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亡》：精神漂泊者的灵魂独白

高盖山民

《灭亡》：精神漂泊者的灵魂独白

《灭亡》是巴金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在它发表的当年，就已“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家的好感”（记者：《最后一页》，《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十二号，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数十年来，它又一直是评论者最为关注的作品之一，荣辱毁誉，众说纷纭。

最早撰文评论《灭亡》的是当时与巴金同属无政府主义阵营的毛一波。由于《灭亡》是用“巴金”这一新的笔名发表，许多人对作者的情况并不了解。毛一波在指出“作者那种善于驾驭文学的手腕，和畅所欲言的魅力”的同时，也向读者和批评界透露了巴金的有关情况及自己对作品思想倾向的判断。他说：

我觉得《灭亡》作者所表示的这种思想，是他崇仰过往革命家精神的结果。也许，他是同样综合的接受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阿尔巴绥夫式的虚无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也许，他从书本上，受到俄国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年的革命潮流的影响，又加上他自己在中国从事革命的经验，所以，他写出这部《灭亡》来了。总而言之，《灭亡》中的主人公，是较接近于理想化的。也许，它还是一种主义的人格化呢（毛一波：《灭亡》，《真善美》第四卷第五号，1929年
9月）。

毛一波的批评，率先在作者和读者间架起了桥梁，但同时也向读者暗示了巴金思想的兴奋点。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批评者，毛一波在其文章中表现了这样的批评思路：作者崇仰的思想——人道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杜大心的思想。的确，《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倾向，但毛一波的批评过分地强调了这一点，从而在无形中造成了一种误导。此后数十年里，由于社会学批评的盛行，毛一波的这种批评思路也就一再被重复著，人们一直关注的仍然是作家的思想，杜大心的思想，以及作品的思想，《灭亡》被当成了巴金宣传信仰的佐证。

和批评界的这种评价相对立的，始终是《灭亡》的作者本人。1930年年初，巴金就写下了《〈灭亡〉作者底自白》初载《开明》第22期，1930年
6月，以图改变人们对《灭亡》的误读。后来，在《写作生活底回顾》初载《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开明书店1936年
2月版。等文中，他又多次谈到这部作品。甚至到五十年代的《谈〈灭亡〉》初载《文艺月报》1958年
4月号。里，他还力图进行最后的辩解。当然，面对集体的思维定势，巴金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人们对他的反复解释并没给以充分的重视。紧接而来的“拔白旗”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使巴金失去了辩解的权利，对于上述那种流行的评价，巴金也逐渐趋于认同。80年代初，巴金曾表示不会让14卷本的《巴金文集》再版。后来，他认真地为四川人民出版社选编了十卷本的《巴金选集》，他说：“我严肃地进行这次的编辑工作，我把它当作我的‘后事’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巴金选集｛十卷本｝•后记》，《巴金全集》第17卷第46页）。但是，在这选集里却没有选入《灭亡》这部作品。在一般的情况下，作家对自己的处女作和成名作都是格外珍视的，《灭亡》被漏选不正表明巴金对流行的评价的认同吗。当然，后来出版的《巴金全集》又收入了《灭亡》，但作者对《灭亡》也曾一度失去信心却是显然的。

实际上，如能重视作者的辩解，转换评论视角对《灭亡》进入更深入的研究，那么，对于了解作家的思想实际，把握其创作个性无疑会有新的启迪。因为《灭亡》不仅是巴金小说的处女作、成名作，同时也是巴金无意为之的文学作品，它所蕴含的价值，它所透露出的作者的创作心态，取材倾向、表现特点等方面的内容，远比已被探明的要丰富得多。

一、创作的动机与心态

许多人都认为，巴金的《灭亡》宣传了他的信仰，显示了他对于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但是，巴金在《写作生活的回顾》中说，他写《灭亡》并不是为了发表，而“只想自己筹点钱把它印出来给我的两个哥哥翻阅，还送给一些朋友”（《写作生活的回顾》，《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五四一页）。对写作的动机和写作时的心态，巴金在《〈灭亡〉序》中还有更详细的解说。他说：“我有一个哥哥，他爱我，我也爱他，然而为了我底信仰，我不得不与他分离，而去做他所不愿意我做的事了”。“我有一个‘先生’，他教我爱，他教我宽恕”，“为了爱我底‘先生’，我反而不得不背弃了他所教给我的爱和宽恕，去宣传憎恨、宣传复仇”。他又说：

