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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民众运动中的黎明高中与平民中学
内容提要
探讨黎明高中与平民中学的创办、运作以及消亡，对巴金等现代作家的研究，对中国现代安那其运动的研究，以及对现代文化史、教育史的研究，都有特殊的意义。黎明高中的发起人具有相对一致的革命倾向，其安那其色彩更是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在黎明高中影响下平民中学后来也成为安那其运动的运动堡垒。黎明高中、平民中学还与上海的劳动大学、立达学园以至上海大学有著千丝万缕的关系。从二十年代中期起泉州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分子活动的重要城市，而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的相继创办把泉州安那其运动推向了高潮。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在办学形式等方面也很有特色。1934年
1月十九路军发动闽变失败，国民党中央军入闽，南京政权加强对福建地方政治军事控制，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被取缔关闭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一、研究之意义
黎明高中与平民中学一般被认为是三十年代泉州安那其的运动堡垒，巴金、丽尼、陆蠡、王鲁彦、梁披云、伍禅等文化、教育界人士也和这两校有著密切的关系。探讨它们的创办、运作以及消亡，不仅对巴金等现代作家的研究，而且对中国现代安那其运动研究，对现代文化史、教育史的研究，都有特殊的意义。因此，从1980年代以来，有关这方面的探讨曾受到过许多研究者的重视，并且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厦门大学的柯文溥先生的《巴金创作与30年代泉州》、《巴金来闽南前后》、《追寻巴金在泉州的足迹》以及黎明大学已故蒋刚先生的《红土的眷恋——试论巴金与泉州的友谊极其影响》、《巴金在泉州》（01）等文，对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的历史都有过相当的探讨。另外，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当年的领导、教师以及学生也有不少回忆文章谈及这方面问题。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阪井洋史教授从1980年代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在广泛收集资料、数度亲历泉州考察的基础上，三易其稿而成的《巴金与福建泉州》（02）一文近五万言，对巴金与泉州之关系进行了颇为全面的探讨，其中对黎明高中及平民中学的历史也有比较细致的考证，可以说是这方面工作的集大成者。阪井先生的努力受到了学界的重视，而他文中关于两校历史的考证结果，后来也广为巴金传记研究者所采用。
但拜读上述文章无不感到，当年黎明高中、平民中学相关事件亲历者如秦望山、范天均、梁披云、苏秋涛、盛子诒等，以及当年黎明高中、平民中学学生谈到那段历史时，或因年事已高，或现实语境的影响，有些回忆语焉不详，有些甚至各执一词，相互矛盾。而柯文溥、蒋刚（03）、阪井洋史等的研究基本上又是建立在上述回忆的基础上。除了阪井洋史在追寻来华日本、朝鲜革命志士的状况时引用了当年日本司法省刑事局的资料外，他们的文章在涉及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历史时，所用资料都没超出上述亲历者1960年代之后的回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资料均非原初史料，不准确或相互矛盾在所难免，在此基础上所得结论的信度也就不能不受影响。因此，我认为沿著既有线索，挖掘出新的史料，并以实证的态度进行新的梳理和辨析，已成为深化这方面研究的重要工作。
在研究巴金与福建的关系过程中，我查阅了一些民国时期的报刊资料，终于在厦门的《江声报》上比较集中地发现了有关泉州三十年代民众运动状况的一系列报导（04），并且有许多涉及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这些发现，对于更加准确地把握这两所学校的历史，探讨其在三十年代泉州民众运动中的作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因此，本文主要围绕两校从创办到被迫关闭的过程进行一定的考证，以供有关研究者参考。
关于《江声报》，据相关资料介绍（05），该报创办于民国七年（1918年），发起人为同盟会会员许卓然等人，由许卓然任董事长、周彬川任社长，主笔陈三郎、经理杨廷秀，均系社会名流。因厦门有鹭江之水，故名《江声报》。1924年，许卓然赴穗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请孙中山为《江声报》题词，由此《江声报》声名大噪（06）。《江声报》于1927年（一说1928年）改组，由许卓然独资经营。该报宣称的宗旨是：“站在三民主义立场，为老百姓说公道话”（07），因此在总体上体现了全面真实，客观公正的办报风格，在闽南一带的读者中有很大的影响，最高发行量曾达万份。虽然许卓然于1930年
5月遭歹徒枪击身亡，但在三十年代前期，《江声报》客观公正，迅速详实、敢于揭露时弊的风格仍然得以延续，其中如对“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福建事变，以及对厦、漳、泉地区民生状况等的报导都体现了一贯的风格。
因此本文以该报当年报导为主，并辅以当事者的回忆及相关文献资料，尽可能地对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的历史进行新的还原，相信将更为接近当年历史的本真状态。
二、两校之创办
