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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在宋国为华父督杀害后，他的子孙何时出奔到鲁国，汉代以来就是学术史上的一段疑案。论者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孔父嘉死后，直到其重孙孔防叔之时，孔氏方由宋国出奔到鲁国；另一派则认为孔父嘉死后，其子木金父即由宋国出奔到鲁国。其实，这两派观点皆有偏差。因为孔父嘉遇害后，木金父很可能先流亡到了邾国，至孔防叔之时方才由邾国又流亡到鲁国。另外，仔细攷察孔子还乡的传说，也可以证明孔氏由宋出奔只能始于木金父。
一、孔子先世流亡之贰说
依《左传》桓公二年文，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在宋国为华督（即华父督）陷害而死。其后，其子孙遭遇如何，至少到汉代已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派认为孔父嘉死后，直到其重孙孔防叔之时，孔氏方由宋国出奔到鲁国；另一派则认为孔父嘉死后，其子木金父即由宋国出奔到鲁国。
一般认为，最早提出孔氏由宋奔鲁始于孔防叔的古代文献是《世本》。《世本》成书时间虽难定论，然其书最初成于先秦，保存了大量先秦古说则毫无疑问。据清代王谟所辑本，其文曰：“正考父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之而绝其世，其子木金父降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为华氏所逼，奔鲁，为防大夫，故曰防叔。”[1] aa司马迁作《史记》多采《世本》之说，而《史记•孔子世家》又说孔子，“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2]所以一般认为司马迁采纳的也是《世本》之说，以为孔子先世由宋奔鲁始于防叔。
司马迁之后，东汉人王符所作《潜夫论•志氏姓》与魏人王肃所辑所注《孔子家语》卷十《本姓解》皆承《世本》之说，而《本姓解》的说法与《世本》稍异。据明复宋刊本，《孔子家语》之文曰：“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3]据《史记》司马贞《索隐》所引《孔子家语》，其文为：“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华氏之逼而奔鲁，故孔氏为鲁人也。”[4]可见，《家语》和《世本》对木金父之子的名字所记不同。
至若孔氏由宋奔鲁始于木金父之说，就现存文献来看，始于东汉后期大儒服虔。《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厘子之言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5]《后汉书》卷七十《孔融列传》李贤注引《史记•孔子世家》之文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又引《左传》昭七年服虔注曰：“圣人谓商汤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为宋华督所杀，其子奔鲁也。”[6]服虔此说与《世本》不同，不知所据何在。然汉儒重师承，服虔之说恐非师心臆撰。服虔之后，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鲁昭公七年注亦曰：“孔子六代祖孔父嘉为宋督所杀，其子奔鲁。”[7]其说不知是承于服虔，还是另有所承。杜预之后，主张孔氏由宋奔鲁始于木金父之说者逐渐增多，而说法则或稍为详细。
譬如，《广韵》卷三“孔”窒伦⒃唬?amp;ldquo;孔氏至宋孔父嘉，遭华父督之难，其子奔鲁，故孔子生于鲁。”[8]又如北宋苏辙《古史》卷三十一《孔子列传第八》云：“嘉为华父督所杀，其子奔鲁，始为郰人。”[9]在这里，苏辙指出了木金父奔鲁后所居之地，然亦不知其根据何在。至南宋，胡仔《孔子编年》卷一亦曰：“孔父嘉为华督所杀，其子木金父奔鲁，始为陬人。”[10]其说全承苏辙《古史》，惟“郰”字写作“陬”。
宋代以降，论及孔子先世流亡之书，或从《世本》之说，或从服虔之说，不必一一列数。惟须提及的是，孔子后世所作家乘之书，于孔子先世流亡之事迹说法也各有不同。譬如，目今所存孔氏第一部家乘，金时孔元措所撰的《孔氏祖庭广记》，[11]便承《世本》之说；而后来孔氏之家乘则更乐于接受服虔之说。明弘治年间陈镐所修《阙里志》卷三《世家志•姓谱》所引《孔庭纂要》即曰：“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避宋华督之难，奔鲁为大夫，因家于鲁，生祈父。”[12]民国二十六年，孔子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所主俢《孔子世家谱》卷首之《姓源》亦曰：“穆公疾，属立殇公。十年，太宰华督作乱，欲弑殇公，乃先害孔父。子木（字金父）避华氏之难奔鲁，因家焉，为鲁大夫。”[13]其文较之服虔注，多木金父“为鲁大夫”之说，亦不知何所据也。
二、孔子先世流亡之实际
关于孔子先世的流亡，窃以为《世本》说与服虔说都是对孔子先世流亡实际情况的误传。其实际情况是，木金父先出奔到了邾国，而后孔防叔又由邾国流亡到鲁国。其说如下。
第一，孔氏出奔当始于木金父。
从华父督这方面说，华父督杀害孔父嘉后，而让其子木金父继续留在宋国，并且以士的身份从政，这对于华父督来说，显然是不利的，其可能性较小。从木金父这方面说，华父督既杀其父，又霸占其父之妻，他又怎么可能接受华父督的安排，而以士的身份留仕宋国呢？即使他自己愿意，宋国人又会如何看待他呢？《周礼•地官•调人》曰：“凡和难，父之仇，避诸海外。”[14]《礼记•檀弓上》亦载孔子之言曰：居父母之仇，“弗与共天下；遇诸市朝，不反兵而鬬。”[15]“弗与共天下”亦即“避诸海外”，流亡国外之意。依孔子所述，凡居父母之仇，一般的，如果没有能力报仇于国内，就应当流亡于国之外。
