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散文大全集

霍英东

诗与胡说


　　 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吱呀，吱呀，吱……"

　　这一个月，因为生病，省掉了许多饭菜、车钱，因此突然觉得富裕起来。虽然生的是毫无风致的病，肚子疼得哼哼唧唧在席子上滚来滚去，但在夏天，闲在家里，万事不能做，单只写篇文章关于Ｃｅｚａｎｎｅ的画，关于看过的书，关于中国人的宗教，到底是风雅的。我决定这是我的"风雅之月"，所以索性高尚一下，谈起诗来了。

　　周作人翻译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我劝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轻性知识分子"的典型，她看过之后，摇摇头说不懂，随即又寻思，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吧？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我想起路易士。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不是胡话，不过太做作了一点。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肝，譬如上次，听见说顾明道死了，我非常高兴，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的小说写得不好。其实我又不认识他，而且如果认识，想必也有理由敬重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模范文人，历尽古往今来一切文人的苦难，而且他已经过世了，我现在来说这样的话，太岂有此理，但是我不由的想起《明日天涯》在《新闻报》上连载的时候，我非常讨厌里面的前进青年孙家光和他资助求学的小姑娘梅月珠，每次他到她家去，她母亲总要大鱼大肉请他吃饭表示谢意，添菜的费用超过学费不知多少倍。梅太太向孙家光叙述她先夫的操行与不幸的际遇，报上一天一段，足足叙述了两个礼拜之久，然而我不得不读下去，纯粹因为它是一天一天分载的，有一种最不耐烦的吸引力。我有个表姊，也是看《新闻报》的，我们一见面就骂《明日天涯》，一面叽咕一面往下看。

　　顾明道的小说本身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大众读者能够接受这样没颜落色的愚笨。像《秋海棠》的成功，至少是有点道理的。

　　把路易士和他深恶痛疾的鸳蝴派相提并论，想必他是要生气的。我想说明的是，我不能因为顾明道已经死了的缘故原谅他的小说，也不能因为路易士从前作过好诗的缘故原谅他后来的有些诗。但是读到了《傍晚的家》，我又是一样想法了，觉得不但《散步的鱼》可原谅，就连这人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也应当被容忍了。因为这首诗太完全，所以必须整段地抄在这里……

　　傍晚的家有了乌云的颜色，风来小小的院子里，
　　数完了天上的归鸦，
　　孩子们的眼睛遂寂寞了。
　　晚饭时妻的琐碎的话——几年前的旧事已如烟了，而在青菜汤的淡味里，我觉出了一些生之凄凉。

　　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譬如像：

　　二月之雪又霏霏了，黯色之家浴着春寒，
　　哎，纵有温情已迢迢了：妻的眼睛是寂寞的。

　　还有《窗下吟》里的

　　然而说起我的，
　　青青的，
　　平如镜的恋，
　　却是那么辽远。
　　那辽远，
　　对于瓦雀与幼鸦们，
　　乃是一个荒诞……

　　这首诗较长，音调的变换极尽娉婷之致。《二月之窗》写的是比较朦胧微妙的感觉，倒是现代人所特有的：

　　——西去的迟迟的云是忧人的，载着悲切而悠长的鹰呼，冉冉地，如一不可思议的帆。
　　而每一个不可思议的日子，无声的，航过我的二月窗。

　　在整本的书里找到以上的几句，我已经觉得非常之满足，因为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好诗也有。倪弘毅的《重逢》，我所看到的一部分真是好：

　　——紫石竹你叫它是片恋之花，三年前，
　　夏色瘫软
　　就在这死市
　　你困惫失眠夜……
　　夜色滂薄
　　言语似夜行车
　　你说
　　未来的墓地有夜来香
　　我说种"片刻之恋"吧

　　……用字像"瘫软"、"片恋"，都是极其生硬，然而不过是为了经济字句，得压紧，更为结实，决不是蓄意要它"语不惊人死不休"。我尤其喜欢那比仿，"言语似夜行车"，断断续续，远而凄怆。再如后来的

　　你在同代前殉节
　　疲于喧哗
　　看不到后面，
　　掩脸沉没……

　　末一句完全是现代画幻丽的笔法，关于诗中人我虽然知道得不多，也觉得像极了她，那样的宛转的绝望，在影子里徐徐下陷，伸着弧形的，无骨的白手臂。

　　诗的末一句似是纯粹的印象派，作者说恐怕人家不懂：

　　——你尽有苍绿。

　　但是见到她也许就懂了，无量的"苍绿"中有安详的创楚。然而这是一时说不清的，她不是树上拗下来，缺乏水分，褪了色的花，倒是古绸缎上的折枝花朵，断是断了的，可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应该。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还有加拿大，那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个毫无兴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但是我姑姑说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气候偏于凉，天是蓝的，草碧绿，到处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个个都附有花园。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愿意一辈子住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霍英东

双声


　　獏貘梦与张爱玲一同去买鞋。两人在一起，不论出发去做什么事，结局总是吃。"吃什么呢？"獏貘梦照例要问。

　　张爱玲每次都要想一想，想到后来还是和上次相同的回答："软的，容易消化的，奶油的。"

　　在咖啡馆里，每人一块奶油蛋糕，另外要一份奶油；一杯热巧克力加奶油，另外要一份奶油。虽然是各自出钱，仍旧非常热心地互相劝诱："不要再添点什么吗？真的一点都吃不下了吗？"主人让客人的口吻。

　　张爱玲说："刚吃好，出去一吹风要受凉的，多坐一会好么？"坐定了，长篇大论地说起话来；话题逐渐严肃起来的时候，她又说："你知道，我们这个很像一个座谈会了。"起初①我替她取名"炎樱"，她不甚喜欢，恢复了原来的名姓"莫黛"——"莫"是姓的译音，"黛"是因为皮肤黑。——然后她自己从阿部教授那里，发现日本古传说里有一种吃梦的兽叫做"獏"，就改"莫"为"貘獏"。"貘獏"可以代表她的为人，而且云鬓高耸，本来也像个有角的小兽。"獏黛"读起来不大好听，有点像"麻袋"，有一次在电话上又被人缠错了当作"毛头"，所以又改为"獏梦"。这一次又有点像"嫫母"。可是我不预备告诉她了。——作者原注。獏貘梦说到圣诞节的一个跳舞会："他们玩一种游戏，叫做：'向最智慧的鞠躬，向最美丽的下跪，向你最爱的接吻。""哦，许多人向你下跪吗？"獏貘梦在微明的红灯里笑了，解释似地说："那天我穿了黑的衣裳，把中国小孩旧式的围嘴子改了个领圈——你看见过的那围嘴子，金线托出了一连串的粉红蟠桃。那天我实在是很好看。""唔。也有人说你是他最爱的吗"？"有的。大家乱吻一阵，也不知是谁吻谁，真是傻。我很讨厌这游戏，但是如果你一个人不加入，更显得傻。我这个人顶随和。我一个朋友不是这样说的吗：'现在你反对共产主义，将来万一共产了，你会变成最活动的党员，就因为你绝对不能做个局外人。'——看你背后有什么。""噢，棕榈树，"张爱玲回头一看，盆栽的小棕树手爪样的叶子正罩在她头上，她不感兴趣地拨了拨它，"我一点也不觉得我是坐在树底下。"咖啡馆的空气很菲薄，苹果绿的墙，粉荷色的小灯，冷清清没有几个人。"他们都是吻在嘴上的么，还是脸上？""当然在嘴上，他们只有吻在嘴上才叫吻。""光是嘴唇碰着的，银幕上的吻么？""不是的。""哦。""真讨厌，我只有一种兽类的不洁的感觉。"貘梦不愉快的时候，即刻换了一种薄薄的单寒的喉咙，与她腴丽的人完全不相称。"可是我装得很好，大家还以为我玩得非常高兴呢，谁也看不出我的嫌恶。""上海那些杂七古董的外国人，美国气很重，这样的'颈会'（注：英文用'颈'字作为动词，专指当众的拥抱接吻，和中国'交颈'意思又两样）在他们是很普通的吧？""也许我是太老式，我非常的不赞成。不但是当众，就是没人在——如果一个男人是认真喜欢你的，他还当你也一样地喜欢他，这对于他是不公平的，给他错误的印象。至于有时候，根本对方不把你看得太严重，再给他种种自由，自己更显得下贱。""的确是不好。桃乐赛·狄斯说的——引经据典引到狄斯女士信箱，好像太浅薄可笑，可是狄斯女士有些话实在是很对——她说美国的年轻人把'颈'看得太随便，弄惯了，什么都稀松平常，等到后来真的遇见了所爱的人，应当在身体的接触上得到大大的快乐，可是感情已经钝化了，所以也是为他们自己的愉快打算……""也许他们等不及呢——情愿零零碎碎先得到一点愉快。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他们喜欢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不对；如果一个女孩子本身并没有需要，只是为了一时风气所趋，怕人家笑她落后或是缺乏性感，也不得不从众，那我想是不对。"张："可是，如果她感到需要的话，这样挑拨也是很危险的，进一步引到别的上头，会有比较严重的结果，你想不是么？接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嗳，对了。"

　　张："如果她不感到需要，当然逼迫自己也是很危险的——印象太坏了，会影响到以后的性心理。"獏"只有俄国女人是例外。俄国女孩子如果放浪一点，也是情有可原，她们老得特别的快，结婚没有多时就胖得像牛。以后无论她们需要不需要，反正没有多少罗曼斯了。——真的，俄国女人年纪大一点就简直看不得。古话说：'没结婚，先看你的丈母娘。'（因为丈母娘就是妻子老来的影子）如果男人要照这样做，所有的俄国女人全没有结婚的机会了……那天的宴会里有几个俄国青年编了一出极短的戏，很有趣，叫'永远的三角'。非常简单，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迎面走来，抱住了，同声说：'我的爱！'窗外有个人影一闪，女人急了，说'我的丈夫！"男人匆匆地要溜，说：'我的帽子！'完了。"张："真好！——不知为什么，白俄年轻的时候有许多聪明的，到后来也不听见他们怎样，从来没有什么成就。杂种人也是这样，又有天才，又精明，会算计……"（突然地，她为貘梦恐惧起来）。獏"是的，大概是因为缺少鼓励。社会上对他们有点歧视。"

　　张："不，我想上海在这一点上倒是很宽容的，什么都是自由竞争。我想，还是因为他们没有背景，不属于哪里，沾不着地气。"獏"也许。哎，我还没说完呢，关于他们的戏，还有'永远的三角在英国'：妻子和情人拥抱着，丈夫回来撞见了，丈夫非常地窘，喃喃地造了点借口，拿了他的雨伞，重新出去了。'永远的三角在俄国'：妻子和情人拥抱，丈夫回来看见了，大怒，从身边拔出三把手枪来，给他们每人一把，他自己也拿一把，各自对准了太阳穴，轰然一声，同时自杀了。"张："真可笑，真像！"獏貘梦："妒忌这样东西真是——拿它无法可想。譬如说，我同你是好朋友。假使我有丈夫，在他面前提起你的时候，我总是只说你的好处，那么他当然只知道你的好处，所以非常喜欢你。那我又不情愿了。——如果是你呢？"张："我也要妒忌的。"獏貘梦："又不便说明，闷在心头，对朋友，只有在别的上头刻毒些——可以很刻毒。多年的感情渐渐地被破坏，真是悲惨的事。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说明的。你答应我，如果有这样的一天，你就对我说：'貘梦，我妒忌了。你留神一点，少来来！"

　　张：（笑）"好的，一定。"獏貘梦："我不大能够想象，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的丈夫在吻你，我怎么办——口吐白沫大闹一场呢，还是像那英国人似的非常窘，悄悄躲出去。——还有一点奇怪的，如果我发现我丈夫在吻你，我妒忌的是你而不是他——"

　　张：（笑起来）"自然当是这样，这有什么奇怪呢？你有时候头脑非常混乱。"獏貘梦：（继续想她的）"我想我还是不会大闹的。大闹过后，隔了许多天，又懊悔起来，也许打个电话给你，说：'张爱①，几时来看看我吧！'"张："我是不会当场发脾气的，大约是装做没看见，等客人走了，背地里再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问也是多余的，我总觉得一个男人有充分的理由要吻你。不过原谅归原谅，这到底是不行的。"獏貘梦："当然！堂堂正正走进来说：'喂，这是不行的！'"张："在我们之间可以这样，换了一个别的女人就行不通。发作一场，又做朋友了，人家要说是神经病。而且麻烦的是，可妒忌的不单是自己的朋友，随便什么女人，男人稍微提到，说声好，听着总有点难过，不能每一趟都发脾气。而且发惯了脾气，他什么都不对你说了，就说不相干的，也存着戒心，弄得没有可谈的了。我想还是忍着的好。脾气是越纵容越脾气大。忍忍就好。"獏貘梦："不过这多讨厌呢，常常要疑心——当然你想着谁都是喜欢他的，因为他是最最好的——不然也不会嫁给他了。生命真是要命的事！"

　　张："关于多妻主义——"獏貘梦："理论上我是赞成的，可是不能够实行。"张："我也是，如果像中国的弹词小说里的，两个女人是姊妹或是结拜姊妹呢？"獏貘梦："只有更糟。"

　　张："是的。可是如果另外的一个女人是你完全看不起的，那也是我们的自尊心所不能接受的。结果也许你不得不努力地在她里面发现一些好处，使得你自己喜欢她。是有那样的心理的。当然，喜欢了之后，只有更敌视。"獏貘梦："幸而现在还轮不到我们。欧洲就快要行多妻主义了，男人死得太多——看他们可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想出来。"张：（猝然，担忧地）"貘梦，将来你老了的时候预备穿什么样的衣服呢？"獏貘梦："印度装的披纱——我想那是最慈悲的。不管我将来嫁给印度人或是中国人，我要穿印度的披纱——石像的庄严，胖一点瘦一点都没有关系。或者，也许，中国旧式的袄裤……"

　　张：（高兴起来）"嗳，对了，我也可以穿长大的袄裤，什么都盖住了，可是仍旧很有样子；青的黑的，赫黄的，也有许多陈年的好颜色。"獏貘梦："哪，现在你放心了！对于老年没有恐惧了，是不是？从来没有看见张爱这样的人！连将来她老了的时候该穿什么衣服都要我预先决定！是不是我应当在遗嘱上写明了：几年以后张爱可以穿什么什么……"

　　张：（笑）"不是的——你知道我最恨现在这班老太太，怎么暗淡怎么穿。瑟瑟缩缩的，如果有一点个性，就是教会气。外国老太太们倒是开通，红的花的都能穿，大块的背脊上，密密的小白花，使人头昏，蓝底子印花绸，红底子印花布，包着不成人形的肉，真难看！"獏貘梦："噢，你记得上回我跟一个朋友讨论东西洋的文化，我忽然想起来有一点我要告诉他：西方的时装也是一代否定一代的，所以花样翻新，主意非常多；而印度的披纱是永久的，慢慢地加一点进去，加一点进去，终于成了定型，有普遍的包涵的美，改动一点小节都不可能。还有关于日本文化——我对日本文化的迷恋，已经过去了。"

　　张："啊，我也是！三年前，初次看见他们的木版画，他们的衣料、瓷器，那些天真的、红脸的小兵，还有我们回上海来的船上，那年老的日本水手拿出他三个女儿的照片给我们看；路过台湾，台湾的秀丽的山，浮在海上，像中国的青绿山水画里的，那样的山，想不到，真的有！日本的风景听说也是这样。船舱的窗户洞里望出去，圆窗户洞，夜里，海湾是蓝灰色的，静静的一只小渔船，点一盏红灯笼……那时候真是如痴如醉地喜欢着呀！"獏貘梦："是的，他们有一种雅气的风韵，非常可爱的。"张："对于我，倒不是完全因为他们的雅气。因为我是中国人，喜欢那种古中国的厚道含蓄。他们有一种含蓄的空气。"獏貘梦："嗳，好的就是那种空气。譬如说山上有一层银白的雾，雾是美的，然而雾的后面还是有个山在那里。山是真实。他们的雾，后面没有山。"

　　张："是的，他们有许多感情都是浮面的。对于他们不熟悉的东西，他们没有感情；对于熟悉的东西，每一样他们都有一个规定的感情——'应当怎样想'。"獏貘梦："看他们的画，在那圆熟嫣丽之中，我总觉得还有更多更多的意思，使人虚心地等待着。可是现在我知道，一眼看到的，就全在那里了。"

　　张："……"獏貘梦："……"

　　张："……"獏貘梦："你想我们批评得太苛刻么？我们总是贪多贪多，总是不满足。"

　　张："我想并不太苛刻。可是，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较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獏貘梦："我也是。"

　　张："现在的中国和印度实在是不大好。至于外国，像我们都是在英美的思想空气里面长大的，有很多的机会看出他们的破绽。就连我所喜欢的赫克斯莱，现在也渐渐的不喜欢了。"獏貘梦："是的，他并没有我们所想的伟大。"

　　张："初看是那么深而狭，其实还是比较头脑简单的。"貘梦："就连埃及的艺术，那样天高地厚的沉默，我都有点疑心，本来没有什么意思，意思都是我们自己给加进去的。"张："啊，不过，一切的艺术不都是这样的么？这有点不公平了。"獏貘梦：（笑）"我自己也害怕，这样地没常性，喜欢了又丢掉，一来就粉碎了幻象。"

　　张："我想是应当这样的，才有个比较同进步。有些人甚至就停留在王尔德上——真是！"獏貘梦："王尔德那样的美真是初步的。——所以我害怕呀，现在我同你说话，至少我知道你是懂得的；同别人说这些，人家尽管点头，我怎么知道他真的懂得了没有？家里人都会当我发疯！所以，你还是不要走开吧！"

　　张："好，不走。我大约总在上海的。"獏貘梦："日本人的个性里面有一种完全——简直使人灰心的一种完全。嫁给外国人的日本女人，过了大半辈子的西洋生活，看上去是绝对地被同化了，然而丈夫一死，她带了孩子，还是要回日本，马上又变成最彻底的日本人，鞠躬，微笑，成串地说客气话，爱国爱得很热心，同时又有那种深深浅浅的凄清……"

