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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有关宋代家族史研究的成果非常丰富，但大多集中于名宦、世家以及将门的研究[1]，而关于宋代皇后家族的研究，笔者仅见香港何冠环先生的著作《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3年）以及他一系列关于北宋外戚将门的论文[2]。然而，何先生的研究成果仅揭示了北宋，尤其是北宋前期后族的情况与特点，于南宋却未有涉及。南宋后族与北宋是很不一样的，起码从环境上来说，宋太祖与武将“与结婚姻”[3]的时代背景已经过去，北宋外戚一门几代担任武将，形成将门之家的景象也没有在南宋重新出现。南宋宁宗杨皇后的家族，可以说是南宋首屈一指的后族，因为他们在南宋中后期出现了两位太后和一位驸马，子孙后代“皆任通显”[4]，发展极为迅速，且至南宋灭亡之际，荣宠不衰，故也可以说是南宋后族的典型代表。然而，这一家族本身形成的过程就迷雾重重，而其家族虽然壮大，但势力却难以企及汉唐后族，功勋也远远比不上北宋的外戚将门，这本身就说明了宋代后妃及外戚政治的一些特点。因此，把杨氏家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可窥见南宋后族的特点，以及他们的生存状况与社会地位。
一、二杨并源
南宋宁宗杨皇后乃有宋一代著名的女政治家，她的政治作为，无论是诛杀韩侂胄，还是嘉定十七年（1224）帝位传承之事，都为她招来很多争议。而同样备受争议，甚至可谓扑朔迷离的，是她的籍贯和身世，因为不同的古籍有不同的记载，这也跟她早年的经历大有关系。能够比较确定的有两点，第一，她自幼入宫，母亲是宫中乐师，而她自己一直在高宗吴皇后身边侍奉，为“则剧孩儿”[5]；第二，她有一个哥哥杨次山，后者家族也构成她的外戚。但不确定的也有几点，第一是她的籍贯，历来有上虞、遂安及川蜀之说。第二是她的姓氏，《宋史》其本传就说她“忘其姓氏”[6]，后因认了杨次山当哥哥而姓杨。其三就是她跟杨次山的关系，《宋史·杨次山传》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认为他们是亲兄妹，《宋会要辑稿》以杨次山之父杨渐作为杨皇后的亲生父亲，也间接承认了这一点[7]。但其他材料也有不一的说法，如《宋史·杨皇后传》认为杨次山是杨氏后来认的哥哥；《四朝闻见录》则认为“后父即兄也”；《齐东野语》则云“遂得右庠生严陵杨次山以为侄”[8]。
以上诸点疑问中，杨皇后的籍贯问题是被探讨最多的，鲍绪先、何忠礼以及吴业国三位先生均有相关成果[9]。何、吴二文均据史料认为，杨皇后与 杨次山非亲生兄妹，且二人非来自同一地方。吴文认为，杨次山父子的籍贯“便是严州遂安县（今属浙江淳安县）无疑”，而杨皇后则有可能是蜀人；何文则以众多史料佐证，认为杨次山父子来自浙江上虞，而杨皇后则是严州遂安县人。何忠礼先生的文章论证最为严密，且论据充足，结论也最让人信服，但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恐还略存误差。何文所据，乃李心传所记“今上杨皇后，遂安人也”[10]，再佐以《景定严州续志》两条史料。然而，宁波出土的《宋杨惠罙墓志》指出杨皇后之侄孙女杨惠罙“世家严之淳安”[11]。墓志资料虽未必可以尽信，但子孙对于先人之籍贯断不会轻易弄错，且该墓志作于宋度宗咸淳年间，属于当时记录，这说明杨氏后人认为他们是淳安而非遂安人。当然，这两个地方是相邻的，后来遂安也并入淳安，故《景定严州续志》说“杨太后为严人”[12]，也大体准确。
关于姓氏问题，何忠礼先生也有具体的考证，他认为所谓“忘其姓氏”是有违史实的，因为宋代宫女入宫非常严格，因此入宫前她们的姓氏、年龄均须注入名籍，而若连姓氏籍贯都没有的人，则属来历不明，不可能被宫廷接纳[13]。这一论证是非常有道理的，然而，按照《四朝闻见录》的记载，“（杨皇后）母张夫人以乐部被宪圣幸，后以病中归李氏”[14]，其死后杨氏才被招入宫中，则她原来应该姓李才对。而《齐东野语》亦云“后初姓某”[15]，与叶绍翁所载相呼应。如此，她若以李姓（或某姓）入宫，也算是有姓氏的。不过即便如此，笔者认为何先生的结论依然是正确的。因为按照宋人习惯，他们最重本家之姓，就算随母改嫁，因而改姓，富贵后大多会恢复原姓。如北宋名臣范仲淹，母亲改嫁后曾改姓朱，进士及第后即复其原来之范姓[16]。再如孝宗皇后谢氏，微时曾“鞠于翟氏”，故以翟姓入宫，被立为后之后“复姓谢氏”[17]。故此，若杨氏果真本家姓李的话，她完全应该恢复李姓，并寻找李姓的戚属[18]。最终，杨皇后以杨氏为姓，即说明无论她是否“初姓某”，但她本家姓杨，此点当无疑问。如果《四朝闻见录》记载属实的话，李氏最多只是她继父的姓氏罢了。
关于杨皇后与杨次山的关系，鲍绪先先生的文章根据考古材料，认定他们乃亲生兄妹，且籍贯在今浙江淳安县。一般而言，有考古材料印证，应为信实，但该文最大的问题，是太过依赖在民间发现的《宏农杨氏宗谱》。“宏农”或为“弘农”的笔误，若是，则杨皇后来自著名的弘农杨氏家谱，此乃隋朝皇族，自古以来均属甲族，其出身相当高贵。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宋以后家谱一类的历史材料，由于各种原因，所提供的信息有可能是不准确，或者错误的，甚至是故意伪造的。就以鲍文所提到的《宏农杨氏宗谱》（清代乾隆以后部分弘农杨氏家谱避讳称宏农杨氏）而言，其内容非常值得怀疑[19]。首先，该宗谱提到杨皇后除了杨次山外，还有岐山、望山和冯山三位兄长，但这三人并未见之诸史[20]。杨氏家族虽未如汉唐外戚一样预政，但在南宋时代也是极尽荣宠，若以后贵而言，没理由只惠及长兄一房而未及其他兄弟，更何况根据同一份宗谱，他们都是一母同胞之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其次，根据宗谱，杨皇后乃生于淳熙十年（1183）十二月十二日，但《宋史·杨皇后传》明确指出，绍定五年（1232）杨太后驾崩时为七十一岁，则她当出生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21]。宋代宫廷档案记录是非常完备的，宫中上至皇帝后妃，下至宦官宫女的年龄都有详细记载，而《宋史》传记又是根据《国史》编成，故《杨皇后传》所记，当为当时档案所录之数据，就算有所误差，也绝不可能相差近二十年。故此，杨皇后绝无可能生于淳熙十年（1183）。第三，宗谱所记杨次山的年龄也是错误的，根据宗谱，杨次山生于绍兴二十年（1150），年六十六而终，则其卒于嘉定八年（1215）。但根据《宋史》其本传记载，他乃死于嘉定十二（1219）年，享年八十一岁，则当生于绍兴九年（1139）[22]。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且杨次山曾为武学生，其年龄于当时必有记录，故宗谱所记必然有误。再者，就宗谱中杨皇后与杨次山的年龄看，两人相差三十二岁，比《宋史》所载之二十二岁更加离谱。由此可见，该宗谱所撰之事，实为后人杜撰。诚如何忠礼先生考证所得，杨皇后与杨次山并非亲生兄妹，他们伪造的这种关系已经造成各种史料记载相悖，导致迷雾重重，而硬生生地把他们编在同一本宗谱里，更是错漏百出。
