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文学家:魏收撰《魏书》

花生

  魏收(505～572年)，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下曲阳(今晋州市西)人。魏收一生经历了北魏、东魏和北齐三个王朝。在他28岁时，北魏灭亡，他45岁时，东魏为北齐所代，北齐武平三年(572年)卒，终年67岁。

  魏收的生平事迹，《北齐书·魏收传》和《北史·魏收传》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文字大同小异。魏收少年时，刻苦读书，颇具文学才华。在北魏时，他初人仕途为太学博士，吏部尚书李重俊看重他的才学，奏授司徒记室参军。北魏节阂帝(元恭)命魏收草写《封禅书》，他“下笔便就，不立草稿，文将千言，所改无几。”时黄门郎贾思同侍立，感到惊奇，对节阂帝说：“虽七步之才，无以过之。”魏收从此受到重用，升为散骑侍郎，命他主持撰写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此时，魏收年仅26岁。魏收在北魏时，还写过《南狩赋》、《庭竹赋》等，均显示了他的文学才能，因此，与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并称为世间“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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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东魏到北齐，魏收一直受到封建统治当权者高欢父子的赏识，官职和爵位一升再升，从中书令、侍中，到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但是，魏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修史上。在东魏时，御史中尉崔逞向文襄(高欢长子高澄，北齐时追溢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说：“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高澄便将修魏史的重任，交给魏收承担。高洋灭东魏，建立北齐，改元天保(550年)，第二年即下诏魏收撰写魏史。魏收也向高洋表白自己的心愿说：“臣愿得直笔东观，早成《魏书》。”高洋又诏平原王高隆之为总监，房延佑、辛元植、睦仲让、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六人参加，但高隆之仅仅是署名而已，房延佑等人并非史才，不堪编辑。《魏书》的撰写，主要是魏收完成的。北齐天保五年(554年)三月，就写成本纪12卷、列传98卷，合计110卷。同年秋，高洋任魏收为梁州刺史，魏收认为“志”尚未修成，“奏请终业”。到同年十一月，最终完成了《天象志》 4卷、《地形志》3卷、《律历志》2卷、《礼志》4卷、《乐志》1卷、《食货志》1卷、《刑罚志》1卷、《灵征志》2卷、《官氏志》1卷、《释老志》1卷，共10志20卷。

  据《北齐书·魏收传》和《北史·魏收传》的记载，在魏收之前，撰写魏史的已有多家。早在北魏初期有邓彦海撰《代记》10余卷，记北魏早期的历史。其后又有崔浩所撰《魏书》 30卷，用的是编年体。后来，李彪曾用纪传体重新编写，未能完成。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490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下限写到孝明帝。还有济阴王晖业撰写的《辨宗室录》30卷。此外，《隋书·经籍志》所载的《后魏仪注》50卷，《大魏诸州记》21卷等等，上述诸书，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在当时为魏收撰写《魏书》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史料。魏收撰写的《魏书》，完成以后，就在北齐官僚士大夫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发生一场大争论。主要是由于魏收的为人和他的修史态度所引起的。魏收在当时深为北齐高氏统治集团所信任，身居高位，担任要职，而又恃才傲物，借修史作为酬恩报怨的手段。他曾公开的说：“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人地。”那些与他有亲有故的人，传文就减恶增善；相反，与他无亲无故，或稍有仇怨的人，不是不载人史传，就是不加褒美。由于魏收在列传人物的取舍褒贬上触犯了某些门阀豪强、官僚士大夫，诸家子孙投诉的前后达百余人。北齐皇帝高洋诏魏收于尚书省同诸家子孙共加论讨，有的说：“遗其家世职位。”有的说：“其家不见记录。”有的说：“妄有非毁”等等。魏收虽然也有辩答，但众口喧然，终不能抗。由于皇帝高洋和宰相杨惜、高德用的庇护，压下了这场风波，并以“谤史”的罪名，处理了范阳卢斐、顿丘李庶、太原王松年等人。同时，决定傲书，“且不施行”。诸家子孙内心不服，称之为“秽史”。此后，高演、高湛两次命魏收“更加研审”，进行修改，最后才成定本。“及诏行《魏史》，魏收以为直置秘阁，外人无由得见，于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邺下，任人写之。”这便是流传下来的魏收撰写的《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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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东魏到北齐，魏收一直受到封建统治当权者高欢父子的赏识，官职和爵位一升再升，从中书令、侍中，到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但是，魏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修史上。在东魏时，御史中尉崔逞向文襄(高欢长子高澄，北齐时追溢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说：“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高澄便将修魏史的重任，交给魏收承担。高洋灭东魏，建立北齐，改元天保(550年)，第二年即下诏魏收撰写魏史。魏收也向高洋表白自己的心愿说：“臣愿得直笔东观，早成《魏书》。”高洋又诏平原王高隆之为总监，房延佑、辛元植、睦仲让、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六人参加，但高隆之仅仅是署名而已，房延佑等人并非史才，不堪编辑。《魏书》的撰写，主要是魏收完成的。北齐天保五年(554年)三月，就写成本纪12卷、列传98卷，合计110卷。同年秋，高洋任魏收为梁州刺史，魏收认为“志”尚未修成，“奏请终业”。到同年十一月，最终完成了《天象志》 4卷、《地形志》3卷、《律历志》2卷、《礼志》4卷、《乐志》1卷、《食货志》1卷、《刑罚志》1卷、《灵征志》2卷、《官氏志》1卷、《释老志》1卷，共10志20卷。