我时时觉得哥哥在责备我，我时时觉得“先生”在责备我。亲爱的哥哥和“先生”啊，你们底责备，我这个年轻的孩子实在受不下去了！我不敢再要求你们底爱，你们底宽恕了，虽然我知道你们还会爱我，宽恕我。我现在所希望于你们的，只是你们底了解，因为我一生中没有得到一个了解我的人！我底“先生”已经死了，而且他也不懂中文，这本书当然没有入他底眼帘的机会。不过我底哥哥是看得见这本书的，我为他写这本书，我愿意跪在他底面前，把这本书呈献给他。如果他读完以后能够抚著我底头说：“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罢，从今以后，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底哥哥底爱总是跟著你们的!”那么，在我是满足，十分满足了
！（《巴金全集》第四卷第三页）

这篇《序》1928年
6月写于法国，时值《灭亡》完稿后不久，可视为作者最为可靠的原初解释。当时，作者并没想到《灭亡》会正式出版，会公诸社会，所以这里所表露的，也当与实际情况最为接近。巴金在这篇《序》中表明，自己创作的动机是寻求哥哥的理解，希望得到已经死去的“先生”凡宰特的宽恕。与此同时，《序》也透露了巴金当时所面临的两个苦恼，即来自家庭方面和来自信仰方面的苦恼。

巴金是1923年
5月离开大家庭到上海求学的。促使他和他的三哥出门求学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在成都“外专”读了两年半的书，由于没中学毕业的文凭，将来仍然得不到“外专”文凭，所以想到上海求学，以改变这种状况。他们此行得到了家人的同意，更得到了他们的大哥的全力支持。而大哥支持的主要原因则是希望他们学成后能“复兴家业”（《答谭兴国问》，《巴金全集》第十九卷第五一四页）。从大家庭出来后，巴金由上海而南京、由南京而北京，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活，同时也开始了更为热心的无政府主义活动。1927年
1月，巴金又踏上开往法国的邮轮，开始他的法国之行。据巴金在《我的哥哥李尧林》一文中的回忆，此行也是颇费周折的，主要原因在于需大哥资助路费和短期生活费，而当时成都老家的家境已大不如前。但大哥最终还是支持了巴金，他仍然期望巴金学成之后能“复兴家业”。巴金的三哥这时也告诫他“到法国后应当以读书为重，外事少管”（《我的哥哥李尧林》，《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四八三页）。总之，大哥对巴金是寄以很大期望的，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但是，巴金的法国之行却有自己的打算，他实际上走著一条违背大哥意愿的道路。巴金后来解释说：“我的大哥希望我做工程师，我自己打算在巴黎研究经济学”（《谈〈灭亡〉》，《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七九页）。据法国记者雷米说，当时官方记载里巴金此行的目的也是“攻读经济的”（《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巴金全集》第十九卷第四九二页）。但是，实际的情形并非仅是当工程师和学经济的不同，而是巴金选择了一条大哥根本不希望他走的道路。巴金对这一问题的原初解释，应该是出版于1927年
4月的《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中的说法：“我因感觉到对于主义缺乏深的研究，所以跑到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法国来，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一二一页）。第二年四月，在《答诬我者书》中，巴金又一次谈到：“我为了研究无政府主义运动史的缘故来法国”（《答诬我者书》，《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一七六页）。也就是说，巴金以赴法攻读经济为正式理由获得了大哥的支持，而他自己实际上则另有打算。联系此前两三年巴金对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热心来看，他的这种实际打算应该是存在的。所以，巴金到了法国后不仅没“以读书为重”，而且还以更大的热情去钻研、翻译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去参加无政府主义的活动。

