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考证：《金瓶梅》是从徽州传抄出去的

ahui106

苟洞称，作为一本“奇书”的作者，要达到在世时“隐姓埋名”，死后才流传并闻名于世的目的，那他就必须选择“可靠”的传抄人，并且与传抄人有约在先。在当时看来，小说本来就没有文学地位，更没有社会地位，加上《金瓶梅》“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即通过含沙射影的方式来讽谕时事、时人，这是有极大风险的。为了自己的声誉，为了子孙的安全，作者隐姓匿名，并精心选择传抄对象，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苟洞称，这4位最早传抄《金瓶梅》的人，应该知道此书的作者是谁，当然也清楚是从何处抄得的，但对于当时人的追问，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缄口不说。从这4人留下的传世文献中看，他们不仅只字不提《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而且连《金瓶梅》的传抄来源也讳莫如深。这应该可视为传抄者与《金瓶梅》作者有着密切而又深厚的关系，而且信守不向世人透露其作者姓名的承诺。这便“人为制造”出《金瓶梅》一书作者的千古谜案。

　　苟洞称，要破解这桩谜案，就必须梳理出这4位传抄全书者在当时的社会行踪、社会活动及人际关系；特别是当时文学界已经成名的文化人的人际关系和活动情况。只有把拥藏手抄全本者的人际关系、行踪汇集到一个“点”上，《金瓶梅》诞生的源头及作者才可水落石出。

ahui106

　苟洞认为，这4人中至少有3人与徽州的汪道昆关系密切。至于另一个人——徐阶，与徽州有什么关系，目前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徽州富豪家的“写客”透露出《金瓶梅》出处最早的、有时间可考的信息，是袁宏道写给董其昌的《与董思白书》。苟洞考证认为，写这封信时，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这时，袁宏道在吴江县任县令。那么，当时的董其昌在哪里呢？

　　苟洞称，有铁定的事实证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董其昌在徽州。

　　董其昌(1555~1636)，字元宰，号思白、香先居士，华亭(今上海淞江)人。出身贫寒，但仕途上一生得意，青云直上。万历十七年(1589)，34岁的董其昌参加会试，取得进士第二名的好成绩。中进士后，董其昌开始了他一帆风顺的仕途。他先做过编修、讲官，后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掌管全国教育、礼仪等事。从董其昌一生为官的经历看，他对政治异常敏感，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决意辞官，但其一生中又几次反复被起用，曾任湖广副使，湖广学政，池州教谕。作为一名官员，董其昌最值得骄傲的“资本”，应该是他在书画及其鉴赏方面的杰出成就。对于后人而言，人们知道董其昌的，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书画，而不是他的政绩。也就是因为他具有这一与众不同的特点，才决定了他与徽州的缘分。

　　董其昌出仕之前，大多时间寄食于徽州的一些富商大贾家，帮他们临摹历代的名帖名画，成为这些徽州富豪的“写客”。而这些富豪，都是家赀万贯的珍稀书画收藏家，其中吴廷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收藏“大鳄”家的上宾吴廷，字用卿，号江村，“余清斋”斋主。吴廷家是明朝徽州西溪南的富豪。他懂书画，精鉴古，知识渊博，也是江南有名的大文人。当时书画名人董其昌、陈继儒等都是他家的座上客，其中董其昌与他关系十分密切，而且相处时间前后长达三四十年。

ahui106

凭着雄厚的财力，吴廷收藏了晋、隋、唐、宋诸家很多稀世的历代名帖，并且想把这些名帖刻在石碑上，成为收藏界的“大鳄”。为了确保这些名帖的真实性，吴廷请来了当时著名的书法兼书画鉴赏家董其昌、陈继儒等，首先对他收藏的书画作品进行遴选评鉴，然后汇刻。所汇之帖，即是有名的《余清斋帖》。董其昌还亲自为该帖题跋。这套碑帖始刻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成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前后用了18年时间，至今还珍藏在徽州歙县新安碑园。

　　吴廷之斋——“余清斋”及所居“上村草堂”，皆系董其昌手迹。这说明董其昌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之前，就已经常在西溪南了。

　　董其昌万历二十四年(1596)在徽州，还有董其昌所绘《问政山歌图》可证。问政山，是徽州府东门外、歙县县衙后的一座名山。这幅画的落款时间为“丙申年仲秋月”，“丙申年”即万历二十四年，即1596年，这表明《问政山歌图》是董其昌为吴廷鉴评《余清斋帖》时所作。这幅画现藏于上海市博物馆。

　　从《余清斋帖》和《问政山歌图》所透露的时间信息看，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前后，董其昌一直在徽州，袁宏道从吴江县发出的信，是寄往徽州的。

　　董其昌不仅自作书画、鉴赏书画，还收藏书画。收藏书画的人，往往互通有无。从董其昌与吴廷相互交换字画的情形看，两人的交往、情谊是十分深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