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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代传人
大姑母小名：亚六原是由曾祖母作主为祖父收养的女儿。她被收养到我们家后，在曾祖母和祖父极力主张送她读书。当然，是花钱到私垫学校读了两年，读完“三字经”及“四书”(即完成启蒙教育)。姑母聪颖过人，短短两年居然能写会算。后来被曾祖母视为赵家的管家，連祖父也让她几分。她嫁给连滩镇楊宗华后，极力主张楊到广西贺州发展，夫妻俩经几年努力就在贺州八步镇创办“锦隆”经营酱油及蛇酒的大商号，接着又开办“大光”火柴厂。很快成为八步镇具有影响力的商人，其间祖父、伯父、父亲都投靠她们。五二年全国工商业改造，被定为资本家。其子女：杨锡洪、杨兰声、扬启声、杨兰英、扬景声、杨丽声、扬锡强、杨锡琼等人分别在广西柳州、南宁、贺州、梧州等地工作。
伯父 名： 锦标
(乃麟英長子,梁氏生)字：钧茂、号：肇初生于乙卯年正月廿九日戌时(即：1915年3月14日)，民国二十九年(即：1940年)九月十四日在广西贺州市八步镇病逝。享年25岁,已婚但未生育子女。其配妻改嫁去郁南连滩镇,后来情况不明。
父亲 名：锦泉(乃麟英第二子,梁氏生) 字：仲茂号：浩初生于丁巳年九月十九日(即1917年11月3日)卯时
父亲生于赵家富有年代,书香之家.自婴幼儿开始便得到曾祖父母和祖父母的宠爱,尤其是伯父去世他成为第三代独子,更成为曾祖母和祖父的掌上明珠,可说是“娇生惯养”矣.由于家庭比较富余加上祖父是个求上进,勤学习,爱知识之人,所以祖父对父亲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幼年时在严密的家教督促下,进入私垫学习[四书],[五经]后又进新学堂读至小学毕业,在当时已是罗旁四乡最高学历了.确实,父亲能写会算特别善于书法与对联,他的毛笔字写得苍劲有力,工整而灵活,现存的赵氏族{年生八字}就是他遗留的手迹.他创作的对联甚得罗旁同时代的人们一致称誉,罗旁圩当时二十多家商铺大多请他代写门联,他有请必到从不推辞,而且都是义务的.他的对联用词工整优美,意境深长,读之令人回味无穷.每年春节为自己贴出的门联都是以“綸昌”贯名的对联：其中记忆较深的有：上联为“綸接高朋通两粤”下联为“昌迎贵客近三罗”,一经贴出即引来人们颂读观看,称赞之声贯于耳.中厅对联：“勤与俭为治家上策”“和而忍是处世良规”,横批“忍”。
为了生活,祖父让父亲外出拜师学艺,希望他能学成一技之长.父亲十八岁拜师学镶牙,跟一位和祖父相交较好的朋友---当地镶牙师外出本县各乡及德庆,罗定,云浮等地行医.但在当时所谓“牙医”並不医牙,只是为人镶金(银)牙而矣！跟了半年多终于学无所成,回家当“綸昌”的小老板.但由于已是抗日战争胜利,时局稳定,原为避战乱而到郁南的外地人尤其珠三角各地人员均已回迁定居,流动人口少了,客棧的生意显得甚为啸条,难以为继.父亲也只好跟着祖父外出广西贺州帮夫楊宗华(即大姑母亚六的丈夫,又名羊牯头)打工.开始在姑父经营的“锦隆”酱油铺学习制酱及浸制蛇酒。“锦隆”所经营人的酱油及蛇酒都是由姑爷和姑母亲自制作的,他们都除熟悉制酱油及蛇酒外更特长各种毒蛇咬伤的草药,据说父亲也学到一些,但未听说他应用过。倒是学了一种治疗“夹色伤寒”特效草药配方.该病男女之间房事后感染风寒而起所以命为夹色伤寒,但西医不承认有这种病,或另作命名不得而知,病征为持续高热不退,胸闷,指甲暗黑色,发病急速容易危及生命。处方由三种生草药组成,患者服后出汗或呕吐说明了药已起效,虽危重亦可继续服药迅速治俞。否则,药不对症。父亲凭这秘方,救治过几个危重病人。一时成为乡里的土医生,但他为别治病一律不收钱,义务而矣。