有关1929年黎明高中创办，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蔡元培先和马叙伦1927年春到泉州时，“建议在泉州创办一所高级中学，为社会培养人才”（08）。另一说法是：1928年，泉州的一些安那其主义者“为泉永地区学生升学和培养安那其种子计”，“提议创办一个完全中学，把它作为教育与文化的活动中心”（09）。现在看来，两者的说法并不矛盾，因为蔡、马的提议在前，后来的具体创办者们可能受其启发，但后者创办的目的并不一定得与前者完全一致。实际上，就是1929年黎明高中的几位实际创办者们本身，其动机也未必相同。但是，分别考察这些创办者的思想倾向，对全面了解黎明高中最初的创办动因或许不无裨益。
据秦望山在同一文章中回忆，最初参与“共同讨论”的七人包括：许卓然、梁龙光、杨逢年（代表张贞）、叶青眼、李爱黄、陈清机及秦望山本人。这些人的生平历程都相当丰富或复杂，这里据有关资料，先了解一下他们在1929年黎明高中创办之前的经历。
许卓然（1885～1930），福建泉州人。1907年往新加坡，在南洋接受革命思潮影响，后回厦门加入中国同盟会，决心献身革命。1910年回泉州，积极参与组织泉州起义，先被推为泉州同盟会组织的临时主持人，后正式担任组织股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厦门与陈清机等创办《应声报》。袁世凯窃国后，二次革命兴起，许参加反袁运动。不久《应声报》被封，许被通缉。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许在闽回应，1918年参与组织“闽南靖国军”，张贞任司令，许任第二路司令，后因靖国军与护法军在永春互相残杀，愤而往菲律宾。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往上海，许赴沪谒见，后潜回泉州招集旧部组织自治军。1923年，自治军改编为讨贼军，许任泉州警备司令，辖陈国辉、王振南、秦望山等三路统领。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许被指定为福建省代表出席。会后与江董琴回厦门筹备组织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1925年6月8日，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在厦门成立，许与秦望山等同被推为执行委员。北伐军入闽后，国民党中央改派丁超五接收临时省党部并迁往福州正式筹办福建省党部，许卸党部职务。1927年后，许出任福建省军事厅参谋、漳泉禁烟专员等职，1930年5月在厦门被人暗杀。
张贞（1884～1963），福建诏安人。1911年入同盟会，参加福建北伐学生队。1912年进军南京，1913年被入保定军校第三期炮科。1915—1916年，参加福建下游护国军同安、灌口两役和“厦门首义”准备活动，进行反袁护国斗争。1917年投奔首先回应护法的滇军第四师方声涛部，征闽后先后任靖国军军长、福建自治军司令、靖浙联军副司令。1923年任东路讨贼军第八军前敌司令，请缨入粤讨伐陈炯明。1926年北伐，任独立第四师师长，在诏安举办福建陆军干部学校。自率部驱逐北洋军阀出漳，挺进福州，任福州卫戍司令，福建政治分会委员、代理主任。1927年4月5日下午4时30分，张接蒋介石“清党”密令，但出于私谊先纵陈祖康、陈伯达等逃出榕城，后才召集手下传达保密令，被时人嗤为“马后炮”。月底，张率部驻防南京。1928年初，蒋介石在汤山召见后奉调驻漳州“防共剿匪”，镇压平和暴动及转移到长乐的农军。1930年任四十九师师长兼福建剿匪司令，派兵清剿闽西南革命根据地。1932年4月被毛泽东率领的东征红军击溃，残部于1933年被十九路军并编。张本人后几经浮沉，1946年10月授陆军上将衔，退为预备役定居漳州，1949年去台湾，1963年病逝。
叶青眼（1876～1966），泉州城北人。十八岁中秀才，廿一岁补廪生。1906年赴当塾师，1907年改往鼓浪屿，任英华书院教员，加入同盟会。1909年与许卓然等创办西隅学堂，后成为当地党人进行革命活动的秘密机关。武昌起义一个月后，泉州告光复，亲带学生军和敢死队，进入南安、安溪、永春，宣传革命，安抚军民，安、南、永随也随之光复。民国成立后仍返鼓浪屿复教师本职。袁世凯谋称帝时，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因廖仲凯的推荐，孙中山先生亲委叶青眼为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长，又为讨袁而奔走。后因失利，乃转往菲律滨，任教职于中西学校。1923年，闽局渐定，许卓然卫戍泉城，叶青眼出长泉州市政局，期间主持折修马路，扩建南大街，组织反迷信，带手下毁佛。未一年，因政局又变而再往菲律滨，在马尼拉创办华侨公学，自任校长。不久辞卸校务，回国任教于厦门中华中学，开始与南普陀寺主持会泉和尚交往，遂渐习佛法，继而笃信佛教，1924年回泉主持开元慈儿院，继而兼主泉州妇人养老院，温陵男养老院。1949年后，先后任福建省文史馆馆员，泉州市政协委员、常委。1966年病逝。
陈清机（1881～1940）又名火萤、经纶，福建晋江人。青年时期东渡日本经商，当过店员、经理。1905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回闽南秘密活动。因在家乡安海领导当地群众抗议官府滥收捐税，焚毁衙门而遭通缉。1912年冬被迫重渡东洋。1915年回福建参加讨袁斗争时再遭缉捕，后再度赴日。1917年回国任晋江路政局长，筹建泉（州）安（海）汽车公司。1922年06月泉安公路通车后，曾先后任晋江县县长、安海区区长。1928年之后，发起创办养正中学，在南安等地创办蓄植试验场。1933年“闽变”时，积极发动海外华侨支持。“闽变”失败后，再往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避日本政府逮捕，逃往菲律宾经商，1940年病逝于菲律宾。
秦望山（1896～1970），福建泉州人。1917年参加中华革命党。1918年参加靖国军，任军需官。1922年与许卓然、张贞、方声涛等组织福建自治促进会，成立自治军，任第五路司令。次年，自治军奉孙中山命令编入东路讨贼军讨伐陈炯明，任第三路统领，在南安创办“干部训练所”（学员中包括李良荣、梁龙光等）。1924年当选国民会议代表赴北京，入上海大学学习，后回厦门，先后被推选为国民党福建省和厦门市临时党部执行委员。1926年
