进攻大烧大抢及经济封锁（尤其是断绝食盐）的残暴政策，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一致的来粉碎敌人的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将敌人烧杀抢劫及经济封锁的野蛮残暴政策归于消灭。
　　二、议决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向富农募捐，以充实粉碎敌人四次进攻的战费。
　　……
　　七、为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议决责成各部迅速召集各部会议，以检阅过去工作，讨论今后行政实施方针，并健全各部组织。”①
　　会后，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用一切力量帮助前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同时加紧春耕，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有组织地进行买卖，来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在临时中央政府各部工作开始正常运转起来后，毛泽东立刻抓紧督促检查，健全各种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计划，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如：责成教育部即日颁发各级教育部的组织纲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统；责成土地部立即检查各地的春耕运动情形；责成国民经济部即日起草组织纲要及目前工作方针等。这样，政府各部日益发挥起各自的职能作用。
　　这段时间内，周恩来、朱德在前线，顶住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命令他们强攻南丰的压力，率领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和草台冈先后打了两次成功的大兵团伏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人，其中包括陈诚的精锐部队，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巨大胜利。
　　局势本来正在向有利方面迅速转变。但是，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却置这些于不顾，反而在“进攻路线”的旗号下，声势浩大地批判起所谓“罗明路线”来。他们抓住罗明一月下旬向省委所写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在二月十五日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闽粤赣特委改为临时省委，不久由罗明任书记。第二年二三月间，福建党代会上成立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代理书记。此处所说闽粤赣省委实际上是福建省委。）指责省委内“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他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②。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随后也被撤职。
　　接着，临时中央又开展反对江西的“罗明路线”，主要是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他们中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在“赣南会议”上就曾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他们又依据实际情况，在军事上主张“诱敌深入”来消灭敌人，不赞成把敌军挡在根据地大门外硬拼；在工作上主张对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应当有所区别；在土地分配上仍然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等。从而被认定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③。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十几年后，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说道：
　　“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④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讲到这个问题：
　　“对干部问题，我只讲到一个问题，如罗明路线，究竟是怎样了，到现在还没有明显指出。他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路线问题。再还有些做了一件好事，还要说他是做了一件坏事。如罗明路线在江西，更是说得过火，如对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同志的问题，对萧劲光问题，还有很多，后来发现七个书记撤职。这些都说明过去对干部问题是有错误的。那时，有些人无形中说什么毛派，也是不对的。”⑤

　　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毛泽东，这是许多人都看得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公开地点名批判毛泽东？临时中央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⑥这才使他有可能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境况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以很大的精力来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
　　这在当时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那时候，中央苏区大体上有三百万人口，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不发展生产怎么行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极其重视。原来担任《红色中华》主编的王观澜回忆道：“生产如何发展？与战争如何结合？战争第一，生产、生活如何办？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些问题不解决，革命战争能不能维持，就成为大问题。”⑦
　　为了消灭中央苏区，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经济封锁，企图使中央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造成经济枯竭，无法生存下去。一九三二年起这种经济封锁更加紧了。“企图建立纵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锁网，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天只买盐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把群众的粮食搜掠到反动的堡垒里去。”⑧严密的经济封锁给中央苏区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苏区的食盐、洋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当时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由于工业品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⑨
　　一九三一年底，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推行到中央苏区来，更是雪上加霜。到一九三三年春夏，中央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这便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严峻局面。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先从健全领导机构着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常会决定：“为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以适应革命的发展，议决呈请中执委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⑩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命令指出：“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予以迅速的转变。”四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一重大任务，是迫切摆在整个苏维埃与广大工农群众的面前。”⑾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两次大会：一次是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瑞金举行；一次是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博生县（原宁都县）举行。这种经济建设大会，以前在苏区是没有开过的。
　　毛泽东在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中的重要部分。报告从根据地实际情况出发，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是为着改善群众的生活。他尖锐地批评了战争忙“没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错误认识。要求各级政府抓紧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领导方式上要群众化，反对官僚主义；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众商量办事，反对命令主义。他强调指出：
　　“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⑿
　　这两次经济建设大会召开后，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具体指导下，中央苏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发展起来。
　　毛泽东把大力发展农业作为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任务来抓。王观澜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抓政府工作时，抓得很紧。农业生产当时主要是劳力问题，雇零工平时一天要三至四毛，到割禾时，一天两三元也雇不到。红军家属虽有耕田队帮忙，但也时常发生不能及时解决耕种的问题。地方工作越先进，参军的人越多，壮劳力也就越少，生产就越困难。所以，毛泽东同志重点抓了创办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常亲自讲演，予以提倡、推广。换工本来在民间早有习惯，犁牛合作社是以查出多余的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有一个章程，对使用管理和喂养耕牛都有具体规定。但农忙时，劳力还感不足，以后就发动妇女参加劳动，抓典型，奖励推广。江西妇女原没有下田的习惯，通过动员，妇女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成了一支生力军。就这样，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劳力不足的问题。一九三三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一九三四年那一年，农业生产也是大丰收。”⒀
　　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也是放在中央苏区经济工作面前的一项严重任务。由于这种严密的封锁，造成中央苏区内盐、布、西药奇缺，而粮食、钨砂、烟、纸、樟脑却出口困难，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革命战争。有人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很重视这项工作，号召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发展对外贸易，把粮食、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输出到白区去，卖得适当的价钱，从白区购买必需品，如食盐、布匹进来，分配给人民，打破敌人的封锁。当时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副委员长陈云同志、朱琪同志都亲自抓这项工作。”⒁他们采取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沟通了中央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⒂
　　此外，财政、金融、手工业、兵工厂、邮电、交通、医药、卫生等事业都有一定的发展。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毛泽东选集》中的《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报告的重要部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结论的一部分），总结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明确指出：
　　“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⒃
　　这些方针政策，不仅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实际上逐步形成一种根本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对政权建设，毛泽东也投入了巨大精力。
　　第一次全苏大会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
　　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规定“第二次全苏大会以前应改选各级地方苏维埃”。七月二十一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作出《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强调：苏维埃政府“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不论乡、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行政区域划分完毕后，立刻开始进行选举。
　　八月九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市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要充分发动群众，预先公布候选人名单，“当实行选举时，须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讨论，逐一表决，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还要收集选民关于自己实际生活和对政府政策法令意见的提案，在此基础上开好区、县、省三级苏维埃代表大会。⒄
　　为了发动选举运动，九月六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
　　这样，中央根据地的选举运动便热烈地开展起来，在九、十月间达到高潮，十一月上旬基本完成。中央苏区内，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是在乡这一级。那末，它们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选举工作刚一结束，毛泽东就在十一月中、下旬，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这两个点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来推动全局工作。他召开有各方面人物参加的调查会，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和红军家属，同农民一起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了解乡苏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随后，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篇调查报告，把它们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
　　在长冈乡调查报告中，他写道：“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他所总结的长冈乡的经验就是一个“活的榜样”。
　　在才溪乡，毛泽东全面总结了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他特别重视最基层的村政权的建设，指出：“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这样，就使苏维埃的基层政权能够形成一个周密的、同民众有密切联系的网络，最大限度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更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作了详细的总结。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假如苏维埃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讨论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苏维埃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苏维埃的周围，热烈地拥护苏维埃。”从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来看，也决不能忽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毛泽东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在领导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同时，还展开了查田运动。这是根据临时中央的要求开展起来的。
　　当时，在中央苏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围剿”和反“围剿”的拉锯式作战中，中央苏区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发展并不平衡。毛泽东说过：“依着土地革命发展的经验，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是有它的大致的阶段的，就是：一，没收分配土地的阶段；二，检查土地的阶段；三，土地建设的阶段。”⒅在土地的没收分配工作告一段落后，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并且发动群众来做，是正常的。另一方面，中共临时中央那时已提出“左”的土地政策，在中央苏区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又试图通过查田运动来全面推行这种“左”的土地政策。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毛泽东还在长汀时，由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出第二号训令，就号召苏区会昌、石城等八县“重新分田”和“查田”，“限二月内全县田园，必须彻底分好，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⒆这就使查田运动大大复杂化了。
　　毛泽东回到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后，对查田运动采取经过调查、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做法。三月，他派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叶坪乡做试点工作。王观澜回忆说：“我在瑞金叶坪乡搞了查田运动试点，是毛泽东同志指示下搞的。”“毛泽东同志亲自来到叶坪乡视察，征求我的意见后，把叶坪乡查田运动的经验推广到三个区（云石山、壬田区、武阳区），后来又推广到全县。”⒇
　　六月一日，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在中央苏区内普遍地深入地开展查田运动。“责成各级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领导整个查田运动。”“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着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训令强调了发动群众大多数的问题，要求在通过地主富农成分和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时，都要经过尽可能多数群众的同意与参加。训令中也有不正确的内容，主要是：“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21)这实际上就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第二天，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特地指出：“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就给查田运动预先定下了调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处境自然是艰难的。
　　为了具体指导查田运动的进行，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瑞金、会昌、于都、长汀等八县的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又在叶坪召开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接着，江西、粤赣、福建等省也分别召开所属各县的查田运动大会，深入动员，并作出行动部署。
　　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的报告，具体阐述了这次运动的策略和方法。
　　对划分阶级，他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强调了两个区分：一个是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另一个是也要区分富农和地主。他说：“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他更着重地指出：“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是〕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他，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提出“富裕中农”这个问题，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创见，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阶级状况的认识更加细致和切实了。以后，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断发展，对正确处理中国土地革命这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查阶级的工作方法上，他很有针对性地讲到四个问题：
　　“一、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二、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三、查阶级之前，一定要经过宣传的阶段，即讲阶级的阶段。不经过公开的普遍的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四、查阶级要发动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及其他群众多数人去查，要群众查了随时报告贫农团与查田委员会。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对通过阶级的问题，他也采取很慎重的态度。指出：“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一定要是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去通过。”“如有疑问的，移到下次讨论，此次不要通过。”“如果过去有通过错了的，如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地主当富农，应该推翻原案。要在群众大会上说明过去错误了，现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众的满意。”“如果将错就错，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对的。”(22)
　　七八月间，查田运动已在中央苏区内全面展开，土地分配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在运动发展中也出现一些偏向，主要是侵犯中农利益和把富农当地主对待。不少地方把富农的家产全部没收了。有的地方把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人或者只请过一两年长工的富裕中农也放在富农一类。瑞金城区的查田，一开始就按家按亩去查，查得中农恐慌起来，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政府请求把自己的成分改为贫农，说：“中农危险得很，挨上去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咧，隔富农就远了一点。”
　　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这些偏向，毛泽东在八月间发表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他肯定了查田运动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侵犯中农的倾向是最严重的危险”，是“‘左’的机会主义倾向”。他也谈道：不少地方把富农当地主来对待，“这一错误的来源，是由于抹煞富农的劳动力”。“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23)
　　在查田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有些是以往的文件中缺乏具体规定或规定得不明晰，有些是工作人员对已有规定的解释不正确或在执行上发生错误。王观澜回忆道：“起初只从表面生活来看，从政治势力来看。随着斗争的深入，才开始从剥削关系、剥削数量来分析。”(24)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十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六月下旬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通过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予以公布。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明晰地提出了如何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原则，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个文件，不仅对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起了指导作用，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又经中共中央重新印发，成为当时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导文件。
　　《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是十月十日由临时中央政府通过的，对当时土地斗争中遇到的二十个实际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和解释。例如，自己劳动还是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是区别富农和地主的主要标准。《决定》中写道：“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叫做有劳动。全家有一人每年从事主要劳动的时间不满三分之一，或每年虽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劳动但非主要的劳动，均叫做有附带劳动。”又如，关于富裕中农的问题，《决定》写道：“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其剥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为限度。在某些情形下，剥削收入虽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在苏维埃政权下，富裕中农的利益，应与一般中农得到同等保护。”(25)
　　这两个文件，具有原则上的明晰性和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这正是毛泽东在工作作风上的重要特征。对它的意义，王观澜评论道：“这样打击面就可缩小，拥护的人就多了，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地主、富农则下降到百分之五左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6)
　　毛泽东、项英等签署发出的临时中央政府公布《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命令中写道：“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27)这以后，实际工作发生了很大转变。胜利县原来划定的地主、富农有两千一百十六家，十月间根据两个文件进行复查后，有一千三百多家改为中农和贫农。会昌县乌径区，由富农改划为中农的有三十五家，改划为贫农的有四家，由地主改划为富农的有十八家。于都县段屋区由地主、富农改划为中农和贫农的有四十家。(28)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对根据地实行更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他调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先以五十万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围攻中央苏区。九月下旬，它的主力北路军开始发动进攻，二十八日进占黎川。
　　这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已发展到八万多人，同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对比是一比六。尽管形势严峻，然而比起第三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和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几来，还是要好一些。如果红军能够采取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策略，仍有可能打破这次“围剿”。
　　但中共临时中央却准备以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来打破这次“围剿”。五月十二日，临时中央决定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职务，实际上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控制军事指挥权。六月十三日，临时中央提出将中央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博古并不懂得军事，完全依靠于九月底到达中央苏区的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指挥作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黎川失守后又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所谓“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
　　毛泽东这时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阶段时起，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和以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认为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但博古、李德等却急于恢复黎川，强令东方军反击。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势，并且包括了蒋介石许多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同他们硬拼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红军主力在硝石、资溪桥和浒湾连续多次强攻失利，陷于被动地位。
　　博古、李德在失利面前，不但没有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说要找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他们追查萧劲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责任，说他是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29)可见，这件事的矛头其实也是对着毛泽东由于毛泽东、王稼祥等坚决反对，萧劲光没有被处极刑，但仍被判处五年监禁徒刑，并开除党籍和军籍。萧劲光被关押后，毛泽东要贺子珍前往探视，并转告萧劲光说：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问题，“你应该撤退，做的对”。(30)萧劲光被关了一个月后，调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这时，出现过一个对红军打破“围剿”很有利的机会：曾在上海奋起“一·二八”抗日作战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十一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等口号。(31)在这以前他们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转入福建，讨伐十九路军。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继续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些中间派力量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又害怕红军主力向苏浙皖赣地区突进会造成中央苏区的丢失，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因错失时机而无法打破“围剿”。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向博古表示：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似无此必要”。博古等坚持原议。
　　一月二十二日起，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选出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提议的改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三月十五日，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提出“在继续开展查田运动中，必须坚决反对拿‘算阶级’来代替查阶级，拿百分数的计算代替阶级斗争”。提出：“必须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这些，显然都是针对毛泽东的主张来说的。训令还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32)这就使查田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又进一步发展起来，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中央苏区内的社会混乱。
　　与此同时，博古等继续批“邓、毛、谢、古”，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33)这就使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这时，他的亲属都因受株连而遭到打击。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一直挨批，被撤职，要追查他的“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爱人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贺怡想不通，有时到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泪下。静静地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34)
　　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说起过他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35)
　　在这种逆境中，毛泽东抓紧时间，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一九五七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
　　“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36)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特别是广昌保卫战的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被攻破，整个局势越来越危急。博古、李德等到广昌前线去后，周恩来留在后方的瑞金，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四月下旬，经过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这是他被冷遇三个月后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他先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毛泽东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当晚，他又和何长工一起到战地前沿去视察。
　　当得知防守南大门的红二十二师同优势敌军作战后被迫退出筠门岭、正在开干部会检查战斗失败的教训时，毛泽东立刻打电话给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部队，敌人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他指出：“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灭敌人？你们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毛泽东最后指出：对“反水”的群众决不要打枪，但要放“纸枪”（即传单、标语），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37)红二十二师在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作出具体布置。这以后，粤军一直停留在筠门岭，没有再前进一步。在南线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
　　五月间，毛泽东又出席粤赣省委召集的各级干部会议。他说：目前斗争形势很紧张，苏区越来越小，要求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砂的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半出口，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保卫胜利果实；做好扩红工作，完成扩红任务等。
　　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针对陈济棠的粤军同蒋介石存在矛盾的情况，他说：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他还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38)
　　接着，毛泽东到会昌站塘的李官山视察红二十二师，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还用三个晚上时间同师领导干部一起总结战斗的经验教训。
　　经过在前线和站塘等地的调查，回到文武坝后，他向刘晓和何长工指出：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派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的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
　　毛泽东虽然身处南线的会昌，他最关心的仍是中央苏区的全局。那时，中革军委准备将红七军团南调，加强南线的防御。毛泽东同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在六月二十二日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的实际状况：“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不是突然”，建议红七军团可不南调，军团长“寻淮洲以在瑞金待机为宜”。(39)周恩来接受了这个建议。
　　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天，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远望南方，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十月初，何长工和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部进行了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道封锁线开辟了道路。