接下来的问题是，杨氏一族中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杨渐，究竟是何许人也？史书对杨渐所载不多，其中《宋史·杨次山传》曰：“（次山）曾祖全，以材武奋，靖康末，捍京城死事。祖渐，以遗泽补官，仕东南，家于越之上虞。”[23]此处认为杨渐乃杨次山之祖父，而杨全则为其曾祖。但另据《宋杨惠罙墓志》记载，杨谷之女杨惠罙，“曾祖渐，赠太师尚书，今追封齐王；祖次山……”[24]而《宋会要辑稿》亦云杨皇后为“保义郎、累赠太师、尚书令、追封齐王渐之女”[25]，墓志铭对于籍贯和祖先一般很少有误，而《宋会要》更是当时的档案，由此可知，杨渐必不可能是杨次山及杨皇后的祖辈，《宋史》所记应是笔误。如此，则剩下的问题是：杨渐究竟是杨次山还是杨皇后的生父？何文认为杨渐不可能是杨皇后的生父，理由是：“如果保义郎杨渐确为杨皇后的父或祖，那么其母张氏作为官宦人家的妻或媳，怎么会离夫别子进入宫内担任身份卑贱的‘乐部头’？年幼的杨氏又怎会孤身入宫作‘则剧孩儿’？”[2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官宦人家”的头衔是可以伪造的，且宋朝确实有过伪造的前科。宋真宗刘皇后出身卑微，她就为父亲刘通伪造了一个“虎捷都指挥使、嘉州刺史”的头衔，从而冒认自己是太原刘氏的后人[27]。因此，杨皇后大可以效仿刘皇后，为自己出身低微的父祖伪造一个身份。然而，就这两个案例看，无论是刘皇后还是杨皇后，她们首先选择的并不是为家人伪造身份，而是想依附一个已知的大族。刘皇后是两次寻求依附都遭到拒绝，故才不得已进行伪造，但杨皇后却成功地找到杨次山。杨次山乃武学生出身，此时或已在御前带御器械，而其父杨渐也是“以遗泽补官，仕东南”[28]，也就是说，父子二人均是官员。宋代对于官员的管理有非常严格的制度，故有所谓“官户”之称，能成为官员者，其姓名、籍贯、出身、经历等均会被一一记录在案。据《宋史》记载：“高宗建炎初，行都置吏部。时四选散亡，名籍莫考。始下诸州、府、军、监，条具属吏寓官之爵里、年甲、出身、历仕功过、举主、到罢月日，编而籍之。”[29]又据《宋史·高宗纪》，绍兴二十六年（1156），“诏诸州守贰考各县丁籍，依年格收除；民间市物，官户、势家与编氓均科”[30]。由此可见，即便乱离之日，南宋朝廷也不会让这一制度废弛。杨次山先入武学，继而为官，其父杨渐也是官员，其时南宋早已安定，故其家庭、籍贯当记录清楚，断难更改。因此，杨渐必定为杨次山生父无疑。
如此问题又出现了：杨渐若为杨次山之父，则杨皇后之生父又为何人？关于这一点，地方志上的史料也许能提供一些线索。严州地区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当属修订于南宋景定年间的《景定严州续志》，该志并没有提供有关杨皇后先人的任何信息，但却明确指出她是严州人[31]。此后，始编于洪武年间，而成书于明天顺五年（1461）的《明一统志》，明确表明杨皇后生父名杨宇，并指出他是从开封迁居而来的，其墓在淳安县南七十里。另一方面，该书把杨次山归为绍兴上虞人，更进一步说明他们两人并非同乡[32]。再后，《嘉靖淳安志》延续了《明一统志》的说法，但《万历严州府志》及《万历续修严州府志》均认为杨宇是杨皇后祖父，而杨纪才是杨皇后的父亲，并封永阳郡王[33]。那么，杨皇后的生父究竟是杨宇还是杨纪？杨纪是后来才出现在万历年间的志书上的，而且记载很有问题。第一，两部万历志书均说他的墓在“仁寿乡辽源巧坑”，而杨宇墓同样也在“县南七十里”的辽源巧坑，但前一条《童頵墓》则明确指出仁寿乡在县东二十里[34]。如果这只是地理考证失当的话，那说杨纪是永阳郡王就非常不合理了，因为杨次山作为后兄已经拜为永阳郡王，后父——如果杨皇后承认并追封的话——无论如何都应该比他高一等，如杨渐——杨皇后所认之父——就被追封为齐王。再者，根据周密记载，杨皇后“既贵”后，“耻其家微，阴有所遗，而绝不与通”[35]。既然绝不与通，就更不可能给生父封王，从而给后世留下话柄。另一方面，关于杨宇的记载出现较早，其被录入志书之年代，仅仅是杨皇后活跃时期的二百余年之后，而其流传，可能更早，故真实的可能性较大。故此，笔者认为，如《明一统志》及《嘉靖淳安县志》所言，杨皇后之生父是杨宇，似乎更为合理。据志书记载，他与杨次山的祖父杨全都是开封人，但后者却是战死开封，而他则南下逃难至淳安，也许这也是杨皇后选择杨次山家族作为其宗族的原因[36]。而他南逃难民的身份与杨皇后“家微”的记载也最相符合，且史料没有记载他有任何封爵，则又符合“绝不与通”的条件。
接下来就是认祖归宗了，但显然不是杨皇后，而是杨次山。杨次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虞杨氏，他也是来自开封的外来户，只因父亲“仕东南”，才“家于越之上虞”[37]。此时他既然与后宫杨氏相认，当然要改易籍贯，让自己的家族与杨皇后一样，成为淳安杨氏。这种改易，说明对于当时因战乱而南下的人来说并没有固定的故里，因为他们的根不在南方，或者说，他们还没有在南方某一个地方站稳脚跟。杨次山一家南下后，尽管还保持着官户的身份，但在遇到后宫杨氏之前，他们根本不能与早已扎根南方的世族相比，攀附后宫，徙族于淳安杨氏，乃他为家族设计的发展之道。由于之前的档案依然存在，故在史料上经常会出现他是上虞人或会稽人的说法。但史料有关他子孙的记载却大不一样了，据《景定严州续志》记载：
严为恭圣仁烈皇后毓庆之乡，后兄杨惠节王次山，字仲甫；后侄敏肃王谷，字声之；忠宪王石，字介之，每集必为统盟，其后节钺蝉联，缨绂辉映，率继先志。今节使蕃孙之子镇，以尚帝姬，益贵斯集，益有光焉。[38]
上述材料说明，从杨次山开始，杨家籍贯已迁至严州；而杨谷、杨石更曾出席当地乡会；其后杨谷之子杨蕃孙及孙杨镇，皆以严为乡。除此之外，同书卷七有云：“独高峰在常乐乡，嘉定间径山僧妙机为浮图，其上郡人杨缵书其扁。”[39]所谓杨缵者，即杨石之孙也。另《杨惠罙墓志铭》更云：“宋故广国夫人杨氏，讳惠罙，字德玉，世家严之淳安，赐第行在所，恭圣仁烈皇后侄孙女也。曾祖渐……”[40]说明在杨氏后人看来，从杨渐开始，他们就是严州人，而且其家在当时之淳安，而非李心传所说之遂安。这更进一步说明，至迟到他孙子那一代，杨次山家族的籍贯转换已经彻底完成。
这本是两个来自北方的杨姓家族，一个家境卑微，但却有女得宠于后宫；另一个虽属小官僚家庭，但却未及荣显。庆元年间，这两个家族联合一起，是各取所需，但从此又休戚与共。然而，这只是开始，当时杨氏还未被立为皇后，历史的走向还有很多种可能性，故他们的家族要获得更大的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间还须经历一些风波。为了后族的利益，他们必须运用一些政治手段，制造一些政治事件，而这些事件的影响极其深远。
二、政治与家族