一九四六年春,楊宗华扩展生意垮行业投资创建了一间火柴厂,厂设贺州八步镇“锦隆”酱油铺后边,命名为“大光火柴厂”。由父亲全权管理,杨宗华还口头(没有书面协议,姐丈与小舅关系嘛！何必认真！)声称如亏损由杨个人负担,如赚钱则各占一半。所以,从筹备建厂,投产,管理,技术,销售都由他一人负责。但只有一条,所有财务收支必须经杨宗华同意，厂的盈亏也只他一人知道,这是后来的争议留下隐患。火柴厂是一间全手工操作的小厂,投产时只有五名固定职工(称为長工),亚呀仔(广东罗定县人)是厂里的师傅，负责配药並监管生产全过程。配药就是配制火柴盒边的塗层和火柴头的药液,这是生产火柴的关键只由他个人秘密完成任何人不得参与，他的工资也最高，相当于其它长工工资的三至四倍，老板也要千方百计讨好他。父亲与他長期合作关系情同兄弟，后来他把全套技艺教会了父亲,由父亲接管配药等工艺。他自己却辞职回广东另谋发展。工厂在全盛时临时工二十多个(称为短工)。生产过程的配药,过蜡,上药,烘干等关键工序由長工操作；插枝,拔枝,糊盒,装盒,包装等工序由短工操作按件计酬。最多日产也只二十笠左右(即一千小盒)，销售没有固定客户,全靠在八步镇及周围圩镇集市设摊售卖，投产初期销两旺。
到一九四七年夏天起,母亲,大哥和我都加入了火柴厂做短工。母亲负责厂的清洁卫生和長工们的衣服缝补洗涤等，有时也参与插枝等工序。我和大哥负责浸染包装纸和糊火柴盒，我们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最辛苦的是染纸,工作环境只是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破房,黑暗潮湿白天也点着煤油灯工作,最难受的是染料的臭味,间直不敢呼吸。每天上午我两兄弟进去把前一天染好凉乾的纸收叠好，再把次日需用纸张染好凉起备用，约需工作三至四小时。老板杨宗华只提供吃飯和住宿,不计发工资。我们是在家乡无法生活而投奔他家渡饥荒的,住的是一家五口挤在约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除放两张木床外其余空间堆放制作火柴的主要原料,包括雄黄,赤磷,桃胶等易燃品。住在这样的环境现在想起还有点后怕哩,吃的是老板娘的丫环统一煮好供应的,倒是一日三餐饱飯,每到初二和十六日还有点肉吃叫做牙祭。在当时，能有个安身之处可以吃饱也就非常滿足了。
有时也跟着父亲去售卖火柴,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有玩又有零吃,更高兴的是能坐汽车,当时的汽车是烧木炭的,行驶速度比牛車快些比现在的单车慢,人货混载,每到赶集天车上挤得密密的,简直喘不过气来。好在車速慢,可以随时下車换口气然后猛跑几步又爬上車,绝无危险,遇到坡道还要全部乘客下地推車哩,这是乘車时不成文的规定,人人自觉遵守。
一九四八年冬,“广西火柴厂”在贺州八步镇建成投产,那是一家全机械化的大型企业。插枝,过腊,上药,烘干,拔枝,装盒等工序都由机械完成,日产量几万小盒。由于机械生产,产量高成本低,销售范围包括了半个广西省。“大鱼食细鱼”,大光火柴厂自然不能与广西火柴厂竞争而倒闭.“大光”倒闭后父亲没工了,而且两位亲人在八步去世,父母深信广西对我们不利，祖母和群有,群娣还在家乡期待着,我们全家也再不愿留在广西了。决定全家回家乡图谋生活,但家里祖上留下的田产已卖掉大部份用于前几年渡饥荒,只剩下二亩多旱地,难以自耕自足,祖屋中座也因被洪水冲毁(后座已于更早时崩塌),前座也殘破不堪,必需维修才能居住。