复据《孔子家语•本姓解》所载，齐太史子舆尝谓南宫敬叔曰：“今孔子，先圣之裔，自弗父何以来，世有德让。”[16]如果木金父在孔父嘉被杀之后，没有流亡于国外，而是寡廉鲜耻地苟全于仇人之治下，那么，子舆又如何可以说孔氏“自弗父何以来，世有德让”呢！所以，如果作为齐太史的子舆所言不假，那么，孔父嘉被害后，木金父也一定应该是流亡到了宋国之外。
又，《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厘子之言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那么，何谓“灭于宋”呢？服虔和杜预以孔氏出亡解之，而王符《潜夫论•志氏姓》则曰：“木金父降为士，故曰灭于宋。”[17]察《尚书大传》云：“古者，诸侯始受封则有采地，……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18]《韩诗外传》卷八说与之同。若此而言，如孔父嘉遇害后，木金父不出亡，而是“降为士”以祠其先人，则孔氏仍不得曰“灭于宋”矣。
第二，木金父所奔之地并非鲁国。
服虔说木金父出奔到了鲁国，这是决不可信的。为什么呢？
因为据《左传》桓公二年所载，华父督杀害孔父嘉及弑殇公之后，鲁、陈、齐、郑四国为会于稷，不仅没有讨伐华督犯上作乱之罪，反而“为赂故，立华氏”，[19]不仅承认了华督所立的宋庄公，而且共同确立了华氏世为宋卿的地位。尤其鲁桓公，还将华督所贿之郜鼎纳于太庙，以为炫耀。这样说来，四国及鲁桓公在事实上，完全可以说是华父督杀害孔父嘉的帮凶。
木金父若出奔鲁国，即使他自己不以此为耻，鲁桓公又怎么会愿意接纳他呢？另，《论语•卫灵公》载，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20]依齐太史子舆所言，孔氏“自弗父何以来，世有德让。”是孔氏乃以“德让”为其处世之道。而依《左传》所载，鲁桓公其人，弑其贤兄隐公以自立，于“德让”之道可谓水火不容。木金父如坚持孔氏处世之道，恐怕是不会出奔到鲁国的；而鲁桓公若接纳以“德让”精神传世的孔氏子孙木金父在自己身边，岂不也是自讨无趣？
第三，木金父所奔之地为邾国。
现在主张孔氏出奔始于木金父的人，都喜欢说木金父出奔到鲁国后，居住在郰邑。这实际上是继承了苏辙《古史》中的说法。不过，如果苏辙说木金父“始为郰人”成立的话，那么他所奔之国就不会是鲁国，而只能是邾国。因为，很显然，苏辙说木金父“始为郰人”，这是就后来孔子之父郰人纥尝为郰邑大夫，[21]而孔子又生于鄹，被称为“鄹人之子”而言。[22]所以，这里的“郰”指的也就应当是郰人纥所治的郰邑，亦即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孔子的出生地“鲁昌平乡，陬邑。”[23]不过，这个郰邑，在木金父出奔之时，却还并不属于鲁国。按一般的看法，郰邑原属邾国，至于其何时为鲁国所得，则论之者鲜。
《左传》鲁僖公三十三年，经文曰：“公伐邾，取訾娄。”《公羊传》经文为：“公伐邾娄，取丛。”据阮元《校勘记》，“丛”字或记作“菆”，或记作“邹”，或记作“訾楼”。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訾娄’，《糓梁》作‘訾楼’，《公羊》作‘丛’。娄、楼音同。丛从取声，取、邹古音同，则丛为其合音也。”[24]邹、郰，古亦同音，所以，窃疑訾娄亦即郰邑，郰邑归鲁，当在是年。关于訾娄与郰邑之关系，王献唐先生亦尝著文指出：
訾娄所在，故书类未言及，案即孔子所生之陬邑也。史记，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字亦作鄹（论语或人称孔子为鄹人之子。），[25]作郰（左传称叔梁公为郰人纥。）同音通用。今邹县东北五十里尼山之前有昌平山，汉之昌平乡在其附近。阙里文献攷，邹县旧志，谓即今之鲁原村，村固在尼山昌平两山之间也（鲁原村有三，今东鲁原圯于沂水，南鲁原仅数椽，惟西鲁原尚存。汉礼器碑，颜氏圣舅家居鲁亲，邹志或曰鲁原，即鲁亲之转。）。
左传杜注，以郰邑为鲁县东南莝城，邹志因谓今昌平山南有村名长莎，莎莝音之转，续山东攷古录，则谓莝为邹转。要之古陬邑，固在邹县昌平附近，今之昌平乡区也。陬鄹郰三字，与丛娄楼古读皆如邹，同音通用，知公羊之丛邹，左传之娄，糓梁之楼，即史之陬，论语之鄹，左传之郰。其地东北两面界鲁，故为鲁取，实邾之故邑也。孔子生时，地已归鲁，故为鲁人。
寰宇记，故邾城无濠堑，在曲阜东南（今本讹作东北，据续山东攷古录。）十里，又谓邹城叔梁纥所治邑，汉为县。又曰南平阳县，今废城存，非是。说见续山东攷古录。括地志，故邹城在泗水县西南（或讹东南）六十里，舆地志，邹城西界阙里有尼邱山，纪要谓寰宇记之古邾城即莝城。据上证知，汉之邹县故城，在今昌平乡。邹陬同音，名县以邹，本从陬起。邹山之义，原出邾娄，邾娄即邹，邹即陬，更可知訾娄归鲁以后，曾为叔梁食邑也。……訾娄为连绵语，可单谓之訾，亦可单谓之娄，犹邾娄之称邾称娄，……鲁之陬邑，即用娄之单名，地虽归鲁，仍沿旧称。……邾娄亦即訾娄。訾娄本以语音得名（说详春秋邾分三国攷。），揣音举字，初无一定，犹晋唐梵语及近代译音，但取声近字或别署。若是訾娄下邑，何以亦用邾之国号？曰訾娄故邑，殆为邾娄族人初迁之地，人作訾娄语音，因名其族曰訾娄，其所居之地，亦曰訾娄，……邾都初本在此，后又别迁，复从所迁之地迁绎。[26]
王献唐先生还从出土器物以伸其说，其论凿凿，兹不备举。要之，可以确信，在木金父出奔之际，郰邑还属邾国，而且当时还很有可能就是邾之都城，所以，如果，木金父果真如苏辙所言“始为郰人”，那么，他一定是从宋国出奔到了邾国，而不是鲁国。
第四，木金父奔邾误传为奔鲁的原因。