《宋史》杨次山本传云：“次山能避权势，不预国事，时论贤之。”其子杨石其后更是劝谏已垂帘听政的杨太后撤帘还政，而自己与兄长杨谷也韬光养晦，多次辞免朝廷所授之高官厚职[41]。于是，杨氏父子历来备受称道，堪称宋代外戚之典范。然而，作为外戚，他们更关心自身的既得利益，甚至是人身安危。所谓“能避权势，不预国事”，只是维护家族利益的手段而已。当然，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南宋后族与汉、唐后族的区别，后者一向主张垄断朝廷权力以维护家族利益，但他们都不可避免地与皇族争夺权力，于是站在皇帝角度而写成的史书，总是批评历代的“外戚之患”。后人对宋朝的后妃与外戚评价颇高，认为“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42]。这其实说明宋代的后妃与外戚政治比之前代已发生根本改变，外戚集团不再、也无力再与皇族——更具体是与皇帝争权，他们的利益已经与皇帝的利益挂钩——即便他们能扶持一个皇帝上台，但却无力控制一个已经上台的皇帝，反而要想方设法维护这个皇帝的权威。而后妃尽管能够在宫中参与政治，甚至代皇帝行使最高权力，但这只是一种专制皇权的让渡，而非贵族政治时代权力在不同家族之间的分享，故她们所赖以统治者，也不再是宫外的戚属，而是朝中大臣。对于外戚后族来说，他们最大的利益不再是政治权力，而是荣显的社会地位，以及数之不尽的财富。当然，这不是说他们在政治上就无所作为，相反，若朝廷大政涉及本身利益，他们也必奋起力争，有时候还会铤而走险。
杨氏家族发展的关键是杨皇后，如前所述，她的生父极有可能是从开封逃亡南方的难民，母亲张氏夫人也是宫中身份卑贱的乐师而已，而她自己，则由母亲带进皇宫，侍奉在高宗吴皇后身旁，为“则剧孩儿”[43]。宁宗尚是皇子时，就对杨氏特别关注，每次去参拜吴太后，“必目之”，有时甚至眼带异光（目后有异），后来他亲自请求吴太后把杨氏赐给他，吴太后也同意了[44]。宁宗即位后，于庆元二年（1196）三月封杨氏为平乐郡夫人，三年四月进封婕妤，五年五月进封婉仪，六年二月进位贵妃[45]。而大概就在庆元年间，她跟杨次山认为同宗。杨次山愿意跟杨氏认为兄妹，当然是想通过她来提升自己的官位，以及家族的地位，他确实因此从带御器械累迁至吉州刺史。然而，嫔妃再受皇帝宠遇，终究还是嫔妃而已，此时的杨家还离后族很远。而当时的皇后韩氏乃系出名门，来自北宋著名的安阳韩氏家族，其先祖是北宋名臣韩琦，而其叔祖则是当朝权臣韩侂胄，她本身也是宁宗在藩邸时的原配夫人，故其地位是不可撼动的[46]。
然而，命运之神在庆元六年（1200）开始眷顾杨氏，她当年二月被进为贵妃，而同年十一月七日，韩皇后崩于坤宁殿[47]。中壶虚位，宫中嫔妃中地位最高者就是这位杨贵妃了，只差一步，她即能够母仪天下。重新择后是皇帝与朝廷必然要面对的问题，然而，杨氏的皇后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据《宋史》记载：
恭淑皇后崩，中宫未有所属，贵妃与曹美人俱有宠。韩侂胄见妃任权术，而曹美人性柔顺，劝帝立曹。而贵妃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帝竟立之。[48]
从这段史料可以分析出几个信息。首先，杨贵妃在后宫并非没有竞争者，曹美人就是她的对手。而且从文字看，曹美人在得宠方面并不输于杨贵妃，而是“俱有宠”。其次，杨贵妃此时并不受朝中权臣韩侂胄待见，后者是前皇后的叔祖，并因拥立之功，对皇帝很有影响力，且确实已经在怂恿皇帝立曹美人为后。还有一点这里没有提到的，至嘉泰二年（1202）立后之时，杨贵妃已经四十一岁了，年龄已大，姿色也肯定不复当年，更何况，她比宁宗还大六岁[49]。当然，杨贵妃还有她的优势，她酷爱读书，“颇涉书史，知古今”，说明她对历史有很深刻的见解，并能借古讽今。“性复机警”，足见她聪明伶俐；“任权术”，则说明她已经开始帮助宁宗解决政治问题。此外，她虽出身低微，但自幼以“则剧孩儿”的身份被养于宫中，这让她天然地熟知琴棋书画，精通诗词歌赋。有记载说她“能小王书”，宫中很多名画——尤其是著名画家马远所作之画——往往是她以“杨妹子”的身份在上面题诗的[50]。如此文采斐然又通晓古今的女子，难怪宁宗早年就已看中她，并一直对她宠爱有加。《宋史》认为，宁宗最后决定立杨氏为后，是因为她上述的种种优势。这些当然都是原因，但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嘉泰二年（1202），杨贵妃有孕了，且为宁宗生了一个皇子。据李心传记载：“华冲穆王坰，上第五子也。母曰杨皇后。嘉泰二年冬生，未逾月薨。”而就在当年十二月十三日，杨氏被立为皇后[51]。史书未载皇子死于立后之前还是之后，但无论是皇子出生的欢庆，还是其薨逝的悲恸，都足以打动宁宗。
我们并不确定杨次山在立后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杨氏被立为皇后，杨家就一跃成为当朝后族。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据《宋史》记载，韩侂胄怂恿宁宗立曹美人的图谋，被杨次山的门客王梦龙告知了杨皇后。皇后知道此事后，“与次山欲因事诛侂胄”[52]。换言之，《宋史》认为杨皇后诛杀韩侂胄的原因，是对立后之事怀恨在心。然而，无论杨皇后如何怀恨，她已经是皇后了，若她深闺自守，远离政治，韩侂胄亦无奈之何。但她显然不能在政治上安守本分，她在宫中浸淫多年，遍读经史，后来更侍奉天子于左右，政治野心早已形成。而宁宗恰恰又是个“不慧而讷于言”[53]的人，这让她有了更大的权力空间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韩侂胄专政显然是她在政治上大展拳脚的障碍。虽然身处内宫，不能在朝堂上跟韩侂胄正面冲突，但由于宁宗“非心黄屋”[54]，她总能掌控皇权，起码能左右宁宗的决策。而韩侂胄方面，竟“自置机速房于私第，甚者假作御笔，升黜将帅，事关机要，未尝奏禀，人莫敢言”[55]，这相当于架空了宁宗的权力，也意味着剥夺了杨皇后参与政治的机会。这样一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当年韩侂胄估计也是预见到这一点，才极力阻止立杨氏为后；而此时，杨皇后要除掉韩侂胄，也势在必行。另一方面，韩侂胄凭借其专擅国柄的势力，可谓气焰嚣张，不知收敛，这就更进一步得罪宫中的主事者杨皇后了。如叶绍翁记载，韩侂胄有妾谓“四夫人”者，“慈明（即杨皇后）尝诏入貌，赐坐以示优宠，四夫人者，即与慈明偶席，盖騃也，慈明心衔之”[56]。由此可知，杨皇后并非没有尝试向韩侂胄示好，但却实在不能容忍他及他家人的嚣张气焰。