然而，紧接而来的是家里破产的消息，是大哥那充满著感伤和期望的信。巴金后来回忆说：“他不断地谈到他的痛苦和对我的期望。我们间的友爱越来越深，但是我们的思想的距离越来越远。我觉得我必须完全脱离家庭，走自己选择的道路。我终于要跟他分开。我应当把我心里的话写给他。然而我又担心他不能了解。我又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谈〈灭亡〉》，《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八六页）。于是，青年巴金处于两难选择之中，对于理想和信仰，他的热情还在不断地增长，而他又无法割断与家庭、与大哥的情感联系。从《灭亡》开始，巴金就以一个封建家庭的叛逆者、批判者的姿态出现于文坛，但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却一直无法消除对家庭、对大哥的负疚感。在《灭亡》之后的许多文章中可以看出，大哥实际上成了家的代名词，成了巴金联结家庭的精神纽带。而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像巴金那样数十年来一直写著关于大哥、关于家的文章的恐怕也并不太多，从这也可看到巴金与大哥、与家的深挚感情。所以，创作《灭亡》时的巴金面对著的是理想的召唤和大哥的期望。从感情上说他得“浪子回头”，设法复兴家业，以报答亲人的期望；而从理性上选择，他又必须斩断与家庭的纽带，义无反顾地走上信仰和理想之路。巴金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处于心灵的折磨之中。

当然，巴金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决心完成《灭亡》这部作品，以此向大哥表明自己的人生选择，向自己出生的家庭告别。但是，处于两难选择之中是痛苦的，断然作出抉择同样也是痛苦的。这一切，也都将流露在《灭亡》之中了。

巴金这时的另一个苦恼来自于信仰与现实的矛盾。早在成都的时候他就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并且还积极地从事过组织团体、编辑刊物以及撰写宣传文章等工作。1923年出川之后，他把自己的精力更为集中地投入到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之中。1924年
5月，为“考察安那其主义者在中国运动的成绩”，巴金在无政府主义刊物上登载“启事”，公开向社会征集无政府主义书报（《芾甘启事》，《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六九页）；1925年，他开始与著名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通信，并称之为自己“精神上的母亲”（《信仰与活动》，《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四○四页）；到法国之后，他仍然撰写、翻译和介绍大量的无政府主义著作和文章。可以说，巴金把自己的身心全都投入到自认为可为之献身的事业之中。

然而，巴金为之倾注全部热情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却不能不令他失望，他时时流露出悲观与困惑。他曾经觉得：“革命的前途，实在是黑暗极了，危险极了！民众热忱的希望空虚极了！”（《〈俄罗斯的悲剧〉译后》，《民钟》第一卷第十二期，1925年
7月）他还感叹过：“虽然有这许多的无政府主义者，然而实际无政府主义者内部的现象却不能令人满意”（《无政府主义的阶级性》，《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一○二页）。后来，巴金到法国从事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研究，但在内心世界中却又有了“在中国革命的时刻像一个逃兵一样地跑出来”的痛苦（《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一二一页）。另外，到法国之后，巴金还积极地参加了全球性营救无政府主义者萨珂和凡宰特的斗争，但在强大而残忍的国家机器面前，善良者的抗议声虽然遍及全球，这两位牵动巴金心灵（巴金与监狱中的凡宰特有过联系）的工人领袖，最终还是被送上了电椅。这件事连同稍后发生的杜鲁底等人的绝食事件是那样地震撼著巴金，使他感到“整个的西方世界几乎都沉沦在反动的深渊里了，到处充满著压迫、苦恼、流血，我们就看不见一线光明（自然光明是有的）。我们的年轻的心被寂寞，被离别的情绪所苦恼著”（《亚丽安娜•渥柏尔格》，《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二○页）。

总之，巴金凭著一腔的热情选择了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以为找到了可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但是自己的信仰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是那样的苍白无力，那样的难以把握，有了信仰后的巴金仍然处于困惑和苦恼之中。

另外，巴金后来在为《灭亡》，为杜大心辩解时曾多次谈到杜大心的肺病。巴金说：

他之所以憎恨人类，一是由于他的环境，二是因为他的肺病。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不停地在发展的肺病。……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东西，而有肺病的人更是多感的。……一个憎恶人类、憎恶自己的人，结果不是杀人被杀，就是自杀，并没第三条路可走。何况杜大心又有肺病呢？复仇还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他底第二期的肺病使“他开始觉得这长久不息的苦斗应该停止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灭亡〉作者底自白》，《巴金全集》第
十二卷第二三九页）。

二十几年之后，巴金又这样解释道：

杜大心并非一般人所说的“浪漫的革命家”，他只是一个患著第二期肺病的革命者。……因为孤独，因为绝望，他的肺病就不断地加重。他的肺病加重，他更容易激动，更容易愤怒，更不能够冷静地考虑问题（《谈〈灭亡〉》，《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八九页）。