木金父奔邾误传为奔鲁，其原因盖有三点：郰与鲁，地相近，一也；郰邑后为鲁取，二也；木金父奔鲁之际，邾尚是鲁之附庸，三也。《春秋》隐公元年，经曰：“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左传》云：“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杜预注曰：“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称名。能自通于大国，继好息民，故书字贵之。”[27]《糓梁传》云：“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晋范宁《集解》曰：“邾自此以上是附庸国。”[28]依杜氏、范氏所解，《左传》和《糓梁》所谓“未王命”，“未爵命于周”，都是说在邾仪父与鲁隐公盟会之时，邾还只是附庸国，而不是周的诸侯国。
那么，邾国当时又是谁的附庸呢？清娄一均修，周翼等纂《邹县志》卷一上《国君志》曰：“武王克商，封（曹挟）于邾，为鲁附庸。传十二世为仪父克，始见于春秋。”[29]另，《公羊传》隐公元年，传曰：“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 显然，《公羊传》对经文褒赞邾仪父原因的解释较杜预注为长。
不过，什么又是“渐进”呢？《礼记•王制》曰：“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郑玄注曰：“不合谓不朝会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国事附于大国，未能以其名通也。”[30]可见，所谓“渐进”应是指邾国通过结好鲁国而通名于天子及列国。所以，这样看来，邾国在当时确实做过鲁国的附庸，周翼之说可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经注亦以邾国为鲁之附庸。[31]不过，邾与鲁的附庸关系又持续到何时呢？《春秋》鲁庄公十六年，经曰：“邾子克卒。”《糓梁传》曰：“其曰子，进之也。”范宁《集解》曰：“附齐而尊周室，王命其进爵。”[32]明胡继光所修《邹志》卷一《君迹志》曰：“（鲁庄公）十五年秋，(邾仪父)从齐侯为宋伐郳。（齐）桓公请王命，进邾爵为子，后九年革之。”[33] 周翼等所纂《邹县志》卷一上《国君志》说法与之同。可见，在齐桓公称霸之前，邾国很可能还处在附庸于鲁国的状态，未曾列为诸侯。所以，在鲁桓公二年，孔父嘉被害后，木金父流亡到邾国之时，其奔邾之事，或者不曾通报给列国，故而史多阙载；或者因邾尚附庸于鲁，故而奔邾被传说成奔鲁。
第五，木金父奔邾后孔氏之职位。
木金父奔郰后，孔氏所受礼遇如何呢？
窃以为木金父奔邾后，至少应被待以大夫之位。因为在周代，一国贵族用事于外国是有一定的礼法规范的。譬如，据《国语•晋语八》载：“秦后子来仕，其车千乘。楚公子干来仕，其车五乘。叔向为太傅，实赋禄。韩宣子问二公子之禄焉。对曰：‘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34]由是而言，一国所当给予外来贵族的爵禄应与其在其所原属之国同。不过，若依《左传》昭公七年郑子产所述之礼，则一国贵族用事于外国时：“卿违，从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35]换言之，以礼去国者，位降一等；以罪去国者，视其罪之轻重而定其位之所降。孔氏在宋国本来自弗父何以下是“世为宋卿”的，[36]如果不是华父督作乱，木金父在宋国也有可能世袭为卿，所以，木金父如果出奔到邾国，邾国之君即使因为他不曾真正继任为卿而不给予他卿的爵禄，至少也应该给予木金父以大夫之位。
而按《礼记•王制》所述：“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37]如此推论起来，小国的上大夫顶多也就只能相当于大国的上士了。那么，宋与邾又孰大孰小呢？宋是殷之后，于周为客，见天子用敌礼，自然应当算作大国。[38]又据《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文，晋人使叔孙婼与邾大夫坐讼，叔孙曰：“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39]若此说来，邾国当时顶多还只能算作是小国，而且因为“夷也”，与诸侯论位，甚至还要低小国一等。所以，木金父在邾国即使爵位为卿，那么，换算起来，其爵位与孔氏在宋国原应有的爵位相比，自然也可以说是降而为士了。这大概就是孔父嘉为华督杀害后，《世本》所谓：“木金父降为士”一说的由来。同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木金父所奔之地不是邾国，而是鲁国，而且如孔氏家乘所言，“为鲁大夫”，那么，木金父在孔父嘉遇害后降而为士的传说显然无法解释。因为鲁国与宋国显系匹敌之国，不能以大小相论。《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叔孙豹曾表示：“宋、卫，吾匹也。”[40]是可为证。
孔氏奔邾后所受职位，我们也可以从孔子先世所用名字方面找到一些线索。王谟等四家所辑《世本》皆曰：“木金父生祁父”。《毛诗正义》卷二十孔疏所引《世本》亦作“祁父”。清郑环所作《孔子世家攷》卷一引《孔子家语》曰：“金父生睪夷”。又为注曰：“《左传》疏引《家语•本姓篇》作‘皋夷父’，今本及阙里本作‘睪夷父’。《世本》无‘皋夷’，有‘祁父’。当名‘皋’而字‘祁父’或‘夷父’也。‘祁’，一作‘祈’，按当作‘圻’。”[41]清人陈敬基《至圣先师世系攷》亦曰：“嘉字孔父,……孔父生木，木字金父，生睪，睪字夷父，或作祈父。”[42]民国时，孔德成所俢《孔子世家谱》卷首之《姓源》亦以睪夷或字夷父，或字祈父。郑氏、陈氏以“夷父”为睪之字也良是，惟一人不当有二字。所谓“祁父”或“祈父”当即“圻父”，乃睪夷之官名。《诗•小雅》有诗曰《祈父》，《毛传》曰：“祈父之职，掌六军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又曰：“祈父，司马也，职封圻之兵甲。”[43]《尚书•酒诰》曰：“若寿圻父”。伪孔传曰：“圻父，司马。”孔颖达疏云：“圻父、农父、宏父是诸侯之三卿。”[44]如此而言，则睪夷父尝为邾之司马矣。孔父嘉既曾为宋之大司马多年，盖其子孙因之亦习于军事，故奔邾二世而得为司马。