　　张："嗳，不知为什么，日本人同家乡真的隔绝了的话，就简直不行。像美国的日侨，生长在美国的，那是非常轻快漂亮，脱尽了日本气的了；他们之中就很少好的，我不喜欢他们。不像中国人，可以有欧化的中国人，到底也还是中国人，也有好有坏。日本人是不能有一半一半的。"獏："你记得你告诉过我，一个人种学家研究出来，白种人的思想是一条直线，中国人的思想是曲折的小直线；白种人是严格地合逻辑的，而中国人的逻辑常常转弯，比较活动；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却是更奇怪的，是两条平行的虚线，左边一小划，右边一小划，然后再是左边一小划，右边一小划，这样推行下去。——这不是就像一个人的足印？足印与足印之间本来是有空隙的，即使高一脚，低一脚，踏空了一步，也没有大碍；不像一条直线，一下子中断了，反而不容易连下去。"

　　张："呀，真好，两条平行的虚线比作足迹。单是想到一个人的足迹，这里面就有一种完整性。"

　　从咖啡店里走出来，已经是黑夜，天上有冬天的小小的蛾眉月和许多星，地上，身上，是没有穿衣服似的，漫了水似的，透明透亮的寒冷。她们的家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同样的远近；可是貘梦坚持着要人送，张爱玲虽然抱怨着，还是陪她向那边走去。

　　张：（战抖着）"真冷！不行，我一定要伤风了！"獏貘梦："不会的。多么可爱的，使人神旺的天气！"张："你当然不会伤风，再冷些你也可以不穿袜子，吃冰淇淋，出汗。我是要回去了！越走，回去的路越远。不行，我真的要生病了！"獏貘梦："啊，不要回去，送我就送到底吧，也不要生病！"张："你不能想象生病的苦处。现在你看我有说有笑，多少也有点思想，等回去发烧呕吐了，却只有我一个人。我姑姑常常说我自私：'只有獏梦，比你还自私！'"獏："啊，难道你也真的这样想么？喂，我有很好的一句话批评阿部教授的短篇小说《星期五之花》。那一篇我看到实在很失望。"

　　张："我也是。仿佛是要它微妙的，可是只做到轻淡。"獏："是的，不过是一点小意思，经不起这样大写的。整个地拉得太长，摊得太薄了。可是我说得它很美丽，我说它是一张铅笔画，上面却加上了两笔墨水的勾勒，落了痕迹了。

　　我就这样写在作文里交了进去，你想他会生气么？"张："不会的吧？可是不行，我真的要回去了，太冷了！"獏："啊，这样走着说话不是很好么？"

　　张："是的，可是，回去的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你知道有时候我耐不住一刻的寂寞。电车上倒是有许多人，热热闹闹的，可是挤不上。不然就坐三轮车回去，把时间缩短一点也好，我又不愿意花那个钱，太冤枉了！为什么我要把你送到家然后自己叫三轮车回去？又不是你的男朋友！——除非你替我出一半钱。"獏貘梦："好了好了，不要叽咕了，你叫三轮车回去，我出一半。"

　　张："好的，那么。"

　　张爱玲没有一百元的票子，向貘梦借了两百块，坐车用了一百七十，在车上一路算着貘梦应当出八十五，下次要记着还她一百十五元。她们的钱向来是还来还去，很少清帐的时候。

霍英东

说胡萝卜


　　 有一天，我们饭桌上有一样萝卜煨肉汤。我问我姑姑："洋花萝卜跟胡萝卜都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进来的吧？"她说："别问我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说道："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指我的祖母）总是把胡萝卜一切两半，再对半一切，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样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我把这一席话暗暗记下，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看看忍不住要笑，因为只消加上"说胡萝卜"的标题，就是一篇时髦的散文，虽说不上冲淡隽永，至少放在报章杂志里也可以充充数。而且妙在短——才抬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霍英东

私语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那时候所说的，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罢？我不预备装模作样把我这里所要说的当做郑重的秘密，但是这篇文章因为是被编辑先生催逼着，仓促中写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择言了，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罢！

　　今天早上房东派了人来测量公寓里热水汀管子的长度，大约是想拆下来去卖。我姑姑不由的感慨系之，说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只顾一时，这就是乱世。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我姑姑与我母亲同住多年，虽搬过几次家，而且这些时我母亲不在上海，单剩下我姑姑，她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的把木匠找了来。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我姑姑砸了个把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阳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推不开，把膝盖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粉粉碎了，膝盖上只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擦上红药水，红药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

　　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第一个家在天津。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北京也去过，只记得被佣人抱来抱去，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起来，颈上的皮逐渐下垂；探手到她颔下，渐渐有不同的感觉了。小时候我脾气很坏，不耐烦起来便抓得她满脸的血痕。她姓何，叫"何干"。不知是那里的方言，我们称老妈子为什么干什么干。何干很像现在时髦的笔名："何若"，"何之"，"何心"。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Ｃ·张·" 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罗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院子里有个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头，额上有个疤，因而被我唤做"疤丫丫"的，某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唿地翻了过去，后院子里养着鸡。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袴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唱出来，"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谜底是剪刀。还有一本是儿歌选，其中有一首描写最理想的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只记得一句"桃枝桃叶作偏房"，似乎不大像儿童的口吻了。

　　天井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底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大字。这人瘦小清秀，讲三国志演义给我听，我喜欢他，替他取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叫"毛物"。毛物的两个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叫"毛物新娘子"，简称"毛娘"。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是非常可爱的然而心计很深的女人，疤丫丫后来嫁了三毛物，很受毛娘的欺负。当然我那时候不懂这些，只知道他们是可爱的一家。他们是南京人，因此我对南京的小户人家一直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的感觉。久后他们脱离我们家，开了个杂货铺子，女佣领了我和弟弟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努力地买了几只劣质的彩花热水瓶，在店堂楼上吃了茶，和玻璃罐里的糖果，还是有一种丰足的感觉。然而他们的店终于蚀了本，境况极窘。毛物的母亲又怪两个媳妇都不给她添孙子，毛娘背地里抱怨说谁教两对夫妇睡在一间房里，虽然床上有帐子。

　　领我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我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我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她能够从抓筷子的手指的地位上预卜我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我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说："抓得远呢？"她道："抓得远当然嫁得远。"气得我说不出话来。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可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舂成粉，掺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掺了。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磁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磁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有一次张干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了，先收在那里。隔两天我就去开抽屉看看，渐渐疑心张干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不能问她，由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日子久了，柿子烂成一泡水。我十分惋惜，所以至今还记得。

　　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后来我父亲在外面娶了姨奶奶，他要带我到小公馆去玩，抱着我走到后门口，我一定不肯去，拚命扳住了门，双脚乱踢，他气得把我横过来打了几下，终于抱去了。到了那边，我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子，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

　　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

　　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了。

　　母亲去了之后，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溜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晚上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趴在佣人背上回家。

　　家里给弟弟和我请了先生，是私塾制度，一天读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读到"太王事獯于，"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方才记住了。那一个时期，我时常为了背不出书而烦恼，大约是因为年初一早上哭过了，所以一年哭到头。——年初一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恣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她把我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我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塌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生。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

　　我八岁那年到上海来，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西游记》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

　　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然而我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女佣告诉我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我就做了新衣，一切都不同了。我父亲痛悔前非，被送到医院里去。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我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我们的新屋，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没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罢？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磁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我母亲还告诉我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但是我和弟弟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是我选择的，而且我画小人也喜欢给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

　　画图之外我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我母亲见了就向我弟弟说："你看姊姊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我被夸奖着，一高兴，眼泪也干了，很不好意思。《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

　　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父母终于协议离婚。姑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和我母亲一同搬走了，父亲移家到一所弄堂房子里。（我父亲对于"衣食住"向来都不考究，单只注意到"行"，惟有在汽车上舍得花点钱。）他们的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幸而条约上写明了我可以常去看母亲。在她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沿盆和煤气炉子，我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

　　不久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母亲走了，但是姑姑的家里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因此对于我，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是像一般青年所想的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

　　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穷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然而来了一件结结实实的，真的事。我父亲要结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干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我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在家里虽然看到我弟弟与年老的"何干"受磨折，非常不平，但是因为实在难得回来，也客客气气敷衍过去了。我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意，曾经鼓励我学做诗。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圈密点，所以我也认为很好了："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第三首咏花木兰，太不像样，就没有兴致再学下去了。

　　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觉得我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我把事情弄得更槽，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后母当场骂了出来，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沪战发生，我的事暂且搁下了。因为我们家邻近苏洲河，夜间听见炮声不能入睡，所以到我母亲处住了两个礼拜。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样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他上楼去了，我立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我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预备立刻报巡捕房去。走到大门口，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我回到家里来，我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来，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他走了之后，何干向我哭，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我这时候才觉得满腔冤屈，气涌如山地哭起来，抱着她哭了许久。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一辈子，恐惧使她变得冷而硬。我独自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里呆了一整天，晚上就在红木炕床上睡了。

　　第二天，我姑姑来说情，我后母一见她便冷笑："是来捉鸦片的么？"不等她开口我父亲便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去，把姑姑也打伤了，进了医院，没有去报捕房，因为太丢我们家的面子。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ＢｅｖｅｒｌｅｙＮｉｃｈｏｌｓ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地杀机。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干，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何干怕我逃走，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然而我还是想了许多脱逃的计划，《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一齐到脑子里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九尾龟》里章秋谷的朋友有个恋人，用被单结成了绳子，从窗户里缒了出来。我这里没有临街的窗，惟有从花园里翻墙头出去。靠墙倒有一个鹅棚可以踏脚，但是更深人静的时候，惊动两只鹅，叫将起来，如何是好？

　　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正在筹划出路，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石灰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然而就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我也倾全力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睡里梦里也听见这声音，还有通大门的一条煤屑路，脚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即使因为我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出去么？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候，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后来知道何干因为犯了和我同谋的嫌疑，大大的被带累。我后母把我一切的东西分着给了人，只当我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

　　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何干偷偷摸摸把我小时的一些玩具私运出来给我做纪念，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鸵鸟毛扇扇，因为年代久了，一扇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至今回想到我弟弟来的那天，也还有类似的感觉。

　　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为战事，书没读完就回上海来。公寓里的家还好好的在那里，虽然我不是那么绝对地信仰它了，也还是可珍惜的。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

　　写到这里，背上吹的风有点冷了，走去关上玻璃门，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

霍英东

必也正名乎


　　 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可是我对于人名实在是非常感到兴趣的。

　　为人取名字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旧时代的祖父，冬天两脚搁在脚炉上，吸着水烟，为新添的孙儿取名字，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叫他光楣，他就得努力光大门楣；叫他祖荫，叫他承祖，他就得常常记起祖父；叫他荷生，他的命里就多了一点六月的池塘的颜色。除了小说里的人，很少有人是名符其实的，（往往适得其反，名字代表一种需要，一种缺乏。穷人十有九个叫金贵、阿富、大有）。但是无论如何，名字是与一个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造成整个的印象的。因此取名是一种创造。

　　我喜欢替人取名字，虽然我还没有机会实行过。似乎只有做父母的和岁下的塾师有这权利。除了他们，就数买丫头的老爷太太与舞女大班了。可惜这些人每每敷衍塞责；因为有例可循，小孩该叫毛头，二毛头、三毛头，丫头该叫如意，舞女该叫曼娜。

　　天主教的神父与耶稣教的牧师也给受洗礼的婴儿取名字（想必这是他们的职司中最有兴趣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永远跳不出乔治、玛丽、伊丽莎白的圈子。我曾经收集过二三百个英国女子通用的芳名，恐怕全在这里了，纵有遗漏也不多。习俗相沿，不得不从那有限的民间传说与宗教史中选择名字，以致于到处碰见同名的人，那是多么厌烦的事！有个老笑话：一个人翻遍了《圣经》，想找一个别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扬扬告诉牧师，决定用一个从来没人用过的名字——撒旦（魔鬼）

　　回想到我们中国人，有整个的云云五大字典供我们搜寻两个适当的字来代表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选择范围，而仍旧有人心甘情愿地叫秀珍、叫子静、似乎是不可原恕的了。

　　适当的名字并不一定是新奇、渊雅、大方，好处全在造成一种恰配身份的明晰的意境。我看报喜欢看分类广告与球赛，贷学金、小本贷金的名单，常常在那里找到许多现成的好名字。譬如说"柴凤英"、"茅以俭"，是否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茅以俭的酸寒，自不必说，柴凤英不但是一个标准的小家碧玉，仿佛还有一个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动着。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我能够写篇小说，用柴凤英作主角。

　　有人说，名字不过符号而已，没有多大意义。在纸面上拥护这一说者颇多，可是他们自己也还是使用着精心结构的笔名。当然这不过是人情之常。谁不愿意出众一点？即使在理想化的未来世界里，公民全都像囚犯一般编上号码，除了号码之外没有其他的名字，每一个数目字还是脱不了它独特的韵味。三和七是俊俏的，二就显得老实。张恨水的《秦淮世家》里，调皮的姑娘叫小春，二春是她的朴讷的姊姊。《夜深沉》里又有忠厚的丁二和，谨愿的田二姑娘。符号运动虽不能彻底推行，不失为一种合理化的反响，因为中国人的名字实在是过于复杂。一下地就有乳名。从前人的乳名颇为考究，并不像现在一般用"囡囡""宝宝"来搪塞。乳名是大多数女人的唯一的名字，因为既不上学，就用不着堂皇的"学名"，而出嫁之后根本就失去了自我的存在，成为"张门李氏"了。关于女人的一切，都带点秘密性质，因此女人的乳名也不肯轻易告诉人。在香奁诗词里我们可以看到，新婚的夫婿当着人唤出妻的小名，是被认为很唐突的，必定要引起她的娇嗔。

　　男孩的学名，恭楷写在开蒙的书卷上，以后做了官，就叫"官印"，只有君亲师可以呼唤。另他有一个较洒脱的"字"，供朋友们与平辈的亲族使用。他另有一个备而不用的别名。至于别名，那更是漫无限制的了。买到一件得意的古董，就换一个别号，把那古董的名目嵌进去。搬个家，又换个别号。捧一个女戏子，又换一个别号。本来，如果名字是代表一种心境，名字为什么不能随时随地跟着变幻的心情而转移？ 《儿女英雄传》里的安公子有一位"东屋大奶奶"一位"西房大奶奶"。他替东屋题了个匾叫"瓣香室"，西屋是"伴香室"。他自己署名"伴瓣主人"。安老爷看见了，大为不悦，认为有风花雪月玩物丧志的嫌疑。读到这一段，我们大都愤愤不平，觉得旧家庭的专制，真是无孔不入，儿子取个无伤大雅的别号，父亲也要干涉，何况这别号的命意充其量不过是欣赏自己的老婆，更何况这两个老婆都是父亲给他娶的！然而从另一观点看来，我还是和安老爷表同情的。多取别号毕竟是近于无聊。

　　我们若从事于基本分析，为什么一个人要有几个名字呢？因为一个人是多方面的。同是一个人，父母心目中的他与办公室西崽所见的他，就截然不同——地位不同，距离不同。有人喜欢在四壁与天花板上镶满了镜子，时时刻刻从不同的角度端详他自己，百看不厌。多取名字，也是同样的自我膨胀。像这一类的自我膨胀，既于他人无碍，何防用以自娱？虽然是一种精神上的浪费，我们中国人素来是倾向于美的糜费的。

　　可是如果我们希望外界对于我们的名字发生兴趣的话，那又是一回事了。也许我们以为一个读者看到我们最新的化名的时候，会说："哦，公羊浣，他发表他的处女作的时候用的是臧孙虫带虫东的名字，在×××杂志投稿的时候他叫冥蒂，又叫白泊，又叫目莲，樱渊也是他，有人说断黛也是他。在××报上他叫东方髦只，编妇女刊物的时候他暂时女性化起来，改名蔺烟婵，又名女S*。"任何大人物，要人家牢记这一切，尚且是希望过奢，何况是个文人？

　　一个人，做他自己份内的事，得到他份内的一点注意。不上十年八年，他做完他所要做的事了，或者做不动了，也就被忘怀了。社会的记忆力不很强，那也是理所当然，谁也没有权利可抱怨。……大家该记得而不记得的事正多着呢！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与我同名的人有两个之多，也并没有人觉得我们的名字滑稽或具有低级趣味。中国先生点名点到我，从来没有读过白字；外国先生读到"伍婉云"之类的名字每觉异常吃力，舌头仿佛卷起来打了个蝴蝶结，念起我的名字却是立即朗朗上口。这是很慈悲的事。

　　现在我开始感到我应当对我的名字发生不满了。为什么不另挑两个美丽而深沉的字眼，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点美与深沉，至少投起稿来不至于给读者一个恶劣的最初印象？仿佛有谁说过：文坛登龙术的第一步是取一个炜丽触目的名字。果真是"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么？

　　中国是文字国。皇帝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国运渐趋好转。本来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庆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结束。对于字眼儿的过分的信任，是我们的特征。

　　中国的一切都是太好听，太顺口了。固然，不中听，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话又说回来了。要做俗人，先从一个俗气的名字着手，依旧还是"字眼儿崇拜"。也许我这些全是借口而已。我之所以恋恋于我的名字，还是为了取名字的时候那一点回忆。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她一时踌躇着不知道什么填名字好。我的小名叫瑛，张瑛两个字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吧。"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没有改，到现在，我却不愿意改了。

霍英东

公寓生活记趣


　　 读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两句词，公寓房子上层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Ｈ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心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地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訇訇"两声，活像飞机在顶上盘旋了一会，掷了两枚炸弹。在战时香港吓细了胆子的我，初回上海的时候，每每为之魂飞魄散。若是当初它认真工作的时候，艰辛地将热水运到六层楼上来，便是咕噜两声，也还情有可原。现在可是雷声大，雨点小，难得滴下两滴生锈的黄浆……然而也说不得了，失业的人向来是肝火旺的。

　　梅雨时节，高房子因为压力过重，地基陷落的原故，门前积水最深。街道上完全干了。我们还得花钱雇黄包车渡过那白茫茫的护城河，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屋子里便闹了水灾。我们轮流抢救，把旧毛巾，麻袋，褥单堵住了窗户缝，障碍物湿濡了，绞干，换上，污水折在脸盆里，脸盆里的水倒在抽水马桶里。忙了两昼夜，手心磨去了一层皮，墙根还是汪着水，糊墙的花纸还是染了斑斑点点的水痕与霉迹子。

　　风如果不朝这边吹的话，高楼上的雨倒是可爱的。有一天，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风声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蓝的潇潇的夜，远处略有淡灯摇曳，多数的人家还没点灯。

　　常常觉得不可解，街道上的喧声，六楼上听得分外清楚，仿佛就在耳根底下，正如一个人年纪越高，距离童年渐渐远了，小时的琐屑的回忆反而渐渐亲切明晰起来。

　　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的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

　　我们的公寓近电车厂邻，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罢？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车里的灯点得雪亮。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的生意的小贩们曼声兜售着面包。有时候，电车全进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坦露着白肚皮。