面临诸多难题,一家八口返乡后如何生存？重担压在父母身上,一筹莫展。唯一希望姊夫---“锦隆”和“大光”老板杨宗华能援助渡过难关.经父母再三乞求,不但毫无援助表示,连创办火柴厂时的承诺也不承认,连父亲近三年的工钱也不给,倒返说:要我们补还他给祖父,大伯父的安葬费及我们父母兄弟等五口人(当时有个妹妹名叫伢女)的食宿费。求助无门,欲哭无泪,父母发誓世代再不与楊家来往,含泪离开楊家。幸好遇到原先送我们到八步的那位木船船长,可憐我们的遭遇再次免费让我们乘他的木船回罗旁,还免费提供途中膳食。(他的名已回忆不起了---可惜！)
四九年初回到罗旁。由于连年洪水,农业颗粒无收,百业啸条,家乡一片荒凉,不少民众包括祖母在内只能靠杂粮甚至野菜度日。我们五人回到家乡加上祖母等三人,一家八口生活无着,赊借无门,妹妹伢女因感染痢疾无钱医治,加上不得温饱营养不良而夭折(时年九岁)。可谓贫寒交加,饥寒交迫,叫天不应喊地不闻,奈何！与其就地饿死不如外出谋生,父母决定立即举家外迁县城以求一线生几。四九年春,祖母留下看管祖屋,一家五口(此时,群有已嫁去了黄坭嶺陈家)迁居都城镇。原准备投靠经营一家有相当规模的面粉制品厂的舅公家,但嫌我们贫寒不肯接受。正在投奔无门之时,都城姨丈黎信及时帮助,找到贫苦市民谢晋接纳我们住宿,有了落脚点稍为安心另作图谋。谢晋伯伯一家三口住都城镇母菱塘边,房屋一厅四房是比较宽的,他特意让出一间大房邀我们入住。当时妈妈很感动：“又遇到贵人了！”。借住了一段时间后父母觉得不好意思白住,经友好协商互相礼让正式租住.除住房外还租用他家旁边一间闲置的房子,
租金是很低的,其实是随便给多少谢伯伯收多少,並没有规定。谢晋也是个贫民,一家三口全靠谢伯伯手工编竹箩出卖维持生活,他儿子名叫谢天生,比我少两岁在都城锦江小学读书,那时我真羨慕他能读书！到一九八四年我才得知谢天生学有所成,时任郁南四一八中学副校长。
我们住下后,父母在那闲置房建个谷糠灶改为米粉制作工场.父亲每天早三,四点钟起床磨米及炊制沙河粉,天亮后由母亲和大哥挑到市场设摊摆卖.但同类滩档多,竞争激烈,利润低微,虽经父母每日起早摸黑也不足维持生活.为帮补家用,只好由我和群娣去一家面条制品厂推磨磨面粉.每天从早到晚磨二十五斤小麦可赚取两升半大米(约二斤半)。推磨是个苦力工,磨石有多重不知道,反正是两人协同出尽力气才能推动。那时我比磨稍高一点,用胸部压着磨竿推着磨石跟着磨石转,每天要转两三仟圈,累得头昏眼花,天旋地转。有时实在太累或贪玩偷懒每天只能磨十至十五斤,如果磨不夠十斤就挨母亲骂不敢再贪玩了。为了生存,没办法,哪有什么“童年快乐”！
一九五零年春家乡开展土地改革,驻罗旁土改工作队员黄祖坤专程几次到都城动员父母回家乡参加土改。经父母考虑,觉得在都城一年多大少一家人每天从早累到晚也不足温饱。况且,家里还有祖母独居,也实在难过。更还有祖屋和两亩多旱地,如能勤耕劳作还不至于饿死,更吸引的还能分到田地！全家回迁罗旁。
由于原先曾祖和祖父两代留下的田地已于一九四七年前为度荒年而基本卖掉,按当时计萛方法,全家人均拥有耕低于最低标准,首先被土改工作组定为“贫农”。父亲一向辛勤诚实,从未染指赌博及吸食鸦片等恶习,有文化能写会萛。马上被土改工作组选定为罗旁乡农会主席,兼任旁村村长。当时罗旁属于郁南县第二区管辖,范围包括东至大沥地心南至梅花营北至丹竹坑等四十多个村。农会在土改工作组指导下行使所有行政职权包括一支几十人组成的民队伍,主要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农民反霸斗地主分田地。那时父亲很威风！我们兄弟俩也由土改工作组送到罗旁小学读书,因我在日本占据罗旁前已拜过孔子读过一年多的小学,所以我报名读三年级。我被指定为罗旁圩儿童团团长,每天放学以后就拿红樱枪站岗或参加农民大会,到了土改后期也参与斗地主看管恶霸坏分子,反封建。土改后我们家分到位于猪头坑的上等水田三亩多,还有一些粮食衣物等。水田位置很好,可以旱涝保收,土地也肥沃,靠祖母和母亲等人勤耕勤种粮食可以自给有余。应该说：从此过上好生活。
