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日天：孔子生死与韩国兴亡:韩国学界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一种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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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日天：孔子生死与韩国兴亡:韩国学界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一种争论  孔子生死与韩国兴亡:韩国学界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一种争论


姜日天


现代是人类共同的归宿，是一种共性，然而现代是具体的。各民族、地区、国家，由于各自的文化特质，会以不同的文化文明体现现代，因此现代是多元的。现代是多元一致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同时由于它负载了深邃的文化精神，又是文化精神的代名词。以先秦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哲学文化和合生成中，从中国传播到东亚、南亚广大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其中东亚以韩国受儒学影响最深，儒学成了朝鲜半岛文化传统的主流。港台和西方一此学者甚至认为韩国的儒学比儒学故乡中国保留更加完好，此言似不为过。当然，儒学的发展情况在中国和韩国之比较，尚不至于如佛教在印度本土与中国之比较。


在当代社会，朝鲜半岛于1945年，以三八线为界以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地分两端。在北半部的朝鲜，儒学被指为旧思想文化的集中代表多受批判，这与中国50年代至70年代情况相仿。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儒学文化浸透了这个社会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深层的各个角落。在南半部的韩国，儒学哲学、文化在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是从70年代经济迅速崛起以来，儒学更见兴盛，成为韩国经济生长的精神文化温床。同其它“亚洲小龙”一样，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东亚传统实践实行哲学、文化，是所谓“汉江奇迹”的哲学、文化基础。而在近年来，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顺应世界性的改革、开放大潮，南部的韩国反思儒学以建构现代的思潮在涌动着。在新千年到来之际，韩国的海出版社于1999年5月1日，出版了金京一（音译，以下同）教授的《孔子死，国家兴》一书。此书并于当年12月5日初版第23次印刷，也见读者注意的程度。与此相应，诗雅出版社于同年8月5日，出版了崔炳哲教授的《孔子永生，国家隆兴》一书，与前书相论辩。本节对其中与传统和现代相关联的问题，试作几点梳理。




一孝道：儒家哲学、文化基石




金京一教授在《孔子死，国家兴》中认为，儒学的孝道杀人。其理由是，孝道是一种时间和空间要求，即子女与父母常相侍候。结果是子女受到限制，父母也没了自由，乃至于老人也有想亲吻做爱心，却因常与子女斯守而多有不便。因此，孝道是对人的自由、人的生命的扼杀。崔炳哲先生则在《孔子永生，国家隆兴》一书中，专设《孝道杀人吗》一节，专论孝道问题。他说：“儒教的核心范畴是仁，要而言之就是爱。从与自己最亲近的人爱起，扩展到爱全人类，就是仁。同时孝是实践仁的最重要的德目。”[1]就是说仁是孔子学说的第一范畴，而孝是仁的最重要德目。


到了孟子那里，人的仁根是人的性善，儒家所理解的人必是经验的人之本质，就是人是父母所生的，血亲之仁爱即是善根、仁根，孝、慈则是血亲之仁的第一表现，或曰最重要的德目。并且人的血亲孝慈扩展为对人的泛爱，这种泛爱表现为一种有序性就是纲常伦理。孔子、孟子在人的本质的理解上，是高度抽象概括的，又是十分经验形象的，理论思维水平不可谓不高。


崔炳哲先生说：“近来韩国社会陷入一个误区，重要的问题是盲目仿效，以为发达国家的一切都是无条件地优秀的。”[2]人们在传统中生活，常常是身在宝山不识宝。西方人对人的理解一开始就有偏误，他们将人抽象为一种概念存在，一种绝对的个性。这种概念人、绝对人，个性独立，绝对自由，甚至没有父母子女亲情，是一种绝对理性的冷血怪物。古希腊斯巴达人就是这种理念。这种人只能酷待自然对象，同样酷待社会，到了上帝管不住的时候，“狼对狼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西方的结构语思维工具习惯于抽象、绝对，常常脱离生活经验本身。


在当今时代，地球变为一个村落，各种文化相会通和合，需要一种开放的胸怀，但也不可无所分辨，无所分析，不加选择。当然孝道的具体实现是可以随现代生活工具的要求而调整改变的，根本的问题是体认孝是人之为人的价值，才能孝得更深刻。21世纪呼唤优秀文化，随便把优秀文化扔掉，无异于剪除人类文化生命力，让人类在黑暗里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