　　这里的小贩所卖的吃食没有多少典雅的句色。我们也从来没有缒下篮子去买过东西。（想起《侬本痴情》里的顾兰君了。她用丝袜结了绳子，缚住了纸盒，吊下窗去买汤面。袜子如果不破，也不是丝袜了！在节省物资的现在，这是使人心惊肉跳的奢侈。）也许我们也该试着吊下篮子去。无论如何，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蹬蹬奔下六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似乎总有点可笑。

　　我们的开电梯的是个人物，知书达理，有涵养，对于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帐。他不赞成他儿子去做电车售票员——嫌那职业不很上等。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将铃揿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纺绸小褂，方肯出现。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他的思想也许缙绅气太重，然而他究竟是个有思想的人。可是他离了自己那间小屋，就踏进了电梯的小屋——只怕这一辈子是跑不出这两间小屋了。电梯上升，人字图案的铜栅栏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衬着交替的黑暗，你看见司机人的花白的头。

　　没事的时候他在后天井烧个小风炉炒菜烙饼吃。他教我们怎样煮红米饭：烧开了，熄了火，停个十分钟再煮，又松，又透，又不塌皮烂骨，没有筋道。

　　托他买豆腐浆，交给他一只旧的牛奶瓶。陆续买了两个礼拜，他很简单地报告道："瓶没有了。"是砸了还是失窃了，也不得而知。再隔了些时，他拿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装了豆腐浆来，我们问道："咦？瓶又有了？"他答道："有了。"新的瓶是赔给我们的呢还是借给我们的，也不得而知。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风的。

　　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轮得到我们看。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的报他是不看的，因此大清早便卷成一卷插在人家弯曲的门钮里。

　　报纸没有人偷，电铃上的钢板却被撬去了。看门的巡警倒有两个，虽不是双生子，一样都是翻领里面竖起了木渣渣的黄脸，短裤与长统袜之间露出木渣渣的黄膝盖；上班的时候，一般都是横在一张藤椅上睡觉，挡住了信箱。每次你去看看信箱的时候总得殷勤地凑到他面颊前面，仿佛要询问："酒刺好了些罢？"

　　恐怕只有女人能够充份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佣人问题不那么严重。生活程度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准备着受气。在公寓里"居家过日子"是比较简单的事。找个清洁公司每隔两星期来大扫除一下，也就用不着打杂的了。没有佣人，也是人生一快。抛开一切平等的原则不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个还没吃过饭的人立在一边眼睁睁望着，等着为你添饭，虽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讨厌。许多身边杂事自有它们的愉快性质。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熟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蔑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又何必"联想"呢？篾篓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够了么？我这并不是效忠于国社党，劝诱女人回到厨房里去。不劝便罢，若是劝，一样的得劝男人到厨房里去走一遭。当然，家里有厨子而主人不时的下厨房，是会引起厨子最强烈的反感的。这些地方我们得寸步留心，不能太不识眉眼高低。

　　有时候也感到没有佣人的苦处。米缸里出虫，所以掺了些胡椒在米里——据说米虫不大喜欢那刺激性的气味，淘米之前先得把胡椒拣出来。我捏了一只肥白的肉虫的头当做胡椒，发现了这错误之后，不禁大叫起来，丢下饭锅便走。在香港遇见了蛇，也不过如此罢了。那条蛇我只见到它的上半截，它钻出洞来矗立着，约有二尺来长，我抱了一叠书匆匆忙忙下山来。正和它打了个照面。它静静地望着我，我也静静地望着它，望了半晌，方才哇呀呀叫出声来，翻身便跑。提起虫豸之类，六楼上苍蝇几乎绝迹，蚊子少许有两个。如果它们富于想象力的话，飞到窗口往下一看，便会晕倒了罢？不幸它们是像英国人一般地淡漠与自足——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总得公布一下。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坐在风口里。这边的人在打电话，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一面便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楼底下有个俄国人在那里响亮地教日文。二楼的那位女太太和贝多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捶十八敲，咬牙切齿打了他一上午；钢琴上倚着一辆脚踏车。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汤，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仙。

　　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的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受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屋顶花园里常常有孩子们溜冰，兴致高的时候，从早到晚在我们头上咕滋咕滋锉过来又锉过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睡熟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我们一粒粒牙齿在牙仁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子，剔一剔便会掉下来。隔壁一个异国绅士声势汹汹上楼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话，去也是白去。"他揎拳掳袖道："不要紧，我会使他们懂得的！"隔了几分钟他偃旗息鼓嗒然下来了。上面的孩子年纪都不小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丽的。

　　谈到公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阳台上的灰尘我们直截了当地扫到楼下的阳台上去。"阿，人家栏干上晾着地毯呢——怪不过意的，等他们把地毯收了进去再扫罢！"一念之慈，顶上生出灿烂圆光。这就是我们的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

霍英东

"卷首玉照"及其他


　　 印书而在里面放一张照片，我未尝不知道是不大上品，除非作者是托尔斯泰那样的留着大白胡须。但是我的小说集里有照片，散文集里也还是要有照片，理由是可想而知的。纸面上和我很熟悉的一些读者大约愿意看看我是什么样子，即使单行本里的文章都在杂志里读到了，也许还是要买一本回去，那么我的书可以多销两本。我赚一点钱，可以彻底地休息几个月，写得少一点，好一点；这样当心我自己，我想是对的。

　　但是我发现印照片并不那么简单。第一次打了样子给我看，我很不容易措辞，想了好一会，才说："朱先生，普通印照片，只有比本来的糊涂，不会比本来的清楚，是不是？如果比本来的清楚，那一定是描过了。我关照过的，不要描，为什么要描呢？要描我为什么不要照相馆里描，却等工人来描？"朱先生说："几时描过的？"我把照片和样张仔细比给他看，于是他说："描是总要描一点的——向来这样，不然简直一塌糊涂。"我说："与其这样，我情愿它糊涂的。"他说："那是他们误会了你的意思了，总以为你是要它清楚的。你喜欢糊涂，那容易！" "还有，朱先生，"我赔笑，装出说笑话的口吻，"这脸上光塌塌地像橱窗里的木头人，影子我想总要一点的。脸要黑一点，眉毛眼睛要淡许多，你看我的眉毛很淡很淡，哪里有这样黑白分明？"他说："不是的——布纹的照片顶讨厌，有种影子就印不出来。"

　　第二次他送样子来，貘黛恰巧也在，（她本姓莫，新改了这个"貘獏"字，"獏貘"是日本传说里的一种兽，吃梦为生的。）看了很失望，说："这样像个假人似的，给人非常恶劣的印象，还是不要的好。"可是制版费是预先付的，我总想再试一次。我说："比上趟好多了，一比就知道。好多了……不过就是两边脸深淡不均，还有，朱先生，这边的下嘴唇不知为什么缺掉一块？"朱先生细看清样，用食指摩了一摩，道："不是的——这里溅了点迹子，他们拿白粉一擦，擦得没有了。""那么，眉毛眼睛上也叫他们擦点白粉吧，可以模糊一点，因为……还是太浓呀！"他笑了起来："不行的，白粉是一吹就吹掉了的。"我说："那么，就再印一次吧，朱先生真对不起，大约你从来没遇见过像我这样疙瘩的主顾。上回有一次我的照片也印得很坏，这次本来想绝对不要了，因为听说你们比别人特别地好呀——不然我也不印了！"朱先生攒眉道："本来我们是极顶真的，现在没有法子，各色材料都缺货，光靠人工是不行的。"我说："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相信你们决不会印不好的，只要朱先生多同他们嘀咕两句。"朱先生踌躇道："要是从前，多做两个模板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两块钱的事，现在的损失就大了，不过……我们总要想法子使你满意。"我说："真对不起。"只好拉个下趟的交情吧，将来我也许还要印书呢。可是无论如何不印照片了。 朱先生走了之后我忽然觉得有诉苦的需要，就想着要写这么一篇，可是今天我到印刷所去，看见散乱的蓝色照片一张张晾在木架上，虽然又有新的不对的地方，到底好些了，多了点人气；再看一架架的机器上卷着的大幅的纸，印着我的文章，成块，不由得觉得温暖亲热，仿佛这里可以住家似的，想起在香港之战里，没有被褥，晚上盖着报纸，垫着大本的画报的情形；但是美国的《生活》杂志，摸上去又冷又滑，总像是人家的书。

　　今天在印刷所那灰色的大房间里，立在凸凹不平搭着小木桥的水泥地上，听见印刷工人说："哪！都在印着你的书，替你赶着呢。"我笑起来了，说："是的吗？真开心！"突然觉得他们都是自家人，我凭空给他们添出许多麻烦来，也是该当的事。电没有了，要用脚踏，一个职员说："印这样一张图你知道要踏多少踏？"我说："多少？"他说："十二次。"其实就是几百次我也不以为奇，但还是说："真的？"叹咤了一番。《流言》里那张大一点的照片，是今年夏天拍的。獏貘黛在旁边导演，说："现在要一张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空气的，头发当中挑，蓬蓬地披下来，露出肩膀，但还是很守旧的，不要笑，要笑笑在眼睛里。"她又同摄影师商酌："太多的骨头？"我说："不要紧，至少是我的。"拍出来，与她所计划的很不同，因为不会做媚眼，眼睛里倒有点自负，负气的样子。獏貘黛在极热的一个下午骑脚踏车到很远的照相馆里拿了放大的照片送到我家来，说："吻我，快！还不谢谢我！……哪，现在你可以整天整夜吻着你自己了。——没看见过爱玲这样自私的人！"

　　那天晚上防空，我站在阳台上，听见呛呛呛打锣，远远的一路敲过来，又敲到远处去了。屋顶的露台上，防空人员向七层楼下街上的同事大声叫喊，底下也往下传话，我认得那是附近一家小型百货公司的学徒的喉咙，都是半大的孩子，碰到这种时候总是非常高兴，有机会发号施令，公事公办，脸上有一种惨淡动人的恳挚，很像官——现代的官。防空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是可爱的，给了学徒他们名正言顺的课外活动。我想到中古时代的欧洲人，常常一窝蜂捕捉女巫，把形迹可疑的老妇人抓到了，在她骑扫帚上天之前把她架起火来烧死。后来不大相信这些事了，也还喜欢捉，因为这是民间唯一的冬季运动，一村庄的人举着火把，雪地里，闹闹嚷嚷，非常快活。……楼顶上年青的防空员长呼传话之后，又听见他们吐痰说话，登高乘凉，渐渐没有声音，想必是走了。四下里低低的大城市黑沉沉地像古战场的埋伏。我立在阳台上，在黯蓝的月光里看那张照片，照片里的笑，似乎有藐视的意味——因为太感到兴趣的缘故，仿佛只有兴趣没有感情了，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的难言的恋慕。

　　有个摄影家给我拍了好几张照，内中有一张他最满意，因为光线柔和，朦胧的面目，沉重的丝绒衣褶，有古典画像的感觉。我自己倒是更为喜欢其余的几张。獏黛也说这一张像个修道院的女孩子，驯良可是没脑子，而且才十二岁。放大了更加觉得，那谦虚是空虚，看久了使人吃力。獏黛说："让我在上面涂点颜色吧，虽然那摄影家知道了要生气，也顾不得这些了。"她用大笔浓浓蘸了正黄色画背景，因为照片不吸墨，结果像一重重的金沙披下来。头发与衣服都用暗青来涂没了，单剩一张脸，还是照片的本质，斜里望过去，脸是发光的，浮在纸面上。十九世纪有一种Ｐｒｅ－Ｒａｐｈａｅｌｉｔｅ画派，追溯到拉斐尔之前的宗教画，作风写实，可是画中人尽管长裙贴地，总有一种奇异的往上浮的感觉。这错觉是怎样造成的，是他们独得之秘。这一流的画虽然评价不高，还是有它狭窄的趣味的。獏貘黛把那张照片嵌在墙上凹进去的一个壁龛里，下角兜了一幅黄绸子，黄里泛竹青。两边两盏壁灯，因为防空的缘故，在蕊形的玻璃罩上抹了密密的黑黑条子；一开灯，就像办丧事，当中是遗像，使我立刻想爬下磕头。獏貘黛也认为不行，撤去黄绸子，另外找出我那把一扇就掉毛的象牙骨折扇，湖色的羽毛上现出两小枝粉红的花，不多的几片绿叶。古代的早晨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红杏枝头笼晓月，湖绿的天，淡白的大半个月亮，桃红的花，小圆瓣个个分明。把扇子倒挂在照片上端，温柔的湖色翅膀，古东方的早晨的荫翼。现在是很安好了。

　　我在一个卖糖果发夹的小摊子上买了两串亮蓝珠子，不过是极脆极薄的玻璃壳，粗得很，两头有大洞。两串绞在一起，葡萄似的，放在一张垂着眼睛思想着的照片的前面，反映到玻璃框子里，一球蓝珠子在头发里隐隐放光。有这样美丽的思想就好了。常常脑子里空无所有，就这样祈禳着。

谈吃与画饼充饥


　　 报刊上谈吃的文字很多，也从来不嫌多。中国人好吃，我觉得是值得骄傲的，因为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艺术。如插花与室内装修，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而相形之下又都是小事。"民以食为天"，但看大饼油条的精致，就知道"食"不光是填饱肚子就算了。烧饼是唐朝自西域传入，但是南宋才有油条，因为当时对奸相秦桧的民愤，叫"油炸桧"，至少江南还有这名称。我进的学校，宿舍里走私贩卖点心与花生米的老女佣叫油条"油炸桧"，我还以为是"油炸鬼"——吴语"桧"读作"鬼"。大饼油条同吃，由于甜咸与质地厚韧脆薄的对照，与光吃烧饼味道大不相同，这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有人把油条塞在烧饼里吃，但是油条压扁了就又稍差，因为它里面的空气也是不可少的成分之一。

　　周作人写散文喜欢谈吃，为自己辩护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是男女之事到处都是一样，没什么可说的，而各地的吃食不同。这话也有理，不过他写来写去都是他故乡绍兴的几样最节俭清淡的菜，除了当地出笋，似乎也没什么特色。炒冷饭的次数多了，未免使人感到厌倦。

　　一样怀旧，由不同的作者写来，就有兴趣，大都有一个城市的特殊情调，或是浓厚的乡土气息。即使是连糯米或红枣都没有的穷乡僻壤，要用代用品，不见得怎么好吃，而由于怀乡症与童年的回忆，自称馋涎欲滴。这些代用品都是史料。此外就是美食家的回忆录，记载的名菜小吃不但眼前已经吃不到了，就有也走了样，就连大陆上当地大概也绝迹了，当然更是史料。不过给一般读者看，盛筵难再，不免有画饼充饥之感，尤其是身在海外的人。我们中国人享惯口福，除了本土都是中国人的灾区，赤地千里。——当然也不必惨到这样。西谚有云："二鸟在林中不如一鸟在手。"先谈树丛中啁啾的二鸟，虽然惊鸿一瞥，已经消逝了。

　　我姑姑有一次想吃"粘粘转"，是从前田上来人带来的青色的麦粒，还没熟。我太五谷不分，无法想象，只联想到"青禾"，王安石的新政之一，讲《钢鉴易知录》的老先生中沉着脸在句旁连点一串点子，因为扰民。总是捐税了——还是贷款？我一想起来就脑子里一片混乱，我姑姑的话根本没听清楚，只听见下在一锅滚水里，满锅的小绿点子团团急转——因此叫"粘粘（拈拈？年年？）转"，吃起来有一股清香。

　　自从我小时候，田上带来的就只有大麦面子，暗黄色的面粉，大概干焙过的，用滚水加糖调成稠糊，有一种焦香，远胜桂格麦片。藕粉不能比，只宜病中吃。出"粘粘转"的田地也不知是卖了还是分家没分到，还是这样东西已经失传了。田地大概都在安徽，我只知道有的有无为州，这富于哲学意味与诗意的地名容易记。大麦面子此后也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韩战的中共宣传报导，写士兵空心肚子上阵，饿了就在口袋里捞一把"炒面"往嘴里送，想也就是跟炒米一样，可以用滚水冲了吃的。炒米也就是美国五花八门的"早餐五谷"中的"吹涨米"（ｐｕｆｆｅｄｒｉｃｅ），尽管制法不同。"早餐五谷"只要加牛奶，比煮麦片简便，又适合西方人喝冷牛奶的习惯，所以成为最大的工业之一。我们的炒米与大麦面子——"炒面"没吃过不敢说——听其自生自灭，实在可惜。

　　第一次看见大张的紫菜，打开来约有三尺见方，一幅脆薄细致的深紫的纸，有点发亮，像有大波纹暗花的丝绸，微有折痕，我惊喜得叫出声来，觉得是中国人的杰作之一。紫菜汤含碘质，于人体有益，又是最简便的速食，不过近年来似乎不大有人吃了。

　　听见我姑姑说，"从前相府老太太看《儒林外史》，就看个吃。"亲戚与佣仆都称李鸿章的长媳"相府老太太"或是"二老太太"——大房是过继的侄子李经芳。《儒林外史》我多年没看了，除了救了匡超人一命的一碗绿豆汤，只记得每桌饭的菜单都很平实，是近代江南华中最常见的菜，当然对胃口，不像《金瓶梅》里潘金莲能用"一根柴禾就Y*得稀烂"的猪头，时代上相隔不远，而有原始的恐怖感。《红楼梦》上的食物的一个特点是鹅，有"胭脂鹅脯"，想必是腌腊——酱鸭也是红通通的。迎春"鼻腻鹅脂"、"肤如凝脂"一般都指猪油。曹雪芹家里当初似乎烹调常用鹅油，不止"松瓤鹅油卷"这一色点心。《儿女英雄传》里聘礼有一只鹅。佟舅太太认为新郎抱着一只鹅"噶啊噶"的太滑稽。安老爷分辩说是古礼"奠雁（野鹅）"——当然是上古的男子打猎打了雁来奉献给女方求婚。看来《红楼梦》里的鹅肉鹅油还是古代的遗风。《金瓶》、《水浒》里不吃鹅，想必因为是北方，受历代入侵的胡人的影响较深，有些汉人的习俗没有保存下来。江南水乡养鹅鸭也更多。