宋代后族的势力已远不如汉、唐之时，而具体到杨氏一族而言，他们只是刚刚结合，在朝中还没有站稳脚跟。杨氏被立为皇后之后，杨次山也只是被从吉州刺史提升为福州观察使。故此，他们的家族利益尚需要朝中有力的大臣为他们实现。韩侂胄一来刚愎专横，二来他是高宗吴皇后的姨甥，以及前韩皇后的叔祖，其妻吴氏又是吴皇后的侄女，故其所代表的家族利益与杨氏不同，显然不是理想的合作者。据《齐东野语》记载，王梦龙得知韩侂胄图谋册立曹美人后，首先告知的是杨次山，其后杨次山转告杨皇后，“后由是生怨，始有谋侂胄之意矣”[57]。若杨次山有心躲避政治危机，他完全可以遮掩这一秘密，并韬光隐晦，远离朝廷政治，前韩皇后的父亲韩同卿就是这么做的[58]。但这样一来，杨氏一门的小日子也许还能继续过下去，但其长远发展必遭韩氏阻碍。故此，为了家族利益，他必须把这一秘密转告杨皇后，让她一来有所提防，二来也早作图谋。其后他更如《齐东野语》及《宋史·杨皇后传》所言，与皇后密谋诛韩之事，并内外联系，促成其谋，因为韩侂胄已经成为杨氏家族利益的绊脚石。开禧北伐兵败如山，则成为这次阴谋的触发点。
当然，在这次事件中，还有一个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就是皇子荣王赵曮。宁宗曾育有八子，但都夭折。在兖王去世之后，他接受宰相的建议，把宗室子弟赵与愿养于宫中，改名“曮”，至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受诛之时，他已经十六岁了[59]。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他是宁宗唯一可能的继承人，无论是哪一方能争取到他的支持，胜算都会倍增。这一点，连韩侂胄的门客都意识到了。据元人刘一清记载，韩侂胄一门客曾指出他“危如叠卵”，其中两条理由是“椒殿之立非出于平章，则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则皇子怨矣”，韩侂胄复问其计，其人答曰：“主上非心黄屋，若急建青宫，间陈三圣家法，为揖逊之举，则皇子之怨可变而为恩，而椒殿退居徳寿，虽怨无能为矣。”[60]显然，这位门客的计谋，重点乃行禅让之法，拥立皇子赵曮为新君，从而架空杨皇后的权力。遗憾的是，韩侂胄并没有争取赵曮的支持，或许是他太过狂妄，又或许他根本与赵曮不和，无法争取。然而，宫中的杨皇后却是近水楼台，成功劝说赵曮加入自己的阵营，并让他首先给皇帝上书，请罢韩侂胄。罢免朝廷重臣，毕竟是国家大事，由皇子出面，合情合理，亦可免却后宫与外戚干政的骂名；而堂堂皇子身份，亦非韩侂胄轻易能够推倒的，这一方面无论是作为外戚的杨次山，或其他支持倒韩的朝中大臣，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当然，事情并不顺利，宁宗对韩侂胄眷顾有加，即便杨皇后从旁赞襄，他也不肯就范。于是杨次山内联外结，联络朝中重臣图谋大事——这与“能避权势，不预国事”很不相符，而杨皇后则以御笔虎符，调遣禁中侍卫诛杀侂胄。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一刻，宁宗甚至还想派人追截诛韩侍卫，杨皇后泣告曰：“他要废我与儿子。”[61]这种哭诉当然有夸张成分，但“儿子”一词，说明皇后与皇子已结成同盟：皇子非皇帝亲生，若有皇后认作亲儿，则子凭母贵；而皇后亲儿已逝，若能抚育皇子并使之成为太子，则她的地位会更加巩固。更重要的是，这位皇子将来有可能成为皇帝，如此，则杨氏家族之利益起码能再延续一代。
事实也是如此，韩侂胄被诛的最大受益者是皇子赵曮，他本来只是宁宗养子，诛韩后一举成为皇太子，并改名赵询[62]。若宁宗有所不讳，他便是唯一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当然，杨氏家族的受益并不比赵询少。杨皇后作为嫡母，已能有效控制赵询，从而得以从中预政。据叶绍翁记载，诛杀韩侂胄后，杨皇后“每遣景献谕时相，凡除授必先吴氏而后其家”[63]。此话所叙述者，当然是她感激吴皇后养育栽培之恩，但同样也反映出，她乃通过赵询给宰相传达自己的懿旨，从而干预政治。至于杨氏家族，当然大受封赏，杨次山授开府仪同三司，并于嘉定三年（1210）封少保、永阳郡王。这当中有一段小插曲：许奕与真德秀认为杨次山恩赏太重，宜只予其一，于是封还制书，引致杨皇后震怒[64]。这说明当时杨皇后的势力已足以左右朝廷封赏，以扩大自己的家族势力。当然，对杨次山来说，他要维持的家族利益是极尽荣宠的社会地位，而非如韩侂胄一样权倾朝野。三代封王足以满足他的虚荣，而前车之鉴，他并不想杨家的利益如韩氏一样，一朝丧尽，故此时他当然“能避权势，不预国事”了。但是，杨氏家族利益的保证来源于中宫的权力，但中宫毕竟不能走出外朝，而杨氏族人又不愿涉足权力，故他们需要一个外朝的代理人。太子的老师、参与了诛韩图谋的史弥远正是一位合适的人选，因为他与太子的关系更有利于宫内宫外的沟通，而他本人对皇后也是毕恭毕敬，对杨氏家族也照顾有加，就这样，他们开始了长达二十四年的政治合作，而“每遣景献谕时相”，则是他们在赵询去世之前的合作模式。
中宫皇后主政，太子摄政，外朝宰相辅政，后族之家享尽荣华富贵，但却不插手权力，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政治平衡，宁宗一朝在这种平衡中安稳地度过了十三年。嘉定十二年（1219）杨次山去世，享年八十一岁。他去世前，朝廷把他提升为会稽郡王，去世后又追封冀王[65]，不但位极人臣，更能寿终正寝，这也正是他作为后族外戚所追求的人生。然而第二年，赵询在当了十三年太子之后，不幸薨逝[66]，这让政局再起波澜。皇帝已经没有再生育了，故他和朝廷不得不重新选择宗子入继，以承大统。嘉定十四年（1221），宁宗下诏，以沂靖惠王嗣子赵贵和为皇子，改赐名“竑”[67]。太子薨逝，新皇子入继，打乱了杨氏家族的部署，毕竟他们与前太子相处十几年，双方已经建立起互信与互助的关系，而家族的长远利益在宁宗之后也能得到保障。此时新皇子入继，非其所立，脾性意向俱不所知，如何保证杨氏家族的利益，的确需要一番筹谋。此时杨次山早已离世，这个问题只能留给杨皇后解决。皇后的办法，是把自己的侄孙女吴氏嫁给皇子，这就意味着未来的皇后也是杨氏后人，如此一来，杨家的利益就能得到保障[68]。扶持亲信之人当皇后，从而控制后宫，以延续家族利益，这是宋代很多皇后的做法。如北宋之刘太后为仁宗选立郭氏，再如宁宗的前皇后韩氏，本身也是高宗吴皇后的外戚。然而，吴氏并没有在杨家与皇子之间沟通斡旋，相反，她的妒忌之行招致皇子的讨厌，夫妻关系非常糟糕。同一段材料认为，皇子不能处理好夫妻关系，并沉迷酒色，招致皇后的愤怒，成为他日后被废的原因。然而，冷落妻子、沉迷酒色可以让赵竑招致皇后的责骂，但却不足以让他们关系紧张，皇后是一位很谨慎的人，这种重大事情她必须再三衡量，才会作出决定。