　　在这以前的五六月份，博古等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高自立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吴亮平回忆道：“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40)
　　六月下旬，毛泽东在会昌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实际上，中央书记处五月间已向共产国际请示，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也已复电同意，可是在这次会上对此并没有传达。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个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六千多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部队在七月间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41)但由于转到外线去的兵力单薄，没有能起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作用。
　　国民党军队不断地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他们的飞机不时地来瑞金沙洲坝轰炸，局势越来越紧。七月间，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泽东也搬往高围乡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居住。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中革军委布置他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经过将近一个月，他写成了约三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共分三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以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部队内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他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看。写的什么当时我们不知道。后来主席请人把写的东西抄清，用蜡纸刻出来，通过我们中央政府的发行科，发到了各个县和区。我们警卫班的同志因为参加印刷，每个人都留了几本学习。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写的是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书里头好多事是主席领着我们粉碎前几次蒋介石‘围剿’时我们亲身经过的，也有好多事是主席在武阳镇、会昌、于都等地开调查会、走访群众时我们听说过的。”(42)到红军大转移时，这本书才下发到各部队。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的弟弟、国家人民银行行长毛泽民，来找他商量搬“秘密金库”的问题。这个金库是一九三二年四月毛泽东率领东路军在漳州缴获大批金条、银元等后建立起来的。毛泽东问道：“你们准备搬到哪里去？”毛泽民回答：“想搬到兴国一带去。”毛泽东说：“敌人已经到了藤田、东固、黄沙岭一带，你搬到兴国去怎么行？”停顿一会后又说：“我看还是立即分散，让部队自己管起来更好。你们研究研究看行不行？”(43)后来在转移时，毛泽民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一部分专门组织连队押运，保障中央各机关的使用，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前线的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长征这一条路了。毛泽东心情焦急，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了同意。九月中旬，他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达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此时，中共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44)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他立刻召开各种会议作调查，还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敌人的动向。九月二十日，毛泽东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45)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连续的紧张工作和难以驱散的忧虑，使毛泽东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高烧发到四十度，嘴唇干裂，两眼深凹，脸颊烧得通红。卫生员给他奎宁片、打奎宁针，高烧依然不退。警卫员吴吉清跑到省政府打电话向瑞金报告。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得知后，连夜骑马赶到于都，确诊他患的是恶性疟疾。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毛泽东的病情才慢慢好转。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直到第八天拂晓，我们刚刚想睡一会的时候，听见有人慢步走到床前来，温和地说：‘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我们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就着急地说：‘您病还没有好，怎么就起来啦！’主席笑着说：‘我好了！’”毛泽东刚能起床，就开始工作。傅连暲等一再劝告他再休息几天，他回答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十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泽东骑马赶回瑞金，先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等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然后，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一个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又称青山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46)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希望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但博古等不让他走。瞿秋白请求毛泽东给中央说说。毛泽东说，我已经同他们讲过，但“不顶事”。
　　毛泽东回到家里，抚摸着天真活泼的小孩毛毛，心里很难受。过了一会，毛泽东告诉贺子珍：“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望着贺子珍，他又说：“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
　　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刻到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他得知中革军委已派部队到于都河搭浮桥，准备大部队从那里过河，又策马赶到于都。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中革军委的电话，说中央决定带走三十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贺子珍，把她们编在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回瑞金通知贺子珍：小毛只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贺怡照顾了。在战争环境中，这个孩子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后来再没有找到。
　　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长征。
　　毛泽东在于都作好安排后，于十五日在县城谢家祠参加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说：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且对将要留在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于都城，踏上征程。刘英过了于都河后看到毛泽东，就问：“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别任务’的吧？”她后来回忆道：“毛主席这才告诉我，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47)

　　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48)无论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包括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的领导，还是后期在会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尽全力地做出重要的成绩。他还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这段不平常的艰难经历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二三十年后，他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49)
　　① 《红色中华》，1933年3月3日。
　　② 《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1933年2月15日。
　　③ 《工农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
　　④ 1933年5月4日。秦邦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⑤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6年9月。
　　⑥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电，1933年3月。
　　⑦ 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2页。
　　⑧ 亮平：《经济建设的初步总结》，1933年9月30日。
　　⑨ 姚名琨：《对外贸易局江口分局》，《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80页。
　　⑩ 《红色中华》，1933年3月6日。
　　⑾《中央政府通告第二号》，1933年7月20日。
　　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页。
　　⒀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页。
　　⒁王贤选、何三苟：《中央苏区反经济封锁的片断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89页。
　　⒂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4日。
　　⒃《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0、131、133、139页。
　　⒄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选举运动周报》第1期，1933年8月25日。
　　⒅毛泽东：《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红色中华》第86期，1933年6月17日。
　　⒆《红色中华》第52期，1933年2月13日。
　　⒇王观澜：关于查田运动的一些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5页。
　　(2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1933年6月1日。
　　(22)毛泽东：《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写于1933年6月14日，载《斗争》第32期，1933年10月28日。
　　(23)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24)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页。
　　(2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49、551、552、561页。
　　(26)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页。
　　(2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49号，1933年10月10日。
　　(28)《红色中华》第175期，1934年4月14日。
　　(29)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45页。
　　(30)《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42页。
　　(31)《人民代表大会口号》，《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81页。
　　(32)《土地革命文献选编》（1927—193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745、746页。
　　(3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36页。
　　(34)《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5页。
　　(35)毛泽东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5年8月5日。
　　(36)《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01、402页。
　　(37)方强：《毛泽东同志来到南方战线》，《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22、223页。
　　(38)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29、130页。
　　(39)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1934年6月22日。
　　(40)吴亮平：《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55页。
　　(4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43年11月15日。
　　(42)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107、108页。
　　(43)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107、108页。
　　(44)《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76页。
　　(45)毛泽东复周恩来电，1934年9月20日。
　　(46)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1期。
　　(47)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周刊，1986年第40期。
　　(4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38页。
　　(4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16、8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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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锁线上部署的兵力并不强。十月二十一日夜间，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二十五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就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开始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到信丰县古陂杨坊宿营，贺子珍从休养连前来看望他，讲起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了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
　　十一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因患疟疾发高烧。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安慰他说：“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①十一月中旬，他们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追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②
　　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二十七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毛泽东在激战中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但红军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为三万多人。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他先拿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警卫班战士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③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④
　　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⑤这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后来曾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⑥
　　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当天下午七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⑦
　　红军主力西进，在十二月十五日攻占贵州黎平，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十八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⑧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⑨
　　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⑩
　　一九三五年元旦，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⑾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同时，在黎平会议后，已重新任命被李德、博古派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为总参谋长。
　　但争论仍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⑿王稼祥回忆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⒀
　　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⒁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至六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在一月七日解放了这个黔北重镇。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于九日下午进入遵义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伍修权回忆说：
　　“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⒂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二十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⒃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⒄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⒅
　　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还作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⒆
　　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⒇
　　遵义会议后的新的中央，改变“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江华回忆说，“毛主席有发言权了，我们这些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了‘赦免’。”罗明回忆道：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21)
　　被诬陷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向他宣布：“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22)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四十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三万五千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一月十九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二十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沪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分三路在二十七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
　　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它在二十八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它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红军立刻由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下，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这种情景，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把阵地巩固了下来。这就是土城战斗。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这次战斗打得并不好。博古那时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一月二十九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潘文华部三十六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
　　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于二月八日进驻扎西镇，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三条教训：“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23)他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必须整编部队，实行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河。中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红军在二月二十日前后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吟成《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接着，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三月十日，毛泽东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现金沙县）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24)
　　会后，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25)
　　这时，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红军在三月十六日下午至十七日中午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
　　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二十日，蒋介石还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红军决定立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返回贵州。二十日下午，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26)
　　这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红军主力在三月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二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充分显示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它是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们随即挥师南下，大踏步越过遵义仁怀大道。三十一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回忆道：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像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入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霑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27)

　　进入云南后，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抓紧“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抢渡天险金沙江，把一直紧紧尾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远远抛在后面。
　　在奔袭云南途中，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她因掩护伤员而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昏迷过去。经检查，发现挂花十七处。她苏醒后对赶来的毛泽民夫妇说：“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28)毛泽东赶到，她又说：“润之，把我留下，你们前进吧！”毛泽东对她说：“子珍，你不要那样想。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29)
　　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由于没有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全军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里，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用这种侦察方法，至多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往往要走不少弯路。”四月二十八日，先遣分队在通往昆明的公路上，截获一辆汽车，车上有龙云送给薛岳的云南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毛泽东知道后十分高兴。他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谓巧获呀！”(30)
　　当晚，毛泽东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立刻开会，研究抢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他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获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该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国民党军距我们还有三四天行程，迅速争取渡金沙江的先机。
　　中革军委一面派先锋团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固守昆明，削弱金沙江的防务，一面率主力迅速北上到金沙江南岸，准备过江。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两岸崇山峻岭，水流湍急，吼声如雷，素称天险。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三个渡口抢渡金沙江。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从皎平渡渡江。从五月三日至九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国民党追兵在薛岳率领下赶到金沙江边时，已在红军过江后的第七天，船只已经烧毁，只能隔江兴叹。这样，红军就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得到几天的休整时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四川会理城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时，林彪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31)毛泽东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称赞他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继续北上，先要通过彝族聚居地区，才能到达大渡河畔。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对其他部族做了工作，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
　　蒋介石立刻又命令在大渡河以北地区加紧布防，致电各路将领：“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32)安顺场在大渡河南岸，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四五十里是高山。部队在这样的深沟中没有回旋余地，兵力也无法展开，极易被敌人伏击消灭。刘伯承率先遣队到达后，找到两只小船，由十七名勇士坐着过河，占领了渡口。先遣队各部陆续过江。但此处架桥不易，全军难以在短时间内从这里过江。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抵达安顺场，听取刘伯承、聂荣臻详细汇报过河和架桥的情况后，立刻决定红军沿大渡河两岸赶向安顺场以北一百七十公里的沪定桥，限两天赶到。红军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战胜守军，占领了沪定桥和沪定县城。红军主力在六月二日全部渡过大渡河。毛泽东对指战员们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过了泸定桥，红军继续北上。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指示》，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之线守敌，奇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
　　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关键，是要翻越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夹金山。山上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六月十七日早晨，毛泽东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向山顶攀登。他把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使用，并且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走到半山，气候骤变，冰雹劈头打来。他拉着战士的手前进，同时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一会儿，冰雹停止，但越近山顶空气就越稀薄，一些体力弱的战士一坐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毛泽东对坐在雪地里休息的戴天福说：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警卫员吴吉清抢先把戴天福背起，在毛泽东帮扶下走向山顶。越过山顶后，下山就比较容易了。当天下午，他们就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三月中旬退出川陕根据地来到川西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十八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会见在这里迎候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军会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不料，恰恰在这个大问题上立刻发生严重的、难以调和的分歧。
　　还在两军会合的前夕，中共中央收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来电请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六月十六日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明确地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张国焘、陈昌浩复电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个战略，提出红军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到达懋功县城的当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就战略进攻方向问题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提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望即下决心为要”。张国焘于二十日又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向西发展，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无良策”。中央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这样重大的问题，在往来电报中自然是难以解决的，因此，中共中央在电报中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二十五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懋功县城以北的两河口，欢迎从茂县前来的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并举行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大会。朱德致欢迎词，说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重大意义和北上的方针。张国焘在讲话中却公然提出同中央相悖的西进方针。(33)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已经多年不见了，但一见面谈话却并不投机。
　　第二天，在两河口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从地域是否便于机动、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阐明红军应该去“川陕甘”，“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提出以运动战迅速北上攻打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34)
　　会议经过三天讨论，通过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二十八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35)
　　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除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外，主要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发言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36)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
　　张国焘回去后，自恃他所领导的军队人数多，又策动一些人给中央写信伸手要权。他还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中革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
　　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在七月初翻过第二座大雪山，抵达卓克基，十日到达芦花（今黑水县）。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张国焘到芦花后，中共中央在十八日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主张增补一批人“可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会议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中革军委当天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二十一日，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
　　张国焘一朝权在手，便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各军团的密电本。彭德怀回忆说：
　　“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37)
　　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战机已被贻误，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红军已难经松潘沿大道进入甘南。中共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这给红军北上带来极大的困难。八月三日，红军总部制订《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即原第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即原第五、九军团）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八月四至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
　　会后，周恩来发高烧病倒了，经确诊是患阿米巴肝脓肿。毛泽东常去看望。他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张国焘参加沙窝会议时，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实际上没有放弃因畏惧国民党军队而主张退却的打算。他回去不久，又提出经阿坝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同中央规定的北进夏河流域相左。
　　鉴于张国焘坚持向青、宁、新退却的主张，中共中央在八月十五日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38)
　　接着，毛泽东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开会，研究右路军经草地北上的具体路线，决定由叶剑英率两个团为右路军先遣队。他召见红一军二师四团团长杨成武，布置先头团过草地的任务。杨成武回忆道：
　　“毛主席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他又强调说：‘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毛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这两句话，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毛主席一边与我握手，一边叮咛道：‘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一下，去接受具体指示。’”(39)
　　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在东侧，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在西侧。毛泽东从军事、经济、民族、地形等条件，论证了红军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并且指出：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40)徐向前、陈昌浩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说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左路军一定要与我们靠拢。毛泽东做会议总结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坚持向东打。(41)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补充决议。这次会议调整了夏洮战役具体部署，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毛泽东起草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针对张国焘坚持西进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主张，补充决定说：“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42)
　　八月下旬，毛泽东随右路军离开毛儿盖，向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进军。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
　　“一当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像用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边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留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几天来，他不仅把担架和马让给伤病员乘坐，而且每天在行军八九十里途中，还要坚持工作。一路上，他不是和指挥员、战士们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就是向伤病员询问病情，鼓舞医务工作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医疗护理工作。并且一旦了解到伤病员因缺粮而造成的危难，主席就立刻指示副官处，利用中途休息的时间，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送给各连队的伤病员。而他自己，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着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43)
　　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跋涉，毛泽东同指战员一道走出荒无人烟的草地，到了班佑。右路军一部成功地进行了包座战斗，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为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这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
　　九月一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同右路军靠拢。在等候期间，右路军进行了休整。毛泽东在巴西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要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九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九月九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样，局势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迅速抄下电文（一九三七年三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同张闻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想继续说服并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当晚，毛泽东在阿西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来等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并且通知已经北上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化，要他们在原地待命。同时，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严肃地指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44)
　　在出发北上前，发布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北上红军凌晨二时出发，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天明时，毛泽东看到叶剑英率军委纵队一部分赶了上来，十分高兴地说：“哎呀！剑英同志你来了，好！好！”后来，他引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话，来赞扬叶剑英的这次历史功绩。当时在场的伍修权回忆道：
　　“正谈话时，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他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劝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还是规劝、开导他，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是李特就是不听，强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当时有的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气。毛主席还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45)
　　这次北上，连李德都表示同意。他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46)
　　九月十二日，北上红军到达俄界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和结论。他说：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47)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中央同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俄界会议决定，把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成立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这时，红军面对的是已被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控制的天险——腊子口。这个山口只有三十米宽，过后就是甘南的开阔地带。如果国民党的胡宗南等增援部队赶到，把山口严密封锁起来，要进入甘南就十分困难了。在这个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先头部队红四团勇敢机智地一举歼灭鲁大昌部两个营，在九月十七日夺取腊子口，为主力红军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主力红军翻越岷山，在九月二十日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这就是毛泽东诗中所写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他出席在哈达铺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中说：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既要了解高级干部，又要了解中下级干部。部队在这里整编为三个纵队，共八千多人。
　　在哈达铺，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当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到陕北去。聂荣臻回忆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呢！’”(48)
　　毛泽东随第一纵队向北行进，二十七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49)
　　毛泽东在率陕甘支队北上过程中，始终悬念着被张国焘拉回去的七八万红军。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指出张国焘多次违抗中央命令，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同时提出：“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卅军之继续北进。”最后强调，“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但是，张国焘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竟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公然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
　　这时，蒋介石得知红军已突破腊子口，害怕红军进占天水，威胁西安，急忙调胡宗南等部集中天水一线，防止红军东进。
　　红军陕甘支队却继续北上，跨过西（安）兰（州）公路，攀登海拔三千米高的六盘山，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陕北苏区已经在望。毛泽东登上六盘山顶峰时，心潮澎湃，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词：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陕甘支队一越过六盘山，就遇到一个新的对手：国民党的骑兵。在青石嘴，侦察到有两连敌军骑兵正在下鞍休息，毛泽东立刻到前沿阵地指挥。聂荣臻回忆道：
　　“随后，毛泽东同志也上了我们站的这个山头。他叫把各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来，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三个火队像猛虎扑食似地扑下山去，把敌人解决了，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大家对打骑兵有信心了。我们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纵队的侦察连，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了。”(50)
　　这时，东北军和马鸿宾的三个骑兵团又尾追而来。毛泽东认为，让敌军骑兵一直跟着红军进陕北苏区于我们不利。他提出要“砍尾巴”。彭德怀指挥第一、二纵队，坚决果断地击溃了国民党骑兵两千多人，使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再来侵扰。毛泽东兴奋地赠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十月十九日毛泽东随部队进驻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红军一进吴起镇，看到一间窖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觉得真是到了家了，长征以来一直感到苦恼的伤兵安置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51)
　　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帝高潮，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陕北苏区的有利条件。当然，粉碎敌人“围剿”还需要有好的领导。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资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要依靠他们。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关于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写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薄走泥丸。
　　金山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央红军长征的传奇性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上海的鲁迅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52)共产国际也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英雄斗争的模范”。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象鼻子湾。他向随行部队讲话，对长征作了总结。他说：
　　“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53)
　　①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77页。
　　②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93页。
　　③ 《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4页。
　　④ 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
　　⑤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3页。
　　⑥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124页。
　　⑦ 《军委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1934年12月12日。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41、442页。
　　⑨ 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2日。
　　⑩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55、56页。
　　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45、446页。
　　⑿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66页。
　　⒀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8期。
　　⒁耿飚：《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8日。
　　⒂《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14页。
　　⒃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67页。
　　⒄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42页。
　　⒅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的谈话，1962年1月12日。
　　⒆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42页。
　　⒇《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14页。
　　(21)《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70页。
　　(22)《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61页。
　　(23)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81页。
　　(24)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69页。
　　(25)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1月22日。
　　(26)中共中央、总政治部给各军团电，1935年3月20日。
　　(27)刘伯承：《回顾长征》，《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7、8页。
　　(28)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17、218、219页。
　　(29)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17、218、219页。
　　(30)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83、186页。
　　(3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98页。
　　(32)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1983年版，第346页。
　　(33)莫休：《大雨滂沱中》，《党史资料》1954年第1期。
　　(34)毛泽东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6月26日。
　　(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16页。
　　(3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6月29日。
　　(37)《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01页。
　　(3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41页。
　　(39)《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216—219页。
　　(4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8月20日。
　　(4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8月20日。
　　(4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48页。
　　(43)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68、276页。
　　(4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52页。
　　(45)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46)《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89页。
　　(47)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9月12日。
　　(48)《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82页。
　　(49)毛泽东十月二十二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
　　(50)《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83、284页。
　　(5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0月22日。
　　(52)《〈鲁迅致红军贺信〉获重要发现》，《新华文摘》1992年第3期，第132页。
　　(53)《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86、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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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甘，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这是巨大的胜利。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军的追击堵截不能不告一段落。但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要实现中共中央把大本营在西北奠基的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十分艰巨的。
　　陕甘这块革命根据地，是三十年代初由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在陕北、陕甘边领导武装起义后创立的两块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它包括延长、延川、保安等六座县城，游击区扩展到陕北和陇东的十七个县。根据地内进行了土地革命，大部分土地已经分配。谢子长牺牲后，这里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中央红军到达这里前一个多月，原在鄂豫皖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到达陕北延川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三个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共有兵力四千八百人，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先后歼灭前来进攻的东北军一个师又四个营，迎接了中央红军的到来。
　　但是，陕甘根据地当时外部环境和内部状况都面对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从外部环境看，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当局立刻调集重兵到陕甘苏区周围，包括张学良部东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还有中央军的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直接用于“围剿”的兵力达十余万人。蒋介石亲自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而以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国民党方面的兵力比中央红军主力和陕甘红军要多好几倍，并且正在气势汹汹地继续向根据地推进。
　　从陕甘根据地内部来说，中央红军到达前出现了“左”倾错误，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九月下旬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原陕甘根据地的不少军政干部被捕被杀，甚至连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很多干部、群众非常不满，使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恰当的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根据地是无法站住脚跟的，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十一月三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的汇报。毛泽东在这以前已经听到当地的干部和群众说：陕北的肃反有问题。他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且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①当省委汇报到肃反问题，他立刻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那时，中共中央正忙于战役准备，先派刚担任国家保卫局长的王首道等组成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调查并纠正肃反中的错误。毛泽东还叮嘱王首道等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②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当前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提出：应该在本月内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不能用整个冬天，否则会给敌人构筑堡垒的时间。军队的编制恢复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改成）和第十五军团。③会议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会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全军共五个师又四个团，一万多人。
　　根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领导人暂分两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先到陕甘根据地的后方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开赴前线，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这时，蒋介石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和陕甘红军会师的消息，重新调整了部署，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组织新的进攻：在西边，以第五十七军四个师由陇东沿葫芦河向陕西鄜县东进；在东边，由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企图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
　　局势看起来十分危急，毛泽东却指挥若定。他和周恩来、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先在鄜县的直罗镇打一次歼灭战，消灭沿葫芦河东进的敌军一至两个师，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以打破这次“围剿”。十一月十八日，在直罗镇以东的东村，毛泽东主持召开西北军事委员会议，作关于战略计划的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红军，扩大苏区，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建议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会议通过毛泽东这个报告，要求两个军团分别付诸实施。
　　第二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指出东北军第一○九师明日有到直罗镇的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作战。在发起进攻前，他又要求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周围，察看地形，研究具体作战部署。
　　直罗镇是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镇而过，北边是一条小河。干部们看过后兴奋地说：“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
　　二十日下午，东北军第一○九师在飞机掩护下孤军深入，沿葫芦河进入直罗镇。当晚，毛泽东下达命令，按原定部署，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在拂晓前包围直罗镇。毛泽东的指挥所设在距直罗镇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战斗打响前，他在下达作战命令时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二十一日拂晓，红军突然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第一○九师仓促应战，激战至下午二时，大部被歼。红军在打援中又歼灭援军第一○六师的一个团。到二十四日，第一○九师残部在突围中被红军全歼。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原因是：“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④报告还提出，在新形势下，对待俘虏军官采取一律不杀和优待释放做法，既搞下层统一战线也搞上层统一战线。这是针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主张只搞下层统一战线、不搞上层统一战线来说的。
　　会后，毛泽东会见徐海东。先同他谈了当前敌人动向和我们将采取的对策，然后询问部队伤亡和伤员安置的情况，要他好好组织部队休息，让战士们都洗洗脚。当听他讲到在鄂豫皖根据地搞的肃反中还有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过来，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作反革命？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嫌疑犯的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干部要分配工作，还要徐海东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徐海东回忆道：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三百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⑤
　　毛泽东在前线紧张地指挥作战的同时，十分关心刚到后方瓦窑堡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当张闻天来电向他征询改变对富农政策的意见时，他复电表示基本同意，同时也提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⑥
　　毛泽东更关注的是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他和周恩来、彭德怀从前线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察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且肯定地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错误，但处理要慎重，要有利于领导层的团结。中共中央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负责审查这个“案件”。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后方的瓦窑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⑦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使中共中央能够在这里站定了脚跟，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来考虑和处理许多带全局性的问题。