4月，因厦门市临时党部内部选举出席省代表大会代表发生激烈磨擦，离开厦门前往诏安，任国民党诏安干部学校政治主任。1926年10月受临时省党部委派，任晋江县临时党部筹备主任，举办“宣传养成所”。1927年“清党”时，因阻挡军队介入清党而被通电控告，被迫离闽。1928年12月复受派为晋江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1929年初开始倡议和发起创办泉州黎明高中。此后曾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菲律宾“血干团”总顾问、青年工作队指导员，国民政府中央监察院监察委员，福建华侨投资建设公司董事长。1949年往香港，协助中联部的对外联络工作，旋赴沙涝越办《先锋报》，后被驱逐回香港。1957年回大陆，任福建省政协常委。1970年病故。
梁龙光（1907～2009）福建永春人。1920年入省立十二中学，半年后转集美中学，后因参加学潮被迫离校。1923年入秦望山在南安创办的干部训练处学习，训练处停办后入武昌师范大学英文科，1924年转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奉上海学联命南下闽粤宣传反帝思想，期间曾短期寄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1926年从上海大学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1928年回厦门主编《国民日报》，1929年参与创办黎明高中并出任校长。1930年再度赴日留学，为早稻田大学政经部大学院研究生，后因“九一八”事起而中辍回国。1933年十九路军入闽，先后任惠安、永泰县长，闽变期间改任兴泉省顾问。1934年闽变失败，赴南洋从事华文化教育工作。1943年回闽任海疆专科学校校长，1949年任省教育厅长。50年代于印尼雅加达任《火炬报》总编辑。60年代后定居香港、澳门。
李爱黄的具体经历则仍不详，但从有关零星材料中可知其为福建安溪人，乃清朝康熙年间理学名臣李光地第十世孙，早年加入同盟会，1939年曾任福建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上述七位发起人中，六位有同盟会背景，与黎明高中关系更为密切的两位秦望山和梁龙光则都有上海大学背景，他们具有相对一致的革命倾向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当年黎明高中的总务主任赵祖培在一专门回忆黎明高中创办过程的文章中谈到：“学校的开办，是通过秦望山、许卓然、陈清机、张贞、梁龙光诸人，在几次会议后，很短时间决定的。当时多数不赞成开办高中，尤其是经费要泉安汽车公司主要责任，所以陈清机反对最力，结果争不过，不得不服从”（10）。可见，在学校是否创办的问题上，当年七位发起人也不是完全一致，这其中可能包含了对诸如“培养安那其种子计”等问题的不同看法。
相对于黎明高中，平民中学初创时和安那其关系则相对较少。据平民中学首任校长苏秋涛回忆，平民中学前身泉州平民学校1924年由地方人士和旅菲华侨创办。1929年暑假他以增办中学、迁移校舍（学校原址在百源川铜佛寺）为条件接任校长后赴星马募捐。1930年春回来后即增办中学，并把校舍迁至文庙，刘青山任教务主任，袁继热任训育主任。秋季开学，袁继热又介绍袁国钦到校任语文教师，叶非英兼任（叶在黎明高中任教）农村社会学教师。后来，因苏秋涛与原小学创办人经常意见相左，纠纷不断，中小学分开，各自独立发展（11）。
三、安那其渊源
当然，黎明高中的安那其色彩，更主要缘于主要创办者秦望山和梁龙光的安那其倾向。根据秦望山后来回忆，他本人“很早就读了一些安那其主义的书籍，如《克鲁泡特金自传》，《面包略取》、《互助论》等”，“早年参加中华革命党”，但“并不是道地的安那其主义者”。在1920年前后数年间，因“搞民军”和一些安那其主义者有过共事合作。他们工作肯干，很少有当官之类的个人打算，给了他“很好的印象”，因此“和他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并且重用和信任他们”。1921年秋，他和许卓然先后自菲回国参与组织福建自治促进会。为扩大宣传，准备恢复此前被袁世凯封闭的厦门《民钟日报》，他们共同决定聘请广东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者梁冰弦为总编辑。秦望山说：“这是我与许不谋而合信任安那其主义者的开始”（12）。后来，自治运动失败，为训练出一批新的于部，建立起一支新队伍，因此决定创办一个干部训练所，具体由秦望山负责。秦于是央托梁冰弦物色信仰安那其主义的军事人才，并根据根据安那其主义精神，由梁冰弦编定10条大纲，再按大纲编成讲义，对学生进行精神训练。1923年，训练所在南安官桥开办，不久因许、秦军队作战失失利，训练所也因地盘改隶停办。秦望山说：“但所培养的一批学生（如李良荣、梁龙光等），仍和我们保持密切的关系。李良荣转入黄埔军校后，在广东的安那其主义者继续与他联系。后来从国民党晋江县党部所办的宣传养成所毕业、并成为安那其基层骨干的一些人，就是由李良荣、梁龙光两人一手培养出来的”（13）。1925年，秦望山从上海大学返闽从事革命活动，因在中山中学校长人选及国民党福建全省代表会议召开的问题上的分歧和激烈争执，“思想上与共产党有了距离”而“更倾向于安那其主义，并倒向他们那边”。此后，在任国民党晋江县党部筹备主任以及举办“宣传养成所”时，就更是尽量引用信仰安那其主义的人（14）。
1926年冬，原干部训练所的学生，黄埔第 4期毕业的余景祥等
7为闽籍学生受命先期回闽活动，秦帮助他们潜入晋（江）南（安）惠（安）一带开展工作。约过一个月，北伐军进入泉州，秦望山被派为国民党晋江县党部筹备主任（以下简称县党部），他们仿照从前创办干部训练所的办法，在县党部名义之下，设立晋江县宣传养成所。所长由秦望山自兼，政洽科由上海大学回来的梁龙光负责，军事科由黄埔一期的李良荣负责，其他区、分队长，则由上述的余景祥等7人充任。开学时有初中毕业的学员130余人。1927年
4月，“清党”事件发生，秦望山被认为有意袒护共产党受新编军军长谭曙卿下令通缉，宣传养成所由许卓然策划筹谋，搬厦门虎头山。1927年10月，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一军入闽，拘捕了谭曙卿，消灭新编军，秦望山复被福建省政府委为泉永民团编练特派员，宣传养成所才迁回泉州，并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生80余人。秦望山认为，“其中如袁国钦、袁继热、谢仰丹等10余人，被陆续选入黎明高中深造，也成了意志较坚强的安那其主义者”，而李良荣则径往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深造（15）。