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宁宗驾崩，而此前，一场阴谋早已在酝酿。之前宁宗唯一的皇子被废为济王，而沂王宗子赵昀被迅速立为皇子，而后即位，是为理宗。有学者认为，这次阴谋依然是由杨皇后主导的[69]，但各种史料均表明，丞相史弥远一直在暗中策划此事。如前所述，在诛韩事件后，史弥远被选中作为杨皇后在宫外的合作者。他跟中宫、太子及后族都有良好的关系，在此后的十三年间，他已成功培植起自己的势力，并在朝廷上独当一面，成为一代权臣。如果太子赵询不死，他这位老师必可安枕无忧，继续稳稳地坐在丞相的位置上。然而，新皇子跟他并无师生之谊，反而对他的专政非常厌恶，并立誓将来继位后要把他远贬岭南。史弥远惊惧异常，于是暗中让同乡郑清之培养沂王宗子赵昀，以备将来[70]。然而，按照宋朝的各种制度，丞相权力虽大，却无改立之权，且这种图谋不但需要一个可以当皇子的人选，更需要宫内宫外包括两制官员以及侍卫禁军的合作。能够协调这些官员的，只有天家代表——杨皇后。事实上，在之前的宋朝历史上，储位发生疑问时，皇后或太后往往能起一锤定音的作用。英宗、徽宗与宁宗之立，俱是如此[71]。故此，史弥远此时要发动代立政变，必须得到杨皇后的支持。
杨皇后当然是不喜欢赵竑的，甚至有可能连宁宗都不喜欢他，否则不会把他立为皇子三年，都不愿意建储[72]。如果赵竑此时是皇太子的话，史弥远的图谋就无法实现了。但即便如此，杨皇后对废赵竑而改立赵昀之事还是犹豫的，毕竟从道理上说，赵竑此时是唯一的皇子，也就是宁宗唯一可能的继承人，没有宁宗的旨意而改立他人，这跟谋逆无异。据《宋史》记载，即便史弥远遣杨次山之子杨谷和杨石七次往返宫中，杨皇后都没有同意。最终，杨氏兄弟说了一句：“内外军民皆已归心，苟不立之，祸变必生，则杨氏无噍类矣！”[73]这句话似乎是史弥远通过杨氏兄弟之口对杨皇后的威胁，但细心品味，杨皇后并非一般妇孺，她不但聪明，而且通晓经史，并已参与政治多年，怎么会相信另立的皇子会“内外军民皆已归心”的鬼话。再说，宁宗驾崩后她就是太后了，按照宋朝家法，即便她此时不同意另立皇子，将来这位皇子就算真能成为皇帝，也不敢把她与她的家族如何[74]。其实这句话应该理解为史弥远向杨皇后分析当时形势，并绑架杨氏家族的利益，真正“内外军民皆已归心”，且有可能会让“杨氏无噍类矣”的不是后来的理宗赵昀，而是赵竑。众所周知，赵竑是很讨厌史弥远的，这也是后者图谋废立的原因。然而，当时的史弥远无论在关系上还是利益上，都很难与杨皇后切割开来。据张端义记载：“天宝间，杨贵妃宠盛，安禄山、史思明之作乱，遂有杨安史之谣。嘉定间，杨太后、史丞相、安枢密亦有杨安史之谣，时异事异姓偶同耳。”[75]至少在时人看来，史丞相能够专政，是离不开杨皇后的支持的。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两人诡谲交通，淫乱后宫，于是写诗讽刺曰：“往来与月为俦侣，舒卷和天也蔽蒙。”不管这是否谣言，皇子赵竑早就听在耳里，且对于“杨后之事，济王嫉之”[76]所谓“杨氏无噍类”，应该是指他上台后会对杨氏进行清算，这样的先例在中国历史上俯拾皆是。诚然，史弥远的话是有夸张成分的，因为赵竑未必就“内外军民皆已归心”，且按照宋朝的政治环境，估计他也不敢让“杨氏无噍类”。但单从政治而言，济王要除掉史弥远，就必先架空杨皇后的权力，故若由赵竑继位，杨氏家族的利益必然受损。新皇帝即便不能处置太后及其家族，但眷顾之情肯定不如往昔，甚至有可能把他们边缘化，那在太后去世之后，杨氏一族就有可能变得一无所有了。故此，皇后再三权衡之后，也只有同意废立之事，以维护自己的家族利益。此后，程珌草遗诏改立赵昀，夏震奉旨押送赵竑，都是出自杨皇后的懿旨，也只有她有权威来调动这些朝中文武来配合这场宫廷政变。第二年发生湖州之变，赵竑是注定要死的，因为他不死，皇帝、太后和丞相及他们家族的利益都不能得到保障，这也是为什么长久以来理宗不肯为赵竑平反的原因——他们三家早就坐在一条船上了[77]。
新君即位，太后垂帘听政，这一方面是史弥远欲借太后权威保扶理宗，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他们共同分享政变的成果。杨谷、杨石兄弟也分别被封为新安郡王与永宁郡王，此正如真德秀所言“稽诸典故，所未前闻”[78]。但他们很清楚现在的情况与往时不同，杨石即认为：
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由抚育，军国重事有所未谙，则母后临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悦服，虽圣孝天通，然不早复政，得无基小人离间之嫌乎？
他于是上书太后，论及汉、唐母后临朝称制的得失，不久，太后即撤帘还政[79]。从上引文段可以看出，杨氏兄弟深知此时之形势不仅与仁、英、哲三朝之初不同，且与当初太子赵询在生之时也不同。当初皇后对太子赵询有养育之恩，故太子能对她言听计从。但如今之皇帝，虽由杨太后拥立定策，但其教育成长，乃史弥远为之。且皇帝现已成年，太后若过多干预政事，只会令皇帝反感，从而有损杨氏家族的利益。所以，为保杨氏一族盛宠不衰，太后应让出权力，颐养天年，而杨氏族人则远避权势，以保富贵。为此，他们还搬离京师，远离这个天下权力所集中的地方。此外，他们还多次辞免朝廷的封赏，以向朝廷表明，他们后族杨氏，对皇帝并无威胁。
杨太后听从杨氏兄弟的劝告，交出最高权力，理宗感激她的定策之恩，对她极为尊崇，多次给她加封尊号，并在她七十大寿时率百官同朝慈明殿[80]。然而，同样是为了家族利益，她并没有放弃对理宗的控制，方法还是扶植自己的亲信之人，使其成为皇后。这一次她没有选宗族女子，而是选了宁宗朝的老宰相，曾经在宁宗立后之时给她施以援手的谢深甫的孙女谢道清。据《宋史》记载，谢道清样子并不好看，且有一只眼睛失明，理宗本想立贾涉之女，年轻美貌的贾氏为后，但在杨太后的坚持下，他最终同意立谢氏为后[81]。后来的事实证明，杨太后这一部署，对整个杨氏家族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在关键时刻，谢皇后将会出手帮助杨氏。另一方面，杨家虽然远避权势，但他们还是决定跟权势之家结为姻亲，以作为家族利益的保障。杨谷之女杨惠罙后来嫁给了史弥远的侄孙史茂卿，尽管当时史弥远已经去世，但史氏乃是明州的世家大族，终宋一代荣宠不衰，跟他们结合对杨氏来说非常有利[82]。身为外戚而联姻权势之家，这跟宋仁宗朝刘太后的外戚钱惟演非常相似，但不同的是，钱惟演一直谋求相位，最终虽不算身败名裂，但却郁不得志[83]。而杨氏家族所谋求者，只乃富贵、荣誉与社会地位而已。事实上，他们确实得到了这些东西，成为南宋中后期最大的后族，且一直延续到宋朝灭亡。
[1]比较著名的有戴仁柱著，刘广丰、惠冬译：《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李贵录：《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曾瑞龙：《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香港：中华书局，2010年；张邦炜：《宋代盐泉苏氏剖析》、《宋代时期仁寿——崇仁虞氏家族研究》，载氏著《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4-304页、第305-345页。