到五二年土改结束,全县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父亲原先为“綸昌”老板又兼任国民党时的“罗旁邮政代办所”负责人，被说成是小业主又是旧职人员告到区政府,父亲被免去农会主席和村长等职务。村长由大哥炳坤接任，他时年十六岁。
父亲从小未参加过农业劳动，不懂农活。五四年罗旁由孔炳区等人发起组建“罗旁搬运工会”，父亲由农转工加入工会做搬运工人。当时工会约有二,三十人，主要工作是木柴。原来，珠三角各地经济复兴。需要大量木材和木柴，罗旁河口一度中断的作为木材转运站功能再次兴起。从郁南南部山区采筏的木材,木柴及其它山货用小艇装载或流放经罗旁河运到河口，再用人工搬运至大船运往珠三角各地。搬运量相当大，父亲的工作量相当繁忙。他又不熟悉游泳，整天在水上或水边参加体力劳动，我们担忧他的身体和安全。但工人的收入也比较丰厚，足够全家基本开支。此时，我们家可以说是衣食无忧。
五八年全国掀起”三面红旗”运动，山区的木材和其它山货也一律禁止出口。因为工会大部份人是农业人口，所以工会被解散所有人员回原地参加”人民公社”，父亲只好重新务农。毕竟他不是真正农民，很难适应农务劳动。幸好，人民公社成立不久，罗旁成立供销合作社。父亲通过各种关系加入供销社当售货员，负责在罗旁罗子片设点销售咸杂百货。工作比较舒适空闲，工资偏低,仅够个人生活。父亲是家庭责任感很强之人，为了顾及家庭生活除了个人”多吃多占”外,有时还带点食品回家。到五九至六零年全国经济生活紧张期间，自拿食品回家的次数更多，久而久之造成帐目不清，终于被供销社辞退回家。此时，一切土地已归人民公社所有，所有农民靠”工分”吃飯。我们家也不例外，一家过着贫困生活。最后，父亲患肾炎医治不及时发展尿毒症，于(？)去世。终年(？)岁。
母亲 名：苏理 生于戊午年六月初五日(即:1918年7月12日)亥时
母亲出生时正值历史上两广战争之际，兵荒马乱，两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少人家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母亲正是出生在这样的人家。所以，母亲的亲生父母是谁？她自己也一直感到糢糊，她是姓苏、姓刘、还是姓陈？最后她认定自己姓苏。
母亲在约两岁时,就因观看当时很流行的小女孩的“执石仔”游戏而造成左眼残疾。”执石仔”的玩是：取指头大小搬的石仔五粒作为游戏工具,可以两人或以上一起玩轮流操作。操作时右手抓起五粒石仔,向上空拋起一粒同时将四粒放在地下,再接回空中那粒。再上抛同时在地上抓回一粒,接回。重复操作直到四粒全部抓回为止,这叫“执一”。此外,还有叫“执二”、“执三”、“执四”、“生蛋”、“食米”、“入笼”、“翻抛”等操作。如果操作顺利则一直往下操作，最后翻抛时按能抓到的石仔数计分。如果有任何一次操作失误则暂停,由別人操作。最后得分多者胜。当时，母亲左眼上眼皮生了个小瘡，由于没有及时治疗越长越大,以至红肿化浓。孩童年代天真贪玩，有一天比她年长一岁多的姐姐带着她,放她在一旁坐着,她姐却和几个小女孩玩“执石仔”游戏。正当她姐将一粒石仔上抛时，她抬头观看,石仔正好落在那颗瘡上,马上血流不止,经土医土药医治一段时间血止了,但左眼睛已坏留下终生残疾。也因此残疾，引出她亲生父亲姓陈的疑惑。