梁龙光后来成为黎明高中的发起人和首任校长。而秦望山所提到的袁国钦、袁继热、谢仰丹（即谢真）在三十年代前期分别主持过晋江县党部、工会、农会，袁国钦和袁继热还曾担任过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的教师，都是当时民众运动的主要骨干。
当然，黎明高中的安那其倾向与的另一主要创办者许卓然的态度也不无关系。据秦望山的回忆，1929年，他通电反对讨伐冯玉祥被停止我党籍两年，案送中央执委会转到中监会。在审查中，时任中监委常委林森曾突问许卓然：“望山除通电指蒋介石‘联甲倒乙，联己倒丙，师军阀之故智，非本党所宜为，请中央予以纠正’等失言外，在地方究竟还搞些什么？”许卓然知林森言外之意，回答说：“望山干的都是国民革命所应干的事，容纳安那其和宣传安那其主义，是将来遥远的事，做得对不对，群众自能识别”。从这对答中可看出许卓然对安那其的态度。林与许同为闽籍资深国民党人，秦的这一回忆应该是是可信的。许在厦门、泉州一带进行革命活动的历史很长，有相当的影响。正是在他的同情和默许下，秦望山也才能“畅通无阻地广事接纳并重用安那其的人来开展工作（16）。
平民中学后来逐渐成为安那其运动的运动堡垒主要由于两各方面的原因。一是叶非英到平民中学任教后，由于他“不计较什么待遇与报酬”且“生活简单，做事认真，每天经常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深得同事和学生的好感。叶入校不久，就有左右校政之潜力，黎明高中校潮时，一部分安那其主义者如陈范予等人退出，就由叶非英引入平民中学”（17）。苏秋涛也认为，叶非英到平民中学后，除介绍学生阅读安那其书籍，组织读书会、研究会，以及印发安那其小册子外，他“引进来的教员如吴朗西、伍禅、杨春天、陆圣泉、陈范予（后任校长）等，也都是安那其主义者”（18）。正因为如此，秦望山说“这时，平民中学的安那其色彩，甚至比黎明中学还浓厚，两校可说是兄弟校”（19）。苏秋涛也认为“黎明与平民，往来甚形密切，对外行动一致，在教学、研究、社会活动各方面，彼此合作，从中培养出不少染有安那其思想的人，分布各地，如海澄的海沧小学、晋江石狮的爱群小学，泉州附近的法江小学、清蒙小学”（20）。
在黎明与平民合作、配合的过程中，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原因是，十九路军入闽前夕，苏秋涛以教育界代表身份参加在香港九龙举行的“福建海内外民众团体代表大会”时，由袁国钦介绍与秦望山相识，因彼此都是反对陈国辉的，“所以一见如故，引为同志”（21）。而十九路军入闽，陈国辉倒台后，平民中学改组校董会，秦望山也被举为董事长（22）。
另外，众多资料显示，黎明高中、平民中学与上海的劳动大学、立达学园有著千丝万缕的关系（23）。但当年厦门《江声报》的一则报导显示，黎明高中与原来上海大学的师长也保持著一种特殊的关系。报导称：“黎明学生王定五，三十一日晚在新桥顶投江自杀。……查王年十九岁，陕西人。家贫，父在乡被人杀害；母亡，仅有幼弟在原籍。客春，王偕同乡5人，由于右任保送，来泉入黎明高中肄业。中途，一度赴京……”（24）于右任曾是1922年创办的上海大学校长。这是一所由国民党与共产党合办大学，也是一个培养革命者的摇篮，后来担任黎明高中校长的梁龙光是上海大学中文系学生，继梁之后的校长吴克刚则是该校英文系学生，黎明高中的教师陈侃等曾于上海大学就读过，而秦望山于1924年也以“旁听生”身份在上海大学学习一年多。而秦、梁、吴他们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另一重要安那其人物沈仲九也正在中文系兼课教授散文。另外，赵祖培等四人共同署名的回忆文章中还谈到，黎明高中的校董包括“许卓然、秦望山、张贞、于右任、陈铭枢、邹鲁、陈清机”（25）等人，因目前还未能找到这方面的其他文献资料互证，所以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福建闽南一带的安那其火种是在1920年前后就播下的，但二三十年代泉州安那其运动的兴起则完全与许卓然的支持和秦望山的苦心经营分不开。就当年有关人士的回忆资料看，许卓然的活动范围虽然并不局限于泉州，或者说进入二十年代后他的主要活动地点已在泉州之外，但他在泉州当地的影响力却是独一无二的，人们通常以“许大哥”称之。秦望山也是闽南闻人，是“继许卓然而起的许派领袖”（26），他与许正好相反，活动范围虽然也并不局限于泉州，但在整个二十年代却基本上是以泉州为活动中心。在泉州，他们二人经常被人以“许秦”并称，用秦望山的话说，到二十年代初办干部训练所时，他们二人的“关系已是不分轩辕”了（27）。
通过干部训练所和宣传养成所的创办，加上北伐军入泉后秦望山被委为国民党晋江县党部筹备主任，二十年代后半期在泉州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秦望山为中心，以梁龙光、袁国钦、郑健魂、袁继热、谢仰丹、谢宝儒等一大批人为骨干的安那其阵营，泉州俨然成为中国安那其的重要据点。因此上海、四川、湖南、广东等地的安那其主义者（也包括其他一些流亡革命者）如范天均、陈君冷、张履谦、张赖愚，以及流亡在中国的朝鲜安那其主义者李又观、李箕焕，日本著名安那其主义者大杉荣的重要弟子岩佐八郎等都先后而来泉，在秦望山的支持下分别在工会、农会或民团编练处工作。1929年黎明高中创办以及后来平民中学的成立更是吸引了包括王鲁彦、吴克刚、卫惠林、张易（晓天）、杨人楩、姜种因、伍禅、吴朗西、陆蠡（圣泉）、陈范予、叶非英、郭安仁（丽尼）、以及流亡中国的朝鲜志士柳子明、柳絮、许烈秋、张水民等相继来泉，以至于形成了三十年代前期泉州安那其运动的高潮。
四、与民众运动
从1926年冬北伐军进入泉州，秦望山被派为国民党晋江县党部筹备主任，到1934年
1月十九路军发动闽变失败，国民党的晋江县党部，以及总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社会团体的具体负责人虽几经变动，但基本上控制在安那其手中。其中，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无疑又是三十年代前期泉州民众运动高潮中的重要堡垒。1932年
7月，晋江县党部为取缔迷信，借助当地住军、十九路军六十一师的力量禁关帝出巡（一种大规模的迷信活动），从而引发了一些当地士绅和信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导致了