　　西方现在只吃鹅肝香肠，过去餐桌上的鹅比鸡鸭还普遍。圣诞大餐的烤鹅，自十九世纪起才上行下效，逐渐为美洲的火鸡所取代。

　　我在中学宿舍里吃过榨菜鹅蛋花汤，因为鹅蛋大，比较便宜。仿佛有点腥气，连榨菜的辣都掩盖不住。在大学宿舍里又吃过一次蛋粉制的炒蛋，有点像棉絮似的松散，而又有点粘搭搭的滞重，此外也并没有异味。最近读乔·索伦梯诺Ｓｏｒ－ｒｅｎｔｉｎｏ）的自传，是个纽约贫民区的不良少年改悔读书，后来做了法官。他在狱中食堂里吃蛋粉炒蛋，无法下咽，狱卒逼他吃，他呕吐被殴打。我觉得这精壮小伙子也未免太脾胃薄弱了，我就算是嘴刁了，八九岁有一次吃鸡汤，说"有药味，怪味道"。家里人都说没什么。我母亲不放心，叫人去问厨子一声。厨子说这只鸡是两三天前买来养在院子里，看它垂头丧气的仿佛有病，给它吃了"二天油"，像万金油、玉树神油一类的油膏。我母亲没说什么。我把脸埋在饭碗里扒饭，得意得飘飘欲仙，是有生以来最大的光荣。

　　小时候在天津常吃鸭舌小罗卜汤，学会了咬住鸭舌头根上的一只小扁骨头，往外一抽抽出来，像拔鞋拔。与豆大的鸭脑子比起来，鸭子真是长舌妇，怪不得它们人矮声高，"咖咖咖咖"叫得那么响。汤里的鸭舌头淡白色，非常清腴嫩滑。到了上海就没见过这样菜。

　　南来后也没见过烧鸭汤——买现成的烧鸭煨汤，汤清而鲜美。烧鸭很小，也不知道是乳鸭还是烧烤过程中缩小的，赭黄的邹皮上毛孔放大了，一粒粒鸡皮疙瘩突出，成为小方块画案。这皮尤其好吃，整个是个洗尽油脂，消瘦净化的烤鸭。吃鸭子是北边人在行，北京烤鸭不过是一例。

　　在北方常吃的还有腰子汤，一副腰子与里脊肉小罗卜同煮。里脊肉女佣们又称"腰梅肉"，大概是南京话，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叫"腰梅肉"，又不是霉干菜扣肉。多年后才恍然，悟出是"腰眉肉"。腰上两边，打伤了最致命的一小块地方叫腰眼，腰眼上面一寸左右就是"腰眉"了。真是语言上的神来之笔。

　　我进中学前，有一次钢琴教师在她家里开音乐会，都是她的学生演奏，七大八小，如介绍我去的我的一个表姑，不是老小姐也已经是半老小姐，弹得也够资格自租会堂表演，上报扬名了。交给我弹的一支，拍子又慢，又没有曲调可言，又不踩脚踏，显得稚气，音符字字分明的四平调，非常不讨好。弹完了没什么人拍手，但是我看见那白俄女教师略点了点头，才放了心。散了会她招待吃点心，一溜低矮的小方桌拼在一起，各自罩上不同的白桌布，盘碟也都是杂凑的，有些茶杯的碟子，上面摆的全是各种小包子，仿佛有蒸有煎有汆有烤，五花八门也不好意思细看。她拉着我过去的时候，也许我紧张过度之后感到委屈，犯起别扭劲来，走过每一碟都笑笑说："不吃了，谢谢。"她呻吟着睁大了蓝眼睛表示骇异与失望，一个金发的环肥徐娘，几乎完全不会说英语，像默片女演员一样用夸张的表情来补助。

　　几年后我看鲁迅译的果戈尔的《死魂灵》，书中大量收购已死农奴名额的骗子，走遍旧俄，到处受士绅招待，吃当地特产的各种鱼馅包子。我看了直踢自己。鲁迅译的一篇一九二六年的短篇小说《包子》，写俄国革命后一个破落户小姐在宴会中一面卖弄风情说着应酬话，一面猛吃包子。近年来到苏联去的游客，吃的都是例有的香肠鱼子酱等，正餐似也没有什么特色。苏俄样样缺货，人到处奔走"觅食"排班，不见得有这闲心去做这些费工夫的面食了。

　　离我学校不远，兆丰公园对过有一家俄国面包店老大昌（Ｔｃｈａｋａｌｉａｎ），各色小面包中有一种特别小些，半球型，上面略有点酥皮，下面底上嵌着一只半寸宽的十字托子，这十字大概面和得较硬，里面搀了点乳酪，微咸，与不大甜的面包同吃，微妙可口。在美国听见"热十字小面包"（ｈｏｔｃｒｏｓｓｂｕｎ）这名词，还以为也许就是这种十字面包。后来见到了，原来就是粗糙的小圆面包上用白糖划了个细小的十字，即使初出炉也不是香饽饽。

　　老大昌还有一种肉馅煎饼叫匹若叽（ｐｉｅｒｏｇｉｅ），老金黄色，疲软作布袋形。我因为是油煎的不易消化没买。多年后在日本到一家土耳其人家吃饭，倒吃到他们自制的匹若叽，非常好。土耳其在东罗马时代与俄国同属希腊正教，本来文化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六○年间回香港，忽然在一条僻静的横街上看见一个招牌上赫然大书 Ｔｃｈａｋａｌｉａｎ，没有中文店名。我惊喜交集，走过去却见西晒的橱窗里空空如也，当然太热了不能搁东西，但是里面的玻璃柜台里也只有廖廖几只两头尖的面包与扁圆的俄国黑面色。店伙与从前的老大昌一样、都是本地华人。我买了一只俄国黑面包，至少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总错不了。回去发现陈得其硬如铁，像块大圆石头，切都切不动，使我想起《笑林广记》里（是煮石疗饥的苦行僧？）"烧也烧不烂，煮也煮不烂，急得小和尚一头汗。"好容易剖开了，里面有一根五六寸长的淡黄色直头发，显然是一名青壮年斯拉夫男子手制，验明正身无误，不过已经桔逾淮而为枳了。

　　香港中环近天星码头有一家青鸟咖啡馆，我进大学的时候每次上城都去买半打"司空"（ｓｃｏｎｅ），一种三角形小扁面包——源出中期英语ｓｃｈｏｏｎｂｒｏｔ，第二字略去，意即精致的面包。司空也是苏格兰的一个地名，不知道是否因这土特产而得名。苏格兰国王加冕都坐在"司空之石"上，现在这块石头搬到威士敏寺，放在英王加冕的坐椅下。苏格兰出威士忌酒，也是饮食上有天才的民族。他们有一样菜传为笑柄，ｈａｇｇｉｓ，羊肚子里煮切碎的羊心肝与羊油麦片，但是那也许是因为西方对于吃内脏有偏见。利用羊肚作为天然盅，在贫瘠寒冷多山的岛国，该是一味经济实惠的好菜。不知道比窦娥的羊肚汤如何？

　　这"司空"的确名下无虚，比蛋糕都细润，面粉颗粒小些，吃着更"面"些，但是轻清而不甜腻。美国就买不到。上次回香港去，还好，青鸟咖啡馆还在，那低矮的小楼房倒没拆建大厦。一进门也还是那熟悉的半环形玻璃柜台，但是没有"司空"。我还不死心，又上楼去。楼上没去过，原来地方很大，整个楼面一大统间，黑洞洞的许多卡位，正是下午茶上座的时候。也并不是黑灯咖啡厅，不过老洋房光线不足，白天也没点灯。楼梯口有个小玻璃柜台，里面全是像蜡制的小蛋糕。半黑暗中人声嘈嘈，都是上海人在谈生意。虽然乡音盈耳，我顿时惶惶如丧家之犬，假装找人匆匆扫视了一下，赶紧下楼去了。

　　香港买不到"司空"，显示英国的影响的消退。但是我寓所附近路口的一家小杂货店倒有"黛文郡（Ｄｅｖｏｎｓｈｉｒｅ）奶油"，英国西南部特产，厚得成为一团团，不能倒，用茶匙舀了加在咖啡里，连咖啡粉冲的都成了名牌咖啡了。美国没有"司空"，但是有"英国麦分（ｍｕｆｆｉｎ）"，东部的较好，式样与味道都有点像酒酿饼，不过切成两片抹黄油。——酒酿饼有的有豆沙馅，酒酿的原味全失了。——英国文学作品里常见下午茶吃麦分，气候寒冷多雨，在壁炉边吃黄油滴滴的热麦分，是雨天下午的一种享受。

　　有一次在多伦多街上看橱窗，忽然看见久违了的香肠卷——其实并没有香肠，不过是一只酥皮小筒塞肉——不禁想起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飞达咖啡馆去买小蛋糕，叫我自己挑拣，他自己总是买香肠卷。一时怀旧起来，买了四只，油渍浸透了的小纸袋放在海关柜台上，关员一脸不愿意的神气，尤其因为我别的什么都没买，无税可纳。美国就没有香肠卷，加拿大到底是英属联邦，不过手艺比不上从前上海飞达咖啡馆的名厨。我在飞机上不便拿出来吃，回到美国一尝，油又大，又太辛辣，哪是我偶尔吃我父亲一只的香肠卷。

　　在上海我们家隔壁就是战时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有长风万里之热，而又是最软性的闹钟，无如闹得不是时候，白吵醒了人，像恼人春色一样使人没奈何。有了这位"芳"邻，实在是一种骚扰。

　　只有他家有一种方角德国面包，外皮相当厚而脆，中心微湿，是普通面包中的极品，与美国加了防腐剂的软绵绵的枕头面包不可同日而语。我姑姑说可以不抹黄油，白吃。美国常见的只有一种德国黑面包还好（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ｎｒｙｅ），也是方形，特别沉重，一磅只有三四寸长。不知道可是因为太小，看上去不实惠，销路不畅，也许没加防腐剂，又预先切薄片，几乎永远干硬。

　　中国菜以前只有素斋加味精，现在较普遍，为了取巧。前一向美国在查唐人街餐馆用的味精过多，于人体有害。他们自己最畅销的罐头汤里的味精大概也不少，吃了使人口干，像轻性中毒。美国罐头汤还有面条是药中甘草，几乎什么汤里都少不了它，等于吃面。我刚巧最不爱吃汤面，认为"宽汤窄面"最好窄到没有，只剩一点面味，使汤较清而厚。离开大陆前，因为想写的一篇小说里有西湖，我还是小时候去过，需要再去看看，就加入了中国旅行社办的观光团，由旅行社代办路条，免得自己去申请。在杭州导游安排大家到楼外楼去吃螃蟹面。

　　当时这家老牌饭馆子还没像上海的餐馆"面向大众"，菜价抑低而偷工减料变了质。他家的螃蟹面的确是美味，但是我也还是吃掉浇头，把汤逼干了就放下筷子，自己也觉得在大陆的情形下还这样暴殓天物，有点造孽。桌上有人看了我一眼，我头皮一凛，心里想幸而是临时性的团体，如果走不成，不怕将来被清算的时候翻旧帐。

　　出来之后到日本去，货轮上二等舱除了我只有一个上海裁缝，最典型的一种，上海本地人，毛发浓重的猫脸，文弱的中等身材，中年，穿着灰扑扑的呢子长袍。在甲板上遇见了，我上前点头招呼，问知他在东京开店，经常到香港采办衣料。他阴恻恻的，忽然一笑，像只刚吞下个金丝雀的猫，说："我总是等这只船。"

　　这家船公司有几只小货轮跑这条航线，这只最小，载客更少，所以不另开饭，头等就跟船长一桌吃，二等就跟船员一桌，一日三餐都是阔米粉面条炒青菜肉片，比普通炒面干爽，不油腻。菜与肉虽少，都很新鲜。二等的厨子显然不会做第二样菜，十天的航程里连吃了十天，也吃不厌。三四个船员从泰国经香港赴日，还不止十天，看来也并没吃倒胃口。多年后我才看到"炒米粉"、"炒河粉"的名词，也不知道那是否就是，也从来没去打听，也是因为可吃之物甚多。

　　那在美国呢？除非自己会做菜，再不然就是同化了，汉堡、热狗、圈饼甘之如饴？那是他们自己称为ｊｕｎｋｆｏｏｄ（废料食品）的。汉堡我也爱吃，不过那肉饼大部分是吸收了肥油的面包屑，有害无益，所以总等几时路过荒村野店再吃，无可选择，可以不用怪自己。

　　西方都是"大块吃肉"，不像我们切肉丝肉片可以按照丝缕顺逆，免得肉老。他们虽然用特制的铁锤捶打，也有"柔嫩剂"，用一种热带的瓜果制成，但是有点辛辣，与牛排、猪排、烤牛肉、Y*牛肉的质朴的风味不合。中世纪以来都是靠吊挂，把野味与宰了的牲口高挂许多天，开始腐烂，自然肉嫩了。所以ｈｉｇｈ（高）的一义是"臭"，ｇａｍｅｙ（像野味）也是"臭"。二○年间有的女留学生进过烹饪学校，下过他们的厨房，见到西餐的幕后的，皱着眉说："他们的肉真不新鲜。"直到现在，名小说家詹姆斯·密契纳的西班牙游记"Ｉｂｅｒｉａ"还记载一个游客在餐馆里点了一道斑鸩，嫌腐臭，一戳骨架子上的肉片片自落，叫侍者拿走，说："烂得可以不用烹调了。"

　　但是在充分现代化的国家，冷藏系统普遍，讲究新鲜卫生，要肉嫩，唯一的办法是烹调得不大熟——生肉是柔软的。照理牛排应当里面微红，但是火候扣不准，而许生不许熟，往往在盘中一刀下去就流出血水来，使我们觉得他们茹毛饮血。

　　美国近年来肥肉没销路，农人要猪多长瘦肉，训练猪只站着吃饲养，好让腰腿上肌肉发达，其坚韧可想而知。以前最嫩的牛肉都是所谓"大理石式"（ｍａｒｂｌｅｄ），瘦中稍微带点肥，像云母石的图案。现在要净瘦，自然更老了，上桌也得更夹生，不然嚼不动。

　　近年来西餐水准的低落，当然最大的原因是减肥防心脏病。本来的传统是大块吃肉，特长之一又是各种浓厚的浇汁，都是胆固醇特高的。这一来章法大乱，难怪退化了。再加上其他官能上的享受的竞争，大至性泛滥，小至滑翔与弄潮板的流行，至不济也还有电视可看。几盒电视餐，或是一只意大利饼，一家人就对付了一顿。时髦人则是生胡萝卜汁，带馊味的酸酪（ｙｏｇｕｒｔ）。尼克松总统在位时自诩注重健康，吃番茄酱拌ｃｏｔ－ｔａｇｅｃｈｅｅｓｅ①、橡皮味的脱脂牛奶渣。五○中叶我刚到纽约的时候，有个海斯康（Ｈａｓｃｏｍ）西点店，大概是丹麦人开的，有一种酥皮特大小蛋糕叫"拿破仑"，间隔着夹一层果酱，一层奶油，也不知道是拿破仑爱吃的，还是他的宫廷里兴出来的。他的第二任皇后玛丽露薏丝是奥国公主，奥京维也纳以奶油酥皮点心闻名。海斯康是连锁商店，到底不及过去上海的飞达、起士林。飞达独有的拿手的是栗子粉蛋糕与"乳酪稻草"——半螺旋形的咸酥皮小条。去年《新闻周刊》上有篇书评，盛赞有个夫妇俩合著的一本书，书中发掘美国较偏僻的公路上的餐馆，据说常有好的，在有一家吃到"乳酪稻草"。书评特别提起，可知罕见。我在波士顿与巴尔的摩吃过两家不重装潢的老餐馆，也比纽约有些做出牌子的法国菜馆好。巴尔的摩是温莎公爵夫人的故乡，与波士顿都算是古城了。两家生意都冷清，有一家不久就关门了。我来美不到一年，海斯康连锁西点店也关门了。奶油本来是减肥大忌。当时的鸡尾酒会里也就有人吃生胡萝卜片下酒。

　　最近路易西安那州有个小城居民集体忌嘴一年，州长颁给四万美元奖金，作为一项实验，要减低心脏病高血压糠尿症的死亡率。当地有人说笑话，说有一条定律："如果好吃，就吐掉它。"

　　现在吃的坏到食品招牌纸上最走红的一个字是ｏｌｄｆａｓｈ－ｉｏｎｅｄ（旧式）。反正从前的总比现在好。新出品"旧式"花生酱没加固定剂，沉淀下来结成饼，上面汪着油，要使劲搅匀，但是较有花生香味。可惜昙花一现，已经停制了，当然是因为顾客嫌费事。前两年听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处公布，花生酱多吃致癌。花生本身是无害的，总是附加的防腐剂或是固定剂致癌。旧式花生酱没有固定剂，而且招牌纸上叫人搁在冰箱里，可见也没有防腐剂。就为了懒得搅一下，甘冒癌症的危险，也真够懒的。

　　美国人在吃上的自卑心理，也表现在崇外上，尤其是没受美国影响的外国，如东欧国家。吃在西欧已经或多或少的美国化了，连巴黎都兴吃汉堡与炸鸡等各种速食。前一向ＮＢＣ电视洛杉矶本地新闻节目上破例介绍一家波兰餐馆，新从华沙搬来的老店，老板娘亲自掌厨。一男一女两个报告员一吹一唱好几分钟，也并不是代做广告，电视上不允许的，看来是由衷的义务宣传。

　　此地附近有个罗马尼亚超级市场，毕竟铁幕后的小国风气闭塞，还保存了一些生活上的传统，光是自制的面包就比市上的好。他们自制的西点却不敢恭维，有一种油炸蜜浸的小棒棒，形状像有直棱的古希腊石柱，也一样坚硬。我不禁想起罗马尼亚人是罗马驻防军与土著妇女的后裔，因此得名。不知道这些甜食里有没有罗马人吃的，还是都来自回教世界？巴尔干半岛在土耳其统治下吸收了中东色彩，糕饼大都香料太重，连上面的核桃都香得辛辣，又太甜。在柏克菜，附近街口有一家伊朗店，号称"天下第一酥皮点心"。我买了一块夹蜜的千层糕试试，奇甜。自从伊朗劫持人质事件，美国的伊朗莱馆都改名"中东菜馆"，此地附近有一家"波斯菜馆"倒没改，大概因为此间大都不知道波斯就是伊朗。

　　这罗马尼亚店还有冷冻的西伯利亚馄饨，叫"佩尔米尼"，没荷叶边，扁圆形，只有棋子大，皮薄，牛肉馅，很好吃，而且不像此地的中国馄饨搁味精。西伯利亚本来与满蒙接壤。西伯利亚的爱斯基摩人往东迁到加拿大格陵兰。本世纪初，照片上的格陵兰爱斯基摩女人还梳着汉朝陶俑的发髻，直竖在头顶，中国人看着实在眼熟。