　　一九三五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巨大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快了他们企图独占中国、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步伐，并且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了。这一年，国民党政府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达成“何梅协定”等，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量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此罢手，反而更加得寸进尺，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由它直接控制。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开始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十一月十三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发表对《红色中华》报记者的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已有同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毛泽东冷静地看到：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军二十个团是杨虎城指挥的，他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进步思想，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东北军六十个团虽是“围剿”军的主力，他们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不愿意再打内战，而是强烈地要求抗日收复故土；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同日本侵略者有着家仇国恨，势不两立。这些，都是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先放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从优待释放被俘官兵着手，并写信给他们的师长、军长以至张学良，逐步开展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者订立停战协定，进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得很快。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还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以及李维汉、郭洪涛等十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一开始分析了当前形势的特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和红军的胜利。提出一九三六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归纳了十四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包括：反对单纯防御，实行积极防御；在内线作战中，一般的是后发制人；波浪形的发展，反对冒险主义；又要打又要走，没有固定战线；争取技术的提高；反对不让敌人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统一指挥下，依照情况分工指挥；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等。他提出：准备六个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战略上扩大战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⑧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这个报告，并且作了补充。张浩说：“泽东同志将九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⑨
　　会议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要执行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努力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要适可而止，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运动战是基本原则，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⑩
　　会议进入讨论政治问题时，毛泽东作了主题发言。讨论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产生了争论。毛泽东发言中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博古发言仍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第二天再次发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这一理论。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⑾他还愤激地说：“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了，⑿毛泽东在讨论过程中明确地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⒀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
　　十二月二十五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地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中央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来贯彻共产国际决议，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继续抓紧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把主要力量放在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山西上。
　　为什么中央红军主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就要出师东征呢？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内部是有争论的：一个是巩固和发展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⒁会议决定：红军东征时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陕北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各路红军立刻奉命秘密行动起来。
　　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川到达延长县县城。一月底，他在这里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发展和巩固的关系，以解除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担心红军主力东征会影响陕甘根据地巩固的顾虑，也批评了李德所说东征是“想挑起日苏战争”的错误观点。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加快了东征的战备步伐。
　　这时，恰好下了一场大雪，毛泽东心情极好，作了一首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渡河作战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觉得原定出发的力量还不够，军力还须更加集中。二月十七日，他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留在后方的周恩来，提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要求红二十八军主力东移到吴堡附近，第一步乘国民党晋绥军第七十二师撤退时，肃清这一带的残敌；第二步相机渡河。他们还建议周恩来暂移清涧县委驻地，指挥部队，争取群众，以保持东西两岸前后方的运输和渡河点。⒂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东渡黄河。随即同彭德怀发布了红一方面军东征作战命令。
　　从二月十八日晚八时开始，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分别从陕西省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占领了山西境内三交、留誉、义牒等乡镇。到二十三日，已控制宽五十公里、纵深三十五公里的地区，并包围了石楼县城。到二十五日，已消灭、击溃晋绥军五个团，缴获枪支八百多，俘虏一千二百余人。
　　毛泽东在二十三日到达距石楼县城二十公里的张家塔，致电十五军团：“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第二天，他和彭德怀会合，下达方面军训令：我方面军已胜利渡过黄河，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方面军有坚决粉碎敌人援兵之任务，尽快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同时，他和张闻天、彭德怀急电周恩来：“请到前线催促红二十八军主力东调，如能及早赶到，定能夺取被晋绥军占领的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刘志丹、宋任穷奉命率领红二十八军向东，趁晋绥军四个步兵旅回援山西的机会，恢复了一度被他们占领的大片区域，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
　　阎锡山对红军神速地突破黄河天险，十分惊慌，立即调集十四个旅的兵力，编成四个纵队，从北、东、南三个方面，准备向红一方面军发起反击。
　　毛泽东一过河，就部署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三月八日，他在交口县大麦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在吕梁山地区集中兵力重创晋绥军。十日至十三日，方面军主力在吕梁山区先后击退晋绥军四个纵队的第一次反击。其中，在孝义兑九峪地区，击溃阎锡山部的第二、第三纵队十四个团。这就为红军向前挺进打开了通道。
　　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号召一切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并指出，红军东征的目的是为了抗日，红军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⒃
　　东渡后初战告捷，怎样进一步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创立河东根据地？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下一阶段的行动作了部署。会议决定，以红一军团并指挥第八十一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右路军，担任主攻，向霍县出击，再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红十五军团两个主力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左路军，向灵石佯攻，掩护主攻部队的南下行动；以方面军直属队和黄河游击师等部统归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后来称为中路军，巩固现有占领区，保护黄河渡口和后方联络线。各路部队从三月中旬开始南下和北上。
　　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已经作了部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已初见成效，陕北根据地形势已经好转，而且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文件已经到达，有必要对前一段工作进行总结，明确下一阶段的任务。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商定，在前方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从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在孝义县大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举行，通常称为晋西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时强调：瓦窑堡会议决议是合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会后的中央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事实上已经打开了新局面。他说：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他提出：“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我们的任务，要利用每一分钟来争取最大多数。⒄
　　会议的第二阶段，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由毛泽东作报告。他说：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在战略上要大胆，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要谨慎，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临时到河北、绥远去。现在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一般地削弱敌人；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以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他在这个报告中，还逐条批驳了李德对战略《意见书》的错误，指出它的主要问题是，“革命战争中的单纯防御路线”。他说：现在应该进攻，敌人“围剿”来时要防御，“围剿”打破后就要进攻，“李德则取消进攻”。⒅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由毛泽东起草。
　　这次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会后，张闻天等随即回后方瓦窑堡。
　　正当红一、红十五军团分别南下和北上时，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的东进，调遣十个师的兵力开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同它配合，企图封锁黄河，消灭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阎锡山也改变了原来拒绝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的态度。这就使双方在山西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改变。
　　鉴于这种严重状况，毛泽东、彭德怀命令南下、北上的两个军团在抗击敌军进攻中向晋西地区收缩集中，并命令中路军控制有关的黄河渡口。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⒆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策。从五月二日开始，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军，分别在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五日全部返回陕北休整。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次东征历时七十五天，虽然因军事形势变化而没有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俘敌（包括阎部团长郭登瀛）四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迫使原来侵入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红军扩大了新兵八千多人，筹款三十多万元，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在山西二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红军回师陕北后，由毛泽东、朱德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蒋介石却拒不接受，继续加紧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他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在陕甘苏区的东面和北面，有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两个师、阎锡出晋绥军的一个师又一个旅准备渡河入陕，协同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采取堡垒政策，向根据地腹部步步进逼。在苏区西部，蒋介石将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在陕甘宁边界地区。在苏区南部，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向北进攻。但张、杨已同中共建立初步的合作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
　　为了对付这种严峻的局势，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前方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同在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一起来到延长县交口太相寺，在五月八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对当前的形势，毛泽东不是只从边区的局部着眼，而是从全国的大局出发，作出这样的分析：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状态！九一八所激起的运动不如此次之深厚广大。”中间分子的态度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的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末你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的方向。”
　　对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说：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他在报告中还着重地提出红军政治学校的问题，说：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⒇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会后，毛泽东连续出席五月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八日的七次政治局常委会议，逐项落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任务。
　　在这些任务中，最紧迫的是西征甘肃的军事行动。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西征战役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万三千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其余部队留在南线、东线牵制国民党的军队，以掩护红军主力西征和保卫陕甘根据地。
　　彭德怀西方野战军从五月十九日起出发西征。因为这一地区是回民聚居的地区，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21)西方野战军接连取胜，相继占领了陕甘宁三省边界的大片地区。在作战中，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着重打击马鸿逵、马鸿宾部和地方民团；原则上避免同东北军作战，同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但对接受蒋介石命令向红军进犯的何柱国骑兵师准备适当还击。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对西征以来的整个指挥，我都是同意的。”“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22)西方野战军在作战中俘获了何柱国骑兵师部分官兵，在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教育后，全部释放，马匹和武器也一并归还。这样又促进了红军和东北军合作关系的发展。
　　西方野战军的作战到八月一日结束，进行休整。这次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共消灭敌人、俘敌旅长以下二千余人枪，战马五百余匹；开辟了横宽二百多公里的新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财。这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打好了基础。

　　正当西征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位外国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七月初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他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以后，见到了毛泽东。斯诺不久后这样记下他最初见到毛泽东时的印象：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史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包括两套布制服。”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23)
　　毛泽东曾经多次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
　　毛泽东着重谈判：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作出重大变动。他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
　　针对有些人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莫斯科在华代理人的攻击，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
　　当斯诺在苏区进行了两个多月考察后，九月下旬，毛泽东又同他谈了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为什么要改变时，毛泽东说：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应斯诺的再三请求，毛泽东还向他详细谈了自己从童年到长征的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
　　斯诺在十月底秘密回到北平，把他在苏区采访获得的丰富材料写成书寄到英国，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且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相当轰动的效果。以后，也被译成中文，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在中国国内产生广泛的影响，使众多的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相。

　　红一方面军的西征胜利，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在陕北站住脚跟并胜利展开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直十分关心被张国焘强令南下的那部分红军的命运，争取他们早日重新北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向他们通报直罗镇大捷的情况，并告诉他们：“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24)一九三六年元旦，毛泽东在复电朱德时又通报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25)
　　但张国焘却一意孤行，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理番县卓木碉另立党的第二“中央”，狂妄地宣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鉴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26)同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还商请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做张国焘的工作。张浩在二十四日致电张国焘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他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于张焘和中央之间的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27)张浩的电报在南下的红军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徐向前回忆道：
　　“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28)
　　张国焘越来越孤立，被迫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张浩、张闻天，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又提出“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这时，南下红军在不利环境下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进攻，伤亡极大，由原来的八万人锐减为四万多人，给养困难，前途渺茫。红二、六军团又即将在任弼时、贺龙等率领下前来会合。这些，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徐向前回忆道：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29)
　　七月一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六十八位在陕甘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及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指战员，庆祝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电文说：“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30)接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两军会合后，任弼时从张国焘处要来电报密码本，直接同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沟通了联系。在朱德、刘伯承、任弱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从七月初开始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
　　中共中央、毛泽东得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非常兴奋。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31)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他们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第二天，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关切地询问：“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又说：“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在接到朱、任、张来电通报北上情况和决心后，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在八月三日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32)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八月底从豫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南下迎接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十月初进抵静宁、会宁地区。
　　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立刻在九月初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三个军，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路。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火速北上，向这一地区推进。这是一刻千金的速度竞赛。针对敌情的变化，中央军委在九月十五至十七日接连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十六日到十八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附近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根据朱德、陈昌浩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立即致电前线指挥部徐向前、周纯全，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可是，一向反复无常的张国焘会后立刻变卦，一赶到漳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又违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转头西渡黄河。朱德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向中共中央和军委报告，表示坚决维护原定的静会战役计划；致电张国焘，批评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同时，下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暂停行动，并通知西北局各成员速到漳县重开会议，再次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也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九月二十七日致电朱张，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33)同日，他们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34)
　　这样，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各部从九月三十日起，分五个纵队相继从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地区前进。可是，时间已延误十天左右，使远道赶来的国民党军队胡宗南等部得以逼近这一地区，使红军三大主力会合时西北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预计到的困难。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已命令红一方面军向南急进。十月二日，西方野战军的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二十多小时，行程三百多华里，抢在胡宗南等部到达前，夺占会宁县城，为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创造了条件。
　　十月七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在会宁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会合。九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二十二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实现全部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也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胜利。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对开展新局面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致电热烈祝贺三大主力的会师，指出：这一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也致电毛泽东，兴奋地说：
　　“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35)
　　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十分震惊，命令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军共十几个师的兵力向北大举进攻，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正从会宁地区北移时，将红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把这个计划称为“通渭会战”。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部署通报给了毛泽东、周恩来。
　　中共中央和军委根据敌我态势，在同朱德、张国焘及红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协商后，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一个月的休整时间，部署迟滞南敌和进攻宁夏的准备工作，其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迅速选择渡河地点，加速造船，准备过河进入宁夏。
　　毛泽东在十月十三日致电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请按十月份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供给中央军委。”(36)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在十月二十三日抵达打拉池，同先期到达的彭德怀会合，共同商讨由彭德怀拟制的宁夏战役计划，表示“完全同意”。这个计划规定由红一、四方面军分两路西渡黄河夺取宁夏：一方面军主力先“略取灵武、金积沿黄河南岸地区，尔后渡河”；四方面军以三十军、四军渡河，控制黄河左岸，攻击中卫，“吸引马鸿逵主力向中卫增援”，以配合一方面军的行动。
　　为什么红军在这时准备发动宁夏战役？这同毛泽东五月八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设想有关，也同当时陕北的粮食和武器给养十分困难、很希望得到共产国际援助有关。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曾写到：“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关于西渡问题，当日内征求远方意见。兹先征求你的意见。”(37)以后，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在两条道路中更多地倾向于先取宁夏。九月十四日，他们给朱、张、任的电报中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38)十九日，毛、周、彭致电朱、张，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39)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致朱、张电中又嘱咐：按照军委《十月份作战纲领》已到黄河渡口的“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为宜”。“二十号开始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40)
　　在收到朱、张、彭十月二十三日所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后，毛泽东当夜十二时复电同意这个战役计划，同时因国民党的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个军和关麟征部一个师已迅速北上，在电报中又强调指出：“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41)二十四日夜半，红三十军开始渡河，第二天全部渡完，控制了河西一片土地。这时，胡宗南等部在飞机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扑，已先后占领会宁、通渭、静宁等地，向朱、张、彭所在的打拉池进逼。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急电朱、张、彭等：“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42)二十六日，已随红三十军到达黄河渡口的红九军，经中央军委同意后过河。四方面军指挥部一起过了河。二十七日，朱、张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转达中央军委指示，并说：“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43)三十日，国民党军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看守渡口的红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就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也撤到河西，看守船只，休整待命。这样，河东和河西两岸的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割断。
　　十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参谋长，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抵御南敌北进。根据这个要求，彭德怀在十月三十日下达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海（原）打（拉池）战役的部署，规定红一方面军六个师、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准备从东西两面歼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一至两个师；其余部队钳制毛炳文、王均二部。同一天，张国焘却命令四方面军两个军后撤，使海打战役的部署未能实现。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对阻滞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北上、重新恢复河东河西红军部队的联系，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中央军委随后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44)彭德怀指挥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由同心城李旺堡一线东移，待机歼敌。
　　由于国民党胡宗南等部进展很快，到达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隔断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已无法执行，被迫中止。孤悬河西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二万一千八百人，虽然控制了一条山地区，奋战十多日，但这一带的地形和生存条件十分不利，难以长期停留。十一月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并毛、周请示行动方针，说明：“此方人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以作战。”“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尔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45)九日，河西部队经中央军委同意后改向人口较稠密的凉州地区前进。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西路军开始独立作战。
　　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后，中央军委对河东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求得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民党军一至两个师，停止他们的进攻。这时，骄横不可一世的胡宗声孤军深入，独自分三路向豫旺县进攻。十九日，彭德怀到山城堡前线主持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拟定山城堡作战部署，命令各部迅即进到指定位置构筑工事，待机歼敌。二十日凌晨五时，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说：胡宗南的丁德隆第七十八师，“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46)这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前线慰问部队，应彭德怀的要求，留下共同指挥作战。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
　　十一月二十日，丁德隆的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等地。二十一日，彭德怀、周恩来指挥设伏的红军，突然向从山城堡东出的丁德隆师发起攻击，将他们大部压迫在山谷中，经过一天激战，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整团，取得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进攻盐池的国民党军一部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这次战斗，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后退，基本上停止他们对陕甘苏区的进攻。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对击破蒋介石的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奠基西北的一份厚礼。