7月16日反对派利策动罢市，并聚集群众捣毁党部的事件。在危急关头，晋江县党部的人员在党部被毁，人身安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均避黎明学校和六十一师一二二旅旅部”（28），黎明高中的堡垒作用可见一斑。到十九路军入闽及福建事变期间，则以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等为首成立学生联合会开展活动，甚至一度试图推动全省学生联合会的成立。
最初，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可能参与的大概包括一般的宣传活动，但随著众多安那其革命者的加盟和办学规模的扩大、学生数的增加，其安那其色彩越来越鲜明，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据1931年
6月17日《江声日报》报导，前一年晋江教育界就“数度反对教育局长，历任教育局长亦均不安而去”。而1931年
6月14日，因该县新任教育局长吴殷恕放言“对反对之学校，将施殴击”，“对反抗分子，可任拘捕教职员学生”等，泉州各校教职员及学生代表百余人迳往教育局质问，高呼“打倒吴殷恕”、“晋江教育万岁”等口号，并“开各校代表会议。议决：再向教育部起诉，必撤吴教育局长而后止”（29）。在晋江，当时的中学都仅是一般的初中学校，除黎明高中外，唯有培元中学设有高中部。但培元中学是教会学校，一般不大参与或领导此类活动，所以在三十年代一系列有学校师生参加的泉州民众运动中，大多是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领衔。这些从下述一系列报导中也都可以得到印证：
1931年
8月14日，晋江反日援侨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到会者包括“码头工会代表李苑豪，晋江县执行委员会代表江衍滨，晋江县渔会代表谢宝贤，平民中学代表叶非英……”。会议推举平民中学为总务部副部长（30）。
1931年10月
2日，泉州救国会召开第二次宣传委员会议，出席者“泉中代表朱贯五、平中代表叶非英、省中代表吴文良、黎明代表洪一萍”（31）。
1931年11月
4日，泉州反日会学生查到经文绸布店藏匿“仇货”引发争执，学生将商民张带回学生反日会所，“随召集学生代表大会，出席者共有数校代表，先由检查员报告经过，继张起立说明，学生先后责问，势甚严重。双方辩论不休，学生遂群起向张包围，且以武力对付”。第二天，泉城商人开始罢市，后经晋江县党部、驻军等调解，商人复市，但“学生方面态度仍极强硬”（32）。
1932年3月16日，晋江全体学生反日救国会召开第三次反日大会，“到会者：晋中、平中、晦鸣、黎明等廿九校。……主席黎明学生代表潘曜人，纪录王生耀、洪宝萍。主席宣布开会词……。旋县党部代表陈炳、工会代表袁国钦、平中代表黄雅士、学生反日会代表程永才先后演说”。会后“分二十九队出发，示威游行，秩序极佳”（33）。
1932年
7月16日，晋江县党部因查禁、取缔迷信引发了反对派策动罢市，并聚集群众捣毁党部的事件，晋江县党部的人员“避黎明学校和六十一师一二二旅旅部”（34）。
1933年1月9日，泉州反日会稽查队查获仇货被海关泉州分关职员强行运走，队员被殴。10日，反日会交涉无果。“各校学生联合会闻讯，甚为义愤。急召到各校学生，共约二百余人、开紧急会议，众以海关殊无擅自扣留反日会所破获仇贷之理，当议决全体立刻同赴海关理论。一行人等，遂连队直趋海关”。学生将海关关长李鼎杰挟住，连同关局内调查员陈桐、陈恩超等三人，一路高喊“打倒卖国贼及包庇奸商”等口号，拥至反日会。“后由学生提出三条件，令李当场答复：一、限即日将原封包糖一百五十七包、楠木一百四十块及电船上机器等件，送还各界反日会。二、登厦门各报及本市报纸向晋江各界反日会道歉。三、担保以后不发生同样事件。理论良久，后李自认误会，学生所提条件，全予接收，并由李亲手将三条件草拟，后注‘以上条件，由晋江学生联合会提出，经本人诚意，完全接受，合立条件为据’。盖印完毕，学生始将调查员陈桐、陈思超两人放回，偕同稽查队员前往海关搬货，李鼎杰则仍留会内”，直至海关即将扣留仇货送还反日会（35）。
1933年
4月20日，晋江民众自卫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者，县党部袁国钦
（朱世渊代），县政府高垣，六一师特别党部陶若存，晋工妇女会张人任，六一师司令部赵锦文，学生联合会程永才，农会袁继热，总工会黄也鲁，商会蒋丽云”（36）。
1933年 5月13日泉州发生反契税罢市风潮。
5月30日，黎高、平中、乡师、西师、晦中、泉中、培英女中、等二十余校学生代表约三百人组成请愿团，包围县政府，要求县长高桓接受“减轻契税”条件。最后，请愿以高亲书“关于契税一事，准展期。在契税未减轻以前不征税。将石狮契税调回，并将此事登报声明。关于以前所收契税款，应当公布。在押人民释放”等语，并“高加盖私章，又另盖县印”而结束（37）。
1933年6月6日，晋江学生联合会反对政府对日妥协，在中山公园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并游行示威。“到会者有本市中小学校二十二校，全体学生暨各团体代表约两千余人。主席团为黎高，培英，培元，平中，法江农中，泉中，晋江公学，溪亭，西师，晋中等二十五校代表。总主席黎明高中代表许谦”。后“全体高呼口号”，“开始示威游行。由中山公园出发，沿南街马路直趋南门，转至总车站，高呼口号散会（38）。
7日，晋江各界反对对日妥协示威大会在中山公园举行。“主席团县党部代表袁国钦，师司令部代表赵锦文，特别党部代表陶若存，县民众自卫委员会代表袁继热，总工会代表黄也鲁，县政府代表高垣，第二区保卫指挥部代表，各界抗日会代表程永才，商会代表庄子才，妇女会代表张人任，农会代表欧阳某，黎明代表许谦，培元代表黄丽川，学联会吴庆良”。会后高呼口号示威游行。“是晚有学生联合会，在中山公园表演抗日新剧。各街衢有各校化装宣传队宣传抗日”
（39）。
1933年
6月11日起，泉州“各校学生联合会决议，一律罢课十天，作彻底抗日宣传”（40）。
6月14日，晋江中学校长陈泗孙，因制止学生停课宣传，撕破该学生会布告，经各校代表大会议决，“用大会名义通函警告，并由各校派全权代表二人，往晋江中学交涉，使该校校长用书面向学联会道歉，并担保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41）。
6月15至17日为全省高中毕业班会考，泉州考场“应试无一人”（42）。
1933年