　　这家超级市场兼售熟食，标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德国、意大利火腿、阿米尼亚（近代分属苏俄、伊朗、土耳其）香肠等等，还有些没有英译名的蒜椒熏肉等。罗马尼亚火腿唯一的好处在淡，颜色也淡得像白切肉。德国的"黑树林火腿"深红色，比此间一般的与丹麦罐头火腿都香。但是显然西方始终没解决肥火腿的问题，只靠切得菲薄，切断肥肉的纤维，但也还是往往要吐渣子。哪像中国肥火腿切丁，蒸得像暗黄色水晶一样透，而仍旧有劲道，并不入口即融，也许是火腿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不是赘瘤。——华府东南城离国会图书馆不远有个"农民市场"，什么都比别处好，例如乡下自制的"浴盆（ｔｕｂ）黄油。"有切厚片的腌猪肉（ｂａｃｏｎ），倒有点像中国火腿。

　　罗马尼亚店的德国香肠太酸，使我想起买过一瓶波兰小香肠，浸在醋里，要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过才能吃，也还是奇酸。德国与波兰本来是邻邦。又使我想起余光中先生《北欧行》一文中，都塞道夫一家餐馆的奇酸的鱼片。最具代表性的德国菜又是ｓａｕｅｒｋｒａｕｔ（酸卷心菜），以至于ｋｒａｕｔ一字成为德国人的代名词，虽然是轻侮的，有时候也作为昵称，影星玛琳黛德丽原籍德国，她有些朋友与影评家就叫她ｔｈｅｋｒａｕｔ。

　　中国人出国旅行，一下飞机就直奔中国饭馆，固然是一项损失，有些较冷门的外国菜也是需要稍具戒心，大致可以概括如下：酸德国、波兰；甜犹太——犹太教领圣餐喝的酒甜得像糖浆，市上的摩根·大卫牌葡萄酒也一样，ｋｏｓｈｅｒ（合教规的食品）鸡肝泥都搁不少糖，但是我也在康桥买到以色列制的苦巧克力——当然也并不苦，不过不大甜；辣回回，包括印尼、马来西亚，以及东欧的土耳其帝国旧属地。印度与巴基斯坦本是一体，所以也在内，虽然不信回教。蓝色的多瑙河一流进匈牙利，两岸的农夫吃午餐，都是一只黑面包，小锅辣煨蔬菜，匈牙利名菜"古拉矢"（ｇｏｕｌａｓｈ）蔬菜Y*牛肉小牛肉——就辣。埃及的"国菜"是辣煨黄豆，有时候打一只鸡蛋在上面，作为营养早餐。观光旅馆概不供应。

　　西班牙被北非的回教徒摩尔人征服过，墨西哥又被西班牙征服过，就都爱吃辣椒。中世纪法国南部受西班牙的摩尔人的影响很大。当地的名菜，海鲜居多，大都搁辣椒粉、辣椒汁。辣味固然开胃，嗜辣恐怕还是ａｎｅｄｕｃａｔｅｄｔａｓｔｅ（教练出来的口味）。在回教发源地沙乌地阿拉伯沙漠里日夜气温相差极大，白天酷热，人民畜牧为生，逐水草而居，没有地窖可以冷藏食物。辣的香料不但防腐，有点气味也遮盖过去了。非洲腹地的菜也离不了辣椒，是热带的气候关系，还是受北非、东非、西非的回教徒影响，就不得而知了。

　　这片罗马尼亚店里有些罐头上只有俄文似的文字，想必是罗马尼亚文了，巴尔干半岛都是南方的斯拉夫人。有一种罐头上画了一只弯弯的紫茄子。美国的大肚茄子永远心里烂，所以我买了一听罐头茄子试试，可不便宜——难道是茄子塞肉？原来是茄子泥，用豆油或是菜籽油，气味强烈冲鼻。里面的小黑点是一种香料种籽。瓜菜全都剁成酱，也跟印度相同。

　　犹太面包"玛擦"（ｍａｔｓｏ）像苏打饼干而且较有韧性，夹鲫鱼（ｈｅｒｒｉｎｇ）与未熟乳酪（ｃｒｅａｍｃｈｅｅｓｅ）做三明治，外教人也视为美食。没有"玛擦"，就用普通面包也不错。不过这罐头鱼要滴上几滴柠檬与瓶装蒜液（ｌｉｑｕｉｄｇａｒｌｉｃ）去腥气——担保不必用除臭剂漱口，美国的蒜没蒜味。我也听见美国人说过，当然是与欧洲的蒜相对而言；即使到过中国，在一般的筵席上也吃不到。

　　阿拉伯面包这爿店就有，也是回教的影响。一叠薄饼装在玻璃纸袋里，一张张饼上满布着烧焦的小黑点，活像中国北边的烙饼。在最高温的烤箱熄火后急烤两分钟，味道也像烙饼，可以卷炒蛋与豆芽菜炒肉丝吃——如果有的话。豆芽菜要到唐人街去买。多数超级市场有售的冷冻"炒面"其实就是豆芽菜烧荸荠片，没有面条，不过豆芽菜根没摘净，像有刺。

　　我在三藩市的时候，住得离唐人街不远，有时候散散步就去买点发酸的老豆腐——嫩豆腐没有。有一天看到店铺外陈列的大把紫红色的苋菜，不禁怦然心动。但是炒苋菜没蒜，不值得一炒。此地的蒜干姜瘪枣，又没蒜味。在上海我跟我母亲住的一个时期，每天到对街我舅舅家去吃饭，带一碗菜去。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红花，斑斑点点暗红苔绿相同的锯齿边大尖叶子，朱翠离披，不过这花不香，没有热呼呼的苋菜香。

　　日本料理不算好，但是他们有些原料很讲究，例如米饭，又如豆腐。在三藩市的一个日本饭馆里，我看见一碟洁白平正的豆腐，约有五寸长三寸宽，就像是生豆腐，又没有火锅可投入。我用汤匙舀了一角，就这么吃了。如果是盐开水烫过的，也还是淡，但是有清新的气息，比嫩豆腐又厚实些。结果一整块都是我一个人吃了。想问女侍他们的豆腐是在哪买的，想着我不会特别到日人街去买，也就算了。

　　在三藩市的意大利区，朋友带着去买过一盒菜肉馅意大利饺，是一条冷静的住家的街，灰白色洋灰壳的三四层楼房子，是一爿店，就叫ＲａｖｉｏｌｉＦａｃｔｏｒｙ（"意大利饺厂"）。附有小纸杯浇汁，但是我下在锅里煮了一滚就吃，不加浇汁再烤。菜色青翠，清香扑鼻，活像荠菜饺子，不过小巧些。八九年后再到三藩市，那地址本就十分模糊，电话簿上也查不到，也许关门了。

　　美国南方名点山核桃批（ｐｅｃａｎｐｉｅ）是用猪油做的，所以味道像枣糕，蒸熟烤熟了更像。枣糕从前我们家有个老妈妈会做。三○年间上海开过一家"仿（御）膳"的餐馆，有小窝窝头与枣糕，不过枣糕的模子小些，因此核桃馅太少，面粉里和的枣泥也不够多，太板了些。

　　现代所有繁荣的地区都生活水准普遍提高，劳动减少，吃得太富营养，一过三十岁就有中风的危险。中国的蔬菜小荤本来是最理想的答复。我觉得发明炒菜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小小里程碑。几乎只要到菜场去拾点断烂菜叶边皮，回来大火一煽，就能化腐朽为神奇。不过我就连会做的两样最简单的菜也没准，常白糟蹋东西又白费工夫，一不留神也会油锅起火，洗油锅的去垢棉又最伤手，索性洗手不干了。已经患"去垢粉液手"（ｄｅｔｅｒｇｅｎｔｈａｎｄｓ），连指纹都没有了，倒像是找医生消灭掉指纹的积犯。

　　有个美国医生劝我吃鱼片火锅，他们自己家里也吃，而且不用火锅也行。但是普通超级市场根本没有生鱼，火锅里可用的新鲜蔬菜也只有做沙拉的生菜，极少营养价值。深绿色的菜叶如菠菜都是冷冻的。像他当然是开车上唐人街去买青菜。大白菜就没有叶绿素。

　　人懒，一不跑唐人街，二不去特大的超级市场，就是街口两家，也难得买熟食，不吃三明治就都太咸，三不靠港台亲友寄粮包——亲友自也是一丘之貉，懒得跑邮局，我也懒得在信上详细叮嘱，寄来也不合用，宁可凑合着。

　　久已有学者专家预期世界人口膨胀到一个地步，会闹严重的粮荒，在试验较经济的新食物，如海藻、蚯蚓。但是就连鱼粉，迄今也只喂鸡。近年来几次大灾荒，救济物资里也没有鱼粉、蛋粉，也许是怕挨骂，说不拿人当人，饲鸡的给人吃。海藻只有日本味噌汤中是旧有的。中国菜的海带全靠同锅的一点肉味，海带本身滑塌塌沉甸甸的，毫无植物的清气，我认为是失败的。

　　我母亲从前有亲戚带蛤蟆酥给她，总是非常高兴。那是一种半空心的脆饼，微甜，差不多有巴掌大，状近肥短的梯形，上面芝麻撒在苔绿底子上，绿阴阴的正是一只青蛙的印象派画像。那绿绒倒就是海藻粉。想必总是沿海省分的土产，也没包装，拿了来装在空饼干筒里。我从来没有在别处听见说过这样东西。过去民生艰苦，无法大鱼大肉，独多这种胆固醇低的精巧的食品，湮灭了实在太可惜了。尤其现在心脏病成了国际第一杀手，是比粮荒更迫切的危机。无疑的，豆制品是未来之潮。黄豆是最无害的蛋白质。就连瘦肉里面也有所谓"隐藏的脂肪"（ｈｉｄｄｅｎｆａｔ）。鱼也有肥鱼瘦鱼之别。

　　前两年有个营养学家说："鸡蛋唯一的功用是孵成鸡。"他的同行有的视为过激之论，但是许多医生都给鸡蛋采取配给制，一两天或一两个星期一只不等。真是有心脏病血压高，那就只好吃只大鸭蛋了。中外一致认为最滋补壮阳的生鸡蛋更含有毒素。

　　有人提倡汉堡里多搀黄豆泥，沾上牛肉味，吃不出分别来。就恐怕肉太少了不够味，多了，牛肉是肉类中胆固醇最高的。电视广告上常见的"汉堡助手"，我没见过盒面上列举的成分，不知道有没有豆泥，还是仍旧是面包屑。只看见超级市场有煎了吃的素腊肠，想必因为腊肠香料重，比较容易混得过美国现在流行素食，固然是胆固醇恐慌引起的"恐肉症"，认为吃素比肉食健康，一方面也是许多青年对禅宗有兴趣，佛教戒杀生，所以他们也对"吃动物的尸体"感到憎怖。中国人常常嘲笑我们的吃素人念念不忘荤腥；素鸡、素鹅、素鸭、素蛋、素火腿层出不穷，不但求形似，还求味似，也是靠材料丰富，有多样性，光是干燥的豆腐就有豆腐皮、豆腐干、腐竹百叶，大小油豆腐——小球与较松软吸水的三角形大喇叭管——质地性能各各不同。在豆制品上，中国是唯一的先进国。只要有兴趣，一定是中国人第一个发明味道可以乱真的素汉堡。譬如豆腐渣，浇上吃剩的红烧肉汤汁一炒，就是一碗好菜，可见它吸收肉味之敏感；累累结成细小的一球球，也比豆泥像碎肉。少搀上一点牛肉，至少是"花素汉堡。"

霍英东

表姨细姨及其他


　　林佩芬女士在《书评书目》上评一篇新近的拙著短篇小说，题作《看张——'相见欢'的探讨》，篇首引袁枚的一首诗，我看了又笑又佩服，觉得引得实在好，抄给读者看：

　　一字千改始心安；
　　阿婆还是初笄女，
　　头未梳成不许看。

——袁枚·遣兴

　　文内提起这故事里伍太太的女儿称母亲的表姊为"表姑"，而不是"表姨"，可见"两人除了表姊妹之外还有婚姻的关系——两人都是亲上加亲的婚姻，伍太太的丈夫是她们的表弟，旬太太的丈夫也是'亲戚故旧'中的一名。"

　　林女士实在细心。不过是荀太太的丈夫比她们表姊妹俩小一岁，伍太太的丈夫不见得也比太太年青。

　　其实严格的说来，此处应作"表姨"。她们不过是单纯的表姊妹。写到"表姑"二字的时候我也曾经踌躇了一会，不是没想到应当下注解。

　　我有许多表姑，表姨一个都没有。我母亲的表姊妹也是我父亲的远房表姊妹，就也算表姑。我直到现在才想起来是忌讳"姨"字。难道"表"不谐音"婊"字？不但我们家——我们是河北人——在亲戚家也都没听见过"表姨"这称呼。唯一的例外是合肥李家有个女婿原籍扬州，是亲戚间唯一的苏北人，他太太跟我姑姑是堂表姊妹，他们的子女叫我姑姑"表姨娘"。当时我听着有点刺耳，也没去研究为什么。固然红楼二尤也是贾蓉的姨娘——已婚称"姨妈"，未婚称"姨娘"没错，不过《红楼梦》里小辈也称姨娘为"姨娘"。想必因为作妾不是正式结婚，客气的尊称只好拿来作为未婚的姨母看待。

　　我母亲是湖南人，她称庶母"大姨二姨"。我舅母也是湖南人。但是我舅舅家相当海派，所以表姊妹们叫舅母的妹妹"阿姨"——"阿姨"是吴语，近年来才普及——有"阿姨"的也只此一家。

　　照理"姨妈"这名词没有代用品，但是据我所知，"姨妈"也只有一个。李鸿章的长孙续娶诗人杨云史的妹妹，小辈都称她的姊姊"大姨妈"。杨家是江南人——常熟？

　　但是我称我继母的妹妹"大姨""八姨九姨"以至于"十六姨"。她们父亲孙宝琦有八个儿子，十六个女儿。孙家仿佛是江南人——我对这些事一向模糊——虽然都一口京片子非常道地。

　　此外我们这些亲戚本家都来自华北华中与中南部。看来除了风气较开放的江南一隅——延伸到苏北——近代都避讳"姨"字，至少口头上"姨""姨娘"的称呼已经被淘汰了，免与姨太太混淆。

　　闽南话"细姨"是妾，想必福建广东同是称"小"作"细"。现在台湾恐怕不大有人称妻妹为小姨了。

　　三○年间张资平的畅销小说，有一篇写一个青年与他母亲的幼妹"云"姨母恋爱。"云姨母"显然不是口语，这称呼很怪，非常不自然，是为了避免称"云姨"或"云姨娘"。即使是文言，称未婚少女为"姨母"也不对。张资平的小说外表很西式，横行排字，书中地点都是些"Ｈ市""Ｓ市"，也看不出是否大都市，无法推测是汉口上海还是杭州汕头。我的印象是作者是内地人，如果在上海写作也是后来的事。他显然对"姨"字也有过敏性。

　　"表姑""表姨"的纠纷表过不提，且说《相见欢》这篇小说本身，似乎也应当加注解。短短一篇东西，自注这样长，真是个笑话。我是实在向往传统的白描手法——全靠一个人的对白动作与意见来表达个性与意向。但是向往归向往，是否能做到一两分又是一回事了。显然失败了，连林女士这样的细心人都没看出《相见欢》中的旬绍甫。

　　①对他太太的服饰感到兴趣，虽然他不是个娘娘腔的人；②认为盲婚如果像买奖券，他中了头奖；③跟太太说话的时候语声温柔，与平时不同；④虽然老夫老妻年纪都已过中年，对她仍旧有强烈的欲望；是爱她太太。至于他听不懂她的弦外之音，又有时候说话不留神，使她生气，那是多数粗豪的男子的通病。

　　这里的四个人物中，伍太太的女儿是个旁观者。关于她自己的身世，我们只知道她家里反对她早婚，婚后丈夫出国深造，因为无法同去，这才知道没钱的苦处。这并不就是懊悔嫁了个没钱的人，至少没有悔意的迹象，小夫妻俩显然恩爱。不过是离愁加上面对现实——成长的痛苦。

　　伍太太有两点矛盾：

　　①痛心她挚爱的表姊彩凤随鸦，代抱不平到恨不得红杏出墙，而对她钉梢的故事感到鄙夷不屑——当是因为前者是经由社交遇见的人，较罗曼谛克；②因为她比旬太太有学识，觉得还是她比较能了解绍甫为人——他宁可在家里孵豆芽，不给军阀做事，北伐后才到南京找了个小事。但是她一方面还是对绍甫处处吹毛求疵，对自己的丈夫倒相当宽容，"怨而不怒"，——只气她的情敌，心里直骂"婊子"，大悖她的淑女形象——被遗弃了还乐于给他写家信。

　　显然她仍旧妒恨绍甫。少女时代同性恋的单恋对象下嫁了他，数十年后余愤未平。倒是旬太太已经与现实媾和了，而且很知足，知道她目前的小家庭生活就算幸福的了。一旦绍甫死了生活无着，也准备自食其力。她对绍甫之死的冷酷，显示她始终不爱他。但是一个人一辈子总也未免有情，不过她当年即使对那恋慕她的牌友动了心，又还能怎样？也只好永远念叨着那钉梢的了。

　　几个人一个个心里都有个小火山在，尽管看不见火，只偶尔冒点烟，并不像林女士说的"槁木死灰"，"麻木到近于无感觉"。这种隔阂，我想由来已久。我这不过是个拙劣的尝试，但是"意在言外""一说便俗"的传统也是失传了，我们不习惯看字里行间的夹缝文章。而从另一方面说来，夹缝文章并不是打谜。林女士在引言里说我的另一篇近作《色，戒》——女主角的名字才谐音为"王佳芝"？）

　　使我联想到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曾经有人说我的一篇小说《留情》中淡黄色的墙是民族观念——偏爱黄种人的肤色——同属红楼梦索隐派。当然，连红楼梦都有卜世仁（不是人），贾芸的舅舅。但是当时还脱不了小说是游戏文章的看法，曹雪芹即使不同意，也不免偶一为之。时至今日，还幼稚到用人物姓名来骂人或是暗示作书宗旨？

　　此外林女士还提起《相见欢》中的观点问题。我一向沿用旧小说的全知观点羼用在场人物观点。各个人的对话分段。

　　这一段内有某人的对白或动作，如有感想就也是某人的，不必加"他想"或"她想"。这是现今各国通行的惯例。这篇小说里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林女士单挑出伍太太想的"外国有这句话：'死亡使人平等。'其实不等到死已经平等了。当然在一个女人是已经太晚了……"指为"夹评夹叙"，是"作者对小说中人物的批判"，想必因为原文引了一句英文名句，误认为是作者的意见。