第六，孔氏流亡到鲁国的时间及原因。
木金父奔邾之后，孔氏又何时流亡到鲁国呢？
仔细推敲起来，孔氏由邾流亡到鲁国应该最有可能始于防叔。因为若非如此，就很难解释孔氏由宋国奔鲁始于孔防叔这一误传由来的原因。同时，从孔氏先人名字来看，依《孔子家语》之说，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生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据《左传》襄公十年，叔梁纥又称郰人纥。显而易见，孔氏先人的称呼多来自所居地名。
譬如，防叔，防邑也；郰人，郰邑也；丘字仲尼，尼丘山也。依此而言，窃疑睪夷与伯夏之称夷也、夏也，亦由居地而得。睪夷字夷父，前文已述；至如伯夏，《孔子世家谱》卷首之《姓源》以夏为字，若以孔子名丘字仲尼例之，则以夏为字之说不误。《礼记•曲礼上》曰：“男子二十，冠而字。”[45]复依《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文，叔孙婼尝曰：“邾又夷也。”盖睪夷冠于奔邾之后，故木金父乃字之曰夷；至如伯夏，盖冠于奔鲁之后，鲁，诸夏也，故孔防叔乃字之以夏。字之以夷者、夏者，明孔氏居地之所迁也。若此说成立，睪夷实冠于邾，则防叔必生于邾，而防叔由宋奔鲁之说亦可休矣。
不过，如果孔氏由邾流亡到鲁国始于防叔，那么，防叔奔鲁又在何时呢？如果我们认为，鲁僖公三十三年，訾娄为鲁所得之后，孔氏因而转为居鲁之人，并为鲁国所用，那自然并无不可。不过，从鲁桓公二年木金父从宋国出奔到邾国，再到鲁僖公三十三年訾娄为鲁所得，时隔八十三年，如果孔氏亡仕邾国有如是之久，那么，也就不大可能产生防叔由宋奔鲁的误说。所以，窃疑防叔由邾迁居鲁国当早于此时，而孔氏臣仕邾国的时间可能也并不很长。
关于防叔奔鲁的时间及原因，《世本》云：“正考父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之而绝其世，其子木金父降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为华氏所逼，奔鲁。”很显然，《世本》所说的“为华氏所逼”并不是指华督杀害孔父一事，而当是指孔父死后，华氏对孔氏的继续的迫害。清江永秉承《世本》之说，其所作《乡党图攷》卷二《圣迹•先世攷》就指出：“防叔为孔父曾孙，其避华氏之祸，非谓桓二年华督杀孔父之时也。
庄十二年督为南宫万所杀，其后华氏仍为强族，防叔为华氏所逼，后来事耳。”[46]其说甚可参攷，不过，我们要纠正的是，孔氏由宋国出奔并不在防叔之时；孔父嘉死后，孔氏受到华氏的继续的逼迫也并不是在宋国，而是在邾国；并且，防叔受华氏之逼而奔鲁，也不一定要在华督被杀之后很久才能发生。因为据《左传》昭七年孟厘子之言，孔子七世祖正考父尝佐戴、武、宣三君，而依《史记•宋微子世家》之纪年，宋戴公在位三十四年，武公十八年，宣公十九年，穆公九年，殇公十年，庄公十九年，湣公十一年。
如果正考父在戴公初年出仕，而孔父又是其长子的话，那么到殇公十年，孔父为华督所害之时，孔父的年龄已经很大不是没有可能。即使他当时尚未见及其曾孙出世，但见及其孙睪夷出世则未尝没有可能。而到宋湣公十年，华督为南宫万所杀之时，孔防叔已出世，亦并非没有可能。并且，如果我们以睪夷行冠礼于奔邾之年，且次年即娶妻生子，那么，到华督为南宫万所杀之时，防叔的年龄甚至可达二十七岁呢！所以，即使说孔防叔在邾国为华督所逼而不得不奔鲁，在时间上，亦未尝没有可能。 aa不过，孔氏奔邾之后，受到来自故国的华氏的逼迫有没有线索可寻呢？
当然是有的。《春秋》桓公十七年，经曰：“二月丙午，公会邾仪父，盟于趡。”又曰：“秋，……及宋人、卫人伐邾。”《左传》云：“伐邾，宋志也。”杜预注曰：“邾、宋争疆，鲁从宋志，背趡之盟。”[47]让人不解的是，邾、宋争疆和鲁国有什么关系，以至于鲁桓公竟然背信弃义，助宋伐邾呢？如果我们了解到孔氏奔邾后，睪夷曾经任职为司马，那么鲁桓公助宋伐邾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因为邾、宋的战争虽因争疆而起，但谁又敢保证当时可能已是邾国司马的睪夷没有借此为先人报仇雪恨的愿望呢？此前十五年，当华督杀害孔父的时候，桓公为了一鼎之贿，早就已经充当了华督的帮凶，导致孔氏灭于宋。孔氏后人因此对于桓公的愤怒之情恐怕并不会亚于对华督的憎恨。《春秋》桓公八年，经曰：“秋，伐邾娄。”[48]三传于此役俱无说辞。窃疑其事即与桓公和孔氏有关，孔子修《春秋》，畏大人，故不肯明言其情。
至于桓公十七年邾与鲁盟，盖是时邾已忧心宋人华督来讨，恐鲁助宋，故为此盟。桓公本愧对孔氏，自然也乐于通过和邾的盟会来与用事于邾的孔氏取得一定的谅解，化干戈而为玉帛。但是，邾之与鲁，地相邻也。邾强则鲁弱，其势不能两存，况且孔氏之志究竟难测，邾若得胜，鲁之害也。这大概就是鲁桓公不惜背盟以助宋伐邾的原因所在。
总而言之，不管防叔奔鲁在华督生前也好，在华督死后也好，由于邾与宋，国境相接，华氏又长期为宋之强族，所以，孔氏即使奔邾之后，也会很容易受到来自宋国华氏的逼迫，这是毫无疑问的。《孔丛子》卷二《居卫第七》记子思适宋，“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焉，……不悦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虽以宋为旧，然世有仇焉，请攻之。’遂围子思。宋君闻之，驾而救子思。”[49]宋君既然驾而救子思，说明所谓“世有仇”，显然并非是说宋国与孔氏有仇，而应是乐氏与孔氏有仇。
不过，乐氏怎么会与孔氏“世有仇”呢？《左传》文公七年孔颖达正义引《世本》曰：“戴公生乐甫术，术生季甫，甫生子仆伊与乐豫。”[50]可见，宋之乐氏本与华氏同出于宋戴公，乐氏所谓与孔氏“世有仇”当是就乐氏与华氏皆出于戴公而言，其所谓“世有仇”应当是指华氏与孔氏有累世之仇。