　　①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6页。
　　②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7页。
　　③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1月3日。
　　④ 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一级以上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1月30日。
　　⑤ 徐海东：《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12月版，第47、48页。
　　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5年12月1日。
　　⑦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70、171页。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2月23日。
　　⑨ 张浩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2月23日。
　　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89—597页。
　　⑾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74、375页。
　　⑿郭洪涛：《迎接毛泽东到陕北》，《说不尽的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71页。
　　⒀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记录，1935年12月17—25日。
　　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月17日。
　　⒂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给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2月17日。
　　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1936年3月10日。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5日。
　　⒆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28日。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5月8日。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96页。
　　(22)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4日。
　　(2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1、65、66、69页。
　　(24)彭德怀、毛泽东致朱、张、刘、徐、陈电，1935年12月2日。
　　(25)毛泽东致朱德电，1936年1月1日。
　　(2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页。
　　(27)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的电报，1936年1月24日。
　　(28)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56、476页。
　　(2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56、476页。
　　(30)《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页。
　　(31)毛泽东、周恩来等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同志电，1936年7月22日。
　　(32)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复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8月3日。
　　(33)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国焘等的电报，1936年9月27日。
　　(34)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国焘等的电报，1936年9月27日。
　　(35)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给毛泽东的电报，1936年10月10日。
　　(36)毛泽东给彭德怀电报，1936年10月13日。
　　(37)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9日。
　　(38)毛泽东、张浩、洛甫、周恩来、博古致朱、张、任电，1936年9月14日。
　　(39)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张电，1936年9月19日。
　　(40)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张电，1936年10月19日。
　　(41)毛泽东致彭德怀并朱、张等电，1936年10月24日。
　　(42)毛、周致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电，1936年10月25日。
　　(43)朱、张致徐、陈并报毛、周电，1936年10月27日。
　　(44)中央军委给朱、张、彭、贺、任电报，1936年11月15日。
　　(45)徐向前、陈昌浩致朱、张并毛、周电，1936年11月2日。
　　(46)毛泽东给彭德怀电报，1936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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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直接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加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工作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内，这项工作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
　　瓦窖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时，由于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军事“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而把工作重点放在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方面。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包括释放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洛川等，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初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秘密协议，开始形成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
　　这时，南京政府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同中共接触，他们的代表来到陕北。毛泽东、张闻天等向他们提出了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①
　　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泽东作报告。他指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已发生分化。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他特别指出：“东北军之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对张学良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而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报告提出，军事谈判集中于军委，政党谈判集中于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②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
　　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在逐渐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给博古转周继吾的信，1936年3月4日。发生变化。四月九日晚，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③现在保存下来的电稿后面有一个注：“此电刚发，接到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就在同一个夜晚，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当张学良提出“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时，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表示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蒋的错处在于他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听完后，对他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答复。张学良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④可见双方在新形势下对这个问题已有了大体相同的认识。
　　红军东征胜利回师，五月五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⑤通电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的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军事报告讨论的结论时，再次强调：“东北军工作要加紧做”，“东北军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团结。”⑥
　　不久，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将粤、桂军改称“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被称为两广事变。毛泽东在六月八日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⑦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时局发展到新的阶段”：日军入侵华北，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整个起了很大变化。“我们说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⑧
　　红军东征回师后，毛泽东找东征中俘获的阎锡山部团长郭登瀛谈话，要他带信给阎锡山，表示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接着，又派彭雪枫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山西太原同阎锡山联络。
　　他还分别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等，争取和他们实行合作抗日。
　　毛泽东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⑨根据这个原则，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合作抗日的道理。他特别指出，“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⑩。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称赞周恩来领导的这项工作“可为很好的模范”。并且提出：过去我们的工作方针，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抗日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以前的三个，但次序要变更，第一是联合战线的扩大，应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现在大家应该出马，不应该关起门来。不仅要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层的工作。红军的行动也应该配合这一工作。⑾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这个提议。
　　对张学良的复杂处境，毛泽东十分关心。他在八月九日写信给张学良提醒他：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⑿
　　在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建立联系后，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的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⒀同一天，又写信给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他继续推动杨虎城下决心联共抗日：“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⒁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十分感动，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
　　中共中央也和国民党直接对话，努力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⒂这封信七月十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后，产生了积极的反响。蒋介石的报告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比他在国民党五大上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显然又进了一步。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同日本驻华大使谈判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在九一八事变以来还不曾有过。

　　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人员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原来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但这些希望都落了空。华北事变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出台，把南京政府逼到几乎无路可退的地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国内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七月底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和结论。报告中说：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报告说：我们三月提出谈判的五条原则后，他们在五月答复时提出四项办法〔注：（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⒃〕。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四条〔注：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四条是：“（一）尊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四条同五月的四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从蒋介石的态度来看：“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⒄毛泽东还在结论中提出：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是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样程度，才同他讲统一。“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⒅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会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等。⒆
　　会议决定发表的“公开宣言”，就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它叙述了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严肃地批评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和它造成祖国大片河山沦丧的严重后果，同时也肯定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有了若干进步”，但仍不能满足全国人民强烈抗日的要求。在亡国灭族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国民党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它在最后明确提出“国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议：“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⒇
　　会议决定在党内所发的“秘密文件”，就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1)
　　九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又作了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说：对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有力量领导和没有力量领导的问题。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我们在大革命时联合了它。当前经济危机加深，日本压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我们重新提出和资产阶级联合，有苏区、红军的存在，应当由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事实证明，也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22)他还说：加紧对南京政府以外的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会议为适应新的形势，决定改“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并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会后，毛泽东草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在九月二十日前后脱稿。协定草案共八条，其中规定：为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自从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以南京政府作为主要的谈判对手以来，毛泽东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外，还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他还努力同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
　　在这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九月，他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分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十月初，毛泽东等又派叶剑英到西安张学良部作为中共中央的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到一九三六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当然，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走的不是一条笔直的路，中间又有不少波折。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他们收编。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他仍认为是“上策”，还要再试一试。
　　当“两广事变”被南京政府以政治收买和军事讨伐的办法解决后，蒋介石认为又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军和共产党了。他一面邀请周恩来在广州或香港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胡宗南部就是在这时又调到西北向红军进攻的，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处在从内战到抗日的转变关头，毛泽东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对蒋介石采取的多种手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他致电驻在张学良处的刘鼎，告诉他：“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在政治上，当蒋介石邀周恩来前去会谈时，毛泽东指出：“先停战，后谈判。”蒋介石大举进攻西北的情况，使周恩来无法前去，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汉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谈判。从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十九日，他同南京政府代表陈立夫进行了三次会谈。陈立夫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态度十分强硬，提出在陕北的政权必须取消，红军只留三千，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等。这样，谈判只能搁浅。到十二月初，当陈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败后，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
　　这时，毛泽东认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23)十二月一日，他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十八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24)
　　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等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带着这批人和其他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蒋介石住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苦谏”，反又遭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这就把张、杨逼到了绝境，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推动，终于驱使张、杨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5)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毛泽东住的窖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周恩来在同一天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26)
　　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很突然，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毛泽东先发了言，最后又作了结论。他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他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他当时的设想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27)与会者还有九个人发了言，其中讲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28)
　　张闻天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29)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30)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电告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31)周恩来等先到延安，十七日乘坐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
　　周恩来在十七日到达西安，立刻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电报中还报告说：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我们商定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32)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33)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和建议。
　　在收到周恩来来电的同时，毛泽东又获悉：日本外相十七日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八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并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34)
　　十二月十九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情况已比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我们必须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他接着说：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35)
　　会议讨论时，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36)张闻天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37)
　　毛泽东作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38)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表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于政治局内部意见已很一致，这个通电并没有等候共产国际的来电，就在十二月十九日当天发表了。
　　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毛泽东在十九日这一天就起草并发出十四份电报。其中，发给在西安的周恩来的电报有十一份，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的工作部署。发给在前线指挥军事的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有两份，命令他们率领野战军急行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师和二十八军开赴延安接受任务，给张杨以实际的援助。还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在第二天（二十日）收到的。它的内容和中共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基本一致。毛泽东立刻在当晚八时把它转发给周恩来。共产国际来电的全文如下：
　　“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39)
　　潘汉年那时正住在南京宋子文公馆里。这是因为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急于了解中共的态度，经过宋庆龄的介绍，潘汉年从上海到南京住进了宋公馆。他收到十二月十八日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立刻把它交给宋子文转送国民党中央。他还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特殊身分，从旁支持宋美龄等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当他接到毛泽东十九日的密电后，又把刚刚译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立刻交给宋子文，并说：宋委员最了解张学良将军，他一定会热情欢迎您去西安的。宋子文认为潘汉年这个话反映了中共的意向，就在经过同亲日派的辩论后获准“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二十日上午，宋子文由顾问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在见到宋子文时，坦率地告诉他：只要蒋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将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随后陪同他一起去见蒋介石。周恩来也明确转告宋子文：中共并未参与此事，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他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第二天，宋子文飞回南京。
　　毛泽东在二十一日又致电潘汉年，提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五项条件，要他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表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40)
　　潘汉年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从旁促进宋美龄去西安。二十二日，宋美龄接到张学良欢迎她前往西安的电报后，立刻在端纳、宋子文等陪同下飞赴西安。
　　周恩来在西安极为复杂的环境中，机智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双方谈判创造了良好条件。谈判从二十三日上午开始，南京方面出席的有宋子文，后来又加上宋美龄，西安方面出席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一开始，张、杨重申他们在通电中提出的八项主张，周恩来也说明中共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对谈判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承诺。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41)
　　张学良以为蒋介石已经承诺了和谈条件，又怕时间久了在内部会横生枝节，经宋子文请求，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同意蒋介石离开西安。他事前没有告诉别人，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下午三点多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乘车直奔机场。蒋介石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42)看重义气而经验不足的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反而遭到蒋介石的扣留和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他进一步分析西安事变能够造成这个转变实现的原因：“西安事变这样的收获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他们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便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酝酿成熟、时局转变的焦点。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
　　他也清醒地看到，西安事变虽然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收获，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已解决了，中间还会发生障碍，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他说：“国共合作虽然说了很久，尚未实现。联俄问题，亦在动摇中。”“西安事变仍是在发展中，我们应该教育落后（分子），更多的争取中间分子。”但他对前途是乐观的，在作结论时说：“关于内战是否结束？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与迟缓问题。”(43)当事态正处在发展变动中的时候，毛泽东就作出这样明确的判断是很及时的，也是富有预见性的。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来，它来得很仓促，不可能在事前作准备，中间又经过不少曲折。党必须根据急速变化着的政治局势，迅速作出判断和处置，这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对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不能不有个过程，但从大的方面说，党对事变独立作出的各项决策是及时而恰当的，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

　　蒋介石在西安时虽然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作出了重大承诺，但他回到南京后，态度又有变化，时局的发展出现过一些曲折。这也是毛泽东已经预见到的。
　　一九三七年元旦，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进攻西安的危险。并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44)
　　第二天，毛泽东针对南京政府扣留张学良后又向西安进兵、西安内部群情激愤的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进一步提出：“自从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要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45)同一天，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任弼时及各军团首长：为策应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积极作好准备，反对敌人的分化孤立政策，巩固西北抗日联合的胜利，推动时局的发展。
　　西安事变后几天，原来在延安的东北军就撤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随即从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也在一月十三日一起来到延安。他们在路上走了四天时间。快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延安，在陕北来说是个大地方，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联系群众，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对群众多做宣传工作。从这时起，他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了整整十年。
　　一月二十四日，他在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谈到国民党中央军继续由潼关西进时，他说：“对西安事件的分析，第一个阶段是进兵，第二个阶段是趋向和平。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红军靠近张杨。现在已一般的趋向和平了。”(46)在讨论中，他再次发言说，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应该有表示，应该有新的问题。比如：说明我们要建立的不是西班牙那样的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说明西安事变中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放了蒋介石以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着和平；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我们就愿意成为统一的区域，苏区是特别的，但也归他管辖。
　　经过毛泽东、张闻天等的酝酿和起草，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47)
　　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样做，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说：“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降，左派怕我们上当。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48)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在第二天发出后，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支持，并且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在二月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多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在实际上是相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后，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停止了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准备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在苏区用民选的政府代替苏维埃制度等。南京方面，也作出积极的反应：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拨发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部队应得的饷金的五分之三，即三十万元。
　　为了使国民党的政策进一步转变，从二月份起，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三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设不设总指挥部，苏区地位、行政长官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共产党公开活动的时间等问题上。当周恩来在杭州直接同蒋介石谈判后返回延安途中，毛泽东曾电告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49)由于蒋介石还缺乏足够的诚意，谈判中对许多重大问题一时还没有取得结果。
　　为了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致电给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五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担负和平使命前来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表示要实现国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国。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三月初，他在延安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史沫特莱。毛泽东对她说：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只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汉奸在外，这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广泛得多。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到这种转变开始的证据。
　　关于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老早就是不仅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同时也信仰过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对外抗战求得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50)
　　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记录稿又带一份给埃德加·斯诺，附信说，这表示“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请他广为“宣播”；也把这个记录稿寄一份给上海《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请他在可能时把它发表。
　　一个月后，毛泽东又在延安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他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而斗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联蒋抗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及时提出新阶段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博古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报告后，毛泽东说：“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他说：我们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是应停止没收土地的。苏维埃制度过去十年的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解释清楚的责任”。(51)
　　这时，一个惨痛的损失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他们自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渡过黄河以西，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多人，表现了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同南京政府交涉，要他们下令正在河西走廊不断攻击西路军的马步芳部停战让防，又派人去青海同马步芳谈判，要他们停止攻击。由于他们毫无诚意，谈判没有取得结果。三月五日，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出发西进。不久，因西路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败，援西军停止西进。
　　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毛泽东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对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
　　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
　　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使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52)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他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历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从头干起。(53)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的正式代表二百十八人，列席的有六十四人。这是一次人数众多、代表性广泛、意义重大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并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结论中，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
　　首先，他从分析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关系的变化状况出发，由此确定党的任务和方针。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他敏锐地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他又冷静地估计到：国内矛盾虽已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适当地调整，这就是还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针的由来。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这些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在结论中，他批评了那种由于片面地或表面地看问题而形成的否认国民党已开始转变的“左”倾观点，指出这种观点看不见旧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因而不敢提出新任务，不敢前进一步。
　　其次，他提出并阐明目前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他说：和平已实现，但并不巩固，也不等于抗战已经实现。为了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争取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他批评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战”的看法，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
　　再次，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最后，他号召全党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尽速造就德才兼备干部，增强党内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接着召开的白区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③ 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9日。
　　④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4、35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1页。
　　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5月28日。
　　⑦ 毛泽东：《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1936年6月8日。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6月12日。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0—31页。
　　⑩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7月27日。
　　⑿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1936年8月9日。
　　⒀毛泽东写给杨虎城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⒁毛泽东写给杜斌丞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4、46页。
　　⒃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1936年8月12日。
　　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5日。
　　(2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1月13日。
　　(24)毛泽东、朱德等给蒋介石的信，1936年12月1日。
　　(25)张学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12月12日。
　　(26)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2日。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8)张国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9)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1)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电报，1936年12月13日。
　　(32)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7日。
　　(33)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8日。
　　(34)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
　　(3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6)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7)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0日。
　　(40)毛泽东给潘汉年的电报，1936年12月21日。
　　(4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和结论的记录，1936年12月27日。
　　(44)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电报，1937年1月1日。
　　(4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日。
　　(46)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4日。
　　(4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57、158页。
　　(4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9日。
　　(49)毛泽东致彭雪枫电，1937年4月1日。
　　(50)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年3月1日。
　　(5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11日。
　　(5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23日。
　　(5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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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毛泽东在对待理论工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富有传奇性的艰险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惨痛的失败；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也有过“左”的和右的沉重教训，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①可见，他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在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
　　这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陕北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能传送到这里，也都便于毛泽东有可能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给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所作的报告。
　　在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产生重大变化。“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长时间内无视这种重大变化。毛泽东在报告里，一开始便从千头万绪的现实生活中，十分鲜明地指明了当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说：“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接着指出：“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具有两面性：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们是有变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裂的。
　　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说：
　　“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在这篇讲话中，他着重谈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正相反的策略，作了强烈的对比：“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究竟哪一种策略的道理是对的呢？他依然用事实来作回答：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
　　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论述，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他的论述，处处以正在发生巨大变动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具体特点为出发点，反对那种不顾事实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说明他的思想正在进一步走向成熟。