　　伍太太"一肚子才学"（原文），但是没说明学贯中西。伍太太实有其人，曾经陪伴伍先生留学英美多年，虽然没有正式进大学，英文很好。我以为是题外文章，略去未提。倘然提起过，她熟悉这句最常引的英语，就不大至于显得突兀了。

　　而且她女儿自恨不能跟丈夫一同出国，也更有来由。以后要把这一点补写进去，非常感谢林女士提醒我。

　　（一九八八年）


"嗄？"


　　在《联合报》副刊上看到我的旧作电影剧本《太太万岁》，是对白本。我当时没看见过这油印本，直到现在才发现影片公司的抄手代改了好些语助词。最触目的是许多本来一个都没有的"嗄"字。

　　《金瓶梅词话》上称菜肴为"嗄饭"，一作"下饭"（第四十二回，香港星海版第四七二页倒数第四行："两碗稀烂下饭"）。同回稍早，"下饭"又用作形容词："两食盒下饭菜蔬"（第四七一页第一行）。苏北安徽至今还保留了"下饭"这形容词，说某菜"下饭"或"不下饭"，指有些菜太淡，佐餐吃不了多少饭。

　　林以亮先生看到我这篇东西的原稿，来信告诉我上海话菜肴又称"下饭"并引《简明吴方言词典》（一九八六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吴言区包括上海——浦东本地——苏州、宁波、绍兴等江浙七地），第十页有这一条：

　　下饭（宁波）

　　同"嗄饭"

　　举一实例：

　　"宁波话就好，叫'下饭'，随便啥格菜，全叫'下饭'。"

　　（独脚戏"宁波音乐家"）

　　林以亮信上说："现代上海话已把'下饭'从宁波话中吸收了过来，成为日常通用的语汇，代替了小菜或菜肴。上海人家中如果来了极熟的亲友，留下来吃饭，必说宁波话：'下饭呒交（读如高）饭吃饱。'意思是自己人，并不为他添菜，如果菜不够，白饭是要吃饱的。至于有些人家明明菜肴丰盛，甚至宴客，仍然这么说，就接近客套了。可是在日常生活的谈话中，下饭并不能完全取代小菜，例如'今朝的小菜哪能格蹩脚（低劣）！''格饭店的小菜真推板！'还是用小菜而不用下饭。"

　　我收到信非常高兴得到旁证，当然也未免若有所失，发现我费上许多笔墨推断出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总算没闹出笑话来，十分庆幸。我的上海话本来是半途出家，不是从小会说的。我的母语，被北边话与安徽话的影响冲淡了的南京话，就只有"下饭"作为形容词，不是名词。南京话在苏北语区的外缘，不尽相同。

　　《金瓶梅》中的"下饭"兼用作名词与形容词。现代江南与淮扬一带各保留其一。历代满蒙与中亚民族入侵的浪潮，中原冲洗得最彻底，这些古色古香的字眼荡然无存了。

　　《金瓶梅》里屡次出现的"嚣"（意即"薄"）字，如"嚣纱片子"，也是淮扬地区方言，当地人有时候说"薄嚣嚣的"。

　　"嚣"疑是"绡"，古代丝织品，后世可能失传或改名。但是在这一带地方，民间仍旧有这么个印象，"绡"是薄得透明的丝绸，因此称"绡"就是极言其薄。

　　《金瓶梅》里的皖北方言有"停当（妥当）"，"投到（及至）"，"下晚（下午近日落时）"。我小时候听合肥女佣说"下晚"总觉得奇怪，下午四五点钟称"下晚"——下半夜？疑是古文"向晚"。"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后人渐渐不经意地把"向"读作"下"。同是齿音，"向"要多费点劲从齿缝中迸出来。旧小说中通行的，没地域性的"晌午"，大概也就是"向午"。

　　已经有人指出《金瓶梅》里有许多吴语。似乎作者是"一个南腔北调人"（郑板桥诗），也可能是此书前身的话本形成期间，流传中原与大江南北，各地说书人加油加酱渲染的痕迹。

　　"嗄饭"与"下饭"通用，可见"嗄"字一直从前就是音"下"，亦即"夏"。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中的吴语，语尾"嗄"字欲音"贾"。娇滴滴的苏白"嗄啥？"（什么呀？读如《水浒传》的"洒家"。）

　　吴语"夏"、"下"同音"卧"上声。《海上花》是写给吴语区读者看的。作者韩子云如果首创用"嗄"来代表这有音无字的语助词"贾"，不但"夏"、"贾"根本不同音，你也该顾到读者会感到混乱，不确定音"夏"是照他们自己的读法，还是依照官话。总是已有人用"嗄"作语助词，韩子云是借用的。扬州是古中国的大城市，商业中心，食色首都。扬州厨子直到近代还有名，比"十里扬州路"上一路的青楼经久。

　　"腰缠万贯，骑鹤上扬州"，那种飘飘欲仙的向往，世界古今名城中有这魅力的只有"见了拿波里死也甘心"，与"好美国人死上了巴黎"。

　　扬州话融入普通话的主流，但是近代小说里问句话尾的"口奢"字是苏北独有。"嗄"音"沙"或"舍"，大概本来就是"嗄"，逐渐念走了腔，变成"沙"或"口奢口奢"，唇舌的动作较省力。

　　"口奢"带点嗔怪不耐的意味，与《海上花》的"嗄"相同。

　　因此韩子云也许不能算是借用"嗄"字，而是本来就是一个字，不过苏州、扬州发音稍异。

　　无论是读"夏"或"介"，"嗄"字只能缀在语尾，不能单独成为一个问句。《太太万岁》剧本独多自成一句的"嗄"？

　　原文是"啊？"本应写作"啊（入声）？！"追问逼问的叱喝。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字有这一种用法，就不必罗嗦注上"入声"，又再加上个惊叹号了。

　　《太太万岁》的抄手显然是嫌此处的"啊？"不够著重，但是要加强语气，不知为什么要改为"嗄？"而且改得兴起，顺手把有些语尾的"啊"字也都改成"嗄"。连"呀"也都一并改"嗄"。

　　旧小说戏曲中常见的"吓"字，从上下文看来，是"呀"字较早的写法，迄今"吓"、"呀"相通。我从前老是纳闷，为什么用"下"字偏旁去代表"呀"这声音。直到现在写这篇东西，才联带想到或许有个可能的解释：

　　全校本《金瓶梅词话》的校辑者梅节序中说："书中的清河，当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城镇，生活场景较近南清河（今苏北淮阴）。《金瓶梅》评话最初大概就由'打谈的'在淮安、临清、扬州等运河大码头上说唱，听众多为客商，船夫和手艺工人。"

　　说书盛行始自运河区，也十分合理。河上的工商亟需比戏剧设备简单的流动的大众化娱乐。中国的白话文学起源于说唱的脚本。明朝当时的语助词与千百年前的"耶"、"乎"、"也"、"焉"自然不同，需要另造新字作为"啊"、"呀"这些声音的符号。苏北语尾有"嗄"。《金瓶梅》有"嗄"字而未用作语助词，但是较晚的其他话本也许用过。"嗄"字一经写入对白，大概就有人简写为"吓"，笔画少，对于粗通文墨的说书人或过录者便利得多，因此比"嗄"流行。流行到苏北境外，没有扬州话句尾的"嗄"，别处的人不知何指，以为就是最普遍的语尾"呀"。那时候苏州还没出了个韩子云，没经他发现"嗄"就是苏白句末发音稍异的"贾"，所以也不识"嗄"字缩写的"吓"，也跟着大家当作"呀"字使用。因而有昆曲内无数的"相公吓！""夫人吓！"

　　还有我觉得附带值得一提的：近年来台湾新兴出"到"字语助词，其实是苏北原有的，因为不是国语，一直没有形之于文字。"到"的字义接近古文"也"字。华中的这一个凋敝的心脏区似是汉族语言的一个积水潭，没有经过一波波边疆民族的冲激感染。苏北语的平仄与四声就比国语吴语准确。

　　《太太万岁》的抄手偏爱"嗄"字而憎恶"嗳"字，原文的"嗳"统改"哎"或"唉"。

　　"嗳"一作"sG"，是偶然想起什么，唤起别人注意的轻呼声。另一解是肯定——"嗳"是"是的"，"噢"是"是。"

　　不过现代口语没有"是"字了，除了用作动词。过去也只有下属对上司，以及官派的小辈对长辈与主仆间（一概限男性）才称是。现在都是答应"噢"。

　　作肯定解的"嗳"有时候与"sG"同音"爱"，但是更多的时候音"Ａ"，与"唯"押韵。"噢"与"诺"押韵。

　　"嗳，嗳，""噢，噢，"极可能就是古人的唯唯诺诺，不过今人略去子音，只保留母音，减少嘴唇的动作，省力得多。

　　"哎"与"嗳"相通，而笔画较简，抄写较便。

　　"嗳""哎"还有可说，改"唉"就费解了，"唉"是叹息声。

　　《太太万岁》中太太的弟弟与小姑一见倾心，小姑当着人就流露出对他关切，要他以后不要乘飞机——危险。他回答：

　　"好吧。哼哼！嘿嘿！"怎么哼哼冷笑起来？

　　此处大概是导演在对白中插入一声闭着嘴的轻微的笑声，略似"唔哼！"礼貌地，但是心满意足地，而且毕竟还是笑出声来。"嘿嘿！"想必，一时找不到更像的象音的字，就给添上"哼哼！"二字，标明节拍。当场指点，当然没错，抄入剧本就使人莫名其妙了。

　　对白本一切从简，本就要求读者付出太多的心力，去揣摩想象略掉的动作表情与场景。哪还经得起再乱用语助词，又有整句整段漏抄的，常使人看了似懂非懂。在我看来实在有点伤心惨目，不然也不值得加上这么些个说明。

　　（一九八九年九月）

被 窝


　　连夜抄写了一万多字，这在我是难得的事，因为太疲倦，上床反而睡不着。外面下着雨，已经下了许多天，点点滴滴，歪歪斜斜，像我的抄不完的草稿，写在时速消息油印的反面，黄色油印字迹透过纸背，不论我写的是什么，快乐的，悲哀的，背后永远有那黄阴阴的一行一行；蓝墨水盖这不住棗阴凄凄的新闻。"××秘书长答记者问：户口米不致停止配给，外间所传不确……"黄黯单调的一行一行……滴沥滴沥，搭啦搭啦，雨还在下，一阵密，一阵疏，一场空白。

　　霖雨的晚上，黏唧唧地，更觉得被窝的存在。翻个身，是更冷的被窝。外国式的被窝，把毯子底下托了被单，紧紧塞到褥子底下，是非常坚牢的布置，睡相再不好的人也蹬它不开。可是空荡荡地，面积太大，不容易暖和；热燥起来，又没法子把脚伸出去。中国式的被窝，铺在褥子上面，折成了筒子，恰恰套在身上，一会就热了，轻便随和，然而不大牢靠，一下子就踢开了。由此可以看出国民性的不同。日本被窝，不能说是"窝"。方方的一块覆在身上，也不叠一叠，再厚些底下也是风飕飕，被面上印着大来大去的鲜丽活泼的图案，根本是一张画，不过下面托了层棉胎。在这样的空气流通的棉被底下做的梦，梦里也不会耽於逸乐，或许梦见隆冬郊外的军事训练。

　　中国人怕把娇艳的丝质被面弄脏了，四周用被单包过来，草草地缝几针，被面不能下水，而被单随时可以拆下来洗濯，是非常合科实际的打算。外国人的被单不订在毯子上，每天铺起床来比较麻烦，但他们洗被单的意思似乎比我们更为坚决明晰，而他们也的确比我们洗得勤些。被单不论中外，都是白色的居多，然而白布是最不罗曼谛克的东西，至多只能做到一个干净，也还不过是病院的干净，有一点惨戚。淡粉红的就很安乐，淡蓝看着是最奢侈的白，真正雪雪白，像美国广告里用他们的肥皂粉洗出来的衣裳。中国人从前，只有小孩子与新嫁娘可以用粉红的被单，其余都是白的。被的一头有时另外一条白布，叫做"被档头"，可以常常洗，也是偷懒的办法。日本仿佛也有一种"被档头"，却是黑丝绒的长条，头上的油垢在上面擦来擦去，虽然耐脏，看着却有点腻心。天鹅绒这样东西，因为不是日本固有的织物，他们虽然常常用，用得并不好。像冬天他们女人和服上加一条深红丝绒的围巾虽比绒线结的或是毛织品的围巾稍许相称些，仍旧不大好看。

　　想着也许可以用这作为材料写篇文章，但是一想到文章，心里就急起来，听见隐隐的两声鸡叫，天快亮了，越急越睡不着。我最怕听鸡叫。"明日白露，光阴往来"，那是夜。在黎明的鸡啼里，却是有去无来，有去无来，凄凄地，急急地，淡了下去，没有影子黑影子至少还有点颜色。

　　鸡叫的渐渐多起来，东一处，西一处，却又好些，不那么虚无了。我想，如果把鸡鸣画出来，画面上应当有赭红的天，画幅很长很长，卷起来，一路打开，全是天，悠悠无尽。而在头底下略有一点影影绰绰的城市或是墟落，鸡声从这里出来，蓝色的一缕一缕，战抖上升，一顿，一顿，方才停了。可是一定要多留点地方，给那深赭红的天……多多留些地方……这样，我睡着了。

原载1994年11月19日《新中国报·学艺》

霍英东

谈画


　　 我从前的学校教室里挂着一张《蒙娜·丽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名画。先生说："注意那女人脸上的奇异的微笑。"的确是使人略感不安的美丽恍惚的笑，象是一刻也留它不住的，即使在我努力注意之际也滑了开去，使人无缘无故觉得失望。先生告诉我们，画师画这张图的时候曾经费尽心机搜罗了全世界各种罕异可爱的东西放在这女人面前，引她现出这样的笑容。我不喜欢这解释。绿毛龟，木乃伊的脚，机器玩具，倒不见得使人笑这样的笑。使人笑这样的笑，很难罢？可也说不定很容易。一个女人蓦地想到恋人的任何一个小动作，使他显得异常稚气，可爱又可怜，她突然充满了宽容，无限制地生长到自身之外去，荫庇了他的过去与将来，眼睛里就许有这样的苍茫的微笑。

　　《蒙娜·丽萨》的模特儿被考证出来，是个年轻的太太。也许她想起她的小孩今天早晨说的那句聪明的话——真是什么都懂得呢——到八月里才满四岁——就这样笑了起来，但又矜持着，因为画师在替她画像，贵妇人的笑是不作兴露牙齿的。

　　然而有个十九世纪的英国文人——是不是ＷａｌｔｅｒｄｅｌａＭａｒｅ，记不清了——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蒙娜·丽萨》，却说到鬼灵的智慧，深海底神秘的鱼藻。看到画，想做诗，我并不反对——好的艺术原该唤起观众各个人的创造性，给人的不应当是纯粹被动的欣赏——可是我憎恶那篇《蒙娜·丽萨》的说明，因为是有限制的说明，先读了说明再去看图画，就不由得要到女人眼睛里去找深海底的鱼影子。那样的华美的附会，似乎是增多，其实是减少了图画的意义。国文课本里还读到一篇《画记》，那却是非常简练，只去计算那些马，几匹站着，几匹卧着，中国画上题的诗词，也只能拿它当做字看，有时候的确字写得好，而且给了画图的结构一种脱略的，有意无意的均衡，成为中国画的特点。然而字句的本身对于图画总没有什么好影响，即使用的是极优美的成句，一经移植在画上，也觉得不妥当。

　　因此我现在写这篇文章关于我看到的图画，有点知法犯法的感觉，因为很难避免那种说明的态度——而对于一切好图画的说明，总是有限制的说明，但是临下笔的时候又觉得不必有那些顾忌。譬如朋友见面，问："这两天晚上月亮真好，你看见了没有？"那也很自然罢？

　　新近得到一本赛尚画册，有机会把赛尚的画看个仔细。以前虽然知道赛尚是现代画派第一个宗师，倒是对于他的徒子徒孙较感兴趣，像Ｇａｕｇｕｉｎ，ＶａｎＧｏｇｈ，Ｍａｔｉｓｓｅ，以至后来的Ｐｉｃａｓｓｏ，都是抓住了他的某一特点，把它发展到顶点，因此比较偏执，鲜明，引人入胜。而充满了多方面的可能性的，广大的含蓄的赛尚，过去给我唯一的印象是杂志里复制得不很好的静物，几只灰色的苹果，下面衬着桌布，后面矗立着酒瓶，从苹果的处理中应当可以看得出他于线条之外怎样重新发现了"块"这样东西，但是我始终没大懂。我这里这本书名叫《赛尚与他的时代》，是日文的，所以我连每幅画的标题也弄不清楚。早期的肖像画中有两张成为值得注意的对比。一八六○年的一张，画的是个宽眉心大眼睛诗人样的人，云里雾里，暗金质的画面上只露出一部分的脸面与白领子。我不喜欢罗曼蒂克主义的传统，那种不求甚解的神秘，就象是把电灯开关一捻，将一种人造的月光照到任何事物身上，于是就有模糊的蓝色的美艳，有黑影，里头唧唧阁阁叫着兴奋与恐怖的虫与蛙。

　　再看一八六三年的一张画，里面也有一种奇异的，不安于现实的感觉，但不是那样廉价的诗意。这张画里我们看见一个大头的小小的人，年纪已在中年以上了，波鬈的淡色头发照当时的式样长长地分披着。他坐在高背靠椅上，流转的大眼睛显出老于世故的，轻蔑浮滑的和悦，高翘的仁丹胡子补足了那点笑意。然而这张画有点使人不放心，人体的比例整个地错误了，腿太短，臂膊太短，而两只悠悠下垂的手却又是很长，那白削的骨节与背后的花布椅套相衬下，产生一种微妙的，文明的恐怖。