这样说来，在孔父嘉遇害，木金父奔邾之后，孔氏确实很可能受到了来自华氏的累世不断的逼迫。木金父和睪夷父死于来自华氏的征伐与迫害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而防叔由宋迁鲁亦未尝不可说成是“避华氏之祸”或“畏华氏之逼”也。
孔防叔“畏华氏之逼”，由邾而奔鲁，就时间来讲，发生在华督被杀之前的可能性并非没有，不过，若综合其他因素来看，防叔奔鲁却以华督被杀之后的两三年内最有可能。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来，华督虽死，华氏仍为宋之强族，依然有力量胁迫孔氏；二来，华督被杀后，彼时邾仪父依附齐桓公称霸的策略，开始改变和宋国长期敌对的关系。譬如，依《左传》庄十三年载，邾仪父曾参加齐桓公主持的北杏之会，事实上支持了宋国戴、武、宣、穆、庄之族对南宫万的打击，而南宫万之杀华父督，实际上却等于是帮孔氏报了灭族之仇。
又，鲁庄公十五年春，邾仪父甚至还帮助宋人伐郳。值得注意的是，邾仪父晚年的这些举措还不仅仅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因为细读《左传》庄十三年以后之文，任何人都不难发现，此后至少到鲁僖公三十三年，訾娄为鲁所得，邾和宋之间不仅未尝爆发过任何战事，而且邾文公甚至于倾力协助宋襄公争霸天下。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这样一段时间里，邾鲁之间却是战事连绵不绝。
由此可见，邾仪父晚年亲宋的举措完全是国家发展的一次战略性调整。只不过邾人亲宋的这样一种战略性转变，显然会使得宋国华氏或者戴公之族的力量能够更加容易地渗透到邾国之内，孔氏在邾国的存在也就因此而变得有些微妙和尴尬。盖其时睪夷已死，防叔尚幼，孔氏之力固不足以阻止仪父亲宋，故防叔恐为所害，惧而奔鲁也。
第七，孔氏流亡到鲁国后所受之待遇。
孔防叔由邾奔鲁，从宋国方面说，是畏华氏之逼；从邾国方面说，是担心邾亲于宋，于己不利；而从鲁国方面来说，其时桓公已死多年，鲁君为庄公。依《公羊传》庄公十二年宋万所言，则“天下诸侯宜为君者，唯鲁侯尔！”[51]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鲁桓公二年，臧哀伯曾经批评桓公接受华父督的贿赂且纳之于太庙的错误做法，事实上，对孔氏是持同情之态度的。而依《左传》庄公十一年文，是年臧孙达，即臧哀伯犹在。盖庄公十五年、十六年，臧孙达犹在，而防叔奔鲁者，或渴望能得到臧孙的庇护，兴孔氏于鲁也。
防叔奔鲁之后，依《世本》说，曾“为防大夫，故曰防叔。”诸家于此无异说。不过，值得探讨的是，防叔当时所任的是公邑大夫呢，还是私邑大夫呢？郑环《孔子世家攷》卷一既引《世本》防叔“为防大夫”之说，复曰：“防，邑名。鲁有东、西防，此当为东防，在今衮州府费县东北。
礼，士为公邑宰别于家臣，称大夫。”[52]如此说来，《世本》既称防叔为大夫，则防叔所充任的显然是公邑大夫了。不过，郑环所言未必可靠。《论语•宪问》载：“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刘宝楠《正义》曰：“家臣之中，爵秩不同，尊者为大夫，次亦为士。故此别之云大夫僎，明僎为家臣中之为大夫者”[53]由此观之，则家臣未必不可以称为大夫。
郑环又言，孔父奔鲁之时，鲁已有东、西二防。东防，鲁隐公九年已见于《春秋》，西防，原为宋地，据《春秋》隐公十年文可知，是时西防亦已为鲁人所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九年注曰：“东防，……世为臧氏食邑。”[54]臧氏乃臧僖伯之后也。王谟所辑《世本》云：“鲁孝公生僖伯驱，驱生哀伯达，达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55]《左传》隐公五年孔疏曰：“僖伯名驱，字子臧。……谥法：小心畏忌曰僖。是僖为谥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得祖诸侯，乃以王父之字为氏。计僖伯之孙始得以臧为氏。”[56]由是而言，则臧氏得氏始于伯氏缾。
又据《左传》隐八年，众仲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57]可知，命氏之时盖亦授土，故当伯氏缾以臧为氏之时，恐东防亦已为臧氏家邑。而防叔奔鲁，时间最有可能发生在鲁庄公十六年之后不久，据《左传》庄公十一年文，彼时伯氏缾之子臧文仲已经出来议论政事，可知当时东防必已为臧氏邑。郑环既以防叔所治邑为东防，则防叔当时必为私邑大夫，而非公邑大夫也。
防叔之后，其子伯夏事迹流传绝少，无从攷证。至若防叔之孙叔梁纥的事迹，《左传》襄公十年文说他曾经随孟献子战于偪阳，以勇力闻于诸侯。而《左传》襄公十七年文，又说他曾经帮助臧文仲的儿子臧武仲镇守防邑，表现得也是非常的勇敢与忠诚。
从这条传文来看，孔氏和臧氏关系非常之密切，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防叔奔鲁之后，所充当的的确很可能还只是臧孙的家宰。又据《孔子家语•本姓解》所载颜父之言：“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云云可知，[58]叔梁纥曾经做过陬邑的大夫，而他的父亲伯夏和祖父防叔在鲁国的爵位不过相当于士而已。孔氏后世家乘，往往喜欢说防叔奔鲁之后，“为鲁大夫”，那只不过是溢美先祖之词，并不可信。
第八，孔子对华督之乱的批评与态度。
作为春秋末期最为博学的思想家，又生活在一个特别重视先祖之道的时代，如果说孔子对自己先祖的遭遇不曾认真地作过了解，那显然是无法令人相信的。孔子不会，也不应该是一个数典而忘祖的人。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临终有“予始，殷人也”的叹息，《孔子家语•终记解》及《礼记•檀弓上》亦有类似的记载。