[2]何冠环先生关于宋代外戚将门的研究文章有：《北宋外戚将门陈州宛丘符氏考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7期（2007年）；《北宋外戚将门开封浚仪石氏第三代传人石元孙事迹考述》，《新亚学报》第30卷（2012年）；《北宋保州保塞外戚将门刘氏事迹考》，《新亚学报》第31卷（2013年）。
[3]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杯酒释兵权》，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页。
[4]脱脱：《宋史》卷243《杨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658页。
[5]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慈明》，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0-111页；周密：《齐东野语》卷10《杨太后》，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5页。
[6]《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6页。
[7]见《宋史》卷465，《杨次山传》，第13595页；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2《今上杨太后》，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27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后妃一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25页。
[8]见《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6页；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慈明》，第110-111页；周密：《齐东野语》卷10《杨太后》，第175页。
[9]见鲍绪先：《浙江淳安发现宋恭圣仁烈杨太后家族宗谱及其墓地——宋宁宗杨皇后与宋度宗杨淑妃生平及其家族考》，《东南文化》1992年第4期；何忠礼：《南宋杨皇后姓氏、籍贯考》，北京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41-546页；吴业国：《南宋宁宗杨皇后籍贯、身世献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3期。
[10]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2《今上杨太后》，第527页。
[11]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4页。
[12]郑瑶等：《景定严州续志》卷1《户口》，中华方志丛书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0页a。
[13]见何氏前揭文。
[14]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慈明》，第110页。
[15]周密：《齐东野语》卷10,《杨太后》，第175页。
[16]见《宋史》卷314《范仲淹传》，第10267页。
[17]《宋史》卷243《谢皇后传》，第8652页。更详尽的记载，可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成恭夏皇后太皇谢皇后》，第38页。
[18]宋代后妃因出身卑微而寻找同姓贵族为亲族者并非自杨皇后始，北宋真宗刘皇后同样有这样的情况，她被立为皇后之后，曾多次寻找刘姓世族欲认为亲戚，但没有成功，后来还是让其从前的监护人龚美改姓刘，以作戚属。可见，宋代后妃对本家之姓非常重视，断不会找一个与自己不同姓的家族来移船就岸，从而改易自己姓氏，从刘皇后的案例看，就算要改，也是其他人改用皇后的姓氏。参见张邦炜：《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载氏著《宋代婚姻与家族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3-264页；刘广丰：《关于宋真宗刘皇后身世的几点考述》，载范立舟、曹家齐主编：《张其凡教授荣开六秩纪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9-285页。
[19]笔者并未亲见《宏农杨氏宗谱》，故本文所引该宗谱之内容，均为鲍文所载。
[20]浙江萧山县境内确实有一座山叫杨岐山，据说因杨渐及杨次山之墓在此而得名。见邹勷、聂世棠等：《萧山县志》卷14《陵墓》，中华方志丛书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58页；
[21]见《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8页。
[22]见《宋史》卷465《杨次山传》，第13596页。
[23]《宋史》卷465，《杨次山传》，第13595页。
[24]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第324页。
[2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后妃一之九，第225页。
[26]见何氏前揭文。
[27]见《宋史》卷242，《刘皇后传》，第8612页。张邦炜先生经考证后，认为刘皇后“不是太原刘氏之破落户，而是太原刘氏之假冒牌。”见张邦炜：《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
[28]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2《今上杨太后》，第527页；《宋史》卷465，《杨次山传》，第13595页。
[29]《宋史》卷158《选举四》，第3712页。
[30]《宋史》卷31，《高宗八》，第585-586页。
[31]见郑瑶等：《景定严州续志》卷1《户口》，第10页a。
[32]见李贤等编：《明一统志》卷41《严州府》；卷45《绍兴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史部第230册，第1013页、第1072页。
[33]见姚鸣鸾等：《嘉靖淳安县志》卷7《塚墓》，影印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第16页a。杨守仁等：《万历严州府志》卷5《祠墓》，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杨守仁等：《万历续修严州府志》卷5《祠墓》，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34]见杨守仁等：《万历严州府志》卷5《祠墓》，第116页。