如果考虑巴金的全部小说就不难发现，除杜大心外，作者在他的作品中还写过一系列的肺病患者：如陈真、熊智君（《爱情的三部曲》）、剑云、梅、蕙、枚（《激流三部曲》）、汪文宣（《寒夜》），等等，而且，在描写这一系列患者时，巴金显示了对于肺结核症状的极度熟悉。在《寒夜》中，巴金不仅对肺结核病不同时期不同症状的把握十分准确，而且，他对后期病人汪文宣那空洞的干咳、嘶哑的呼号，以及无声的惨死的描绘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总之，巴金对肺病症状的谙熟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同时也令人深思。

其实，这一切与巴金的经历、与他自身的健康状况不无关系。在童年的经验中，巴金的二姐死于肺病。她死时巴金已经十一岁，这种少年时代留下的死亡恐惧是很难于消除的。十年之后，也就是1925年
8月，巴金赴京报考北京大学，体检时医生说他的肺不好，巴金后来回忆说：“这对我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我并未接到不让参加考试的通知，但是我不想进考场了”（《我的哥哥李尧林》，《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四八一页）。从因肺病而放弃入学考试这件事不难看出，恐惧是怎样地折磨著巴金的心灵的。于是，他急速南下，在南京由二哥陪同去找同乡的医生检查身体，接著又到上海养病。赴京报考之前，巴金在发表《俄罗斯的悲剧》的译后记中就已提到，由于患病和时间关系，只能节译。这时的病恐怕就与后面谈到的肺病有关。巴金到法国之后不久，又于1927年
7月因病离开巴黎，遵从医生的建议到马伦河畔的小镇沙多——吉里休养。《灭亡》也正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现在看来，肺结核并非不治之症，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在落后的旧中国，结核的病菌却时刻向人们显示著它的凶残，这在鲁迅的《药》及其它作家的笔下都有过真实的描写。所以，创作《灭亡》之前的巴金，甚至一度“也颇有意皈依佛教”，因为他受到了“生与死的苦闷压迫”（《两封信》，《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五十二页）。后来巴金还谈到：“我写杜大心患肺病，也许因为我自己曾经害过肺病，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大好，我自己也很容易激动，容易愤怒”（《谈〈灭亡〉》，《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九○页）。

由此可见，创作《灭亡》之时的巴金身心都处于痛苦之中，对于家庭的负疚、对于信仰的迷惘、以及对于死亡的恐惧像三片阴影笼罩著青年巴金的心灵。因此，创作成了巴金向大哥表露心迹的手段，《灭亡》成了作者灵魂的独白。此后，家庭、信仰与死亡的困惑也一直是巴金难以消除的心理积淀，关于家庭与社会、理想与实现、生与死的思考，也由此而成了巴金小说中诉说不尽的话题。

二、心灵的表白与苦闷的流露

如果排除批评者的思想偏见，或者对作者当时的思想信仰不甚了了，那么，《灭亡》给人的印象似乎与当时流行的普罗小说并无两样。都以年轻的革命党人的活动为主要内容，表现爱情与革命的矛盾、感情与理智的矛盾，字里行间充满著对社会现实的激烈批判，同时又都充满著革命的罗曼谛克情调。甚至杜大心最后因愤激的行刺而灭亡的结局，也和蒋光慈笔下的菊芬(《菊芬》)、王阿贵(《最后的微笑》)等人的结局相似。所以，如果仅仅因为巴金的思想信仰而断定《灭亡》宣传了无政府主义则似乎过于武断，过于主观化和简单化。既然作者的创作动机并不在于发表而在于向大哥表白，那么宣传之意从何而来？值得注意的倒是这部小说表现了作者怎样的人生选择，流露了他怎么样的思想矛盾。

《灭亡》所讲述的故事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即杜大心过去所经历的故事，杜大心与李冷、李静淑兄妹的故事，以及杜大心与张为群的故事。其中，杜大心过去所经历的故事的主要情节是他与表妹的爱情悲剧，同时也包括了小时候为大花鸡被杀而伤心、荒年里人吃人的记忆等内容。这一切大多以作者过去的经历或见闻为素材，所以具有较强的写实性。杜大心与李家兄妹的故事包括了偶然的相遇，杜大心与李静淑的恋爱，以及他们之间关于“憎”与“爱”的激烈争辩。杜大心与张为群的故事则包括工会中的斗争，张为群牺牲，以及杜大心的行刺与灭亡。