9月16日，晋江学生联合会召集各校代表大会，“到者廿余校代表，各区学联会亦派代表出席”，议决：“函请泉永各县学生团体，组织泉永学生团体联合会，推而闽南及全省学生之联络组织”；“组织学术研究会举办民众夜学，及阅书报社”；“派代表赴县政府，六一师部”，“呈请党政军严缉石狮土劣奸商蔡培庆，何恭察，王苇航，蔡彬庆等归案惩办，以维抗日运动”。后改选执监委员，“推黎明高中，乡村乡范，泉州中学三校，为常务委员，平中任总务股，西师任组织股，晦鸣任宣传股，晋中为研究股，私中为出版股，培元中学为纠察股，并选培英女中，南华女中，华侨女中，法江学校等为监委”（43）。
1933年11月20日，驻守福建的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的势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23日，泉州各界一百二十余团体约一万人，于中山公园举行庆祝新政府成立及倒蒋救国大会，“主席团为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总工会代表谢真，机器工会代表程永才，晋商会代表陈坤瑾，学联会代表黄雅士……”，发表通电与宣言，“希望全国一致奋起讨逆，以竟革命全功”（44）。
1933年12月 8日,
因西门城岗员警因与瓦窑工人汤启纠纷，员警捕殴群众，引发西门外农民工人及西街市民约五百人结队赴军政机关请愿事件。请愿群众“推学界代表何光伟，工会代表谢真，欧阳某，商界农会代表各一人，携西村学校及瓦窑工会请愿书备面呈县长”，要求“拘办员警所长余毅”、“惩办肇事长警员警”、“释放被捕工友及市民”、“赔偿受伤医药费”等。学生联合会亦于9日下午“召集执监联席会议，讨论援助被殴之晦鸣中学校学生李锦章，及对付警所办法”，并决议“通告各学生会一致彻底对付”，“如不达到撤办该所长余毅，必要时即通告一律罢课”（45）。
1934年
5月28日，泉州平民医院女医学生黄彬匕（又名黄彬彬）因县长吴石仙利用职权，粗暴干涉其婚姻饮“升汞”自杀身亡。泉州学界张卓英等三十余人于6月1日于泮宫开座谈会，“表示为拥护女权正义将作切实之援助，除促法院提起公诉、发代电请全国妇会等援助外”，成立“晋江青年援助黄彬匕被迫惨死大会”（46），并于
4日，“分赴党政、军各机关请愿”（47）。
1934年
6月上旬，培元中学初中毕业班学生因补考物理一科，不缴补考费，被学校当局勒令离校。12日，各校学生援后会为此发表宣言，“坚决的要求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取缔培元违法征收的各费，准予培元被迫退学同学参加毕业会考”（48）。
五、规模与特色
从上述的资料充分显示，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的确是三十年代前期泉州民众运动重要基地。但作为有著雄厚师资力量和一定经济实力的民办中学，她们同时也培养出包括作家司马文森、单复、黎丁、林健民（旅菲）、艾山（旅美），学者孙长江、黄纯美、王明秋、施性明、吴为礼等等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因此，除了应深入研究其在民众运动的作用外，其办学规模、特色等无疑也值得关注。
就在校学生数看，两校的办学规模其实都不算大。据赵祖培等人的回忆，黎明高中“初开办时，学生数仅三四十人，至第二三学期，即激增至二百多人”（49）。而当年的第一届学生谢真也谈到过：“开办时的第一个学期，我们只有一个预备班，同学40多人”（50）。据1933年01月21日刊登在《江声报》上的黎明高中招生广告，该校当年招收的班数为“高中一年上新生一个班，高中一年下及二年下插班生，预备班（相当于初中一年级）一班”。据1931年
8月15日刊登在同一报纸的平民中学招生广告，该校当年招生的情况为“一年级新生五十名，二年级上学期插班生十五名，三年级上学期插班生十名”。依此推算，平民中学每年级大致应有一个常规班，三个年级共三个班。而据泉州校联会1933年
4月的调查，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当时的实际教室数都是五间（51）。至于两校的实际学生数，1934年
4月《江声报》的通讯则有具体的统计：“泉讯：泉城各中学学校，本年春季始业，据调查统计，较去年冬季减少二百二十余人，其中升学者为数极少。究其原因，脱不了经济问题。兹将各中等学校去年冬季与今年春季学生人数比较，如下：晋中上学期二百零八人，本学期一百九十人，少十八人。平民中学上学期二百一十四人，本学期—百九十人，少二十四人。黎明高初中上学期计一百零五人，本学期一百零六人，增一人。晦鸣中学上学期八十五人，本学期六十三人，少二十三人。私立泉中上学期……”（52）
在课程的设置方面，黎明高中没具体的资料可供了解，但据赵祖培等的回忆，“黎明高中虽是个普通中学，但功课安排除必修课程外，还分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系，学生可以自由选修。课程和一般学校不同的有社会科学、逻辑学、社会发展史和农村教育学等。在课程表上，正式安排体力劳动课，每周两节”。“授课形式曾经在一段时间运用道尔顿制方法”（53）。而平民中学在上述招生广告中开列的入学考试课程是：党义、国文、数学、常识。投考二三年级加考英文。入学后的课程设置从当年的一则报导可略见一斑：“泉州函：平民中学本年春过该校学生分为两组，一注重工商业，一注重农业、乡村教育及农业知识。又该校以闽南各乡小学师资缺乏，本学期暑假开设乡村教育暑期学校。其科目有教育原理、教育心理、儿童心理、学校行政、普通教学法、各科教法、乡村教育、民众教育、课程编制、小学教育、训育问题、社会问题、农业大意、农村组织等”（54）。在入学考试方面黎明高中也实行比较灵活的办法，据谢真回忆，他的入学考试是“随到随考”，“作文题是：‘冥冥之中有无上帝之存在？’这明显是反宗教的题目，在当时要写好并不是很容易。1930年春的作文题目是：‘我的人生观’。可见在入学之前，学校就很重视学生的思想情况了”（55）。
另外，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不仅课程设置比较新颖灵活，并且都注重开展学生课外活动。据也是黎明高中的首届学生陈腾芳后来回忆，当年学校的课外活动有“学生辩论会”、“壁报园地”、“体力劳动”、“远足野餐”、“戏剧演出”等（56）。平民中学受黎明高中影响，课外也“组织了各科研究小组、读书会、演讲会、辩论会”（57）。两校课外活动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平民中学假期里组织的学生参观步行团。据苏秋涛回忆：1934年，石狮农村教育科（平民中学分校）毕业，为了吸收新的教育思想，增广见识，平民中学组织了“中华沿海教育参观步行团”。“全团三十多人，由教师叶非英率领，每个成员只准备旅费三十元，行装力求简便，只有油漆雨衣一件，油布一条，斗笠一个，行李袋一个。三月中旬从泉州出发，经过惠安、仙游、莆田、福清、长乐、福州、连江、罗源、霞浦等，以至浙江之平阳、温州、台州、宁波、杭州、绍兴等。沿途参观各地较有特色的学校，如杭州的社会教育学院，上海立达学园，以及农场、工厂、科学馆、博物馆。复至南京参观晓庄师范，燕子矶小学，工学团，生活教育社。……参观后，即乘津浦火车到青岛参观农工业建设，再步行到天津、保定、北京，游览故都文物古迹，登万里长城……，回来时仍乘津浦火车到上海，由上海搭轮到泉州”（58）。苏的这一回忆，可以在巴金1939年的《南国的梦》中关于“耶稣”带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的记载（59），以及1934年