  据《北齐书·魏收传》和《北史·魏收传》的记载，在魏收之前，撰写魏史的已有多家。早在北魏初期有邓彦海撰《代记》10余卷，记北魏早期的历史。其后又有崔浩所撰《魏书》 30卷，用的是编年体。后来，李彪曾用纪传体重新编写，未能完成。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490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下限写到孝明帝。还有济阴王晖业撰写的《辨宗室录》30卷。此外，《隋书·经籍志》所载的《后魏仪注》50卷，《大魏诸州记》21卷等等，上述诸书，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在当时为魏收撰写《魏书》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史料。魏收撰写的《魏书》，完成以后，就在北齐官僚士大夫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发生一场大争论。主要是由于魏收的为人和他的修史态度所引起的。魏收在当时深为北齐高氏统治集团所信任，身居高位，担任要职，而又恃才傲物，借修史作为酬恩报怨的手段。他曾公开的说：“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人地。”那些与他有亲有故的人，传文就减恶增善；相反，与他无亲无故，或稍有仇怨的人，不是不载人史传，就是不加褒美。由于魏收在列传人物的取舍褒贬上触犯了某些门阀豪强、官僚士大夫，诸家子孙投诉的前后达百余人。北齐皇帝高洋诏魏收于尚书省同诸家子孙共加论讨，有的说：“遗其家世职位。”有的说：“其家不见记录。”有的说：“妄有非毁”等等。魏收虽然也有辩答，但众口喧然，终不能抗。由于皇帝高洋和宰相杨惜、高德用的庇护，压下了这场风波，并以“谤史”的罪名，处理了范阳卢斐、顿丘李庶、太原王松年等人。同时，决定傲书，“且不施行”。诸家子孙内心不服，称之为“秽史”。此后，高演、高湛两次命魏收“更加研审”，进行修改，最后才成定本。“及诏行《魏史》，魏收以为直置秘阁，外人无由得见，于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邺下，任人写之。”这便是流传下来的魏收撰写的《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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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的列传共98卷，有些列传是一种家谱式的史传，价值不大。有些列传如《李安世传》载有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有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颇有史料价值。有些列传所载文章诗赋，为后人搜集北魏诗文提供了资料。关于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列传，大都根据当时使节和商贩的口传写成，其中虽然有一些侮辱性的记述和传闻失实之处，但对当时东北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对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情况，还是提供了不少历史资料，有助于后世的历史研究工作。

  《魏书》的十志，其中的《释老志》不仅前史所无，而且后代的史志中也再未列这个志目。它是魏收根据北魏的历史特点新创的一个独特的志目。佛教和道教在北魏时进一步发展，社会影响很大，两教之间的斗争也很尖锐复杂。《释老志》详细记载了佛教和道教的源流和发展变化，以及佛经的翻译、佛寺的营建、佛像的塑造等，对研究中国宗教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志中还反映了世俗地主经济和寺院地主经济的矛盾，尤其是反映了寺院占有的奴仆和依附的人口所遭受的地租、高利贷的剥削情况，是了解当时社会制度的重要资料。《官氏志》，在别的史书中称《职官志》或《百官志》，魏收却别具匠心改名《官氏志》。志中记载了官制，省略了官府部门和官吏职司，突出了拓跋氏的变化，从氏族姓氏和元宏所改汉姓的变化，反映了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清况。《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北魏太和九年(485年)的均田令和与此相关的三长制、租调制，是后世研究均田制的重要原始材料。关于货币的记载也有助于了解北魏所辖地域的社会经济情况。其他各志也有可取之处，如《灵征志》记载了北魏建国以来巧0年间各地所发生的地震，是很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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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魏书》还是一部比较好的史书，不能因为撰写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甚至被当时有些人称之为“秽史”而轻视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巨鹿下曲阳(今晋州市西)魏氏家族中，出了魏收、魏澹、魏征三位史学家，其中以魏征名气最大，他们三人系同族兄弟。同族同辈人中竟有三人在北齐、隋、唐三个朝代都从事修史，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来源：石家庄旅游资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