　　一八六四年所作的僧侣肖像，是一个须眉浓鸷的人，白袍，白风兜，胸前垂下十字架，抱着胳膊，两只大手，手与脸的平面特别粗糙，隐现冰裂纹。整个的画面是单纯的灰与灰白，然而那严寒里没有凄楚，只有最基本的，人与风雹山河的苦斗。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许多宗教画最陈腐的题材，到了赛尚手里，却是大不相同了。"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实在使人诧异。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白鹰钩鼻子与紧闭的嘴里有四五十年来狭隘的痛苦。她并没有抱住基督，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从她那暗色衣裳的折叠上可以闻得见捂着的贫穷的气味。抱着基督的倒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石柱一般粗的手臂，秃了的头顶心雪白地连着阴森的脸，初看很可怕，多看了才觉得那残酷是有它的苦楚的背景的，也还是一个可同情的人。尤为奇怪的是基督本人，皮肤发黑，肌肉发达，脸色和平，伸长了腿，横贯整个的画面，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似乎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散步的人》，一个高些，戴着绅士气的高帽子，一个矮些的比较像武人，头戴卷檐大毡帽，脚踏长统皮靴，手扶司的克。那炎热的下午，草与树与淡色的房子蒸成一片雪亮的烟，两个散步的人衬衫里焖着一重重新的旧的汗味，但仍然领结打得齐齐整整，手挽着手，茫然地，好脾气地向我们走来，显得非常之楚楚可怜。 《野外风景》里的两个时髦男子的背影也给人同样的渺小可悲的感觉。主题却是两个时装妇女。这一类的格局又是一般学院派肖像画的滥调——满头珠钻，严妆的贵族妇人，昂然立在那里像一座小白山；背景略点缀些树木城堡，也许是她家世袭的采邑。然而这里的女人是绝对写实的。一个黑头发的支颐而坐，低额角，壮健，世俗，有一种世俗的伶俐。一个黄头发的多了一点高尚的做作，斜欠身子站着，卖弄着长尾巴的鸟一般的层叠的裙幅，将面颊偎着皮手笼，眉目冲淡的脸上有一种朦胧的诗意。把这样的两个女人放在落荒的地方，风吹着远远的一面大旗，是奇怪的，使人想起近几时的超写实派，画一棵树，树顶上嵌着一支沙发椅，野外的日光照在碎花椅套上，梦一样的荒凉。赛尚没有把这种意境发展到它的尽头，因此更为醇厚可爱。 《牧歌》是水边的一群男女，蹲着、躺着，坐着，白的肉与白的衣衫，音乐一般地流过去，低回作Ｕ字形。转角上的一个双臂一伸，托住自己颈项的裸体女人，周身的肉都波动着，整个的画面有异光的宕漾。

　　题名《奥林匹亚》的一幅，想必是取材于希腊的神话。我不大懂，只喜欢中央的女像，那女人缩做一团睡着，那样肥大臃肿的腿股，然而仍然看得出来她是年轻坚实的。我不喜欢《圣安东尼之诱惑》，那似乎是他偏爱的题材，前后共画过两幅，前期的一张阴暗零乱，圣安东尼有着女人的乳房，梦幻中出现的女人却像一匹马，后期的一张则是淡而混乱。 《夏之一日》抓住了那种永久而又暂时的，日光照在身上的感觉。水边的小孩张着手，叉开腿站着，很高兴的样子，背影像个虾蟆。大日头下打着小伞的女人显得可笑。对岸有更多的游客，绿云样的树林子，淡蓝天窝着荷叶边的云，然而热，热到极点。小船的白帆发出熔铁的光，船夫，工人都烧得焦黑。

　　两个小孩的肖像，如果放在一起看，所表现的人性的对比是可惊的。手托着头的小孩，突出的脑门上闪着一大片光，一脸的聪明，疑问，调皮，刁泼，是人类最利害的一部分在那里往前挣。然而小孩毕竟是小孩，宽博的外套里露出一点白衬衫，是那样的一个小的白的，容易被摧毁的东西，到了一定的年纪，不安份的全都安份守已了，然而一下地就听话的也很多，象这里的另一个小朋友，一个光致致的小文明人，粥似地温柔，那凝视着你的大眼睛，于好意之中未尝没有些小奸小坏，虽然那小奸小坏是可以完全被忽视的，因为他不中用，没出息，三心两意，歪着脸。

　　在笔法方面，前一张似乎已经是简无可简了，但是因为要表示那小孩的错杂的灵光，于大块着色中还是有错杂的笔触，到了七年后的那张孩子的肖像，那几乎全是大块的平面了。但是多么充实的平面！

　　有个名叫"却凯"的人，（根据日文翻译出来，音恐怕不准）想必是赛尚的朋友，这里共有他的两张画像。我们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已经是老糊涂模样，哆着嘴，跷着腿坐在椅上，一只手搭在椅背上，十指交叉，从头顶到鞋袜，都用颤抖狐疑的光影表现他的畏怯，唠叨，琐碎。显然，这人经过了许多事，可是不曾悟出一条道理来，因此很着慌，但同时自以为富有经验，在年高德劭的石牌楼底下一立，也会教训人了。这里的讽刺并不缺少温情，但在九年后的一张画像里，这温情扩张开来，成为最细腻的爱抚，这一次他坐在户外，以繁密的树叶为背景，一样是白头发，瘦长条子，人显得年轻了许多。他对于一切事物以不明了而引起的惶恐，现在混成一片大的迷惑，因为广大，反而平静下来了，低垂的眼睛里有那样的忧伤，惆怅，退休；瘪进去的小嘴带着微笑，是个愉快的早晨罢，在夏天的花园里。这张画一笔一笔里都有爱，对于这人的，这人对于人生的留恋。

　　对现代画中夸张扭曲的线条感兴趣的人，可以特别注意那只放大了的，去了主角的手。

　　画家的太太的几张肖像里也可以看得出有意义的心理变迁。最早的一张，是把传统故事中的两个恋人来作画题的，但是我们参考后来的肖像，知道那女人的脸与他太太有许多相似之处。很明显地，这里的主题就是画家本人的恋爱。背景是罗曼蒂克的，湖岸上生着芦苇一类的植物，清晓的阳光照在女人的白头巾上，有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情味。女人把一只手按在男人赤膊的肩头，她本底子是浅薄的，她的善也只限于守规矩，但是恋爱的太阳照到她身上的时候，她在那一刹那变得宽厚聪明起来，似乎什么都懂得了，而且感动得眼里有泪光。画家要她这样，就使她成为这样，他把自己反倒画成一个被动的，附属的，没有个性的青年，垂着头坐在她脚下，接受她的慈悲，他整个的形体仿佛比她小一号。

　　赛尚的太太第一次在他画里出现，是这样的一个方圆脸盘，有着微凸的大眼睛，一切都很淡薄的少女，大约经过严厉的中等家庭教育，因此极拘谨，但在恋爱中感染了画家的理想，把他们的关系神圣化了。

　　她第二次出现，着实使人吃惊。想是多年以后了，她坐在一张乌云似的赫赫展开的旧绒沙发上，低着头缝衣服，眼泡突出，鼻子比前尖削了。下巴更方，显得意志坚强，铁打的紧紧束起的发髻，洋铁皮一般硬的衣领衣袖，背后看得见房门，生硬的长方块，门上安着锁；墙上糊的花纸，纸上的花，一个个的也是小铁十字架；铁打的妇德，永生永世的微笑的忍耐——做一个穷艺术家的太太不是容易的罢？而这一切都是一点一点来的——人生真是可怕的东西呀！

　　然而五年后赛尚又画他的太太，却是在柔情的顷刻间抓住了她。她披散着头发，穿的也许是寝衣，缎子的，软而亮的宽条纹的直流，支持不住她。她偏着头，沉沉地想着她的心事，回忆使她年轻了。当然年轻人的眼睛里没有那样的凄哀。为理想而吃苦的人，后来发现那理想剩下很少很少，而那一点又那么渺茫，可是因为当中吃过苦，所保留的一点反而比从前好了，象远处飘来的音乐，原来很单纯的调子，混入了大地与季节的鼻息。

　　然而这神情到底是暂时的。在另一张肖像里，她头发看上去仿佛截短了，象个男孩子，脸面也使人想起一个饱经风霜的孩子，有一种老得太早的感觉。下巴向前伸，那尖尖的半侧面像个锈黑的小洋刀，才切过苹果，上面腻着酸汁。她还是微笑着，眼睛里有惨淡的勇敢——应当是悲壮的，但是悲壮是英雄的事，她只做得到惨淡。

　　再看另一张，那更不愉快了。画家的夫人坐在他的画室里，头上斜吊着鲜艳的花布帘幕，墙上有日影，可是这里的光亮不是她的，她只是厨房里的妇人。她穿着油腻的暗色衣裳，手里捏着的也许是手帕，但从她捏着它的姿势上看来，那应当是一块抹布。她大约正在操作，他叫她来做模特儿，她就像敷衍小孩子似的，来坐一会儿。这些年来她一直微笑着，现在这画家也得承认了——是这样的疲乏，粗蠢，散漫的微笑。那吃苦耐劳的脸上已经很少女性的成份了，一只眉毛高些，好像是失望后的讽刺，实在还是极度熟悉之后的温情。要细看才看得出。

　　赛尚夫人最后的一张肖像是热闹鲜明的。她坐在阳光照射下的花园里，花花草草与白色的路上腾起春夏的烟尘。她穿着礼拜天最考究的衣裙，鲸鱼骨束腰带紧匝着她，她恢复了少妇的体格，两只手伸出来也有着结实可爱的手腕。然而背后的春天与她无关。画家的环境渐渐好了，苦日子已经成了过去，可是苦日子里熬炼出来的她反觉过不惯。她脸上的愉快是没有内容的愉快。去掉那鲜丽的前景，人脸上的愉快就变得出奇地空洞，简至近于痴呆。

　　看过赛尚夫人那样的贤妻，再看到一个自私的女人，反倒有一种松快的感觉。《戴着包头与皮围巾的女人》，苍白的长脸长鼻子，大眼睛里有阴冷的魅惑，还带着城里人下乡的那种不屑的神气。也许是个贵妇，也许是个具有贵妇风度的女骗子。

　　叫做《塑像》的一张画，不多的几笔就表达出那坚致酸硬的，石头的特殊的感觉。图画不能比这更为接近塑像了。原意是否讽刺，不得而知，据我看来却有点讽刺的感觉——那典型的小孩塑像，用肥胖的突出的腮，突出的肚子与筋络来表示神一般的健康与活力，结果却表示了贪嗔，骄纵，过度的酒色财气，和神差得很远，和孩子差得更远了。

　　此外有许多以集团出浴为题材的，都是在水边林下，有时候是清一色的男子，但以女子居多，似乎注重在难画的姿势与人体的图案美的布置，尤其是最后的一张《水沿的女人们》，人体的表现逐渐抽象化了，开了后世立体派的风气。《谢肉祭》的素描有两张，画的大约是狂欢节男女间公开的追逐。空气混乱，所以笔法也乱得很，只看得出一点：一切女人的肚子都比男人大。 《谢肉祭最后之日》却是一张杰作。两个浪子，打扮做小丑模样，大玩了一通回来了，一个挟着手杖，一个立脚不稳，弯腰撑着膝盖，身段还是很俏皮，但他们走的是下山路。所有的线条都是倾斜的，空气是满足了欲望之后的松弛。"谢肉祭"是古典的风俗，久已失传了，可是这里两个人的面部表情却非常之普遍，佻

霍英东

谈跳舞


　　中国是没有跳舞的国家。从前大概有过，在古装话剧电影里看到，是把雍容揖让的两只大袖子徐徐伸出去，向左比一比，向右比一比；古时的舞女也带着古圣贤风度，虽然单调一点，而且根据唐诗，"舞低杨柳楼心月"，似乎是较泼刺的姿态，把月亮都扫下来了，可是实在年代久远，"大垂手""小垂手"究竟是怎样的步骤，无法考查了，凭空也揣拟不出来。明朝清朝虽然还是笼统地歌舞并称，舞已经只剩下戏剧里的身段手势。就连在从前有舞的时候，大家也不过看看表演而已，并不参加。所以这些年来，中国虽有无数的人辛苦做事，为动作而动作，于肢体的流动里感到飞扬的喜悦，却是没有的。（除非在背人的地方，所以春宫画特别多。）浩浩荡荡的国土，而没有山水欢呼拍手的气象，千年万代的静止，想起来是有可怕的。中国女人的腰与屁股所以生得特别低，背影望过去，站着也像坐着。

　　然而现在的中国人很普遍地跳着社交舞了。有人认为不正当，也有人为它辩护，说是艺术，如果在里面发现色情趣味，那是自己存心不良。其实就普通的社交舞来说，实在是离不开性的成份的，否则为什么两个女人一同跳就觉得无聊呢？

　　装扮得很像样的人，在像样的地方出现，看见同类，也被看见，这就是社交。话说多了怕露出破绽，一直说着"今天天气哈哈哈"，这"哈哈哈"的部分实在是颇为吃力的；为了要避免交换思想，所以要造出各种谈话的替代品，例如"手谈"。跳舞是"脚谈"，本来比麻将、扑克只有好，因为比较基本，是最无妨的两性接触。但是里面艺术的成份，如果有的话，只是反面的：跳舞跳得好的人没有恶劣笨拙的姿态，不踩对方的脚尖，如此而已。什么都讲究一个"写意相"，所以我们的文明变得很淡薄。

　　外国的老式跳舞，也还不是这样的，有深艳的情感，契诃夫小说里有这么一段，是我所看见的写跳舞最好的文章。……她又和一个高大的军官跳波兰舞；他动得很慢，仿佛是着了衣服的死尸，缩着眉和胸，很疲倦的踏着脚。——他跳得很吃力的，而她又偏偏以她的美貌和赤裸裸的颈子鼓动他，刺激他；她的眼睛挑拨的燃起火来，她的动作是热情的，他渐渐的不行了，举起手向着她，死板得同国王一样。

　　看的人齐声喝采："好呀！好呀！"

　　但是，渐渐的那高大的军官也兴奋起来了；他慢慢的活泼起来，为她的美丽所克服，跳得异常轻快，而她呢，只是移动她的肩部，狡猾地看着他，仿佛现在她做了王后，他做了她的奴仆。

　　现在的探戈，情调和这略有点相像，可是到底不同。探戈来自西班牙。西班牙是个穷地方，初发现美洲殖民地的时候大阔过一阵，阔得荒唐闪烁，一船一船的金银宝贝往家里运。很快地又败落下来，过往的华美只留下一点累赘的回忆，女人头上披的黑累丝纱，头发上插的玳瑁嵌宝梳子；男人的平金小褂，鲜红的阔腰带，毒药，匕首，抛一朵玫瑰花给斗牛的英雄——没有罗曼斯，只有罗曼斯的规矩。这夸大，残酷，黑地飞金的民族，当初的发财，因为太突兀，本就有噩梦的阴惨离奇，现在的穷也是穷得不知其所以然，分外地绝望。他们的跳舞带一点凄凉的酒意，可是心里发空，再也灌不醉自己，行动还是有许多虚文，许多讲究。永远是循规蹈矩的拉长了的进攻回避，半推半就，一放一收的拉锯战，有礼貌的淫荡。

　　这种嗦，现代人是并不喜欢的，因此探戈不甚流行，舞场里不过偶然请两个专家来表演一下，以资点缀。美国有一阵子举国若狂跳着Ｊｉｔｔｅｒｂｕｇ（翻译出来这种舞可以叫做"惊蛰"。）大家排队开步走像在幼稚园的操场上，走几步，擎起一只手，大叫一声"哦咦！"叫着，叫着，兴奋起来，拼命踢跳，跳到疲筋力尽为止。倦怠的交际花，商人，主妇，都在这里得到解放，返老还童了，可是头脑简单不一定是稚气。孩子的跳舞并不是这样的，倒近于伊莎多娜·邓肯提倡的自由式，如果有格律，也是比较悠悠然的。

　　印度有一种癫狂的舞，也与这个不同。舞者剧烈地抖动着，屈着膝盖，身子矮了一截，两腿不知怎样绞来绞去，身子底下烧了个火炉似地，坐立不安。那音乐也是痒得难堪，高而尖的，抓爬的聒噪。歌者嘴里就像含了热汤，喉咙颤抖不定。这种舞的好，因为它仿佛是只能如此的，与他们的气候与生活环境相谐和，以此有永久性。地球上最开始有动物，是在泥沼里。那时候到处是泥沼，终年湿热，树木不生，只有一丛丛壮大的厚叶子水草。太阳炎炎晒在污黑的水面上，水底有小的东西蠢动起来了，那么剧烈的活动，可是没有形式，类如气体的蒸发。看似龌龊，其实只是混沌。龌龊永远是由于闭塞，由于局部的死：那样元气旺盛的东西是不龌龊的。这种印度舞就是如此。

　　文明人要原始也原始不了；他们对野蛮没有恐怖，也没有尊敬。他们自以为他们疲倦了的时候可以躲到孩子里去，躲到原始人里去，疏散疏散，其实不能够——他们只能在愚蠢中得到休息。

　　我在香港，有一年暑假里，修道院附属小学的一群女孩搬到我们宿舍里来歇夏。饭堂里充满了白制服的汗酸气与帆布鞋的湿臭，饭堂外面就是坡斜的花园，水门汀道，围着铁栏干，常常铁栏干外只有雾或是雾一样的雨，只看见海那边的一抹青山。我小时候吃饭用的一个金边小碟子，上面就描着这样的眉弯似的青山，还有绿水和船和人，可是渐渐都磨了去了，只剩下山的青。这碟子和一双红骨筷，我记得很清楚，看到眼前这些孩子的苦恼，虽然一样地讨厌她们，有时候也觉得漠漠的悲哀。她们虽然也成天吵嚷着，和普通小孩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一声叱喝，就统统不见了，仿佛一下子给抹掉了，可是又抹不干净，清空的饭堂里，黑白方砖上留着横七竖八的鞋印子和湿阴阴的鞋臭。她们有一只留声机，一天到晚开唱同样的一张片子，清朗的小女子的声音唱着：

　　我母亲说的，
　　我再也不能
　　和吉卜赛人
　　到树林里去。

　　最快乐的时候也还是不准，不准，一百个不准。大敞着饭堂门，开着留声机，外面陡地下起雨来，拍拍的大点打在水门汀上，一打一个乌痕。俄国女孩纳塔丽亚跟着唱片唱："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能……"两臂上伸，一扭一扭在雨中跳起舞来了。大家笑着喊："纳塔丽亚，把耳朵动给我们看！"纳塔丽亚的耳朵会动。她和她姊姊玛丽亚都是孤儿，给个美国太太拣去，养到五六岁，大人回国去，又把她们丢给此地的修道院。在美国人家里似乎是非常享福的，自己也不明白怎样会落到这凄惨的慈善的地方，常常不许做声，从腥气的玻璃杯里喝水，面包上敷一层极薄的淡红果酱，背诵经文，每次上课下课全班纟卒縩下跪做祷告。纳塔丽亚苍白的小长脸上，绿眼睛狭窄地一笑，显得很惫赖。像普通的烂污的俄国人，她脾气好而邋遢，常常挨打，她姊姊玛丽亚比较懂事，对上头人知道恭顺，可是大蓝眼睛里也会露出钝钝的恨毒。玛丽亚生着美丽的小凸脸，才来的时候，听说有一头的金黄鬈发，垂到脚跟，修道院的尼僧因为梳洗起来太麻烦，给她剪了去。