母亲在八岁时，由于战乱,跟外祖母一起逃避兵祸，在兵荒马乱中与苏氏家人失散。当时,她只记住自己姓苏，家里还有爸爸和两个姐姐。她母女两人被广东军的一位排长拐带，几经转折,最后被一名退役的广东兵带回郁南县沥洞镇沙木村。那广东兵是沙木村人,莫姓(名?—忘了),为人好食懒做兼吸鸦片赌钱,他带回母亲母女俩只是觉得有利可图而为之。当时外祖母三十多岁,也长得漂亮,他多次逼外祖母改嫁以获取身嫁银(实际是拐卖妇女！),外祖母宁死不从。幸好，那莫某有位堂叔人称大叔为人正直，非常同情母亲俩母女的遭遇,也深恶他堂侄的劣行,处处出面卫护母亲母女俩,至使莫某经将近一年多的威逼仍未得呈。汹残成性的莫某扬言：如仍不服从则杀死她们母女，一天晚上，莫某喝了点酒，借着酒兴拿着把砍柴刀声称杀人。大叔见状，为安全起见，乘夜带母亲母女俩逃离沙木村，天黑漆一片到哪里才安全呢？沙木村与望天村相离只一公里左右，大叔与曾祖父曾在同一间私垫读过书，一贯来往密切，是深交朋友。此时，曾祖父早已定居罗旁。所以，大叔领着她母女俩摸黑走路直奔罗旁。经过近十小时的辛苦劳累，于次日下午到了罗旁与曾祖父相会。曾祖父母都是乐助好施之人，听了大叔的介绍和外祖母的诉说，马上妥善安置她母女俩。为防备莫某的追究甚或报复，曾祖父母还特别花了一笔钱与罗旁官方和有关势力沟通，以策安全。莫某从未敢到罗旁提起此事，更不敢制造事端，母亲母女俩从此得以平安度日。
曾祖父母为了帮助外祖母寻找亲人，根据外祖母提供的资料线索，多方拜托亲朋好友前赴广西探访。据说祖父还为此事受父母之命，不辞辛劳专程去过广西贺州。但因当时极端落后的交通和通信工具，经一年多的努力毫无结果。外祖母的亲人畓无音讯，更有甚者传闻其亲人已遇害。外祖母在悲痛之余，为了今后之计,外祖母只好把当年只有九岁的母亲交托给曾祖母教养,由曾祖父母作主改嫁。
外祖母改嫁给郁南县都城镇刘祥，这就是我们从小认识的外祖父。外祖父年纪與外祖父差不多，个子高大力气也大但跛足花名叫“跛腳刘”为人勤勞俭朴,善良好客，以制作油炸煎堆和糯米汤园摆卖为业。他有二个胞弟叫刘洪和刘二洪以制作沙河粉摆卖为业。兄弟俩原祖居都城镇吉庆坊，后来祖屋被日本飞机炸毁，外祖父母搬迁至民丰巷(位于母零塘旁)租屋居住。母亲经常带我和哥去探望外祖父母，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刻。不但食好饭好菜还有零食，白天姨妈带我们到街上游玩，晚上外公带我们看大戏(粤剧)，有时还去“乐群”大酒店饮茶哩。真高兴极了！
姨妈
刘妹与母亲是同母异姐妹，比母亲少十多岁，一生以卖煎堆汤丸和当搬运工为生。外祖父去世后，姨妈嫁给郁南供销社干部黎信，但一直与外祖母同住，照顾年老的外祖母直至终年。她于二零零五年去世,其子女有黎锦钊、黎锦儿等现居都城镇。
母亲自到我们家后,与其它被收养的女孩不一样,其它一律改姓赵而她一直姓苏,小名苏理,这个名字被罗旁圩的人叫了几十年。是否祖父一开始就把她当儿媳抚养?不得而知。她到赵家后所处的地位也不同一般，曾祖母和祖父都宠爱她,除了不让她做粗重活之外还送她到书垫读书识字.在那个年代,女孩能书是很高的待遇,也就说明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据说她已读完“三字经”“千字文”“二十四孝”等启蒙书籍,所以她到晚年还能单文章看电视等以自娱。她十七岁与父亲完婚,十八岁生大哥做母亲，二十岁生我。三年抱两,而且是男丁，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里连生“贵子”