[35]周密：《齐东野语》卷10《杨太后》，第175页。
[36]当时南方其实还有比杨次山家族更出名的杨姓大族，如福建明溪杨氏（著名理学家杨时之家族）和浙江慈溪杨氏（陆九渊弟子杨简之家族）。
[37]《宋史》卷465，《杨次山传》，第13595页。
[38]郑瑶等：《景定严州续志》卷3《乡会》，第14页b-15页a。
[39]郑瑶等：《景定严州续志》卷7《桐庐县》，第5页a。
[40]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第324页。
[41]见《宋史》卷465,《杨次山传附杨石传》，第13596-13597页。
[42]《宋史》卷242《后妃传·序》，第8606页。
[43]关于杨氏如何入宫，《宋史》其本传云其“以姿容选入宫”；《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则云其“少入慈福宫”，但未提供具体过程；《四朝闻见录》则认为是其母张氏死后，高宗吴皇后怀念她，乃把她的女儿招进宫中，时年十一二岁；《齐东野语》则云其母被招进慈福宫当乐部头，把她带进去的。笔者认为，她应该是由母亲张氏带入宫中的。明人毛晋所辑之《二家宫词》，记录了杨皇后宫词五十首，当然，其中或有一些伪作。当中有一首云：“阿姊携侬近紫薇，蕊官承宠斗芳菲。”四库馆臣据“阿姊”一词认为，这首诗当为杨皇后之妹杨妹子所作。杨妹子是否真有其人，历来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并不存在这个人物，详见下文注释。明人方以智所著《通雅》云：“江南呼母曰‘阿姐’。”而宋代史料亦有记载，宋高宗曾呼其生母韦贤妃为“大姐姐”。故此处之“阿姊”，所指者应是母亲。而“阿姊携侬近紫薇”一句，即说明是母亲张氏夫人把她带入宫中的，反过来，这也说明这首宫词应为杨皇后所作无疑。见《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6页；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2《今上杨太后》，第527页；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宪圣不妒忌之行》，第60页；丙集《慈明》，第110页；周密：《齐东野语》卷10《杨太后》，第175页；毛晋：《二家宫词》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355册，第713页；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89，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216页；方以智：《通雅》卷19《称谓》，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5页a。
[44]见周密：《齐东野语》卷10《杨太后》，第175页；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慈明》，第110页。
[45]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后妃一之九，第225页。
[46]见《宋史》卷243《韩皇后传》，第8656页。
[47]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后妃一之九，第225页。
[48]《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6页。
[49]如前所述，杨氏生于绍兴三十一年（1162），而宁宗则生于乾道四年（1168）。宁宗生辰见《宋史》卷37《宁宗一》，第713页。
[50]杨氏能诗，可从其宫词中看出。当然，有学者邵育欣女士认为，所谓《二家宫词》，并非杨氏所作，乃后人伪作之。笔者认为其判断理据不足，但限于篇幅，在此不予辨证，当另文与之商榷。杨妹子的身份历来存疑，盖因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提出，其题马远画之诗，“往往诗意关涉情思”，非皇家气度，不似皇后所作。对这种观点，启功与江兆申两位先生已行辨证，认为杨妹子即是杨皇后。此外，在明朝一些收藏家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对“杨妹子”身份的怀疑或看法。如汪砢玉写道：“杨娃为宁宗后之女弟，故称妹子，以艺文供奉内庭，凡颁赐贵戚画，必命娃题署，故称大知阁。然印文擅用坤卦，人讥其僣越。”汪氏虽认为杨妹子乃杨皇后之妹，但他注意到其印文用坤卦，所谓坤卦者，母仪之象也。汪氏据此认为杨妹子实属僭越，但若杨妹子即是皇后本人，印文的使用就合情合理了。另庄泉曾写有《马远画删去杨妹子题愳庵以余为俗》一诗，最后六句云：“九皋看馬将無同，岂在牡牝玄黄中。看画且须论画外，妇人软语徒匆匆。牝鸡晨鸣家国丑，老夫此眼真俗否。”庄泉在这里是批评以女子之身而擅国政者，则此人必是杨皇后而非其妹。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慈明》，第110页；陶宗仪：《书史会要》卷6，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299页；汪砢玉：《珊瑚网·画录》卷19《杨妹子画菊花并题》，国学基本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226页；庄泉：《定山集》卷1《马远画删去杨妹子题愳庵以余为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93册，第152页；邵育欣：《辨伪》，《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启功：《谈南宋院画上题字的“杨妹子”》，载氏著《启功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48-155页；江兆申：《杨妹子》，载氏著《双溪读画随笔》，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年，第10-26页。
[51]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2《华冲穆王》，第529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后妃一之九，第225页。
