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思想的人民性和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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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思想的人民性和兼容性  历来都公认孔子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代表，这反映了孔子思想赋予传统文化某些基本属性的事实。这是些怎样的属性？其作用究应如何评价？本文拟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角度，试加讨论。

孔子活动在春秋后期，这是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变的社会变革时期。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他是在继承有关尧舜的原始民主传说和有关西周初年的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创立儒学思想体系的。这个情况，使孔学含有人民性的因素。

有关尧舜的传说，包含了天下为公的思想、让贤的思想和仁民爱物的思想。孔子在《论语》中，盛赞尧德，这就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树立起一个理想政治的最高典范。由于儒学的广泛传播，儒家虚构的尧舜形象，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至少具有这样两个意义：一是人们得以用尧舜为标准来批评当时的封建政治；二是在长时期里培育了有关大同社会的理想。

孔子建立的儒学，以西周文化为基础。西周文化的代表人是周公。周公是在商、周之际的社会政治变革中，总结了从古公亶父到文王、武王的政治实践以后，制礼作乐即建设西周制度和文化。那是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变革时期，是文王以“裕民”政治战胜商纣暴政的时期。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实践，赋予西周初年政治以一定程度的民本主义色彩。《尚书·无逸》强调：“先知稼穑之艰难”。《立政》要求：“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康诰》宣称：“文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这些思想，构成了后世封建“仁政”的基本原则。

孔子所居之世，经济上是领主制衰，政治上是世卿制衰，文化上是天道观动摇。这是一个农奴逐步争得解放的时代，“民”的力量和作用受到重视，因而“民”的地位有所提高。《左传·文公十三年》云：“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哀公十四年》云：“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公三十一年》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显然，以民为社会主体的思想，爱民利民和尊重民意的思想，否定暴政的思想，成为这个时期的新的思潮。孔子在这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乃是将历史上带有民主性因素的文化，与现实社会中带有人民性因素的思潮结合起来，以托古的方式创新，建立起具有人民性特征的思想体系。

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语·颜渊》）谴责“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在《春秋》中，凡暴君被杀，概称国人弑其君。虽然以一个“弑”字表示是以下犯上，但主要含义却是国人皆曰可杀，基本倾向是同情人民反对暴政。所以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孔子尊君而爱民；但如暴君虐民，则赞成为民易君。

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君君臣臣”说，即君须成其为君，臣方成其为臣。君须尽其为仁的君道，臣方尽其为忠的臣道。《论语·八佾》云：“君使臣以礼，臣事群以忠。”这是一种有条件的君权思想，是相对君权的理论。至于《子路》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则以为一切上下关系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春秋时期，诸侯失其国者，大夫失其家者，国君被杀被逐者，都被孔子记在了《春秋》里面。郭沫若认为：孔子的本意，在于使暴君惧，而不是使“乱臣贼子”惧。盖此类事变，皆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久矣。推原祸始，责在暴君。《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云：“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亡国亡家的诸侯和大夫，是因失政而为民众所抛弃，毫不值得同情。

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其实，他是以述为作，述中有作，比如“不语怪、力、乱、神”即是。不过，孔子最重要的以述为作，乃是在总结尧舜以来至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文化时，祖述天下为公的尧舜，而不祖述天下为家的夏启；宪章仁民爱物的文、武，而不宪章残暴荒淫的桀、纣。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其可贵之处，在于保存了、继承了、发展了传说中原始社会的民主精神和西周初年的“保民”、“裕民”思想，并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后，主要是经过孟子的发扬，民贵君轻和以仁易暴的思想，进一步得到了明确和强调。在中国古代漫长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着仁政和暴政两种政治思想的斗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正统思想中关于“仁”和“仁政”的观念，成为进步的人们批判暴政的思想武器，有时甚至成为改朝换代的思想武器。西汉末年的儒者宣称：“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迁命贤圣，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汉书·谷永传》）。这简直就是理直气壮地为以仁易暴辩护。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民主性精华之最突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