改变赵两代单传，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整个罗旁圩都盛赞赵家有福气。所谓母凭子贵，母亲连生两男在别人赞扬声中自然得到曾祖母和祖父的加倍宠爱。
无奈，抗日之后民国“光复”
社会经济萧条，曾祖母去世，我们家境随之中落，经济收入一日不如一日，维持全家日常生活也显得困难，祖父和父亲都被迫外出打工以维持生计。外出打工收入微薄，而家里人口较多，当时除祖父和父亲外出之外，家里还有祖母、母亲、群有、群娣、妹亚蚜和我兄弟俩共七口，也算大家庭了。单靠祖父和父亲打工收入远不够维持全家温饱。幸好，还有几亩水田和旱地由祖母和母亲、群有几人努力耕种，如风调雨顺还可免强维持。可是，天不如人愿，自四五年起连年遭遇特大洪水，田地作物颗粒无收。全家经常断粮,
全靠母亲四处赊借度日。
一九四七年，又是个大饥荒年。是年洪水特大不但田地淹没，我们家的房子也被冲毁,
房屋中座崩毁。为了日，迫不得已，母亲唯有向花名叫“细佬哥”
的当地恶霸头子借高利贷，条件是为他家人织布，以工钱抵债。那年六、七月间历年少有的第二次西江洪水淹没罗旁圩，我们家一楼被水淹没，我们搬到二楼住，母亲就在二楼为“细佬哥”
织布，辛苦了好长时间织好了十多丈，快完工了。那知祸从天降，正在母亲庆幸可以抵债时，织好的布却被贼人偷走了。这可激怒了“细老哥”
，他逼迫母亲马上还债、交还蚕丝、交出已织好的布，那时已是家徒四壁，处于断粮状态，食不果腹，用什么还债？母亲多方求情亦是徒劳。原来“细佬哥”
是上四乡（即罗旁乡）“三合会” 头头，曾拉拢时任上四乡“国大代表” 的祖父参加“三合会”
，祖父坚决不肯参加，为此早就与祖父结怨。“细佬哥” 借此事作为向祖父寻仇的机会，声言三天之内不还清债务就“一颗手榴弹炸死你全家”
。母亲害怕极了，来不及告诉祖父和父亲（当时他们都在广西贺州八步镇打工），马上找到与祖父深交的朋友帮忙想办法，他姓梁是一艘载重几千斤木船的船主，我们一贯称他梁伯。他说∶“细佬哥”
心狠手棘，说到做到，他力劝母亲“为今之计走为上策”。刚巧此时粱伯要到贺州运货，我们可以免费乘他的“顺风船”
去广西。此去究竟是为了与祖父、父亲相会、是逃荒、还是避难？也许兼而有之吧！说不清了。总之，可以避过“细佬哥”
手榴弹的威逼就是。当时是母亲带我们兄妹三人趁洪还浸住罗旁未退，晚上匆匆忙忙上船的。家里留下祖母、群有、群娣看守，因为估计“细佬哥不至于向老太婆及非赵姓的小孩下毒手。
我们乘船到封川江口沿贺江逆流而上。船到封开县南封镇之后，江面突变狭窄，滩多水流急湍。我们乘坐的小木船靠拉纤而行，经常是四人在岸上拉纤，一人在船上掌舵缓缓而行，遇上急流旋涡多的地方舵手特别紧张，一不小心即有翻船的危险，我们坐在船上也是经常提心吊胆的。经十多天艰难行驶，经南封，如劳，杏花，信都，贺街直达八步镇（现在的贺州所在地）。到八步镇投靠到姑丈杨宗华家，当时，父亲和祖父都在他家为他打工。他家是个大家庭，除姑丈姑母外还有子女：锡洪等八人，我称他们为表哥，姊，弟，妹，他们对我是很友好的，特别是丽声表妹经常要我陪她去郊外玩耍；他家是八步乃至贺县举足轻重的富商，当时他经营酱油及酒类（以蛇酒为主）厂，门市部为“锦隆”大宝号由大姑母主持：“大光火柴厂”由父亲代管;此外,还经营板木买卖,由祖父代理,从贺州谣山购入原木经加工后,运往珠三角地区出售.家里长年工人十多人,还有两名丫环营理姑母及其子女的起居饮食。
我们到姑父家后,过了十多天的休闲生活,由姑母安排我们到"大光火柴厂"做工.母亲负责营理厂里的临时工及厂里的日常杂务,我兄弟俩除与临工一起干活外,主要负责染纸.但是,母亲和我们都只管食饭不计工钱.工作不很苦，但工时很长,每天都在十二小时以上.