　　有一次我们宿舍里来过贼，第二天早上发现了，女孩们兴奋地楼上楼下跑，整个的暑假没有这么自由快乐过。她们拥到我房门口问："爱玲小姐，你丢了什么吗？"充满了希望，仿佛应当看见空房间。我很不安地说没丢什么。

　　还有个暹罗女孩子玛德莲，家在盘谷，会跳他们家乡祭神的舞，纤柔的棕色手腕，折断了似地别到背后去。庙宇里的舞者都是她那样的十二三岁的女孩，尖尖的棕黄脸刷上白粉，脸是死的，然而下面的腰腿手臂各有各的独立的生命，翻过来，拗过去，活得不可能，各自归荣耀给它的神。然而家乡的金红煊赫的神离这里很远了。玛德莲只得尽力照管自己，成为狡黠的小奴才。

　　除开这些孩子，我们自己的女同学，马来亚来的华侨，大都经过修道院教育。淡黑脸，略有点龅牙的金桃是娇生惯养的，在修道院只读过半年书，吃不了苦。金桃学给大家看马来人怎样跳舞的：男女排成两行，摇摆着小步小步走，或是仅只摇摆；女的捏着大手帕子悠悠挥洒，唱着"沙扬啊！沙扬啊！"沙扬是爱人的意思；歌声因为单调，更觉得太平美丽。那边的女人穿洋装或是短袄长裤，逢到喜庆大典才穿旗袍。城中只有一家电影院，金桃和其他富户的姑娘每晚在戏园子里遇见，看见小姊姊穿着洋装，嘴里并不做声，急忙在开演前赶回家去换了洋装再来。她生活里的马来亚是在蒸闷的野蛮的底子上盖一层小家气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住了头，差不住脚。从另一个市镇来的有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叫做月女，那却是非常秀丽的，洁白的圆圆的脸，双眼皮，身材微丰。第一次见到她，她刚到香港，在宿舍的浴室里洗了澡出来，痱子粉喷香，新换上白地小花的睡衣，胸前挂着小银十字架，含笑鞠躬，非常多礼。她说："这里真好。在我们那边的修道院里读书的时候，洗澡是大家一同洗的，一个水门汀的大池子，每人发给一件白罩衫穿着洗澡。那罩衫的式样……"她掩着脸吃吃笑起来，仿佛是难以形容的。"你没看见过那样子……背后开条缝，宽大得像蚊帐。人站在水里，把罩衫撸到膝盖上，偷偷地在罩衫底下擦肥皂。真是……"她脸上时常有一种羞耻伤恸的表情，她那清秀的小小的凤眼也起了红锈。她又说到那修道院，园子里生着七八丈高的笔直的椰子树，马来小孩很快地盘呀盘，就爬到顶上采果子了，简直是猴子。不知为什么，就说到这些事她脸上也带着羞耻伤恸不能相信的神气。

　　她父亲是商人，好容易发达了，盖了座方方的新房子，全家搬进去住不了多时，他忽然迷上了个不正经的女人，把家业抛荒了。"我们在街上遇见她都远远地吐口唾沫。都说她一定是懂得巫魇的。""也许……不必用巫魇也能够……"我建议。"不，一定是巫魇！她不止三十岁了，长得又没什么好。""即使过了三十岁，长得又不好，也许也……""不，一定是巫魇，不然他怎么那么昏了头，回家来就打人——前两年我还小，给他抓住了辫子把头往墙上撞。"会妖法的马来人，她只知道他们的坏。"马来人顶坏！骑脚踏车上学去，他们就喜欢追上来撞你一撞！"

　　她大哥在香港大学读书，设法把她也带出来进大学。打仗的时候她哥哥嘱托炎樱与我多多照顾她，说："月女是非常天真的女孩子。"她常常想到被强奸的可能，整天整夜想着，脸色惨白浮肿。可是有一个时期大家深居简出，不大敢露面，只有她一个人倚在阳台上看排队的兵走过，还大惊小怪叫别的女孩子都来看。

　　她的空虚是像一间关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墙小房间，而且是阴天的小旅馆——华侨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头脑简单的人活在一个并不简单的世界里，没有背景，没有传统，所以也没有跳舞。月女她倒是会跳交际舞的，可是她只肯同父亲同哥哥跳。

　　在上海的高尚之仕女之间，足尖舞被认为非常高级的艺术。曾经有好几个朋友这样告诉我："……还有那颜色！单为了他们服装布景的颜色你也得去看看！那么鲜明——你一定喜欢的。"他们的色采我并不喜欢，因为太在意想中。阴森的盗窟，照射着蓝光，红头巾的海盗，觳觫的难女穿着白袍，回教君王的妖妃，黑纱衫上钉着蛇鳞亮片。同样是廉价的东西，这还不及我们的香烟画片来得亲切可念，因为不是我们的。后宫春色那一幕，初开幕的时候，许多舞女扮出各种姿态，凝住不动，嵌在金碧辉煌的布景里，那一刹那的确有点像中古时代僧侣手抄书的插画，珍贵的"泥金手稿"，细碎的金色背景，肉红的人，大红，粉蓝的点缀。但是过不了一会，舞女开始跳舞，空气即刻一变，又沦为一连串的香烟画片了。我们的香烟画片，我最喜欢它这一点；富丽中的寒酸。画面用上许多金色，凝妆的美人，大乔二乔，立在洁净发光的方砖地上，旁边有朱漆大柱，锦绣帘幕，但总觉得是穷人想象中的富贵，空气特别清新。我喜欢反高潮——艳异的空气的制造与突然的跌落，可以觉得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可是足尖舞里的反高潮我不能够原谅；就坐在最后一排也看得见俄罗斯舞女大腿上畸形发达的球状的筋，那紧硬臃肿的白肉，也替她们担忧，一个不小心，落脚太重，会咚地一响。舞剧《科赛亚》，根据拜伦的长诗；用舞来说故事，也许这种故事是特别适宜的，就在拜伦的诗里也充满了风起云涌的动作。但是这里的动作，因为要弄得它简单明了，而又没有民间传说的感情作底子，结果很浅薄。被掠卖的美人，像笼中的鸟，绝望地乱飞乱撞。一身表情，而且永远是适当的表情，所以无味而且不真实。真实往往是不适当的。譬如《红楼梦》，高鹗续成的部分，与前面相较，有一种特殊的枯寒的感觉，并不是因为贾家败落下来了，应当奄奄无生气，而是他写得不够好的缘故。高鹗所拟定的收场，不能说他不合理，可是理到情不到，里面的情感仅仅是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①，不像真的。 《科赛亚》里的英雄美人经过许多患难，女的被献给国王，王妃怕她夺宠，放她和她的恋人一同逃走。然而他们的小船在大风浪里沉没了。最后一幕很短，只看到机关布景，活动的海涛，天上的云迅速往后移，表示小舟的前进。船上挤满了人，抢救危亡之际也还手忙脚乱摆了两个足尖舞的架式，终替全体下沉，那样草草的悲壮结局在我看来是非常可笑的。机关布景，除了在滑稽歌舞杂耍（Ｖａｕｄｅｖｉｌｌｅ）里面，恐怕永远是吃力不讨好。看惯了电影里的风暴，沉船，战争，火灾，舞台上的直接表现总觉得欠真实。然而中国观众喜欢的也许正是这一点。话剧《海葬》就把它学了去，这次没有翻船，船上一大群人之间跳下了两个，扑咚蹬在台板上，波涛汹涌，齐腰推动着，须臾，方才一蹲身不见了。船继续地往前划，观众受了很大的震动起身回家。据说非得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够把他们送走，不然他们总以为戏还没有完。

　　印度舞我只看过一次。舞者阴蒂拉·黛薇并不是印度人，不知是中欧哪一个小国里的，可是在印度经过特别训练，以后周游列国，很出名。那一次的表演是非正式的，台很小，背景只是一块简陋的幕，可是那瘦小的妇人合着手坐在那里，盘起一只腿，脚搁在膝盖上，静静垂下清明的衣折，却真有天神的模样。许久，她没有动。印度的披纱，和希腊的古装相近，这女人非但没有希腊石像的肉体美，而且头太大，眼睛太小，坚硬的小瘪嘴，已经见得苍老，然而她的老是没有年岁的，这样坐着也许有几千年。望到她脸上有一种冷冷的恐怖之感，使人想起萧伯纳的戏《长生》（"ＢａｃｋｔｏＭｅｔｈｕｓｅｌａｈ）"，戏里说将来人类发展到有一天，不是胎生而是卵生，而且儿童时期可以省掉了，蛋里孵出来的就是成熟的少男少女，大家跳舞作乐恋爱画图塑像，于四年之内把这些都玩够了，厌倦于一切物质的美，自己会走开去，思索艰深的道理。这样可以继续活到千万年，仅仅是个生存着的思想，身体被遗忘了，风吹日晒，无分男女，都是黑瘦，直条条的，腰间围一块布。未满四岁的青年男女把他们看作怪物，称他们为"古人"。虽有"男性的古人"与"女性的古人"之分，看上去并没多少不同。他们研究数理科学贯通到某一个程度，体质可以自由变化，随时能够生出八条手臂；如果要下山，人可以瘫倒了成为半液体，顺着地势流下去。阴蒂拉·黛薇的舞，动的部分就有那样的感觉。她掐着手指，并着两指，翘起一指，迅疾地变换着，据说每一个手势在婆罗门教的传统里都有神秘的象征意义，但据我看来只是表示一种对于肢体的超人的控制，仿佛她的确能够随心所欲长出八条手臂来。

　　第二支舞，阴蒂拉·黛薇换了一条浅色的披纱，一路拍着手跳出来，踢开红黄相间的百褶裙，臂上金钏铿锵，使人完全忘记了她的老丑。圆眼珠闪闪发光，她是古印度的少女，得意扬扬形容给大家看她的情人是什么模样，有多高，肩膀有多宽，眼睛是怎样的，鼻子，嘴，胸前佩着护心镜，腰间带着剑，笑起来是这样的，生起气来这样的……描写不出，描写不出——你们自己看罢！他就快来了，就快来了。她屡次跑去张看，攀到树上了望，在井里取水洒在脸上，用簪子蘸了铜质混合物的青液和眼尾描得长长的。

　　阴蒂拉·黛薇自己编的有一个节目叫做"母亲"，跳舞里加入写实主义的皮毛，很受欢迎，可是我讨厌它。死掉了孩子的母亲惘惘地走到神龛前跪拜，回想着，做梦似地摇着空的摇篮。终于愤怒起来，把神龛推倒了，砰地一声，又震惊于自己的叛道，下跪求饶了。题材并不坏，用来描写多病多灾的印度，印度妇女的迷信与固执的感情，可以有一种深而狭的悲惨。可是这里表现的只有母爱——应当加个括弧的"母爱"。母爱这个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其实有些感情是，如果时时把它戏剧化，就光剩下戏剧了；母爱尤其是。

　　提起东宝歌舞团，大家必定想起广告上的短裤子舞女，歪戴着鸡心形的小帽子。可是她们的西式跳舞实在很有限，永远是一排人联臂立正，向右看齐，屈起一膝，一踢一踢；呛地一声锣响，把头换一个方面，重新来过；进去换一套衣服，又重新来过。西式节目常常表演，听说是因为中国观众特别爱看的缘故。我只喜欢她们跳自己的舞，有一场全体登台，穿着明丽的和服，排起队来，手搭在前面人的背上，趔趄着脚，碎步行走，一律把头左右摇晃，活络的颈子仿佛是装上去的，整个地像小玩具，"绢制的人儿"。把女人比作玩具，是侮辱性的，可是她们这里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好玩的东西，一颗头可以这样摇那样摇——像小孩玩弄自己的脚趾头，非常高兴而且诧异。日本之于日本人，如同玩具盒的纸托子，挖空了地位，把小壶小兵嵌进去，该是小壶的是小壶，该是小兵的是小兵。从个人主义者的立场来看这种环境，我是不赞成的，但是事实上，把大多数人放进去都很合适，因为人到底很少例外，许多被认为例外或是自命为例外的，其实都在例内。社会生活的风格化，与机械化不同，来得自然，总有好处。由此我又想到日本风景画里点缀的人物，那决不是中国画里飘飘欲仙的渔翁或是拄杖老人，而是极家常的；过桥的妇女很可能是去接学堂里的小孩。画上的颜色也是平实深长的，蓝塘绿柳树，淡墨的天，风调雨顺的好年成，可是正因为天下太平，个个安分守已，女人出嫁，伺候丈夫孩子，梳一样的头，说一样的客气话，这里面有一种压抑，一种轻轻的哀怨，成为日本艺术的特色。

　　东宝歌舞团还有一支舞给我极深的印象，"狮与蝶"。舞台上的狮子由人扮，当然不会太写实。中国的舞狮子与一般石狮子的塑像，都不像狮子而像叭儿狗，眼睛滚圆突出。我总疑心中国人见到的狮子都是进贡的，匆匆一瞥，没看仔细，而且中国人不知为什么特别喜欢创造怪兽，如同麒麟之类——其实人要创造，多造点房子瓷器衣料也罢了，造兽是不在行的。日本舞里扮狮子的也好好地站着像个人，不过戴了面具，大白脸上涂了下垂的彩色条纹，脸的四周生着朱红的鬃毛，脑后拖着蓬松的大红尾巴，激动的时候甩来甩去。"狮与蝶"开始的时候，深山里一群蝴蝶在跳舞，两头狮子在正中端坐，锣鼓声一变，狮子甩动鬃尾立起来了，的确有狮子的感觉，蝴蝶纷纷惊散；像是在梦幻的边缘上看到的异象，使人感到华美的，玩具似的恐怖。

　　这种恐怖是很深很深的小孩子的恐怖。还是日本人顶懂得小孩子，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小孩。他们最伟大的时候是对小孩说话的时候。中国人对小孩的态度很少得当的。外国人老法一点的是客气而疏远，父母子女仿佛是事务上的结合，以冷淡的礼貌教会了小孩子说："我可以再吃一片吗？我可以带小熊睡觉吗？"新法的父母未结婚先就攻读儿童心理学，研究得越多越发慌，大都偏于放纵，"亲爱的，请不要毁坏爸爸的书"，那样恳求着；吻他早安，吻他晚安，上学吻他，下课吻他。儿歌里说，"小女孩子是什么做成的？糖与香料，与一切好东西。"可是儿童世界并不完全是甜甜蜜蜜，光明玲珑，"小朋友，大家搀着手"那种空气。美国有一个革命性的美术学校，鼓励儿童自由作画，特出的作品中有一张人像，画着个烂牙齿戴眼镜的坏小孩，还有一张，画着红紫的落日的湖边，两个团头团脑的阴黑的鬼，还有一张，全是重重叠叠的小手印子，那真是可怕的。

　　日本电影《狸宫歌声》里面有个女仙，白木莲老树的精灵，穿着白的长衣，分披着头发，苍白的，太端正的蛋形小脸，极高极细的单调的小嗓子，有大段说白，那声音尽管娇细，听了叫人背脊上一阵阵发冷。然而确实是仙不是鬼，也不是女明星，与《白雪公主》卡通片里的葡萄干广告式的仙女也大不相同。神怪片《狸宫歌声》与狄斯耐的卡通同是幻丽的童话，狄斯耐的《白雪公主》与《木偶奇遇记》是大人在那里卑躬曲节讨小孩喜欢，在《狸宫歌声》里我找不出这样的痕迹。

　　有一阵子我常看日本电影，最满意的两张是《狸宫歌声》（原名《狸御殿》）与《舞城秘史》（原名《阿波之踊》）。有个日本人藐视地笑起来说前者是给小孩子看的，后者是给没受过教育的小姐们看的，可是我并不觉得惭愧。《舞城秘史》的好，与它的传奇性的爱仇交织的故事绝不相干。固然故事的本身也有它动人之点，父亲被迫将已经定了亲的女儿送给有势力的人作妾，辞别祖先。父亲直挺挺跪着，含着眼泪，颤声诉说他的不得已，女儿跪在后面，只是俯伏不动，在那寒冷的白格扇的小小的厅堂里，有一种绵绵不绝的家族之情。未婚夫回来报仇，老仆人引她去和他见一面，半路上她忽然停住了，低着头，背过身去。仆人为难地唤着"小姐……小姐……"她只是低徊着。仆人说："……在那边等着呢。"催了又催，她才委委曲曲前去。未婚夫在沙滩上等候，历尽千辛万苦冒险相会，两人竟没有面对面说一句知心话；他自管自向那边走去，感慨地说："真想不到还有今天这一面……"她默默地在后面跟随，在海边银灰色的天气里。他突然旋过身来，她却又掉过身去往回走，垂着头徐徐在前走，他便在后面远远跟着。最近中国话剧的爱情场面里可以看到类似的缠绵的步子，一个走，一个跟，尽在不言中。或是烈士烈女，大义凛然地往前踏一步，胆小如鼠的坏蛋便吓得往后退一步，目中无人地继续往前走，他便连连后退，很有跳舞的意味了。《舞城秘史》以跳舞的节日为中心，全城男女老少都在耀眼的灰白的太阳下舒手探脚百般踢跳，唱着："今天是跳舞的日子！谁不跳舞的是呆子！"许是光线太强的缘故，画面很淡，迷茫地看见花衣服格子布衣服里冒出来的狂欢的肢体脖项，女人油头上的梳子，老人颤动着花白的髻，都是淡淡的，无所谓地方色彩，只是人……在人丛里，英雄抓住了他的仇人，一把捉住衣服，细数罪状，说了许多"怎么也落在我手里"之类的话，用日文来说，分外地长。跳舞的人们不肯做他的活动背景，他们不像好莱坞歌舞片里如林的玉腿那么服从指挥——潮水一般地涌上来，淹没了英雄与他的恩仇。画面上只看见跳舞，跳舞，耀眼的太阳下耀眼的灰白的旋转。再拍到英雄，英雄还在那里和他的仇人说话，不知怎么一来仇人已经倒在地下，被杀死了。拿这个来做传奇剧的收梢，真太没劲了，简直滑稽——都是因为这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