　　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党的军事路线上来。他说：“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③这就必须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从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在经过长时间准备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他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略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也是党内在军事问题上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场大争论，在长征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激烈地进行着。瓦窑堡会议后，李德又不同意会议通过的东进的军事战略方针。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状况，主张“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武断地认为“我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政治准备不充足”，结果就会“退却和逃跑”，以反对会议决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并且说“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的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④生怕把苏联牵进到军事冲突中去。这种离开“发展”来谈“巩固”的主张，其实又是在重复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从当时陕北的实际情况来看，更是不适宜的。毛泽东立刻指出，它是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纯防御战略。这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开会时，讨论了李德的《意见书》，许多人在发言中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并且作出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⑤这件事，也促使他下决心系统地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来写这本书。
　　毛泽东对这件工作做了十分认真的准备。他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一批军事方面的书籍。他反复地精读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认真研究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等，还研读了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他后来多次讲到：在遵义会议时，有人说我打仗是照《孙子兵法》打的，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看过这本书，倒是到了陕北后才读了这本书。他还组织一些富有实际经验的干部一起，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来研究和讨论这些军事理论问题。
　　通过学习、讨论和研究，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由来。
　　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因此，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
　　他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
　　他又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自然，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正是从这些特点，产生了我们的战略战术。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十年内战中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形式的战争的历史经验，并且就九个问题作了说明：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
　　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中，他写道：“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
　　在“战略退却”中，他写道：“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在“集中兵力问题”中，他写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他还着重地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在“运动战”中，他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在“歼灭战”中，他写道：“‘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怎样才能学会正确地指导战争？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在指导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他所说的“用心思去想”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和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他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毛泽东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军事家正确地指导战争时的整个认识过程：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泽东在这里叙述的认识过程，实际上已超越军事科学的范围，而具有一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它同以后《实践论》中的论述，只有一步之隔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特色。中国革命战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进行的。陈毅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他说：“拿起落后的武器，和具有新式武器的敌人作战。我们是弱者，就不能斗力，斗力打不赢人家，我们就讲究斗智。因此我们战略思想最发达，我们的脑袋最发达，靠脑袋吃饭。”“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战略战术特别发展。这种军事思想为什么又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起来呢？就是他能根据这些特点，总结经验，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天才。”⑥

　　政治路线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⑦
　　毛泽东到陕北后，就努力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去访问他后，记述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⑧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调原驻延安的东北军增援东线，延安由红军接管。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又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奋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作过批注的哲学书籍就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他在前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约一万二千字，在后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有二千六百多字。批注的内容大约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郭化若回忆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⑨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以后，毛泽东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一次更深刻、更系统的哲学总结，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⑩《实践论》就是以认识与实践的正确关系为核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出发，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社会实践是推动人们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动力，也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因此，“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那末，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毛泽东说：人的认识过程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是认识的感性阶段。“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是认识的理性阶段。前者只解决现象问题，后者才解决本质问题。“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⑾
　　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违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条主义者否认认识开始于实践，否认感性认识的必要性。他们总是从书本出发，忽视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生吞活剥地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中的个别词句去指导革命。经验主义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片面的感性认识，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而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们在认识论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
　　《实践论》提出：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并不意味着认识过程的完结，它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又是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的一个飞跃。理论之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并不能由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要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结果，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纠正其不完全性和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如果人们从社会实践中得到感性认识，再由感性认识推移到理性认识，造成某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用来指导实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但是，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在《实践论》结束时这样写道：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⑿
　　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写道：“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⒀他的另一篇重要哲学著作《矛盾论》就是着重阐明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矛盾论》一开始就论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人们不仅以其对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阵营，而且还以其对世界发展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大阵营。形而上学宇宙观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上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其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推动。和形而上学相反，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得出结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是从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开始的。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文章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必须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看，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分析事物，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因此，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中，不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革命。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结果，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分析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它对事物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当然，这种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过程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可能降为次要的，次要矛盾也有可能上升为主要的。“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他又指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在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地位也不是固定的。由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可以互相转化。如果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着变化。
　　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说明在领导革命时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实际情况变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就会随之变化，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策略也必须随之改变。
　　《矛盾论》还进而论述了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对立面的同一性有两重意义：“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他又指出：所谓矛盾的斗争性，就是说处于统一体中的矛盾双方自始至终进行着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并且促进这一事物向他一事物转化。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化。
　　《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两篇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为日后系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两篇论文又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指出党内发生“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原由，为延安整风，特别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作了重要准备。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6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143、151、152、153、154、155、18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143、151、152、153、154、155、186页。
　　④ 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
　　⑤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3月26日。
　　⑥ 陈毅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5月1日。
　　⑦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11、312页。
　　⑧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7、68页。
　　⑨ 郭化若：《学习与回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1页。
　　⑩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9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4、285、290、291页。
　　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2—297页。
　　⒀《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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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门卢沟桥附近，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卢沟桥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开始。
　　第二天，消息传到延安。
　　那时候，整个局势会怎样发展，还不十分明朗。这以前，日本在华北已曾多次制造过地方性的武装挑衅事件。卢沟桥所发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开始？许多人一时还不能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立刻作出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
　　七月八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①
　　这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号。这个口号，成了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及时地提出这种具体目标，是谈不上政治领导的。
　　国民党政府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鉴于自身的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他们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了，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不断横生枝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时在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道：“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②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七月十四日，他在内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包括两个方面：“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③
　　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毛泽东指定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七月十四日至二十日间四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④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⑤
　　在推动蒋介石下定抗日决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自身积极地进行抗日参战的一切准备，并表明愿同南京一道去做。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十四日，毛泽东等致电叶剑英，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⑥十八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⑦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⑧
　　七月十七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⑨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
　　蒋介石谈话发表后，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⑩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局势越复杂，对毛泽东说来，仿佛倒越能显示出他善于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要领的本事。蒋介石庐山讲话后不到一个星期，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又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三）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四）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办法。毛泽东指出：实行前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后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文章又指出，为了这样做，“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他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⑾这几句话正是对国民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正如英国记者贝特兰所说：“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诚恳的。显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摘‘缺点’，而是坚持他认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张是很充足的。”⑿
　　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聂荣臻回忆道：“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⒀
　　随着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但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动。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八月十五日改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⒁。

　　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这时周恩来、博古已赴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他们，对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电报说：“（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⒂
　　同一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针对蒋介石已经表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⒃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重要意义。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后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失，这使中国失去华北与中国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⒄。接着，日军沿平汉、平绥、津浦三条铁路作扇形推进，向华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在日军的进逼下，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⒅。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又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这个方针是中肯的，是切中当时国民党军队战略上的弊端的。意见中还说：“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意见最后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⒆
　　五日，毛泽东收到红军总部从云阳发来的《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主张：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的补充与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的察、绥、晋三角地区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回电中强调：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而不是三角地区，作为协助友军作战的地区；“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同时，要求本着“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⒇。显然，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采取慎重的态度。
　　他所以一再强调这些问题，除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长期性和红军自身的特点外，还由于看到蒋介石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已表现出许多不正常的现象：一面要红军全部出动，一方面却在陕甘一带部署了十个师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时又出现闽粤边部队被国民党军队诱骗缴枪的事件，毛泽东认为这是“极严重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21)。他还认为：“平津失陷后蒋之困难更加，但抗战决心与合作诚意增加至何种程度待尔后证明，此时宜缓不宜急，缓则有效，急则无功。”(22)
　　由于红军出兵在即，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又未必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他提出：“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23)
　　当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一时来不及集中，因此，八月九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先开了一次会。
　　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由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他十分明确地断言：“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对国民党的状况，他采取有分析的态度，说道：“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离彻底转变还远”。“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但这还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转变，应战主义实际是节节退却”。谈到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时，毛泽东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在反倾向问题上，毛泽东同意张闻天报告中所指出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适应国民党的适合主义”。提出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24)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八月五日和张闻天一起发出的电报中说的是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而在仅仅四天后的这次会议上他却谈到“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可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是他在红军出动前夜这个关键时刻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
　　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对七月二十三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项办法提出补充，初步形成“十大纲领”。四天后，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时，将这个文件交给她。海伦后来回忆：“毛泽东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地说：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着后一句话。”(25)
　　这次会议为十多天后召开的洛川会议做了准备。

　　红军各部已陆续准备就绪，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在南京的谈判却并不顺利，国民党方面在各种问题上诸多留难。直到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战爆发，谈判才出现转机。
　　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上海，使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使蒋介石感到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否则自身的统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周恩来后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指蒋介石）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26)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这时，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已陆续赶回陕北。中共中央认为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由于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这是一个比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处在延安同前方将领所在的云阳的中间。毛泽东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萧劲光回忆说：“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27)
　　洛川会议是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会议的议程是：（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28)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且说明：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29)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后一次战略转变时说：这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30)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关于国共关系，他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31)。
　　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这支部队称为留守兵团，以后在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讨论。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32)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十一人，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是朱德、周恩来。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次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发言中作了说明：“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争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变。”“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33)这些，同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中的看法是相连贯的。以后一个月中的种种事实，使他对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意见也更完备了。
　　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七日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所讨论的，是毛泽东正在思考中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讨论的题目中，第一个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作了说明。他说：“两个阶级的企图，各在自己阶级立场上出发。”“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他把这一次国共合作同第一次作了比较，认为那时孙中山、廖仲恺所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要勇敢些，现在的国民党当局更胆小些，更小气些，而且是自觉地来限制我们。他们正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有计划地吸引共产党，从各方面影响你，以几千条线索来套我们。我们有些人容易上当，要有自觉，要使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随着我党走。国民党内也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34)他在座谈会结束时着重强调，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投降主义倾向，要注意对党内加强教育。
　　为什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当时已经出现的大量事实在他头脑中引起的反应。两个月后，毛泽东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况：
　　“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35)
　　由于存在着这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他认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投降主义。否则，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就可能被国民党吸引过去，被溶化或消灭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也会被葬送掉。

　　由于大敌当前，放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最紧迫的现实课题，还是红军迅速完成改编，开赴抗日战争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八月二十二日，洛川会议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
　　为了在组织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九人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代理主任。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由洛川回到延安。
　　这时，红军主力师已改编完毕，从九月二日起，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
　　同日本军队作战，对八路军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红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从来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下来，但还需要在实战中充实、检验和完善。八路军出动到华北作战的情况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因此，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以全部精力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
　　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是毛泽东在八月中旬已经确定下来的。为什么先开入山西？毛泽东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消灭敌人。正如任弼时所说：“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敌人的长处，恰又补足我们的短处，便利于我们的防守，持久斗争与打击敌人。”(36)第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的统治地区。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之间既有联系，又有错综复杂的矛盾。日本侵略军攻陷平津后向山西大举进攻，严重威胁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盘将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想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早在一九三六年底，中共党员薄一波等经北方局同意同阎锡山建立了联系。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又答应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建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第三，当时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到代县附近下车，开往蔚县一带集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到河北徐水下车，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这样做，是“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37)，“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38)因此，他提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39)把八路军三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
　　为了落实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的事宜，九月初，毛泽东派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到太原同阎锡山当面商谈，可见他对这次行动的极度重视。
　　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八路军开入山西后的作战区域问题。这就像下棋一样，开始时的布局是否恰当，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八月初曾考虑八路军出师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但当八路军开赴出西时，华北局势已发生变化。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强大的钳形攻势：在北路，沿平绥铁路西进，在攻占张家口后折而南下，已于九月十三日占领晋北重镇大同；在东路，沿正太铁路向西推进；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如果仍按原有设想行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使八路军的全部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圈内，这当然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看清山西战局可能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及时改变原定部署，要求将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南，再图发展。他在九月十六日致电正率领八路军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提出：“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40)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的主要支撑点。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对改变部署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41)两天后他又提醒：“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42)
　　在八路军出师后不到半个月内，毛泽东根据局势的发展，及时调整了八路军作战区域的部署，这对八路军实行战略展开，合理布局，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焦点是：部队在实战中能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聂荣臻回忆道：“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引者注：指毛泽东）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43)毛泽东还担心：“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44)
　　对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历来是紧抓不放的。在九月中下旬，他接连五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45)
　　九月二十五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明确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46)
　　为了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如果游击战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同当地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相脱离，不能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持；那末，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且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毛泽东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47)
　　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48)
　　毛泽东在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一旦作出后，确实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因某些一时或局部的因素而轻易改变这种决心。同时，他又密切注意研究变化着的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使作出的决策得到丰富和完善，使它更符合实际情况。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利用有利的时间和地形条件，集中兵力发动平型关战斗，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前，毛泽东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49)。战斗胜利的喜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50)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51)以后，他在《论持久战》中，总结十个月来华北抗战的经验，把八路军作战的战略原则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52)这个提法，同洛川会议的规定是前后一贯的，而在具体表述上又更加完备了。
　　十月初，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占领保定，河北正面战场的抗战基本结束。在侧翼遭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太原的北方门户忻口。
　　为了协助友军作战，毛泽东仔细研究华北战局后，在十月六日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山西军事当局：敌人占领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因此龙泉关、娘子关两点应集结重兵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和出击中，出击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主力将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忻口地区日军的侧后纵深地区；一二九师主力或全部将使用于正太铁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作战。(53)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各主力师在忻口战役期间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行动。第一二○师一度收复雁门关，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截断了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第一一五师主力夺回平型关，并收复涞源、定县等七座县城，切断了日军从张家口经平型关到忻口的交通线。忻口前线日军只能主要靠空运来维持给养。第一二九师陈锡联团又在十月十九日乘黑夜突然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焚毁日机二十余架。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依赖后方供给的程度很大。八路军各部队的行动，使日军的后方补给线陷于半停顿状态，对正面防守忻口的友军是有力的配合和援助。
　　在忻口战役期间，右翼晋军有十个团拨归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毛泽东就如何对待这部分友军，在十月四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叮嘱道：“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54)毛泽东要求他们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彻底执行这一方针。在东线，当娘子关告急时，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也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友军曾万钟部一千多人。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将南下的日军主力挡住了二十一天。这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密切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由于国共双方在这次战役中诚意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战果。
　　十月中旬，日军主力占领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进，包抄忻口的后方。二十八日，娘子关失守。三十一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的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毛泽东自己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55)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①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第1卷第10期，解放周刊出版社1937年版。
　　②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0页。
　　③ 毛泽东致张云逸的电报，1937年7月14日。
　　④ 毛泽东致张云逸的电报，1937年7月15日。
　　⑤ 洛甫、毛泽东致叶剑英的电报，1937年7月9日。
　　⑥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14日。
　　⑦ 《新中华报》，1937年7月19日。
　　⑧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52页。
　　⑨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印，第1064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4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6、348页。
　　⑿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111页。
　　⒀《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38页。
　　⒁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7月28日。
　　⒂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8月1日。
　　⒃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1日。
　　⒄《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50页。
　　⒅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7年8月1日。
　　⒆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电，1937年8月4日。
　　⒇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博古、林彪、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5日。
　　(21)毛泽东致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4日。
　　(22)毛泽东、洛甫致周恩来、博古并告叶剑英电，1937年8月1日。
　　(23)洛甫、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8日。
　　(2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9日。
　　(25)《一个美国女记者在中国的冒险（续）》，《瞻望》，1985年第48期。
　　(2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95—196页。
　　(27)《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2页。
　　(28)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29)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51页。
　　(31)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8月22日。
　　(32)《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4页。
　　(33)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3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7日。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92页。
　　(36)《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37页。
　　(37)洛甫、毛泽东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18日。
　　(38)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37年8月18日。
　　(39)毛泽东致张冲转朱德、周恩来电，1937年8月17日。
　　(40)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9月16日。
　　(41)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电，1937年9月17日。
　　(42)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9日。
　　(43)《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59页。
　　(44)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45)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46)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1937年9月25日。
　　(4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18页。
　　(48)《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60页。
　　(4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50)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9月29日。
　　(5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页。
　　(5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页。
　　(53)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电，1937年10月6日。
　　(54)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0月4日。
　　(55)《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00、201页。