从时态上看，小说后两部分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一致的，但情节却是平行发展的，杜李故事的中心情节是爱情，杜张故事的中心情节则是革命。但除了杜大心作为纽带之外，两个故事的内容几乎处于隔离状态，它们分别以各自的人物情节同时展开。结合巴金的生活经历来看，这同时发生的故事在作家的人生经验中并不是同时发生的。杜大心与张为群的革命，实际上只是作者想像中的、将来的故事。所以，这一部分在描述时就带有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而杜大心与李家兄妹的故事，特别是他们之间关于“爱”与“憎”的争辩，则恰恰是作者这时候思想中正在发生的。

因此，巴金在《灭亡》中讲述的应该是过去的故事、现在的故事和将来的故事。过去的故事充满著血泪，充满著不平，它是写实的、批判的。将来的故事充满著热情，寄托著希望，带有理想化、浪漫化的特点。而现实的故事则是矛盾的、痛苦的、忧郁的，是作者苦闷的流露，心灵的表白。从巴金的创作历程看，《灭亡》所体现的这种取材倾向和表述特点，在《灭亡》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创作中还是保存著，只不过有时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如《激流三部曲》、《春天里的秋天》、《憩园》等作品都属于“过去的故事”，《爱情的三部曲》、《海的梦》、《砂丁》、《萌芽》等小说大致属于“将来的故事”，而《火》、《第四病室》、《寒夜》则完全属于“现在的故事”。

《灭亡》中，巴金通过过去的故事和将来的故事，向大哥表明了自己与过去、与旧家庭告别的决心，表明了自己理想中的人生追求。这样的思想倾向、采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对于巴金来说是鲜明的、自觉的。而叙述现在故事时关于“爱”与“憎”的困惑，表现将来故事时对于革命的茫然，以及整篇小说所覆盖著的愤激与苦闷的情绪，这一切的流露对于巴金的创作来说则是无意识的、自然的。

从表面上看，巴金在表现“爱”与“憎”、“生”与“死”的矛盾时是处于自觉状态，他的思想倾向似乎也与杜大心相一致。面对李静淑那情理并茂的“爱”的劝说，杜大心曾分辩说：“我底病并不是在不知道爱，不曾爱，不曾尝过爱，不，决不。我也曾知道爱，也曾爱过。”是的，是记忆中的一切，无情地破灭了杜大心的“爱”的梦想：大花鸡惨死刀下，他知道了人的爱是不能及于动物的，但他“还想著人一定能够爱人的”。然而荒年又来了，“有钱人把米堆在自己家中的谷仓里。穷人们吃草、吃树皮、吃泥土，到后来真正吃起人来了。”他爱过母亲，但“母亲因为没有了人间的爱死去了”；他爱过表妹，但“表妹被人强迫做奴隶去了”。是现实中的一切，使杜大心产生了“憎”的愤激：戒严司令的秘书的车子压死了人，但围观的却“尽是一些带笑的、蠢然的脸”，“有的用手指著，有的用口嚷著，各人自由地大声说话。有的怪死者自己不小心，有的说车夫太不把人当人，有的说这是命该，有的叹死者可怜，也有的在骂那杀人的机器。然而并没有人骂那秘书长”。一个穷人家的小孩因为饿的缘故偷了一段萝卜，招来的却是卖菜的大脚妇人的毒打，而围观的那些人，“大家底脸上现出了满意的微笑，好像在看一场滑稽戏似的”。杜大心在这些人生记忆、人生画面中看到了同类的仇视与冷漠，这怎能让他再相信爱的福音，怎能不使他产生憎的愤激?因此，他愤怒地宣称：