6月23日南京中央社关于“泉州平民中学组织之中华沿海步行团，一行十七人，二十三日抵京，二三日后赴沪返闽”（60）消息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关于两校学生的入学费用，平民中学不详，黎明高中上述广告中称：“高中学费二十元，预备班学费十元，杂费六元（讲义、运动、试验等费在内）制服费约十元，膳费每学期卅元”。以当时泉州一带的生活水准看，这样的学费对于广大学生来说并不算低。但是，黎明高中在收生方式上还实行工读生办法，“对贫苦学生给予半工半读，优待减免学什、膳食等费”（61），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民教育的理念。谢真曾是当年黎明高中的“工读生”，据他介绍：黎明高中“学生多数家境贫寒，学校收费较低，穷学生可以申请减免学费，也有由学校供应伙食、每学期衣服一套的‘工读生’，我在校学习一年半，就是‘工读生’之一。工作就是每天为学校刻写钢板，油印讲义等等，每天工作时间约一二小时”（62）。而据前面所引报导，1934年5月31日自杀的黎明高中学生王定五也是“工读生”（63）。
六、查封和停办
关于这两所学校最后被关闭的情况，特别是黎明高中被取缔的原因，过去曾有不同的说法。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34年十九路军政变失败，伪中央军入闽，陈仪任福建省伪主席，实行法西斯统治。一些有正义感的青年自然心怀不满。所以当伪中央军旅长沈发藻在闽南‘剿匪’时，黎明师生曾演出自编剧码《出路》，表达‘官逼民变’、‘逼上梁山’的意思。沈以黎明此举违反‘剿匪’政策，扰乱社会治安，派军警把黎明封闭起来，井逮捕教师陈君冷、陈侃和学生三人，送省监禁。黎明被封不久，平民也以没有立案为借口被取缔。两校停办，师生星散。梁龙光远走南洋，叶菲英退居南安紫阳山办农场，陈范子、吴朗西等往上海（陈主办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吴等与巴金合作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64）。稍后赵祖培、范天均等人的回忆除细节略有出入外，也都持说法（65）。因此，这一说法也为许多研究者所接受。
但是，另一重要当事人秦望山1962年却对赵祖培等人的《黎明高中片段回忆》文中关于黎明学生“反对晋江县长吴石仙迫婚害命一案”“补注”说：“黄彬彬原为李天佑之妻，他们婚姻系父母主意的，聘全六百元，实则黄彬彬另有意中人。结婚后，不到一星期，即脱离家庭，要求离婚。李天佑不肯予以无条件离婚，要求退还六百元聘金，事遂搁置。后来黄彬彬入平民医院为护士，旅长沈发藻涎其色，托晋江县长吴石仙撮合，吴一面向李天佑自请代为解决离婚案，一面假借其妻生病，请平民医院院长王丹庵诊病，并嘱随带护士黄彬彬同往。吴石仙事先叫沈发藻在县署候之，及王、黄到后，不知如何起冲突，窗户玻璃及黄自己带去皮包内之温度计均打破，黄亦于是夜服毒自杀，闻留有遗嘱，被其兄黄石茨与吴石仙妥协将其遗书灭掉。黎明学生抱不平，出面组织黄彬彬惨案后援会，吴、沈大惊，乃由吴赴省先发制人向陈仪报告黎明为共产党机关，请予封闭。封闭时，学生用大卡车押送原籍”（66）。依秦之说法，1934年黎明高中被查封的直接原因似乎不是师生演出自编剧码《出路》，而是黎明学生通过学联组织黄彬彬惨案后援会使县长难堪所致。
但是，秦秦望山在其后来的《安那其主义者在福建的活动》中，回避了黎明高中被取缔的直接原因，即：既不采用流行的演出《出路》说，也不再谈“黄案”。因此，后来其他人的回忆以及巴金传记中，描述这一历史事件时大家也就都采用演出《出路》说。
关于1934年的黄彬彬事件起因于黄与李天佑的包办婚姻。黄彬彬又名黄彬匕，乳名玉雪，时年二十岁，毕业于泉州培英女子初中，其父为基督教之传道师。李天佑又名梦觉，时年二十六岁，毕业于鼓浪屿武荣中学，曾在南京某校补习外国语，旋返乡任南安九都保卫团长。两年前李向黄父求亲，愿备重金聘娶。黄父诺之，而黄则无意于李。力拒无效，黄之家长与李竟订婚约。后黄又闻人言，李曾患风流病，及派款娶妇等情，自是犹力图挣扎。但最终还是被迫登婚车，中途图遁未遂。新婚三日，黄每日不寝，寝则不解带，且紧其内衣。及旦，即回娘家，第四日，借故逃泉，匿其同学处，旋入泉州中山医院习看护。其间南安县长为之调解时，李曾出手枪恐吓，但终以黄坚欲离婚而成悬案。后黄又转入平民医院学医。一日因病卧床，被李及其母挟持往李家。黄沿途号哭，闹至夜半始由警探将黄带所释放。黄乃向晋江地方法院诉请离异，并控李伤害及妨碍自由罪，未果。1934年
5月27日午后，晋江县长吴石仙，据李天佑之请，召黄到县调处。黄初拒不往，后吴电话召平民医院院长王丹庵到府视吴夫人疾，并嘱率黄同来，黄始于傍晚六时许随王至。诊后，县长嘱王先回，请黄且入县长室。黄至则李在焉。吴乃劝李与黄重圆破镜，继乃召黄兄参育到府，告以留黄原因。育旋辞出，黄欲随出，不果。后吴石仙以将辞退其平民医院看护职位相威胁（吴兼平民医院董事长），但黄仍不屈服，坚与县长雄辩，并掷破体温表一杆，以示坚决。晚八时，县长只好派人送黄返医院。黄入院门，拍案怒骂，旋奔晤乃兄，详述经过。九时许回医院，于宿舍中写遗书后饮“升汞”自杀。
就当年报导看，黄彬彬无疑是位刚烈女子，而县长吴石仙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案件本身却与当地驻军首领沈发藻无关，“旅长沈发藻涎其色，托晋江县长吴石仙撮合”之说更是难以成立，这从黄之遗书也可得到证明。黄的遗书中有：“兄，望你千万于我死后，此贱尸切莫与李家收埋。我最后的恳求你，希望你答应我吧。我生前不为李家人，死亦不愿为李家鬼。妹玉雪敬上。五月二十七日”（67）。
