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银楼资料之方聚元银楼

中华龙

老银楼资料之方聚元银楼  老银楼资料之方聚元银楼
悠久历史


我国古代，很早就以玉、金、银等作为文物印章或饰品，都是当时能工巧匠制作的。后来，不少饰品进一步扩向民间，同时，那些能工巧匠也逐渐组织起来，设立有关的工场和店铺。这就蔚成一行独立的“富贵生意”，专门经营金银饰品和镶嵌珠玉宝石的银楼业。
不过，银楼业具体起源于何代，已难查考。大致说来，它随着社会生产的兴盛，民间习俗的繁华而发展起来。单以近代而论，到了晚清，全国的通都大邑莫不遍设规模不等的银楼。其中，除了华南的广州等处(后来也包括香港)之外，其他各地的银楼则几乎全为浙江人特别是“宁波帮”的天下，而“宁波帮”中尤以鄞县、慈溪、镇海籍的工商业家投资的占绝大多数。“宁波帮”早期人物慈溪人严信厚(筱舫)就在上海宝成银楼任过职，后也开过天津物华楼金店。它们挂着浙江×××银楼的牌子，驰誉当地的城乡以至邻邑近县。
宁波，作为全国银楼业的后方根据地，在清末民初先后有方聚元、凤宝、方九霞，行远(后改为方行远)、紫金（后改为方紫金）、新凤祥、老凤祥、新宝成、天宝成等十把家规模较大的银楼。这前面五家均系镇海西乡柏墅方的方氏家族的产业，前面两家一在郡城的东渡门内，一在东渡门外，尤为同业中的佼佼者。
据1932年统计，宁波市区共有大小银楼24家，其中在东门口1家，在东大路5家，开明桥2家，渡母桥6家，湖桥头1家，念条桥2家，旗杆夹弄2家，东后街6家，大池头1家，鼓楼前1家，百丈街1家，后塘街1家。
当年方聚元和凤宝都由方家老板娘盛氏（镇海旅沪巨商盛家女儿）亲自“摇控”。由于方家越来越人口繁衍、排场阔绰、用途浩大，终于在光绪末期导致入不敷出，周旋不灵的地步，她不得不打算招盘一家银楼以解燃眉之急。风声传出，欲盘者属意于方聚元或凤宝，而对前者尤感兴趣。可是这位主持家政、遥控店务的盛氏老板娘认为方聚元原名聚元，早有一百多年悠久历史，是她的上一代从他姓手中盘入的，才给这老招牌加上一个“方”字；现在要把这“一点头”的“方”字也跟“聚元”两字一块儿再盘出去给别人，实在太失面子了。所以，她决定宁可稍让盘价，忍痛割爱，斩掉凤宝，保全方聚元。


???重整旗鼓


方聚元开在宁波郡城东渡门内第一道公墙的东大街上（那时的市政建设是各大街上每隔十、廿家店铺便跨街横设一道防火、防盗、防战乱的公共厚墙，中间开着一个大型月洞，装着两扇粗木栅门，人们称此跨街厚墙为“公墙”），交通便捷，地段热闹，坐北朝南，三开间梅园石门面，三大进楼房，极有吸引顾客的气派。当年，方家尽管出盘了凤宝，获取了一笔可观的盘价，得以缩短战线，集中财力来继续经营方聚元；但究竟影响不少，外则信誉削弱，内则人心动摇，一度陷入了困境。于是，富有才干的盛氏当机立断，进行了两项革新的措施：
其一，她打开独姓经营为合伙投资的局面。邀请上海银楼业大同行公所总董、南京路方九霞成记银楼经理桂增元和上海某银楼上手职员裘清甫联合入股，共同签订合伙议单：方家三房廷章拼四股，四房某某（方仲吾、彭吾、雄吾等之父）拼十股，桂增元、裘清甫各拼一股，合成16股，每股2000银圆，共计集资32000银圆。
其二，她采纳桂增元建议，聘任裘清甫为经理。裘氏秉性比较耿直和坚毅，在上海某银楼工作时跟同事关系不大融洽，但能吃苦耐劳，勇于任事，所以桂增元相当赏识他，把他推荐了，授以负责店务的全权，而把原有的平庸的经理撤换了。
由于上述两项机构上的重大革新，方聚元对外信誉重新增强，对内也稳定了职工的情绪，从而形成了重整旗鼓的中兴气象。


惨淡经营


裘清甫“三十而立”，身壮力健，而面庞较长，头额微凸，象个“寿星”，又喜管这管那多唠叨，故此同业中和店内职工都浑称他为“老太婆”。他与店员共甘苦，同早晚，任劳任怨，管理店务。他的业务方针；一是，专务正业，着眼于精工制作金银饰品，努力做好门售生意，不搞黄金卖空买空，避免黄金市场忽上忽落的风险。二是，吸收亲友和客户存款，给以月息七厘或年息八厘，以充实流动资金，扩大黄金储备，增加饰物品种和花样，以适应顾客需要。三是，坚持和气生财、顾客是“衣食父母”的信念，他从早到夜坐镇在角尺型花梨大柜台东边店弄堂的一排花梨大椅上，叼着一杆旱烟管，目光炯炯注视着柜上动态，一发现伙计有做不成生意的兆头，便放下烟管，走向顾客，来个满面春风的招呼。而那伙计就乘机插话介绍：“这是阿拉店里阿大先生，亲自给你做生意，保你货好价实!”这顾客—听，特别是乡间来的，自然满意起来，成交而去。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营业方针，使方聚元营业蒸蒸日上，成为宁波的银楼业巨擘了。
其实，这是表面现象，方聚元的真相却是外强中干的。主要原因为大股东方家在老板娘盛氏去世后，小老板们又逐年亏空巨款。对此，裘清甫尽管毫不含糊，要给这些亏空计算年利息一分，但并不能制止他们继续伸手要钱。亏空加利息，越滚越大。方家三房拼四股，就积欠了1万余元；四房拼股10股，也积欠了2万余元，都超过了他们的原本。后来，在经理向股东一再催讨欠款之下，方家三房不得已于1923年前后把两股股份以翻一番原本的股价出让给蚌埠老凤祥银楼经理桂安卿和本店经理裘清甫各得—股。四房虽未出让股份，也以亏空了巨款以及还继续要拿钱而无形中削弱了对店务的发言权和对经理的控制权。这样，裘清甫便进一步大权独揽，自己也亏欠了店款两3000元。按商业惯例，这为经理“挂帐”，不计利息，实际上他得以借此向外赚取利息，明沾本店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