可见孔子对于自己的先祖不仅是了解的，而且还具有一种极为深沉的情感。那么，对于自己先祖的不幸遭遇，孔子有没有留下什么评论呢？窃以为有之，只是学者们历来不甚注意而已。《论语•阳货篇》载：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这段子曰表达的实际上就是孔子对华督乱宋一事的深恶痛绝的态度。只是孔子有三畏，畏大人而不愿明言之罢了。“恶紫之夺朱”者，恶鲁桓公也。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二十引孔注曰：“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者，恶其邪好而夺正色也。”刘氏又引《礼记•玉藻》曰：“玄冠紫緌，自鲁桓公始。”[59]可知，孔子的这句话很可能是就鲁桓公而发。
《论语•乡党》皇侃疏引颖子严云：“北方水，水色黑。水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为紫，紫为北方间也。”[60]又《说苑•修文》载子曰：“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61]由此而言，在色彩的象征意义上，玄为杀伐，紫为乱常。
依《左传》隐十一年及桓公二年文，鲁桓公之为人君也，于内，惑于羽父之言，弑兄自立；于外，贪宋郜鼎之贿，兴恶灭贤。孔子言“紫之夺朱”盖即暗示桓公上述悖礼乱常之事。至于“恶郑声之乱雅乐”者，恶郑庄公也。依《左传》隐公元年文，郑庄公之为人也，既逐其弟大叔，复以其母偏私大叔而誓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乃纳颖考叔之言，与其母掘地为隧而见。
庄公入隧而赋诗曰：“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其母出隧而赋诗曰：“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62]此所谓“郑声”也。《毛诗序》曰：“雅者，正也。”又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63]郑庄公既攻逐其弟，复怨疏其母，事后不思自责，反为隧赋诗以饰之，大隧之中，何乐之有！ 谓之“乱雅乐也”，不亦宜乎？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桓公二年，经曰：“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64]所谓郑伯，郑庄公也。是郑庄公不仅“乱雅”于国之内，亦且乱之于国之外也。
至于“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恶华督也。依《左传》桓公元年及二年文，华督之欲杀孔父，本为贪恋孔父之妻的美色，但他在发动叛乱前，却假公济私，在宋国造谣惑众，将宋殇公十年十一战的责任完全推到孔父的身上，并因民怨，杀孔父而弑殇公。是华督之行，岂非“利口之覆邦家者”乎！所以，我认为孔子的这一段话，实际上就是在表达他对华督乱宋，而诸侯助督为虐的痛恶。只是他说得过于委婉，所以历来学者竟未尝加以注意。
三、孔子还乡传说之释疑攷证
孔子先世流亡的事迹，还不能不谈到孔子还乡的传说。因为明代以来不少人误认为孔子的祖籍在今河南省夏邑县，并且认为孔子的先祖从正考父到睪夷父都居住和安葬在这里。由于夏邑在春秋时属于宋国，而睪夷父既然安葬于此，那么，如此说来，孔氏从宋国出奔，当然应该只能始于防叔。所以，对于孔子的祖籍以及孔子还乡的传说，我们还不能不稍加论证。不过，这种论证的结果，却只能证明孔子先世从宋国出奔的确始于木金父。
第一，孔子还乡的传说并非无典可攷。
一般认为，孔子还乡还只是个传说，并无典籍可攷。其实不然。《史记•孔子世家》曾记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为简子所杀，于是临河而叹，“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其事又见于《孔丛子》卷二之《记问第五》以及《孔子家语•困誓第二十二》，只是《家语》作《槃操》，不作《陬操》，王肃注曰：“槃操，琴曲名也。”[65]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史记》的这则传文，司马贞《索隐》曰：“此陬乡非鲁之陬邑。”[66]那么，这个“陬乡”既然不是孔子出生的故乡，又是指那里呢？窃以为这个“乡”只能是指孔子的祖籍，或者说，指孔氏从宋国出奔前所食之采邑。就此而言，则孔子还乡之说不为无据。
第二，《陬操》之陬即今河南省永城市酂城镇。
《春秋》襄公十年，经曰：“春，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于柤。”窃疑此“柤”即孔子所“还息乎陬乡”的“陬乡”。杜预《集解》曰：“柤，楚地。”其说不确。
是时，晋、楚方争而晋率诸侯会吴于楚地，必无是理。阮元《校勘记》引《水经注》京相璠云：“柤，宋地，今彭城偪阳县西北有柤水沟，去偪阳八十里，东南流迳偪阳县故城东北，又南乱于沂而注于沭，谓之柤口城，此云楚地，乃转写之误。”[67]清江永《春秋地理攷实》卷二亦以京氏所言为是。据京相璠所言，则柤又名柤口城，称为“柤”，语之省也。
陆德明《经典释文》：“柤，庄加反。”依《广韵》，口，苦后切，上声，厚韵，溪纽；陬，侧鸠切，平声，尤韵，庄纽。复依王力先生所主编的《古代汉语》，上古音中，口、厚、陬三个字同属“侯”部。[68]由是而言，柤与陬同纽，口与陬韵通。柤与口连读相切，则音与陬正相同。故疑孔子所还“陬”乡之“陬”，盖即柤口之合音也。 aa又，《汉书•地理志第八上》：“沛郡酂”。