wishsmart

　　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
　　毛泽东敏锐地看清战局的这种变化，立刻对八路军下一步战略行动相应地作出新的部署。
　　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以明确的语言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①
　　这时，山西的国民党军队正在全线溃退，许多地方的旧政权陷于瘫痪或自行消失，备受日本侵略蹂躏的沦陷区人民迫切要求能有人领导他们奋起抵抗，保卫家园。在这样一片混乱的日子中，毛泽东接连发出指示，为八路军在山西的行动规定了新的方针：“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②
　　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消除依赖国民党军队的思想，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徐向前回忆道：“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了，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③
　　对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艰巨性，毛泽东有着充分的估计。他清醒地看到，日本侵略军决不会允许八路军在其后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宁，它“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④。这种进攻将是极端残酷的，因此必须抢在日军行动前做好充分准备。
　　在这些准备中，最重要的是，要把八路军各部在山西敌后展开的基本格局，在原有基础上稍加调整，进一步作好通盘的部署。他电令第一一五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继续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该师主力则从晋东北开赴晋西南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这个部署很有战略眼光。这四个区域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第一个区域——晋东北，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可以直接威胁日军占领的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四条铁路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第二个区域——晋西北，位于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长城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和它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枢纽。第三个区域——晋东南，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直接威胁着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所依赖的主要交通线，对坚持华北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也是日后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第四个区域——晋西南，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这四个区域相互呼应，对日军已占领的华北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形成包围或侧面威胁之势。
　　毛泽东的这个布局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四个区域不是侷处一隅，而是几乎遍及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山西全省。这就很有象征意义。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达时说：“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⑤
　　毛泽东对前方作战的指导，主要是提出大的方针，对具体作战部署不直接干预。他给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的电报说：“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⑥这种做法，在抗战初期情况变动快速而通讯又不便的条件，尤其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毛泽东这个战略部署，八路军各部争取时间，迅速分别开赴指定地区。临行前，毛泽东又叮嘱各路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⑦不久，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⑧
　　正当八路军各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实行战略展开时，日本侵略军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对立足未稳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军事行动了。
　　在攻入太原前，日军已感觉到它的后方由于八路军的袭击活动而带来的种种困难，但为了实现攻占太原的军事计划，一时还分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对付后方。因此，一到占领太原以后，立即就抽出大量兵力来对后方进行“清剿”，为他们的继续南进扫除后顾之忧。这使八路军深入敌后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面对严峻的考验。
　　十一月下旬，日军首先出动二万兵力配合骑兵、大炮和坦克、飞机分八路向刚刚创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攻。这是检验八路军能不能在敌后站住脚跟的第一场严重较量。它的成败，对八路军在敌后其他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对它给予极大的重视。聂荣臻回忆道：“我们留在晋察冀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关心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⑨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常常通宵达旦地研究情况，细心地思考着反围攻的对策。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这场反围攻战斗打响前，他致电朱德、任弼时，针对八路军占领区域的民众和新组织的游击队缺乏斗争经验，提出要进行三方面的准备工作：一、加强新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党的工作；二、加强新部队必要的军事和游击战争的训练；三、加强动员地方民众的工作。⑩战斗打响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在关键时刻及时指明：对进攻晋察冀边区的敌军，“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⑾同时，他要求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分别在同蒲路、正太路积极活动，给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有力的配合；要八路军总部将日军的行动通知阎锡山和蒋介石，争取友军的援助；还通过进步报纸舆论扩大宣传，使全国军民相信，八路军在敌人后方建立的根据地完全能够迟滞日军的前进。
　　由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整套方针和办法得到贯彻执行，晋察冀的反围攻斗争取得胜利。聂荣臻回忆道：“这次反敌围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死打伤日伪军共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军用品。敌人除占领了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几座县城外，别无所获，不得不于十二月下旬全线撤退。”⑿
　　日本侵略军自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围攻晋察冀根据地失利后，他们又先后发动对晋西北地区和晋东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毛泽东继续指导这些地区的反围攻斗争。
　　他以晋察冀反围攻胜利的经验为依据，但又不是简单地照搬晋察冀地区的做法，而是按照这些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不同的斗争方针。在晋西北地区，毛泽东根据日军五路围攻八路军的力量都不强的特点，要八路军同晋军协力，实行“各个击破”⒀。在晋东南地区则要求八路军以次要兵力钳制日军数路，集中主要兵力对付日军一路。由于采取这些正确的方针，八路军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也先后取得反围攻的胜利。
　　太原失守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毛泽东及时而正确的指导下，八路军各部在敌后反围攻斗争中，不仅消灭了大量日军，而且在战斗中积极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建立起抗日根据地，逐步实现了在山西战略展开的预定目标，相继站住了脚跟，为开创整个华北敌后抗战新局面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在南方，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又集中兵力约二十八万人，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加紧对上海、南京地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国民党当局在这个地区，指挥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前线官兵表现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作战精神，在敌军的猛烈炮火下作出了巨大牺牲。日军原以为这次战役很快就可结束，梦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没有料到在上海地区战争就持续了三个月。但是，以这种硬打硬拼式的单纯防御，来对付优势装备的敌军，在战略上是不利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军攻陷上海。一个月后，十二月十三日，又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使整个中国战场上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接着，日军把作战中心北移到津浦铁路一线，企图攻下徐州，打通南北交通线，同华北方面南下的日军会合。他们的打算是：在华北和华中这两支大军会合后，便可以在两个战略方向上作出选择，或者进攻西北，或者南下武汉夺取华中。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整个战局的发展，既对八路军的抗日行动及时作出部署，又对正面战场的作战经常提出积极的建议。当他对日军的战略意图作出准确判断后，一方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一个全国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作为建议；另一方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研究新形势下八路军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
　　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建议中，毛泽东总结正面战场上军事失利的教训，主张应采取“攻势防御”的方针，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他指出：“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⒁建议中，毛泽东还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提出具体意见。但是，蒋介石同以往多次的情况一样，没有采纳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建议。
　　对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在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可能失守的情况下，为了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应该在敌后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更多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他曾设想，以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为主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三个主力师位置大体上应预拟一个位于鄂豫皖区，一个位于鄂豫陕区，一个位于陕甘区，即两个在内线一个在外线。”⒂以后，由于战局的变化，他的具体设想有了改变。但他的基本思路不仅继续得到坚持，并且变得更明晰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他关于迅速展开兵力、建立多处能独立作战的根据地的基本设想。他说：日军的战略企图如果实现，“将造成中国割断为许多块”，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要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他特别举出已在一月份建立的晋察冀根据地作为例证，说明：“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⒃。
　　对八路军的具体行动，毛泽东认为应该依战争形势的发展分两步走：目前阶段，“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如此方能钳制与阻碍敌向潼关、西安与陕北之进攻。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之转移枢纽，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朱瑞处）工作。”毛泽东考虑问题，总是把立足点放在对局势发展作出最严重的估计上面，这样才能做到有备而无患。因此，他提出，在将来阶段，“即敌大举进攻潼关、西安、武胜关、武汉及陕北时，在取得蒋、阎、卫同意后，八路军主力及其他国军主力，应渡过河西、河南，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而留适当兵力位于山西各区，继续坚持游击战。”毛泽东指出：以上“是政治局战略决定之基本精神”⒄。
　　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八路军在华北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根据坚持长期作战的要求，又提出在各区域建立新的游击兵团的主张。他说：“八路军主力移动后的部署，现在就要准备，应在各区域建立游击兵团。”⒅为了加强党对华北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建议原在北方局的刘少奇留在中央以指导华北工作。⒆二十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致电八路军各部，提出组织游击兵团的具体任务。电报指出：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的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⒇具体部署是：在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外，再组织四个支队；在晋西南组织三个支队；在晋东南组织七个支队；在平汉路以东组织若干支队。各支队至少有一千人左右，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二个连作基础，由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编成。这种以八路军主力连队为骨干、吸收大批新战士以组成若干新支队的做法，是适应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有可能在敌后迅速打开新局面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新的主张。它使八路军的队伍能迅速壮大，而又能保持相当的战斗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九三八年春，日军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尽力打通津浦铁路。为了执行这一计划，华北日军主力被抽调南下，造成河北、出东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为已经在山区站稳了脚跟的八路军向华北敌后更广阔的地域发展带来了机会。徐州地区正面战场在李宗仁指挥下进行的英勇抗击，对华北敌后战场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毛泽东十分善于抓住机遇。他立刻调整部署，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从山地来到平原，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重大变化，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许多人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对能不能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还抱有怀疑。徐向前回忆道：“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21)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春作出这个新的重大决策前早有考虑。他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时，就说明这个方针包含着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并在发展山地游击战的同时，密切注意八路军在前线探索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实践经验。
　　促使毛泽东较早考虑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意识到日军的深入进攻将带来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特别是备受日本侵略军屠杀和蹂躏的沦陷区（包括平原地区）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领导他们保卫家园的抗日军队的到来，八路军走出山区伸向平原是必然趋势；二是他看到山区地形条件虽对发展游击战争有利，但资源、人力毕竟有限，平原地形条件虽不如山区，但地域广阔、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只要依靠当地民众的支持是完全可以得到发展的，这对扩大抗日力量有极大好处。
　　但这种设想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决不能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轻率地在战略行动上作出重大决策。这种实践经验，是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之交在冀中、冀东、山东等地区陆续取得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22)。他立刻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一二九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由于当时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电报中十分慎重地说明这只是试探性的游击作战，任务是：一、侦察情况；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三、破坏伪组织；四、收集武器，扩大自身。电报要求“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23)。这个指示很快传达下去。为了统一部队的认识，聂荣臻等组织受命部队集中讨论这次行动的意义。那时，共产党员吕正操已在十月间率领驻在冀中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一个团，提出“北上抗日，到敌后打游击”的口号，脱离原建制，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他们经过整训后，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他们在冀中站住了脚跟，而且建立了区党委、军区和行政主任公署。冀中地区的实践为其他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经验。
　　冀东平原也是毛泽东较早注意到的。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建议“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24)。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冀东工作，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冀东工作的重要性，建议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25)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强调：“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需作充分准备。”(26)
　　这年四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中央听取黎玉关于山东工作的报告。黎玉报告后，毛泽东立刻作出“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的结论。中共中央要求山东省委进一步公开地大胆地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决定由罗炳辉去负军事总责。(27)
　　正是有了在冀中等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初步尝试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华北日军主力南下进攻徐州、华北兵力空虚的形势下，有可能果断地作出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指示根据已有的经验和当前实际情况，具体地规定：
　　“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设法多少恢复当地的抗日秩序，这些政府由上级或司令部委任，或由民众团体推选，都跟随一个游击队行动，发布简单的布告与法令，组织民众抗日斗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措给养等。”(28)
　　第二天，在山西前方的八路军总部根据这个指示精神，立刻电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迅速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不久，又令宋时轮、邓华两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热南、察东北创造抗日根据地。这样，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平原上逐步发展起来。

　　考虑到日军占领徐州后将会进一步夺取武汉的形势，毛泽东还对组建不久、开始活跃在长江南北的新四军的工作作出部署。
　　新四军是由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叶挺到延安。十一月，项英也到了延安。毛泽东同他们具体商讨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十二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不久，又移驻皖南岩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指出新四军应“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29)
　　同八路军相比，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大多是平原，丘陵地带和河湖港汊，部队又是由原来分散在十多处的人数不多的游击队经过集中和改编而成的，进入这些地区的时间比较晚，敌后的政治情况又很复杂，发展起来困难更多。因此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畏难情绪。毛泽东深知这一点，当华北的平原游击战争取得成功经验后，立刻把它推广到新四军中。五月四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的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
　　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具体行动方向提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30)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新四军各支队经过整训陆续开赴华中敌后。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已在四月下旬向苏南敌后挺进。六、七月间，陈毅、张鼎丞随即率领有着较强战斗力的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先后进入苏南。六月十七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取得第一次伏击战的胜利，给了饱受日军蹂躏的江南沦陷区人民很大的兴奋。到这年年底，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初步建立起来。新四军威名远扬，在大江南北燃起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对战局下一步究竟会怎样发展，党内出现不同的认识。有的人一度估计日军在打通津浦铁路后将把主力转向华北，肃清后方，游击战争将面对空前严重的困难，不宜广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如果领导人对局势作出不正确的判断，就会丧失时机，对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毛泽东审时度势，冷静地指出：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31)。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他由此得出结论：“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为了钳制日军向大西北的进攻，他提出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绥远大青山脉，并同意朱德、彭德怀提出的派李井泉率骑兵或步兵开创大青山根据地的意见。同时，为准备应付今后华北局势可能到来的变化，毛泽东要求冀中、冀热察等抗日根据地要注意巩固现有武装，做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准备。
　　六月中旬，武汉会战开始。针对国民党当局采取的单纯防御的作战部署和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损失过大的教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向他们提醒：“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电报中指出：如果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再损失过大，将会增加各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满，投降派会起而乘之。电报抱着善意地写道：“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32)
　　当日军向武汉大举进攻时，骄横不可一世，而后方空虚又疏于戒备。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这年十一月下旬，八路军各部主力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大规模进军：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第一二○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进入冀鲁豫地区和山东，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也是对正面战场上友军作战的配合和支援。到这年年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获得蓬勃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在同日军一千六百多次交战中共歼敌五万四千多人。八路军发展到十五万六千多人，新四军发展到二万五千人，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起来了。

　　到徐州失守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十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继沦陷，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仍在到处流传。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营垒内就一直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又出现“再战必亡”的论调。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是他们中突出的代表。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毛泽东家乡的一个青年学生从湖南乡下写信给他，诉说心中的苦闷：“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
　　速胜论的观点也有相当市场。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一战取胜后，《大公报》又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这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也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人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两百万正规军上，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33)。
　　毛泽东“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34)。一九三六年七月，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他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35)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他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36)
　　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
　　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它作了更全面、详尽的论述。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37)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主义，在观察事物的方法论意义上有着普遍的价值。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能科学地预见未来的前途。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程思远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38)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这是由周恩来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的。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39)。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这本小册子同样得到高度评价。

　　抗战开始后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就能写出这样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实践的著作，一方面得益于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战争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从不放松读书和理论研究，注意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实际经验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毛泽东不久后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40)
　　一九三七年，面对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毛泽东曾写信告诉他的表兄文运昌：“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41)。每天，他总得先读一大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工作作出部署。然后，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读书或写作。毛泽东习惯在夜间工作，他常对来访者说：“我白天睡觉，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42)
　　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着重研究军事问题。同时，也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深知，许多错误的观点，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
　　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当时是毛泽东喜欢读的书。一九三七年九月，毛泽东读了他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写下约三千字的辑录。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起，毛泽东用两个月时间读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43)，这部书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作了大量批注，其中有对原文内容的复述或提要，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见解。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重点探讨了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毛泽东“感到颇为新鲜”。收到书后，他“只用了三天就把它读完了”(44)
　　在军事著作方面，对中国古代战争素有研究的毛泽东这时又认真地研读了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他在延安组织了《战争论》研究小组，参加这个小组学习的莫文骅后来回忆道：
　　“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种。”“《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45)
　　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读报，把它作为了解国内外形势的重要途径。当年帮助他工作过的史敬棠回忆说：“送到毛泽东处的报纸、杂志，毛泽东阅后将重要内容加圈，示意大家要用战略眼光结合国内外形势来看报纸。选择内容应当有助于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动态和观察社会经济、政治向何处发展的材料。这使我得到很重要的启示，终身受益不浅。”(46)
　　通过刻苦学习和深入研究，毛泽东的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得以升华为理论概括，回答了当时许多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这是他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艰辛劳动所换来的。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张浩电，1937年11月8日。
　　② 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1937年11月13日。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顺》（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589页。
　　④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转胡服、杨尚昆、彭真电，1937年11月9日。
　　⑤ 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1938年2月。
　　⑥ 毛泽东致朱、彭、陈、罗、贺、萧、关、刘、徐、邓、聂电，1938年3月8日。
　　⑦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红旗》，1981年第13期。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27页。
　　⑨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36页。
　　⑩ 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1月27日。
　　⑾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5日。
　　⑿《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79页。
　　⒀毛泽东致第120师电，1938年3月6日。
　　⒁毛泽东、任弼时致八路军总部及各师、北方局、长江局的电报，1938年2月23日。
　　⒂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9师、120师和长江局的电报，1938年2月21日。
　　⒃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⒄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电，1938年3月9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3月23日。
　　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8年3月23日。
　　⒇毛泽东、刘少奇致朱德、彭德怀、朱瑞、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贺龙等并各省委、程子华、杨尚昆电，1938年3月24日。
　　(2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606页。
　　(2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4页。
　　(23)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16日。
　　(24)《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8页。
　　(2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2月8日。
　　(26)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的电报，1938年2月9日。
　　(27)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4月5日。
　　(28)《对平原游击战指示》，《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7页。
　　(29)毛泽东致项英、陈毅的电报，1938年2月15日。
　　(30)《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8页。
　　(31)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首长的电报，1938年6月27日。
　　(32)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致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8月6日。
　　(3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0页。
　　(3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记录，1938年5月10日。
　　(35)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手稿，1937年10月。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2、443、447页。
　　(37)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4日。
　　(38)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31页。
　　(39)访问爱泼斯坦记录，1985年5月7日。
　　(40)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39年1月28日。
　　(4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15页。
　　(42)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19页。
　　(43)毛泽东读书日记，1938年。
　　(44)毛泽东读书日记，1938年。
　　(45)莫文骅：《终生难忘的怀念》，《中共党史资料》第41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17页。
　　(46)访问史敬棠谈话记录，1991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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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怎样对待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异常复杂的问题。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它有几百万军队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就难以形成。抗战开始后，它从对日妥协退让转为武装抵抗，从长期的“剿共”转为同共产党合作，对民众运动也有一定程度的开放。这些都是重大的转变。抗战初期，他在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会战中也有相当积极的表现。看不到这些，在抗战中不重视国共的合作，造成双方关系的破裂，那就会犯“左”的错误。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即使在双方关系较好的抗战初期，他仍然十分害怕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总想找机会加以“溶化”和消灭。对民众运动的兴起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不愿和不敢放手发动民众，只想用政府和正规军的力量去抵抗日军的进攻，这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局势迅速恶化的原因之一。国共两党关于“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的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要是看不到事情的这一方面，忘却以往的历史教训，以为国民党已经转变得一切都好了，过分看重以至依赖国民党，束缚自己的手脚，丧失独立自主和必要的戒备，那就会上大当，就会犯右的错误。
　　对应该怎样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毛泽东在抗战中期所写的《农村调查》的跋中作了很好的概括：“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这里，不容易的是怎样根据变动着的情况，灵活地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怎样恰当地掌握好两者关系中的“度”。没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是很难把它处理好的。

　　一九三七年二十二日，也就是日本向上海发动进攻后四十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周恩来在七月庐山谈判时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对《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毛泽东立刻毫不含糊地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我们宣言及蒋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①“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②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蒋介石谈话中表现出的“自大主义”，表示“未免遗憾”③。他指出，现在成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表现在蒋介石方面的是：在抗日问题上的始终不肯接受中共反复提出的发动民众的全民抗战的政治主张；在两党关系上，既想借重共产党的力量，又不肯平等相待，对确定两党合作形式与制定共同纲领采取消极态度。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不改变，统一战线可能流于形式，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责任。
　　《宣言》发表一周后，毛泽东为《解放》周刊撰写《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他说：从西安事变以来，“起了变化的东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广大的民众还没有被发动，国民党的统制政策依然没有改变，从而暴露出严重的危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他还提出：“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④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他在答问中，充分肯定中国抗战的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同时也指出几个月抗战中暴露的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⑤
　　他还针对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散布“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的民族悲观主义论调，提出“克服投降主义”问题。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在对待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一种错误观点正在滋长发展。这种“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⑥。他们只看到国共两党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两党在“全面抗战”（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和“片面抗战”（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抗战）等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他说：“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⑦
　　毛泽东十分警惕这种危险的倾向，并在实际工作中同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明确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在中央常委会讨论中共是否参加政府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只是聘请个人参加而不宣布执行抗日纲领，我们不参加”⑧。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时候”，中共才能参加⑨。毛泽东还对陇东等地出现的对国民党无原则退让⑩，对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委员章乃器在上海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提出批评，纠正各根据地和救亡工作中出现的迁就倾向。对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多次指示，要求不能参加任何倒阎的阴谋活动，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⑾。“‘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我们的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⑿。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看法。
　　他在报告一开始就提出“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接着说：“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但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毛泽东强调指出：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
　　他在这个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他先提出了“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任务。他是这样分析的：“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毛泽东在报告中，把洛川会议等酝酿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根本性问题，以更加明确具体的语言提了出来：“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他明确地得出结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接着，他又提出：“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他说：“这个倾向在现时是发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那就是指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集团。毛泽东提醒大家：“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⒀
　　向党的活动分子所作的这个报告在党内引起很大的震动，并收到了成效。这个报告后十多天，王明从苏联回国了。