至少在这人掠夺人、人压迫人、人吃人、人骑人、人打人、人杀人的时候，我是不能爱谁的，我也不能叫人彼此相爱的。

在生与死，反抗与灭亡的问题上，作者的倾向似乎也是很明显的。杜大心患有肺病，显得格外的敏感和易怒。而敏感与愤怒带来的又是病情的加剧。“他知道他自己在向著死亡路上走去，而且分明感到死是一天一天地逼近。”因此，“他正要拿这样的工作来戕害他底身体，消磨他底热情，消耗他底精力，把他弄成麻木不仁，那时候他便可以不再感到那种难堪的锐敏的痛苦了。”而且，杜大心十分清楚：“凡是曾经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别人底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对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底一身”。所以，当自己陷入情网时，杜大心马上告诫自己：“他自己底命运是决定的了：监禁和死亡。他决定要做一个为同胞复仇的人，如果他不能够达到目的，那么，他当以自己底壮烈的牺牲去感动后一代，要他们来继续他底工作。所以对于他，命运愈悲惨愈好。”在张为群牺牲之后，他马上选择了灭亡，在复仇中结束了自己长久不息的战斗。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作者既歌颂了杜大心崇高的献身精神，同时又客观地、冷峻地展现了他那毫不为民众所理解的结局；既塑造了一个怀著“憎”的愤激，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党人的形象，同时又描写了一个充满著“爱”的情怀的天使般的白衣女郎李静淑。

在作品中，与杜大心相对照的是充满“爱”的理想的李静淑。她在作品中一出现就带上了圣洁的光辉。她年轻、美丽，酷爱音乐，喜欢文学而又善解人意。她具有才女般的聪敏与机智，又具有多情少女的温柔。而且，作者还赋予她“爱”的博大胸怀。在她面前，杜大心艰难地进行著“憎”的抗辩，艰难地拒绝她那“爱”的诱惑。当杜大心决心行刺戒严司令而与她诀别时，她从杜大心的眼里猜到了他内心的斗争，李静淑慢慢地收住自己的眼泪，向杜大心作了最后的进攻。那长达七百余言的劝说，构成了整部小说中最为优美的抒情乐章。这乐章，是一个多情少女为挽救恋人生命的呼喊，同时又是神圣而又动人的“爱”的诗篇。

另外，当杜大心决定以行刺为张为群复仇时，作者用崇敬的笔调描写了杜大心那消瘦的面容在月光底下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美丽，世俗的爱和憎也已经完全退远了。“他似乎全然沐浴著崇高的理想底光明。在纯洁的月光之下他仿佛成了一个光辉的圣像。”但是在作品最后，巴金又用不无讽刺的冷峻笔调叙述了行刺后的可悲结局：戒严司令并没有被打死，杜大心的子弹使他得到了
二十万的现款，他的几个姨太太也添了不少的首饰，“然而杜大心底头逐渐化成臭水，从电杆上的竹笼中滴下来，使得行人掩鼻了。”

所以，尽管巴金最后给《灭亡》安排了一个光明的尾声：“憎”的象征杜大心灭亡了，“爱”的天使李静淑觉醒了。在杜大心精神的感召下，李静淑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几年后，她参与领导全市纺织工人的大罢工，并且取得了胜利。但是，整部小说所暴露出的矛盾已经反映了巴金的困惑，光明的尾声也无法掩盖其内心的矛盾。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应该高颂人类爱的福音，但面对黑暗的现实，他又不能不张扬复仇与反抗；作为一个有著崇高信仰的青年，他觉得自己该具有崇高的献心精神，但作为一个肺病患者，在潜意识里他又有著比一般人更强的求生欲望；他也渴望爱情，渴望家的温暖，但他不能不抑制自己的情怀而去选择一条反叛家庭的道路；他向往革命，确信光明的未来必定实现，但在严酷而复杂的现实面前，他又还未找到通往理想天国的大道。这一切就是青年巴金的苦闷。在《灭亡》中，巴金毫无隐瞒地暴露了自己的全部矛盾。

三、广采博取中的文学尝试

由于《灭亡》并非刻意创作的小说，由于作者急于向大哥表白而匆忙成篇，这部作品在艺术上也就不可能是上乘之作。但作为巴金的处女作，仔细研究其表现特点同样具有特殊的意义。

巴金晚年时自认为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实际上，在以前的许多文章中，他也喜欢谈自己创作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关于《灭亡》所受的外来影响，巴金有过很详细的介绍，他说：

我写《灭亡》之前读过一些欧美“无政府主义者”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例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我也读过更多的关于俄国十二月党人和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或别的革命者的书，例如《牛虻》作者丽莲•伏尼契的朋友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的俄罗斯》和小说《安德例依•科茹霍夫》，以及妃格念尔的《回忆录》。我还读过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读了这许多人的充满热情的文字，我开始懂得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在《灭亡》里面斯捷普尼雅克的影响是突出的，虽然科茹霍夫和杜大心并不是一类的人。而且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高出我的《灭亡》若干倍。我记得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里也有“告别”的一章，描写科茹霍夫在刺杀沙皇之前向他的爱人（不是妻子）告别的情景（《谈〈灭亡〉》，《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九一页）。