[52]《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6页。
[53]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宁宗不慧》，第191页。
[54]刘一清著，王瑞来校笺考原：《钱塘遗事校笺考原》卷2《韩平原客》，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8页。
[55]《宋史》卷474《韩侂胄传》，第13775页。
[56]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四夫人》，第189页。另《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云：“侂胄既贵，四婢张、王、谭、陈皆有宠，累封至郡国夫人，所谓‘四夫人’也。每内宴，往往宣押与妃嫔杂坐，恃势骄倨，掖庭皆恶之。”如是，则韩侂胄嚣张之妾非止一人。见《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0，开禧三年十一月甲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6页。
[57]周密：《齐东野语》卷3《诛韩本末》，第45-46页。这个记载其实比宋史所载更为合理，因为作为门客，王梦龙没理由不先告诉东主而径行告知皇后；其次，他也没有直接面见皇后的机会。
[58]见《宋史》卷243《韩皇后传》，第8656页。
[59]见《宋史》卷246《赵询传》，第8734-8735页。
[60]刘一清著，王瑞来校笺考原：《钱塘遗事校笺考原》卷2《韩平原客》，第57-58页。其谋尚有其他部分，主要是让韩侂胄拥立新君后，招贤纳士，然后急流勇退。
[61]见周密：《齐东野语》卷三《诛韩本末》，第47-49页；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虎符》，第91-92页。
[62]见《宋史》卷246《赵询传》，第8735页。
[63]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慈明》，第110页。
[64]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真文忠居玉堂》，第72页。
[65]见《宋史》卷465《杨次山传》，第13596页。
[66]见《宋史》卷246《赵询传》，第8735页。
[67]见《宋史全文》卷30，嘉定十四年六月丙寅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18页。
[68]见周密：《癸辛杂识》后集《济王致祸》，第87页。
[69]见戴仁柱著，刘广丰、惠冬译：《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第四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70]见《宋史》卷246《赵竑传》，第8735-8736页。
[71]见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0页；曾布：《曾公遗录》卷9，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211页；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宪圣拥立》，第12页；周密：《齐东野语》卷3《绍熙内禅》，第71页；刘广丰：《宋代后妃与帝位传承》，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4期。
[72]反过来，赵竑本身对宁宗夫妇也没有多少感情。在宁宗驾崩后，他并没有悲声痛哭，反而站在门前“跂足以需宣召”，与之前入继皇位的宗子举动大不相同，似乎在他看来，皇位已经到手了。见《宋史》卷246《赵竑传》，第8736页。
[73]所谓七次往返之事，未必存在，但“杨氏无噍类矣”之语，应该是通过某种渠道传达给杨皇后的。见《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7页。
[74]真宗即位前，太宗李皇后曾欲发动政变改立元佐；而高宗时，吴皇后也不主张立赵昚为储。但此后这两位皇帝即位后，都没有清算嫡母，反而尊之为太后。最离谱的是太宗对待太祖宋皇后的做法，但也只不过让她丧不成礼而已，其生前一直保持“开宝皇后”的称号。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至道三年三月壬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62页；周密：《齐东野语》卷11《高宗立储》，第201页；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7，第64页。
[75]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页。
[76]刘一清著，王瑞来校笺考原：《钱塘遗事校笺考原》卷2《史弥远》，第72页。
[77]见《宋史》卷246《赵竑传》，第8736-8738页；卷422，《程珌传》，第12616-12617页；周密：《齐东野语》卷14《巴陵本末》，第252-259页。
[78]《宋史全文》卷31，宝庆元年十一月乙丑条、丙寅条，第2142页。
[79]见《宋史》卷465《杨石传》，第13596-13597页。
[80]见《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8页。
[81]见《宋史》卷243《谢皇后传》，第8658-8659页。
[82]《宋杨惠罙墓志》指出，杨惠罙生于嘉定十四年（1221）九月，“及笄，归于我大父通判架阁”，亦即十五岁出嫁，其时为端平二年（1235），而史弥远则卒于绍定六年（1233）。此外，据《宋史茂卿墓志》记载，杨氏乃是继室，而杨氏在端平二年（1235）时也已被封为荣国夫人，这是外命妇中除宗室女子外的最高等级，相对于当时只是六品承直郎的史茂卿，她算是下嫁了。见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第283-284页；第324-325页。
[83]见《宋史》卷《钱惟演传》，第10341页。
本文原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原文16000字。推送版为作者有所增补，全文约27000字，引用时请注明出处。若涉侵权，请联系删除。感谢刘广丰先生赐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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