　　王明自一九三一年赴莫斯科后一直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一次，他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关注。当时，苏联正面对着纳粹德国来自西面的严重威胁，十分担心日本从东面向它发起进攻，使它陷于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十分希望中国的抗日战争尽可能多地拖住日本的军事力量，减轻它在东面的危机。中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会议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应该积极给予帮助和支持。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过于隔膜，过高地估计了执政的国民党的力量，主要期望由它所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来抗击日本侵略军，因此，生怕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紧张起来，会使国民党退出抗日战争。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却成了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关心的焦点所在。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经着重提出：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⒁他还指出，为帮助中共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必须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⒂这样，共产国际就选中了王明。
　　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他，谈话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全力以赴地坚定国民党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决心。
　　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康生到达延安。同机回来的还有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到延安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第一次会面。
　　王明回国后只隔了十来天，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议的第一天就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它有一个书面的报告大纲，在会上另有一个口头报告。
　　在口头报告中，他谈了“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接着便危言耸听地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他进一步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这些指责，显然是针对毛泽东而发的。
　　他又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这些指责，自然也是针对毛泽东的。
　　他在报告中还提出许许多多其他批评，例如：“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要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义的”，等等。这些还都是对毛泽东的指责。
　　王明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⒃
　　由于王明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对与会者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的军队在上海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抵抗。会议期间，正好是日本侵略军包围和攻陷南京的时候，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危急阶段。许多人对洛川会议以来的统一战线工作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在会议第三天的发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对不同意王明的一些意见，毛泽东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他说：“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更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看数量少，在群众中力量是大起来的。”他又说：“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这是只适宜国民党现时状况。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⒄这些，其实都是对王明指责的回答。
　　在会议的第四天，毛泽东又专门就战略问题发了言。他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什么最重要？军队较重要。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应向国民党提出保存军队是基本的，过去红军便是采用这个原则。”“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⒅
　　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谈到过十二月会议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引者注：就是指王明）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⒆他在延安整风时的政治局会议上还讲过：“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⒇“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21)
　　尽管王明的错误主张影响了不少与会者，对工作带来一些干扰，但从全局来看，它在党内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因为经过十多年成功和失败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成熟起来。王明提出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因为行不通而遭到抵制。参加十二月会议的彭德怀回忆道：“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22)所以，有些人虽在会上作了口头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去贯彻王明那一套。
　　十二月会议在组织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安排：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中央局赴武汉领导南方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赴武汉同国民党谈判；由刘少奇、杨尚昆负责北方局，朱德、彭德怀负责北方军政委员会，加强对华北游击战争的领导。
　　会议还决定，中央负责处理各类来往电报的分工如下：党的工作由张闻天处理；军事问题由毛泽东处理；统一战线工作由王明处理，王明外出回到延安前这项工作由张闻天负责。为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书记为王明。秘书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23)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多次致电各抗日根据地的首长，要求各地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各友军和地方士绅搞好关系，“减少磨擦，团结对敌”(24)。他强调：“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25)同时，他也继续注意纠正右的偏向，亲自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利益、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纠正了一部分干部对这种破坏活动的退让迁就，使各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
　　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前往武汉，是因为蒋介石想了解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而特地邀请他去的。那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大部分在南京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已先后迁到武汉。中共中央原来要王明见过蒋介石后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离开莫斯科时就已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更重要，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因此，到武汉后就留了下来，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由他担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他继续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群众》周刊第四期上发表由他起草而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同期并发表了他的文章《挽救时局的关键》。他还到武汉大学等处作讲演，继续鼓吹他的错误主张。
　　这时，国民党中右翼势力的反共活动日见抬头。一九三八年一月，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在两党关系委员会上公然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攻击八路军在华北是“游而不击”。国民党军方机关报《扫荡报》和《血路》、《民意》、《抗战和文化》等刊物，掀起所谓“一党运动”。二月十日，《新华日报》发表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对国民党这些言论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是必要的，但王明并不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也反映了王明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到了何等地步。在这以前不久，国民党还指使几十名暴徒捣毁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的营业部和印刷厂。这些事件，对中国共产党内正确认识国民党的本质是一次现实的教育。
　　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这些倒行逆施，周恩来在二月十日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对各党派并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对《扫荡报》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党（引者注：指国民党）及他个人”；“对政治部副部长仍要周做”。(26)以后，国民政府聘请毛泽东、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七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击，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中共厉害，他的人愚蠢”(27)。
　　鉴于时局中出现的新情况，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后被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由于国民党进行的“一个党的运动”，他承认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但又认为“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还进一步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28)。
　　毛泽东在第二天发言，一开始便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战争的长期性。”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我认为过去中国抗战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只是死守一处，结果还会失守。”“正规军分为作战兵团与守备兵团。过去共产党组织赤卫队及游击队有丰富经验，要告诉全国来学习。”“战争的具体形势，内线外线的作战是互相交错的，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他说：“我同意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为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合作形式将来可采用民族联盟或共产党员重新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关于召开七大，毛泽东认为“须看战争的形势来决定”。他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大发展党员，中央应有新的决议”。“只有大党才能提拔大批干部”。(29)
　　张闻天在会上说：“历史决定了国共需要合作，两党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今天要利用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但又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我们要看到与国民党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引导国民党进步。与国民党吵一下是难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们无论何时不要忘记要与国民党合作，但必须时时有戒心。”“我们一方面要保证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共产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30)
　　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但一心只看重国民党力量的王明执意要重返武汉。三月一日，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之时则提前）。”但王明连这个决议也不理睬，去武汉后一直到六中全会召开时才回延安。在武汉，他又自行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发表。
　　为什么在坚持抗日、坚持统一战线的共同主张下，毛泽东、王明之间会产生这么尖锐的分歧？王明为什么一直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坚持他那些错误主张？毛泽东后来说过：“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引者注：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31)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王明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不要得罪国民党，求得他们不脱离抗日阵营，以免苏联遭受两面作战的危险；至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不是或很少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其实，放弃斗争，一味退让，不仅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不可能使国共合作真正保持下去。
　　这时，又发生张国焘叛逃事件。四月四日，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到陕西中部县参加祭黄帝陵的机会，私自逃离，在国民党方面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十二日，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希早日归来，不胜祈盼”。(32)张国焘不听劝导，在四月十七日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十八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要求全党把这件事作为教训：“每个共产党员应该不像他那样，半途放下旗子，要坚定政治方向，牺牲一切而奋斗到底，反对开小差。”(33)

　　三月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苏联。由于共产国际长期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任弼时这次担当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他不仅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的口头报告。他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这些生动具体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会前，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报告抗战的形势和抗战的总结。(34)
　　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35)
　　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些指示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36)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37)
　　在二十四日的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共讲了五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国际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指示的要点，“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他指出，“特别是有国际的指示，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有保证的”。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武汉失守的危险是存在着的，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意义上讲是战略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他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38)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强调，今后中央领导同志之间要真正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鉴于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以来一系列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做法，毛泽东建议在六中全会上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
　　正如毛泽东所肯定的，这次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它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六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的。这是一九二八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宣布会议议事日程。这时，传来武汉情况紧急的消息，大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一封信，鼓励他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十月四日，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由周恩来带到武汉送给蒋介石。
　　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包括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它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更加进步。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他说：“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毛泽东的话使许多与会者感到豁然开朗。一位参加会议的干部在会上说：“最初有人看到《论持久战》，还不了解我们如何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此次毛的报告具体指出了过渡阶段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39)
　　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他说：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0)
　　这段论述是毛泽东从亲身经历中国革命失败的痛苦教训中，从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进行的斗争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他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论断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
　　会议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七日相继沦陷。
　　十一月五日、六日两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
　　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他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进一步强调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41)
　　他在结论中还说：“团结的要点是政治上的一致。此会上一切主要问题无不是一致的，这就保证了全党的团结。”由于这些主要问题上的是非已经分清，毛泽东对十二月会议以来同王明在政治上的分歧着重用正面说理的方式来进行总结。
　　对王明本人，毛泽东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42)后来，毛泽东对这样对待王明问题做过解释：“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43)
　　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44)
　　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全会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
　　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45)
　　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这个会议，取得这样的成果，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46)。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抗日前线和迅速扩大的各抗日根据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各项工作。但现有的干部队伍，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这就把迅速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任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又一个异常突出的大问题。
　　毛泽东比较早就意识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抗战爆发前夕，他曾向全党呼吁：“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47)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花了很大力气，亲自来抓这项工作。他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复被打散的组织，寻找旧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是，在延安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来培养各方面的干部。
　　那时候，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呼唤下，大批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入延安。为什么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延安会对要求抗日的人们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有一位青年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时“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是这样走掉了。”“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觉得顶好只有向第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运动。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48)
　　一走进延安，许多人立刻看到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种真挚而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
　　“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49)
　　毛泽东非常珍视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把他们看作革命队伍中的新鲜血液，提倡开办各类学校，把他们培养成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他常常说：“出人是要紧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措施。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的学校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是延安最有影响的学校。它的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改名，简称“抗大”。抗大的学员，一部分是从部队中抽调的红军军政干部；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如刘伯承、林彪、罗瑞卿、徐向前、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胡耀邦等。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任教。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
　　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的必读教材。
　　毛泽东和党中央一些负责人，经常为抗大讲课。毛泽东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其中主要是谈战略问题。毛泽东强调要“提高战略空气”。他说：“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他要求学员们在政治上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军事上要努力学习军事理论，这些都是战略问题。
　　有一个学生在毕业后给毛泽东写信说：“过去未到这里以前，在外边（指非特区）看过很多的书报杂志，五花八门，懂得了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着方向。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就学到了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知道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看后非常满意，认为他所学到的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50)。
　　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把它看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会讲话，鼓励学员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指出“那是无字之书”。毛泽东常常告诫他们，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毛泽东的讲话有很强的感染力。刘白羽回忆道：“当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时候，毛主席安详而沉静地朝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这是推动历史前进啊！这时你的心情特别庄严，什么艰难险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话下，就是付出生命，也会马上站起毅然决然走上前去。”(51)
　　毛泽东很重视在政治上关心知识青年，勉励他们进步，并注意在他们之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毛泽东对各队党组织的负责人说：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不容易啊！从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里，这就是一个考验，政治上不坚定是走不到的。要好好教育、培养这些人，尽快发展他们入党。在抗大学习与工作过的李志民后来说：“现在我们再回顾四十多年前这段历史，就更感到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待知识分子大胆信任、大胆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或是在政治历史上沾点‘灰尘’的青年统统拒之门外，我们就组织不起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巩固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52)
　　但是，对于抗大中的党员干部，毛泽东则要求十分严格。他们中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的，不管过去有多少斗争历史，一定严惩不贷。一九三七年九月，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枪杀了陕公女学生刘茜。案发后，毛泽东在抗大校长罗瑞卿写的报告上很快作出批示，并于十月十日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认为应该对黄克功处以极刑。他在信中说：“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53)
　　抗战八年中，抗大先后办了八期，总校和分校共培养出二十多万干部，大多在各条战线上成为骨干力量，对争取抗战胜利，对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形势的发展，来到延安的青年越来越多。一所抗大已不能满足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
　　这所学校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张云逸、成仿吾等人筹办，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等著名学者任教。李维汉回忆说：“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特别是毛泽东，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还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54)
　　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毛泽东对陕公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是全中国的缩影，“陕公是代表着统一战线，陕公是一幅进步的缩图”(55)。陕公前后办了近四年，培训出一万多名干部。
　　鲁迅艺术学院也是毛泽东倾注了不少心血的一所学校，是由毛泽东等发起创办的。这是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学校，由沙可夫、李伯钊等负责。
　　毛泽东非常钦佩鲁迅，说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去工作。行前，毛泽东和他长谈了一次，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团结鲁迅先生，因为他是一面大旗，能够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毛泽东经常用鲁迅的精神来教育青年和文艺工作者。他说：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56)。他还说：“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57)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鲁艺培养出一大批文艺干部，创作出一大批宣传抗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还经常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以及由他提议创办的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讲课。
　　到六中全会召开时，这些院校已培养了几十万干部，其中共产党员达到二十五万人。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培养干部的问题提到更高的地位来看。他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58)他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花了这样大力气，自己动手，来抓这件事，是十分有远见的，效果也是极为明显的。
　　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也给这里带来了新的蓬勃朝气。每天傍晚，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都会有年轻人的欢笑声和歌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一曲抗大校歌凝聚着千万颗青年人的心声。毛泽东常常出现在他们中间，无拘无束，谈笑风生。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三八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江青结婚。这次婚姻上的错误选择，给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

　　抗日战争前，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和“围剿”，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被迫处于同外界隔断的状况下。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主张令人们感到耳目一新，引起国内外广泛的注意。许多人来到延安访问。梁漱溟回忆他当时去延安访问的动机：“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百闻不如一见。”(59)抱着这样的目的与心情，一些关心中国命运和抗战前途的中外人士络绎来到延安。毛泽东认为这是了解社会情况、大众情绪和宣传党的主张的极好机会，在繁忙中抽出许多时间接见来访人士。
　　梁漱溟是中国乡村建设派的领导人，一九三八年一月到延安后，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泽东交谈了八次，每次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最长时通宵达旦。半个世纪后，梁漱溟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同毛泽东交谈的情景：“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却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双方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梁漱溟说：“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60)
　　毛泽东会见平民教育会派来延安参观的诸述周时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随你要他们的钱，要他们的命都可以办得到。只要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人抗战？(61)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从前线返回内地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军民的热情欢迎。毛泽东就合作抗战等问题同他广泛交谈。这次延安之行对卫立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陪他同行的秘书赵荣声回忆道：“自此以后，卫立煌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些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文章。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细读七月七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不但对于卫立煌的‘速胜论’、‘唯武器论’等顽症有很好的疗效”，而且使“卫立煌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有所理解、有所同情了”。(62)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五月十一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就这些问题作了回答。第二天还为他题写赠言：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63)
　　来延安访问的人中有一些外国朋友，毛泽东非常重视同他们的交往。
　　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是位著名的外科医生。一九三八年三月底，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白求恩率领加美医疗队到达延安。毛泽东在会见时热烈支持他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后来，白求恩赴晋察冀边区工作，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诊手术时受感染而逝世。毛泽东十分悲痛，写下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
　　有些美国军人对延安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埃文斯·卡尔逊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去延安前说：“如果我能亲眼看看，我就能证实真实的情况。”(64)一九三八年五月，卡尔逊到延安，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还会见了大批中外记者，其中包括英国记者贝特兰、美国记者王公达、中国记者舒湮、邓静溪等。毛泽东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前途，以及八路军、游击战争在持久战中的重要作用。一位记者这样评论毛泽东：“他的外表很像朴实的农夫，但他的举止却似文雅的书生”，同毛泽东谈话“听起来似乎觉得‘平淡无奇’，过后想起来却又‘隽永有味’”。(65)事后，这些记者将延安之行中看到的情况介绍出去，毛泽东被国内外愈来愈多的人所了解了。