许多作家在学习写作，在接受外来文学影响时，一般都有一个从简单模仿到高层次接受的发展过程。创作《灭亡》时的巴金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也还处于一般性的模仿阶段。正如他所说的，《灭亡》中有杜大心与李静淑告别的情节，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里也有“告别”的一章。而那几句关于“灭亡”的诗，也是自己“根据俄国诗人雷列叶夫的几句诗改译成的”（《谈〈灭亡〉》，《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九四页）。杜大心在诗里写道：

对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 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底一身；
我自己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 然而我底命运却是早已注定！

告诉我：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没有牺牲，而自由居然会得胜在战场？

杜大心的诗的确与雷列叶夫笔下的纳里瓦依科的自白极为相似：

如果有谁首先站了起来， 去反抗压迫人民的人们，
我知道毁灭将等待著他；命运已经注定我应该灭亡，
但是告诉我，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曾经不需要牺牲就赎回了自由。（雷列叶夫：《纳里瓦依科的自白》，参见布罗茨基主编，蒋路、孙玮译《俄国文学史》上卷第
二二五页，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九月。

其实，如果深入探讨，《灭亡》所受的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远比这些还要多。汪应果在其专著《巴金论》中，就以将近四页的篇幅令人信服地论述了巴金在创作《灭亡》时对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的模仿（汪应果：《巴金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然而，在格外注意巴金与外国文学关系的同时，学术界却忽视了巴金的创作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以及巴金与同时代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等问题。或许，一个作家的创作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是无意识的，但是这种继承一般都是存在的。巴金虽然读过大量的外国书，但从根本上说，他并不是一个完全西方化的知识份子。考察巴金的全部创作将会发现，中国传统中重亲情、重友情等观念在巴金的思想中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是根深蒂固的；在家庭婚姻、伦理道德等方面，西方一些现代观念最终也无法取而代之。当然，传统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就好像孩子从父母处接受的遗传一样，有时候简直难以确认其从父母处接受了什么。正因为如此，找寻现代作家创作的传统影响也才别有意义。

在由话本演变而来的中国传统小说中，作者或叙述者大多采用全知全觉的叙述观点。有时，为了照顾讲话的现场气氛，或为了达到劝恶从善等效果，叙述者就跳出故事之外发表与故事内容有关，同时又带有哲理或说教意味的非叙事话语。这种非叙事话语到了以阅读为主要目的的文人小说中，就变成了“看官知道……”之类的模式。巴金小时候读过《施公案》、《彭公案》、《说岳全传》之类的小说，传统小说中这种叙事笔法在他的《灭亡》中也就落下了痕迹。如第三章里，当表妹表示不忍违抗母亲的意愿时，杜大心不仅不说一句安慰的话，一句哀怜的话，而且还不停地用语言去刺伤这无辜而软弱的少女，于是作者写道：

实在他底悲哀太大了。本来一个男人如果真正爱一个女人，他可以为爱而牺牲自己底一切，只要这个女人是属于他的时候，然而如果他明白她不再是属于他的了，那么，他底对于她底爱，就会驱使他向她作种种残酷的报复。杜大心这时候就处在这样的境地。

在这里，作者忽然从叙述的故事中跳出来，对笔下人物的举动、对故事本身进行一番分析，并发表自己的议论，很有点类似于“看官知道……”之类的叙事模式。在第十一章也有类似的话语：

在李冷看来，他底妹妹似乎在微笑了。然而这微笑是不寻常的，这是灵魂的微笑。这少女底全身似乎都在光明中间。李冷有点诧异，他从没有见过他底妹妹是如此美丽的。这时候他自然还不能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但在后来他却懂得了。每个革命者在怀著崇高的理想立誓献身于人民的一瞬间都是如此的。

作者叙述了“这时候”的故事，又跳出当时的境地，谈到了“但在后来”的情形，最后又拉开更大的距离，就这件事发表更有概括意味的议论。在《灭亡》中，这种带有传统叙事痕迹的地方还很多，如：

爱情这东西是生长得最快的，只要它发芽后不曾受到阻碍，那么它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会很快地发育到成熟的时候。（第八章）