颜师古注曰：“此县本为虘阝，……中古以来，借酂字为之耳。”[69]清岳廷楷主修，胡赞采等所纂《永城县志》卷十四《古迹》亦曰：“酂县城，在酂县乡。汉置县，属沛郡。城东有萧何庙及造律台，为何造令处。今台基、庙墓犹存。旧志云，酂音嵯，为汉高封何之食邑。……《春秋》襄公十年，公会诸侯及齐世子于虘阝。《水经注》吴本作酃，误。《左传》皆作会于柤。古文，柤作都，应劭读作嵯。”[70]近人钱穆《史记地名攷》卷十六《梁宋地名》亦以汉代沛郡之酂县为《春秋》襄十年所载之“柤”。[71]从字形上看，虘阝字与柤字皆得声于“且”字，古音应谐。地名记为柤、为虘阝，音同而字异也。盖至秦汉之时，复以酂之与虘阝形似音近，而误记为酂。至于《家语》中《陬操》作《槃操》者，柤口合音为“陬”。《孔丛子》中“陬”作“鄹”。[72]依《广韵》，鄹有二音，一为侧鸠切；一为辞纂切，上声，缓韵，邪纽；而槃为薄官切，平声，桓韵，并纽。依王力先生所主编的《古代汉语》，上古音中，桓与缓同属“元”部，[73]故《陬操》又传为《槃操》者，盖为鄹之旁转所致。
要之，孔子所还之“陬”乡，盖即春秋时宋国之柤（虘阝），至秦汉之际而称酂设县，属沛郡。元代以后并入永城，其地在今河南省永城市酂城镇。
第三，孔子祖籍在今河南省永城市酂城镇。
孔子祖籍在今河南省永城市酂城镇。其证据有二：
一来，1929年，在永城县古城西三里道口，曾出土一古碑。碑上有竖排阴文曰：“孔子先代弗父何、宋父周、世子胜、正考父、孔父嘉故里。”碑左上方又镌刻曰：“墓在邑西南龙亢县”。其碑文书体为森严而又苍劲的唐楷。从龙亢的称谓、碑体的风化程度以及书体的风格，一般认为此碑很可能立于唐代至明代之间。[74]据胡赞采等纂《永城县志》卷五《建制》所载，龙亢，东汉明帝时始立为县，属沛郡。晋时并入酂县。[75]该志卷十四《古迹》又云：“龙亢城，在县南四十五里。”[76]龙亢在晋代并入酂县后，其建制又多有变化。民国初，改名龙岗，隶属永城至今，今永城龙岗乡是也。
二来，依古之方志，孔子先祖坟墓亦在永城。譬如，胡赞采等所纂《永城县志》卷十四《古迹》即云：“孔子五代先茔，在酂县之龙亢集南。”[77]所谓酂县，即今永城市酂城镇，在今永城市西南五十里。综上可知，孔子五代先祖之墓皆在今永城市酂城镇附近，既然如此，那么，孔子先祖的采邑当然也该在今永城市境内才对。复依上文对孔子所谓“还息乎陬乡”的分析，孔子的祖籍，或者说其祖先的采邑当然就应该在今永城市酂城镇，而不当在别处。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永城碑文和县志可知，孔子先世中，只有自弗父何到孔父嘉这五代先人埋葬于酂台之龙亢，换言之，孔子先祖中，木金父与睪夷父却并不埋葬在自己的家邑。这说明什么呢？当然只能说明，孔氏从宋国出奔，最有可能始于木金父。因为孔父遇害后，木金父与睪夷父如果还留在宋国的话，他们没有什么理由不安葬于家邑之中。令人奇怪的是，胡赞采等所纂《永城县志》卷十六《人物志》之《名贤》篇，一面指出孔子五代先祖之墓在此，一面却承袭孔氏出奔始于防叔之说；但是，对木金父和睪夷父墓不在此，他们却又不能够作出任何解释。盖未细思量也。
第四，孔子祖籍在夏邑之说的由来。
夏邑被误认为是孔子先世的采邑，不知始于何时。相传，今夏邑县城北六公里王公楼村，曾建有所谓孔子还乡祠，后来屡有兴废，今之所存，已非古制。还乡祠始建于何时，已难攷证。明嘉靖年间郑相主修，黄虎臣等人所纂《夏邑县志》已说不能知其建于何时。今人或曰始建于唐代，或曰始建于宋真宗时，也只是疑以传疑。
不过，如果还乡祠果真建于宋真宗时，且建于夏邑，则此一误会亦可谓始于宋时。如果只是就传世文献来说，那么，还只是自明清以来，在与夏邑有关的文章与方志中，我们才能看到孔子祖籍在夏邑的这样一种强烈的主张。 aa夏邑被误认为是孔子的祖籍，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来，酂县（柤）本处永城和夏邑之间，且孔子先世坟茔葬在酂县西北，其地较酂县城又更近于夏邑，孔子赴酂还乡，路经夏邑，或祭祖之后，又至夏邑驻足休息或讲学，都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这些事迹亦足以让后人误把夏邑当成是孔子的祖籍，且建祠筑坛，加以纪念。
二来，金代中叶，孔子先世坟茔曾被人由酂迁至夏邑，孔子祖籍在夏邑之说，因此而益张。 aa譬如，清雍正时所修《河南通志•陵墓》尝云：“孔氏先茔，在夏邑县城北还乡里，自酂台龙堽迁此，碑碣俱存。”[78]酂即指酂县城。其东南隅古有一高台，即所谓酂台也。又，据黄虎臣等人所纂《夏邑县志》卷一《地理志•冢墓》，夏邑县之孔氏先茔，其地在“县北还乡里。自酂台龙堽迁于此。墓平碑断，有茔碑记。知县郑相、邑人丁鹏程有诗。”[79]据该县志卷八《艺文志》，
郑相诗《还乡祠》曰： aa还乡遗迹旧，圣辙邈难寻。芳冢惟丘垄，孤祠祗寺林。
派演酂台远，光流栗邑阴。斯文余韵在，千古有知音。
丁鹏程诗《孔氏先茔》曰： aa毓秀尼山地，灵源肇此乡。斯文元不丧，微祀自延长。
墓古今何在？碑沉良可伤。遗编空载志，谁复奏明光。[80]
从郑氏与丁氏的诗歌来看，当时修县志的人都相信孔氏先茔是从酂台迁移而来。从丁鹏程的诗还可以知道，由于孔氏先茔早已“墓平碑断”，当明代嘉靖之时，修志的人已经不能明晓孔氏先茔的确切位置了。再看该县志卷一《地理志•冢墓》，修志者且评曰：
按传记，孔子，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曾孙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共。逮孔嘉父为宋督所杀，其子木金父奔鲁，越五世而生孔子。故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盖指正考父为圣人。我夏邑，古宋地也。疑弗父何、正考父之墓在焉。说者谓孔子自鲁至宋，过此而祠其先君，名其里曰还乡。至金，七十三代孙出酂台龙堽之祖来塟于还乡里。茔有祭田，墓有碑记。
弘治初年，里人始碎其碑，以沉于河。此其大略也。[81] aa从这段评论，首先可知，当明代嘉靖之时，修志之人犹未敢断言夏邑为孔子之祖籍，只是怀疑弗父何与正考父的坟墓在此。而我们从《永城县志》已知，孔子先世从弗父何直到孔父嘉都安葬于酂台之龙亢集南，原并不在此。其次可知，当明代嘉靖之时，夏邑县修志之人犹在主张孔氏由宋出奔始于木金父之说。再次可知，明弘治年间，已有邑人对碑文所记内容不满而沉之于河。为什么不满呢？