　　①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37年9月25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页。
　　③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37年9月25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⑥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15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9月25日。
　　⑨ 《中共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861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1937年10月22日。
　　⑾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等的电报，1937年10月19日。
　　⑿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告朱德的电报，1937年11月15日。
　　⒀《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87—396页。
　　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1月14日。
　　⒂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
　　⒃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0日、12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0日、12日。
　　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43年11月19日。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
　　(2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24、225、226页。
　　(23)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年12月12日、13日。
　　(24)毛泽东致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等的电报，1937年12月17日。
　　(25)毛泽东、萧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的电报，1937年12月24日。
　　(26)陈、周、博、叶、董致毛、洛及书记处并朱、彭、任电，1938年2月10日。
　　(27)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28)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2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30)洛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3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63页。
　　(32)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致张国焘的电报，1938年4月12日。
　　(33)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二期学生毕业典礼前一天的讲话记录，1938年5月7日。
　　(3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1938年8月3日。
　　(35)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8年9月14日。
　　(3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16页。
　　(3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24日。
　　(39)张文彬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7—554页。
　　(42)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38年11月5日。
　　(4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63页。
　　(44)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1月6日。
　　(45)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
　　(4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4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77页。
　　(48)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93、94页。
　　(49)吴印咸：《延安影艺生活录》，《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67、268页。
　　(50)毛泽东对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词记录，1938年3月20日。
　　(51)刘白羽：《延河水流不尽》，《毛主席的旗帜飘万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7年10月出版。
　　(52)李志民：《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三）》，《中共党史资料》1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27页。
　　(5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10页。
　　(5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98页。
　　(55)毛泽东对陕公第6、7、8、9、10队毕业同学的讲话记录，1938年3月3日。
　　(56)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记录，1937年10月19日。
　　(5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2页。
　　(5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26页。
　　(5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61、64页。
　　(60)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61、64页。
　　(61)诸述周：《毛泽东先生会见记》，1938年6月14日。
　　(62)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93页。
　　(63)毛泽东为施方白题写的赠言手迹，1938年5月12日。
　　(64)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第216页。
　　(65)邓静溪：《毛泽东先生会见记》，193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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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日本在武汉和广州战役中几乎倾注了全力。进攻武汉动用的兵力达十四个师团，进攻广州也用了三个师团，共占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的半数。这是自卢沟桥事变一年多来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对两地的进攻几乎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内举行，反映出他们力图“速战速决”，以摆脱长期作战带来的严重困境，但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
　　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这时已迁到重庆。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不同集团分别出现新的重要政治动向。
　　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战争的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回顾这一年时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几天后，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的日记中把话讲得更明白：“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等四端，“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从蒋介石日记里透露出的这些内心变化中可以看出：他已把关心的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虽然他这时还没有公开说出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磨擦活动也明显增多起来。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说：“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且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①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事情并没有如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那样来发展。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虽然在开会词中谈到现在是第二期抗战开始的时候，谈到要抗战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但他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更严重的是，会上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四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会议公开发表的《宣言》中说：“本会议郑重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③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④这些话，矛头显然都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五中全会，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
　　尽管如此，这时蒋介石仍主张继续对日抗战，严厉谴责汪精卫的投降活动，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盘打算主要是在内部酝酿和布置，没有完全公开出来。因此，这时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这个问题需要谨慎而恰当，留有余地，并且继续观察。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国民党五中全会后的形势及党的方针。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警觉到国民党内妥协磨擦的危险倾向在发展，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在发生变化。他在会上批评国民党五中全会的错误是“依靠外力，只打到卢沟桥”。“国民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在五中全会是再一次表现。”关于国共关系，他认为，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复杂的，主张执行联共同时又防共的中间政策的占多数，我们应该增加左翼力量，争取中间派。蒋介石将处于中间派地位。“过去，我们只与汪精卫斗争，没有与蒋介石直接斗争。抗战中如何打法，我党一贯与蒋介石斗争。在前年的斗争方式是尖锐的，去年较和缓，但斗争是没有停止的。今后我党方针还是不要太尖锐，要坚韧。”“我们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他说：只要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就能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⑤
　　此前，他在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提醒大家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他说：最近为止，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发给国民党党员，要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就是不让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呢？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溶共”的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他在讲演的最后说：对国民党的磨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⑥
　　对蒋介石正在日益加强的防共反共活动，毛泽东主张进行必要而适度的反击。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对民主民生问题一无表示，对我党态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对我党我军我边区采取进攻方针，并增加磨擦对抗，对前次参政会决议也未见实行，因此，我参政员对本次会议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⑦随后，毛泽东和王明又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并转蒋介石：“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⑧
　　这时，共产党内有人存在一些糊涂观念，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中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毛泽东为此作了说明。他在抗战以来早已一再说过，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国民党部分地实现了民族主义，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没有实行。这些，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局对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不同态度说清楚了。针对党内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他又提出，蒋介石用三民主义来同我们斗争，“我们抓住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压倒他们”⑨。他多次到中央党校等部门讲演，说明国共两党对待三民主义是有区别的。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将来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把三民主义（现在的）变为社会主义（将来的），这一条我们不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我们跟友党讲亲爱，讲团结，这是对的，而同时要大大发展我们的党，不要因讲亲爱、团结而放弃了自己的任务。”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三民主义是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经之路一样，现在我们实行三民主义，哪个说我们将来不实行社会主义？”⑩
　　三月十二日，蒋介石借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规定它的共同目标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其实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变相提法，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⑾
　　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作《关于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他说：“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地方。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对付共产党的。”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它得到一个正确的方针，使它有利于‘打日本，救中国’”。⑿
　　五月一日，延安各界在延安南门外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说：“大家宣誓：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干什么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之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呢？要打到鸭绿江边！要收复一切失地！不达目的，决不停止。”“今天，延安各界，党政军民，各机关，各学校，在这里开会，举行宣誓，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一定要打倒我们的敌人，一定要建设我们的新中国！”他强调指出：“汪精卫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汉奸阵线上去，集中到降日阵线上去，行不行呢？万万不行的！有些捣乱分子、磨擦专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所以一切意志要完全集中在最后胜利一点，一切力量是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处，决不能够违反。有违反的就要反对，就要打倒”。⒀毛泽东接过蒋介石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口号，来揭露和批评他，这在斗争策略上是无懈可击的、十分高明的。

　　随着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颁布，国内政治形势一天天恶化。在河北、山东、陕甘宁边区等地，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磨擦，事件层出不穷，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事态越来越严重。一味退让，只能使对方更加得寸进尺，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因此，毛泽东在这年年初已经提出反磨擦的问题。他说：大革命的“亡党之痛”提醒我们，“要国民党进步，没斗争是不行的”。⒁他还在内部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但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尽量通过谈判来妥善处理与顽固派的磨擦问题，以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
　　那时，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的重点地区。他们派了十九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还有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共约四十万人对边区进行包围与封锁。他们还向边区许多县派去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毛泽东在一封电文中曾描述道：“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⒂这一切，迫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真对付。当年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陕甘宁边区的整个反磨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斗争情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我们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虽然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到后来才陆续向全党提出来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开始就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言传身教中贯彻了这些思想和原则的基本精神的。”⒃那时，以萧劲光的名义发给蒋介石、胡宗南以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的电文声明、布告等，基本上都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不少还是他亲自起草的。萧劲光回忆毛泽东在修改时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状况时说：
　　“毛泽东同志在修改电文时，多次加了这样一些话：‘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对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出雷池一步’。这样写理由很充分。边区二十三县是你老蒋亲口承认，又经过国民党的正式会议讨论才决定下来的。现在你又派兵来侵占，出尔反尔，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在修改我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通电中，毛泽东同志反复推敲，最后改写成这样一段话：‘目前日寇以一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这段话里的潜台词，是在警告顽固派不要继续与日伪勾结。
　　“在修改我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同志加了‘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一句，点明下面的人制造磨擦，上面是有‘根’的。”
　　萧劲光在叙述这些情况后写了自己的体会：“认真琢磨他修改的词句，对于怎样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我心中就更有数了。”⒄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克制态度为软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国民党在河北的“磨擦专家”、河北民军总指挥（以后又任命他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张荫梧公开叫嚷：“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无论怎样做，进攻是没有问题的。”他乘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的机会，从背后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官兵四百多人。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又包围湖南平江嘉义镇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毛泽东得到报告后义愤填膺地说：“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⒅
　　面对步步进逼的这种横逆，中国共产党人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会重新丧失，抗战大局会遭到严重破坏。
　　六月十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性，中国共产党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没有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但他还是强调：“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博古改定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三条中心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保卫边区”的任务。他说：“现在有些顽固分子，他们讲磨擦。他们说要把我们的边区磨掉。我们呢？我们说要把边区保卫起来。过去是创造边区，现在是要保卫边区。”“因为顽固分子他死顽固，他磨擦来，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会愈磨愈凶起来。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使他的头不敢再钻进来。他就想一想，还是不磨吧，讲亲爱。这个时候我们也同他讲亲爱，请他喝茶，大家讲和平。所以磨擦是对付顽固分子，结果还是讲亲爱。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先打人，人家打来了，我也打过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磨擦是讲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从前十年内战一样呢？那我们也不赞成那样搞的。”⒆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必须制裁反动派》）他说：在平江这个抗日的后方，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被反动派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⒇
　　从七月三日至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内外形势、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说：“在国民党开始进步时（由内战转到抗战时），全国团结统一空气高涨，妨碍统战开展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在国民党退步时（二月起）妨碍统战开展的危险，便是怕磨擦破坏统一战线。”“到磨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易于忘记三民主义与统战策略。将来可能只顾磨擦忘记了统一性。目前党内要进行阶级教育。”(21)
　　聂荣臻后来回忆：“当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磨擦斗争，就在全边区展开了。”(22)
　　八路军被迫进行还击的第一个目标，从粉碎张荫梧的进攻开始。
　　八月上半月，乘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时，张荫梧又两次从背后袭击八路军，杀害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这种状况已使人忍无可忍。八月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八月二十四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二十七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共歼四千五百人，张荫梧只身逃跑。不久，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张荫梧撤职查办。这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当中国国内磨擦迭起的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纳粹德国在先后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向波兰大举进攻。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变动对中国的抗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九月七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社论中说：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末，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会见随同北路慰劳团来延安的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当记者问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时，他回答：“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当然，“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当记者问到所谓“限制异党”也就是各地磨擦的问题时，毛泽东激动起来了。他说：“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由于记者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毛泽东回答：“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在这一年的早些时间，毛泽东已经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原则，但那是在内部讲的，这一次是通过答三位记者问的形式第一次向全国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态度，同时说明这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谈话最后，毛泽东把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用更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大政治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期的基本口号，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帮助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政治局势中正在步步上升的严重危机和分清是非的标准。
　　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见到来延安访问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斯诺一开始就讲到，他在重庆访问国民党一个将军，那个将军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国民党，一个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边区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终究必被取消。他在西安又访问另一个将军，也是这样说：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的。毛泽东回答说：“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也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战线。”“别的政治集团怎么讲，我不知道，说到共产党，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过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当谈到抗日和民主的关系时，毛泽东说：从抗战以来，国民党政策上的变化是不打内战而打日本了，但在民主民生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这种独裁引起了全国的不满，非得变更一下不可。”“现在全国人民都很着急，中国不改革政治，不实现民主，不但不能打胜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国的。”(23)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还会见了率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到延安访问的南北总团团长、国民党元老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副团长王右瑜，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著名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以及来自各国的友人。向他们广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和诚意。这对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合作有重要作用。

　　到这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坏，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进攻。十一月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跋扈枭张，全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乘机扩张势力，今后必益加甚。叛乱之期，当不在远。”实际上是，蒋介石使用军事手段向共产党进攻的日期“当不在远”了。这个月的十二日至二十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际上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针，并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日益恶化的形势使毛泽东十分焦虑。
　　他清醒地看到：一场共产党人原来不希望看到的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也许已难以避免。十一月十四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谈到：“我们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假使把你的头割掉了，还讲什么团结啦？”“所以我们讲团结，在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也就会有团结。”(24)十一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及华北地区斗争情况的汇报。汇报中谈到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影响下，大资产阶级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但在重庆的中产阶级，包括一些国民党元老却反对内战，“他们表现很活跃，敢于讲话”(25)。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也发出“再打内战就完了”(26)的呼声。这些，对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如何处理反磨擦问题也有启发。
　　为了准备对付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进攻，毛泽东越来越注意到必须争取中间势力(27)。这在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中，是一个新的重要内容。
　　他还特别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十二月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呼吁：“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28)
　　在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山西、河北等地的军事进攻中，阎锡山于十二月在晋西发动的进攻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的事件最为严重。
　　山西新军的正式名称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由薄一波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向阎锡山建议，取得阎的同意后成立的。开始时先建立一个团，由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军队。新军成立后，很快发展到五十个团，协同八路军在敌后作战，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使阎锡山感到十分恐慌，决定用他长期控制下的山西旧军来消灭这支力量。晋西事件发生前，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时，和平妥协的危险已成为严重的危险。阎锡山在会上公开叫嚷：“天快下雨了，赶快准备雨伞。”山西党组织派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果断地指出：“阎锡山准备‘雨伞’，你们也赶快准备嘛。”(29)
　　由于晋西是联结华北和西北的枢纽，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往来的必经通道，“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30)，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地区的反磨擦斗争。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阎锡山还没有公开反共，晋西的磨擦斗争是以新旧军冲突的形式出现的。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个特点来制定斗争方针。他认为，晋西事件反映了山西旧派准备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它的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要“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31)他要求八路军必须支持和帮助新军，但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的口号。对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投降日本的阎锡山，毛泽东主张仍要积极争取他继续抗日，“在拥阎之下反阎”(32)。他强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33)薄一波回忆道：“那几年，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明确的指示，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部署和开展工作的”(34)。
　　十二月底，晋西的斗争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在阎锡山看来，在晋东南和晋东北地区，抗战派的力量比他们大，而在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他们的力量比抗战派大，有可能把抗战派压服。因此，他们先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后再转而进攻晋西北。蒋介石又调中央军从晋东南方向积极配合，随时准备乘隙而入。这样，晋西成为八路军、中央军和阎军三大力量斗争的局面。毛泽东判断：“如此战新军失败，蒋必增强阎锡山，倚之为反共降日的华北支柱，那时就麻烦了；如此战新军胜利，可能使阎锡山转舵。”(35)他指出：“在拥阎讨逆口号之下，完全独立自主自筹给养，遇敌进攻则消灭之，这是整个山西的总方针。”(36)这时，晋西南新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方针，将前来进攻的旧军两个旅击溃。山西工作重点已转向保卫晋西北的斗争上。中共中央军委把李井泉从大青山根据地调来，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接着，要求已东进冀中的第一二○师准备调一个团到晋西北。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贺龙、关向应：“你们的主要根据地是晋西北、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师部宜即过来。”(37)第二天，他们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师，明确指出：“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电报要求第一二○师新三五八旅及晋西北新军即集中于适当地区，加强战备。同时要求：“贺、关立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战争，愈快愈好。”(38)
　　一九四○年一月初，晋西南旧军封锁了吕梁山和中条山。晋西北的八路军新三五八旅和决死队在临县地区向晋西北旧军赵承绶反击，迫使他们在十三日夜退往晋西南地区。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山西问题，须候贺龙到晋西北后完全解决旧军残部，并建立政权，并准备派人去和平解决。”“现在阎有旧军三万余人在吕梁山脉，粮食困难。将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旧军依靠中央军进攻我军；另一种可能就是和平解决；减少磨擦。我们的方针，不惜与中央军打，只有反磨擦才能取得存在与发展，要求最后划江而治。”(39)二月，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师主力从冀中返回晋西北，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不久，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和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先后成立。军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书记。行政公署由毛泽东推举著名爱国将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续范亭为主任。
　　这时，晋东南八路军和新军反击阎军孙楚部；八路军在太行反击朱怀冰部，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内顽固派发动的这场反共高潮已无法支持下去，接近偃旗息鼓。二月二十○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作了这样一个概括：“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40)

　　在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党内外一些人有些担心，生怕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指示指出：
　　“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41)
　　为了支持和配合全国范围的反投降、反磨擦斗争，延安民众召开讨汪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讲，号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他说：“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针对蒋介石只讲抗日、不讲团结和进步的错误方针，他指出：“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他批驳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统一论，是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所以是假统一；强调我们的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②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讨汪通电，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的十点要求。
　　反磨擦斗争，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行动，因此，在可能条件下就力求适可而止。一九四○年三月，在日本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蒋介石和日伪的矛盾更加激化。毛泽东及时提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军事上的休战，政治上开展和平攻势，并加强争取中间力量的工作。
　　在山西，据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报告：阎内部对新军和战主张尚不一致，而阎本人则觉解决新军已非己力所能为，对勾结中央亦尚有顾虑。(42)
　　中共中央加紧了对阎锡山的工作。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以后对外立词，请注意和缓些。”“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43)第二天，毛泽东写了给阎锡山的信，表示希望和平解决晋西事件。并决定派萧劲光和王若飞为代表赴秋林镇会晤阎锡山。二月二十五日，萧劲光、王若飞带着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这封亲笔信到达秋林镇同阎谈判，受到极大欢迎。“阎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并且表示：“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44)经过谈判，双方实际上达成划区作战协议：在晋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在国民党顽固派后来发动的反共高潮中，阎基本上采取中立态度，同中共保持了合作的局面。
　　与此同时，在河北等地，八路军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后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
　　八路军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也推动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在重庆，正在进行的两党谈判中，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再三向中共谈判代表申明：“决不会投降，请你们相信我们”。同时不再提八路军扩军人事归国民党中央管理。对于这次反磨擦斗争取得的胜利，毛泽东充分肯定它的重大意义。他在中央会议上说：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45)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是第一位的；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但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实行反共和反民主的政策，国内的阶级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如何处理好国共之间的关系？这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观察形势，分析形势，都离不开这个问题。
　　经过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实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策略思想获得重大发展。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并从理论上作出高度的概括，突出的是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在讲话中，毛泽东着重分析和阐述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极大重要性。他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他还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便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后来，他在致萧向荣的信中写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6)
　　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特点，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
　　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确实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在回忆录中写道：“回顾反磨擦斗争这段历史，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持，是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既联合又斗争，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策略而取得的。当时，大敌当前，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条件和基础。只讲团结，不作必要的斗争，统一战线也不能够维持。”“正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与同情，积蓄和发展了抗日力量。”(47)
　　①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月21日。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1月5日。
　　③ 《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47页。
　　④ 《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54页。
　　⑤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28日。
　　⑥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9年2月5日。
　　⑦ 中央书记处致南方局的电报，1939年2月6日。
　　⑧ 毛泽东、王明致国民参政会转蒋介石的电报，1939年2月12日。
　　⑨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8日。
　　⑩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9年2月5日。
　　⑾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4月26日。
　　⑿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4月29日。
　　⒀《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8日。
　　⒂《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236页。
　　⒃《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236页。
　　⒄《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54、255页。
　　⒅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47页。
　　⒆毛泽东在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7月12日。
　　⒇《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77、578页。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24日。
　　(2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52页。
　　(23)毛泽东和斯诺谈话记录，1939年9月24日。
　　(24)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记录稿，1939年11月14日。
　　(2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年11月。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32页。
　　(2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年11月。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0页。
　　(29)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页。
　　(30)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1939年12月26日。
　　(31)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左权、彭德怀的电报，1939年12月6日。
　　(3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12月23日。
　　(33)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左的电报，1939年12月28日。
　　(34)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页。
　　(35)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39年12月23日。
　　(35)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彭、罗、赵、陈、林电，1939年12月28日。
　　(36)毛泽东、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电，1939年12月30日。
　　(37)毛泽东、王稼祥致八路军总部和120师电，1939年12月31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月18日。
　　(3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0年2月20日。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713，716、717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713，716、717页。
　　(42)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40年1月31日。
　　(43)毛泽东、王稼祥致贺、关并告朱、彭电，1940年2月22日。
　　(44)中央及军委致朱、彭、杨等并转告新军各领袖电，1940年3月5日。
　　(45)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3月23日。
　　(4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1—162页。
　　(47)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