爱情固然能使人变傻，但它也能使人变纯洁。（第八章）本来中国人有一种特别长处，就是顾面子；工会办事员因为……（第十二章）

本来抑制久了的爱情，要是一旦到了爆发的时候，便成了不可克制的激情了。（第十四章）

本来女人底爱虽然常常是专制的，盲目的，夸张的，但其中也含得有很多母性的成份。
（第二十章）

有趣的是，这些类似于“看官知道……”，带有为读者指点迷津的非叙事话语还多与爱情有关，而巴金当时似乎还是一个没有爱情经历的青年。从这里更可看出，巴金在这些地方并非真的有感而发，而只是对传统小说或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技巧的模仿。

前面谈到，《灭亡》带有二十年代中后期流行的普罗小说的一些特点。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中、对巴金创作影响更大的是鲁迅。巴金后来曾谈到自己接触鲁迅作品的一些情形。在谈到自己二十年代到北京报考大学时巴金说：“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我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著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熟读著它们。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驾驭文学的方法。”“没有他的《呐喊》和《彷徨》，我也许不会写出小说”（《忆鲁迅先生》，《巴金全集》第十四卷第六页）。在《灭亡》中可以明显看到鲁迅小说，特别是《阿Ｑ正传》、《风波》等描写辛亥革命时期生活的作品的影响。如第十五章关于“赤党”与“长毛”的议论，第十七章关于杀头示众与夜间枪决的议论，不仅采用了鲁迅小说那种幽默反讽的笔调，而且大量运用了诸如“那时的革命党好像穿白的”，“长毛本是用红缎子裹头”，“凡事总是古已有之”，“大概因为世风日下的缘故”，“从不肯让小民来观光观光的”，以及“也在叹人心之不古”等等鲁迅式的话语。在《灭亡》和鲁迅小说里也不难找到一些较为接近的描写片断，如《灭亡》中有这样的片断：

至于人群底感觉，当然和杜大心底不同。而且各人有各人底想法。不过他们都觉得有点扫兴，本来在他们底想像中，所谓“赤党”，至少也是一个面目狰狞可怕的壮夫，却料不到这只是一个快进棺材去的垂死的病人。

这一片断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阿Ｑ正传》中的一段描写：

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的，……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啊，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灭亡》中还有这样的描写：

一代不如一代，这话真有道理！一个有经验的老年店主惋惜地说：从前的刽子手，哪里像这样！……

这更容易使人想起《风波》中的语言：

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够了。三文钱一个钉；从前的钉，这样的么？……

一个作家创作初期对于前辈作家的模仿本是常见现象，也无可厚非，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这些，就在于说明巴金的创作不仅受外来文学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影响。从《灭亡》开始，巴金的创作就表现出博采中外、杂取各家的接受倾向，随著创作上的成熟，就必然形成一种难以模仿的独特风格。

还应特别注意到的是，《灭亡》虽然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也已透露出作者写作上一些独自的特点。如第十二章、第十五章，以及其他章节的一些片断，都显示了巴金善于通过对梦境、幻觉、日记等描绘，揭示人物不同层面的心理活动的特点。

在第七章中，对生日庆祝会上李静淑唱歌时的那段描写，更是充分地体现了巴金出色的描写才能。在这段精彩的描写中，作者充分地运用了比喻、通感等修辞手段细腻地描摹了李静淑那圣洁的形象、整个身心投入歌曲境界的神情，以及那优美动人的歌声。在这前后，还通过对其他人神情的描写映现李静淑的形象。一开始，大家“凝神地望著她，眼光里含得有赞叹和惊异的表情”。后来，“李冷微笑地闭著眼，一面听著，一面点头，表示他底满足。袁润身显然是著了迷，林秋岳不转睛地望著她。陈冰伯满意地抚摩他底短短的八字胡，……”。不同视点的观照，更为真切地写出了李静淑动人的神采与丰姿。如果说第二十章中李静淑对杜大心那情理并茂的长篇劝说是《灭亡》中最为动人的抒情诗，那么，这一段的描写则是最为成功的肖像画。而那常常被人指责为自然主义描写的第17章，实际上也恰好反映了作者在细节描写和场景描写上的才华。它生动逼真，有条不紊，充分体现了作者丰富的想像力和形象的描写才能。

另外，巴金行文上那种描绘时细腻、抒情时优美、论辩时酣畅的特点，在《灭亡》这部小说中也已露出端倪。

选自《巴金创作综论》第二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