但在案件发生后所引发的风潮中，黎明高中与平民中学等校的学生的确与沈发藻、吴石仙有过激烈的冲突与较量，并且很使沈、吴难堪过。当年的报导说：“四日晋江青年援助黄彬匕惨案大会，召集男女会员数十人，由泮宫出发，分赴党政军各机关请愿。首至县政府，县长吴石仙适在楼上接客，派第一科长接见。众述明请愿目的后，力请亲见县长。适（当地驻军二五九旅）旅部参谋主任谢家旬到府。谢询请愿来意后，谓众依法援黄外，须注意治安行动上。谈次，群众语词锋利，有谓‘我们闽南的学生青年，是不怕流血的’。谢去后，旋吴请众推代表数人，众未肯。吴遂下楼接见。由代表郭福运、吴爱莲、王文觉、郭斐等，详述来意，即对吴提出三条件：一、在本案未结束前，吴县长不得离晋，二、由吴县长通电全国，对本案处置认为失当，三、由吴县长书面向晋江民众，表明迫死黄彬匕之错误并道歉，并请吴当场签字，承认三条件。吴答，关于黄案，事前余系以平民医院董事长个人资格，进行劝解。黄何故自杀，余不得而知。唯本案现经司法机关负责办理，余是否处理失当，当候法律解决。所提三条件，余实无承认之必要云云。吴言毕，上楼上楼而去。请愿诸人遂相率出府，转赴县党部。适党部负责人外出，由干事何光伟接见。代表声述来意，请县党部转函地方法院，迅即提起公诉，并呈省党部，转省政府律办。何答，当将情转达，静候核办。最后众赴二五九旅旅部，由旅长沈发藻亲出接见，对代表所请援助事，答谓：本案若照正当手续，呈请本部转主管机关律办，自无不可。唯结队游行请愿，本部以负有地方治安责任，故由谢主任到府查询，此外绝无他意云云。至此，众遂相率归会”（68）。
从上述报导看，县长吴石仙可能得悉学生将至县府请愿，故请当地驻军保护。驻军旅长沈发藻派旅部参谋谢家旬坐镇县府，却吓不退“不怕流血的”的闽南学生青年，这不能不让沈发藻恼羞成怒。所谓“晋江青年援助黄彬匕惨案大会”的实际领导，可能是原闽变时期的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即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的学生。而据当年黎明高中的教师陈侃回忆：黄彬彬案发生后，“各界大哗，而学生界尤情激。黎明同学出而带头反对。我认为学生有正义感，当教师的不该劝阻，君冷亦以为然。……当泉州律师不肯写诉状时，我应学生的要求，写了诉状”（69）。另外，当时晋江青年援助黄彬匕惨案大会聚集泮宫出发，泮宫之旁即是平民中学，这两所学校必然成为沈发藻、吴石仙的眼中钉，他们被关闭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无可挽回。所以，围绕黄彬彬案件的斗争极有可能是导致黎明高中被取缔、平民中学被勒令停办的直接原因之一。
关于黎明高中师生演出自编剧码《出路》一事，目前尚无当年原初资料可以确认。但据主要当事人、当年黎明高中学生，《出路》编导兼主演许谦回忆，他们是“一九三四年四～五月”“决定编写并公演”《出路》的。演出后，演员卸装未完，“就闯进几个满脸横肉的陌生人，凶相毕露地质问学生领导”。接著，“六月间的一天下午”，陈君冷老师告诉他，据晋江县长透露的消息，驻军题目沈发藻要逮捕他。在陈君冷的规劝下，许谦最终离开学校躲避（70）。据而另一当事人，当年黎明高中教师陈侃回忆，公演《出路》的时间是在声援黄彬彬案后“不久”，“许谦逃后两日，黎明即被封”
（71）。
但当年黎明高中的学生陈奕尚则认为：“1934年
6月，黎明高中因公演话剧《出路》，揭露当时的黑暗统治，向人民指出‘出路’在哪里，刺痛了驻军旅长和国民党军官，遂被以‘煽动社会动乱’罪名为借口武力查封，但这不过是直接原因，尚有支持某中学学生反对教会干涉学校教育及声援‘护士黄彬彬事件’，揭露县长吴石仙勾结旅长欺压迫害少女的罪恶活动”（72）所谓支持某中学学生反对教会干涉学校教育，指的应是前述晋江各校援助教会学校培元中学被逐学生一事。在黄彬彬案问题上，陈仍采用秦望山关于“沈发藻涎其色”、“晋江县长吴石仙撮合”之说，这是明显的附会不实传闻。但他所说的演出《出路》“不过是直接原因”，而支持某中学学生反对教会干涉学校教育和声援黄彬彬家人、揭露吴石仙欺压迫害罪恶，也和黎明高中被取缔有关的判断，也不无道理。所以，关于黎明高中被查封的原因，还得寻找与当年查封有关的原初文献加以考察。
据笔者查到的最新资料，黎明高中被当局强行关闭的确切时间是1934年6月21日。武力查封的过程也颇为严密：“晋江县长吴石仙奉教厅电令，二十一日午后四时，派教育局长郑伯聪等，率员警队兵，暨城警所武装巡官员警等二十余名，至黎明高中附近散放步哨，禁止校内外通行。然后施行检查，同时贴出县府布告于校门。检查约一小时，扣留该校代理校长陈君冷，教员陈侃，学生庐主民三人，解送保安分处。另派武装员警数名，看守该校校门，禁止学生出入。检查毕，队伍撤退，由卅六师军士教导队主任张绍勋，向学生训话，劝各自省，并以安慰，谓咎在学校教职员，不在学生。查在校学生昨晚仍在员警看守中”（73）。
至于解散的理由，县府的布告称：“案奉教育厅密令开，案奉省政府密字令开，案据南区保安分处兼处长沈发藻酉电称：查黎明中学，学生不过数十人，闻教育厅尚未立案。该校宣传反动，凡社会学校，发生风潮，均为主持机关。又查学生联合会，为人民政府遗留产物，现在此间仍在流行。据报亦为该校主持者。可否令教厅下令，解散该校，或由此间拘捕，乞电示。等情据此，除电复准于拿办不法份子外，仰该厅长即将该校解散，以杜后患，并具报为要。此令。等因奉此，仰该县长克日即将该校解散，并将办理情形电复，勿得延误为要。此令。等因奉此，除遵令解散外，合行布告周知，仰各一体知悉。倘有不肖之徒，借端鼓动煽惑，定将严拿惩办不贷云云”（74）。
从晋江县政府的“布告”看，“宣传反动”似与公演《出路》有关，但主持社会、学校风潮和学生联合会也为其主要罪状，那么这也就不排除起因于黄彬彬案和声援培元学生事件。
但从事件过程看，举报者是当地驻军三十六师二五九旅旅长兼晋江县南区保安分处长沈发藻，举报时间为6月的酉日，举报方式是电报（酉电）。而从举报到6月21查封的过程则十分复杂：先是沈发藻以电报形式向省政府密告，省政府除“电复”沈“准于拿办不法份子外”，又“密令”教育厅长“将该校解散”；教育厅长接省政府“密令”后，再“电令”晋江县县长“克日即将该校解散”；晋江县县长接教育厅“密令”后，则起草“布告”，并派教育局长郑伯聪等率警实施。以一般衙门的办事规则，这一过程最快也得三五天以上。据查，1934年6月21日（亥日）之前的酉日有6月19日（辛酉）和6月7日（己酉）。如果沈发藻6月19日密电省政府，晋江县不可能仅隔一天就收到教育厅“密令”并执行，所以沈发藻密电省政府的时间应是6月7日（己酉）。
……（原文较长，此处节选发布，其余内容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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