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为政不难”

爱华

孟子的“为政不难”

作为中国人，四书不可不读，《孟子》不可不读。凡是读过亚圣之作的人，对于他的“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精辟论断应该进行过一番深刻的思考吧！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李贽评曰：“只欲‘德教溢乎四海’，故不敢‘得罪于巨室’。可以说李贽之评一针见血，孟子之论洞明政事。

中国历史上有史料记载或无史料的大大小小的变法改革有无数次，成者很多，败者亦很多。秦国商鞅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改革，清朝维新运动等其他的经济政治革新运动，其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是否“得罪于巨室”。何谓巨室？以我见之，则是以朝廷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或地主阶级的集体利益的载体，这个载体中既有对立又有统一，对立是根本性统一上的对立，统一是非根本性对立下的统一。为政者，若要长久享政，使自己所设想的政策使之于下，在触损“巨室”利益的情况下就必须圆于巨室滑于巨室，而不能“得罪于巨室”。但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家，一个伟大政治家或者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在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时也已经站在了历史的浪尖上，你不接触水是不可能的，少接触水成不了弄潮儿，多接触水则衣服将被打湿甚至有被白浪卷走的危险。高手玩火，不被火焚；好手驾舟，不随浪漂；善为政者，周旋于巨室之间。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确实是一种为政之道，也可以看出孟子世故的方面，但这种为政之道，这种世故，除了自我保身保禄外，还有什么可值得称道的呢？我这时突然明白：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改革像烙烧饼一样。今天改，明天翻，乱糟糟地风云一场过后“人亡政息”。

商鞅车裂与市，王安石托老于佛，张居正尸遭挖鞭，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不能不令人唤起对历史的沉思。谁是孔子？大倡仁义，却不立于危墙之下的贱仲尼。谁是圣人？满口道德，却杀人不眨眼的恶匹夫。谁是圣母？人前端淑，却不知肚子被谁搞大的小女子。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即使得罪巨室又如何呢？历史上难道就只能有一个商鞅一个王安石一个张居正？可能是吧，历史上也确实只有一个商鞅一个王安石一个张居正。我开始佩服孟子先生了，一二句话使中国历史上少去如此多的伟大人物，使中国的历史少去如此多的不稳定因素，“真圣人也。”

“丹青难描是精神。”中国人的为政之道，所缺乏的就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王安石具有，敢以“三不畏”来慰天下；这种精神张居正具有，他嘱告下属“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这种精神还有一个人具有，其实还有很多的人具有，可惜在我有生之年可能见不到了，因为这些人在我死时还没有出现，所以只能待灵魂飞去天堂或净土去等待了。

孟子，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忠实代表，头上的疮，脚下的脓，都流着封建地主阶级的血水，是早应该被打倒得了。国学要继承保留，更应该进行一番清理。孟子，需要扒掉他的皮，骨子可以留下点，以撑住这个空虚已久的民族，这个潜力无比的民族。

为政何难？于民有利，于过有利，百无一辞，百无一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