在八步其间，母亲找到了她的亲生父亲，这是母亲最值得欣慰的一件大事。一九四八年春节期间，母亲和我们一起去探望她父亲，是祖父带我们去的，这是我第一次见真正的外祖父。外祖父家住贺街镇郊区，客家人，满口客家话我们都听不懂，以种菜为业。当时，母亲的大姊已出嫁到贺县大宁镇，二姊已出嫁到贺县鸡屎滩镇，家里还一胞弟未结婚，还有继母和继母生的小弟。外祖父见到我们特别高兴，我们在外祖父家吃了一攴丰盛的午饭就回八步，此后再也没互相探望过了。回广东后，母亲经常想念父亲，但限于经济能力等原因未能实现探望之情，给母亲留下一个终身的遗憾。
一九四九年春，我们离开火柴厂老板杨宗华（“羊牯头”，姑丈）给我们少许路费外加一麻袋的饭焦皮，算是我们打工一年多的“工钱”。父亲和我们一家大小又回到罗旁。
我们在八步期间，名祖母和群有，群娣三人在祖带领下耕种“大菜园”二亩左右的旱地，还能自给。家里整整有条，各人亦安康，这给父母是很大的欣慰。我们回乡后，一下子增加五口人吃饭，就再也不能靠种地生活了。
为了维持一家大小的吃饭问题，母亲求人拜师学会了炊制沙河粉，包粽子，做豆腐等手艺。父母每天半夜起床磨粉制作沙河粉和包粽子，天刚亮就挑到大冲口零卖。因自日本占领罗旁后，罗旁已不设圩日赶集，倒反在大冲口赶集。这一方面怕驻扎在罗旁圩的日本人捣乱，另方面罗旁乡“维持会”长是大冲口人。现时虽然日本人投降了，“维持会”也解散了，但乡民的习惯还在，大冲口的人气还相当旺，有做小买卖的，有赌博的，还有吸鸦片，嫖娼的每天人头挤挤。所以，父母亲就把做好的粉，粽子，豆腐等挑到大冲口卖。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大部份时间都是3-3摄时度的天气，北风北雨，母亲一大早挑担往大冲口赶路。因为路滑只好光着走，其艰辛之处就不必再说了。遇上生意好一天可以赚五，六斤米够全家一日三攴。否则，只好亏本全家食卖剩的粉皮了。在大冲口终究人口有限而此类摊档多，真是僧多粥少，纵然父母历尽所能也是亏多赚少。只做了一个月就欠下赊借“肥佬炎”的米钱等一大笔债务，再也不能赊借大米做粉了，被迫停止经营。
为了生计，只好带着了炊制沙河粉的技朮，全家迁往都城镇以摆摊卖粉谋生。（以如前述）
土地改革后，我家分到足够的上等水田，母亲带领我们以耕种为业。因水田是旱涝保收的，只要按时耕种全家糧食可以自给自足。
母亲于一九九零年十一月病逝，享年七十二岁。
姑妈，赵金容(麟英之女,梁氏生)，生于己未年农历九月二十月戌时（即一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姑妈自小长得活泼可爱，漂亮。深得曾祖母和祖父母的宠爱，十六岁与桂圩镇横江村一家姓李的大户订亲。就在准备过门的前夕的一九四零年，罗旁地区天花疫情流行，罗旁圩二十多户人家就有二十多人染上天花。我们家姑妈、群有和我三人也不幸被传染，经多方医治保住性命.但不同情度地留下后遗症,我和群有可能症状较轻只留下少量麻点,姑母却变成了大麻脸.从此，姑妈由原来漂亮的姑娘变成了大麻子脸的丑姑娘.李姓家人曾因此提出悔婚.但因订婚在前,因病被毁容在后,按当时的法律和道德标准是不能悔婚的。最终,姑母还是嫁到李家.幸好,出嫁以后,他们夫妻恩爱,共同耕种,生活也安稳平和,白头谐老.生二男一女,长男早逝,次男名叫亚花其子现在罗旁宝珠中学教书。
姑母一生孝顺,她出嫁后常回家探望祖父母,祖母也常到桂圩探望她。日本占领罗旁期间,我们全家到桂圩避难,得到姑妈的照顾和接济得以渡过难关。
姑母生育两个儿子，长子李亚千青年时病逝。二儿子李亚花现住家乡桂圩镇黄岗村，其儿子读书至肇庆师专毕业，现任罗旁宝珠中学生物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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