今据黄虎臣等人所纂《夏邑县志》卷八之《艺文志》，节录已失作者名姓的金代《孔氏先茔墓碑记》的部分内容如下： aa切以两仪之间，惟人最灵。……按姓谱，汤殷之后，至宋孔嘉父遭华父叔之难，其子奔鲁。故孔子生于鲁，望曰鲁国。第四院，下七十三代贤孙，本贯酂台。近西稍北龙堽原有茔。出祖，迁于下邑北还乡里。久住年深，召山水之丽，卜立新坟一所，照住宅西北百步有余。
其地土色纯备，东有灵祠之庙，西临古墿之涂。巍巍乎，孟尝稍前；洋洋乎，运水冲后。于岁辛卯，大小诸灵，奉迁于此。有祖曰：“二翁受到大金国𠡠劄，充鹿邑县尹。年高而终，有贤孙三人，长曰福德，素慎行止，乡人所敬。受到大王令，尝管领洛南滨颖两处鹰房提领，悬符挂印，忠孝两全，非常人也。围困襄樊，获其大功。受到万户府百户。后渡江数次征广，诸处相持，独显功能。后受中书省𠡠劄。次曰六郎，勇智过人，万户府以能干用。次曰七郎，幼而温敏，长而英特。诸处征战，累累成功。受元帅府百户𠡠劄，悉胜其任也。温柔贤善，谋略幽深。一日乘闲，共议枝戚，同心协力，砻石记录，称扬光荣。呜呼！为子孙其监可乎！为之铭曰：“鲁国源流，望出光祖。里曰还乡，保家爰处。业绍增隆，遗风善举。成礼塟之，严肃茔所。……合家孝廉，自天所佑。”[82] 这篇碑文，亦见于民国九年黎德芬等所修《夏邑县志》卷一《地理志•陵墓》，修志者且曰：“记中多脱落费解处。旧志所载，无可攷证，存以备攷。”[83]其说甚是，今强解之如下。
首先，碑记所言孔裔世系有误。
碑记中说，迁墓之人为孔子“下七十三代贤孙”，这是决不可信的。因为到金据北土之际，孔氏也只不过繁衍到四十几世。除非作碑记的人是从商汤开始计算孔氏世次，否则，孔氏到金代绝不会已繁衍到七十三世。盖明人抄录碑文之时，碑文已经磨灭难识而讹成此误。“七”盖“四”之伪也。且碑记之中，“华父叔”亦当作“华父督”。
其次，碑文的作者当出于伪孔。
据民国二十六年，孔子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主俢《孔子世家谱》卷首《伪孔辩》所载：南朝刘宋元嘉十九年（西元442年），尝拨鲁郡上民五户给孔氏，以供洒扫孔子墓。其中一户因改随主姓，名孔景。至五代后梁干化三年（西元913年）时，孔景之后裔孔末，乘时之乱，杀害孔子第42代长孙孔光嗣，且取而代之。至后唐中，孔末被孔氏族人告发且处死，孔光嗣之子孔仁玉始主奉孔子祀事，后又袭封为文宣公。
赵宋建立后，孔仁玉后裔均同居于孔庙内，称为“内院”，世称“真孔”。孔景之后遂称为“外院”，世称“伪孔”。由于内院孔仁玉的五位曾孙划分为五位，即袭封位、中散位、侍郎位、中舍位以及博士位，故外院亦别其子孙为五系，称为五院，依次为宅上院，为小薛社民；洙泗院，为张阳社民；驾部院，为西隅社民；文登院，为东忠社民；三传院，为西忠社民。由于孔末之后，外院不断祸害内院，双方结成世仇。
因此，外院事迹，内院多不记录，故外院伪孔之事，世所罕知。[84]由于碑文中说迁墓者为“第四院”贤孙，则迁墓者为伪孔文登院后裔，明矣。 aa再次，伪孔所迁之坟当有孔子先世在内。
碑记云：“酂台，近西稍北龙堽原有茔”，所言孔氏先茔的位置与永城古碑及《永城县志》所记孔子五代先祖茔墓的位置正相同。至于“龙亢”称为“龙堽”者，堽即冈也，与亢同音，龙亢即龙堽无疑。又碑记中言及伪孔四人，惟言“二翁”过世，未言其孙孔福德三人之死生。揣其“乘闲共议”之文，似三人当时不仅在世，且迁坟之事亦三人所谋划。
如是而言，则伪孔所迁之坟，当中自应有孔子五代先人。因为碑记中言及迁坟的情况是“大小诸灵，奉迁于此”，如惟“二翁”一人，则如何可言所迁者为“大小诸灵”呢？同时，据此亦可知1929年永城所出孔子先祖故里碑至少当立碑于金代孔氏先茔被迁之前。
再者，记中“出祖”与“光祖”的“祖”疑当作“柤”。碑文之中，有所谓“出祖”、“有祖”以及“望出光祖”，其义难解。如以“出祖”、“有祖”为人名，则“望出光祖”又解释不通。如以“出祖”之“祖”为先祖，则“有祖”以及“望出光祖”都解释不通。《左传》昭公七年曰：“公将往，梦襄公祖。”杜预注曰：“祖，祭道神。”[85]如依此释“出祖”为迁坟前祭道神，则“有祖”勉强可通，而“光祖”犹未可通。《周礼•春官•丧祝》云：“及祖，饰馆。”郑玄注引郑司农曰：“祖，谓将葬，祖于庭，象生时出则祖也。”[86]盖“有祖”之“祖”，本指伪孔后裔迁坟后将要进行埋葬时，所进行的祭祀与祷告，而“出祖”与“光祖”中的“祖”皆当作“柤”，即指酂城而言。盖因“祖”与“柤”字形相近，碑文又磨灭难识，是故抄录碑文者乃误将“出柤”与“光柤”讹录为“出祖”与“光祖”也。
最后，根据碑记中说迁坟的时间为“于岁辛卯”，可以断定迁坟的时间为西元1171年。因为宋室南迁之后，金据北土，其年号为“辛卯”者，只有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即西元1171年与金哀宗正大八年，即西元1231年，分别相当于南宋宋孝宗乾道七年与宋理宗绍定四年。
所以断定迁坟之年为西元1171年者，主要是因为，西元1231年距金国灭亡仅三年，而碑记之中言及金国，了无国运衰亡之象，而多国家昌盛之言，与金哀宗之时不符而与金世宗之时颇合，此一也；
又，碑记中称孔福德“受到大王令”，金主皆称帝，惟世宗之前的海陵王称王，碑记所言“大王”应当只能是指海陵王，立碑之时，孔福德尚在，故孔氏迁坟当去海陵不远，此二也；
又，据元人脱脱所著《金史》，当海陵王在位后期与金世宗大定前期，金、宋战事较多，且金人屡获成功。碑记言孔福德兄弟在战事中往往“独显功能”，“累累成功”，与此间金、宋对峙形势相合。此三也。
综上所述，夏邑县北还乡里有孔氏先茔，应始于金代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即西元1171年，且为伪孔后人擅自从酂台西北之龙亢迁至夏邑。另，据伪孔所作碑记可知，伪孔也认为孔父嘉遇害后，其子就已出奔。至于明中叶弘治年间，此碑为邑人沉于河底，原因不外两种可能，
一者，可能是出于对伪孔以假乱真，擅自迁移孔子先茔的憎恶；
二者，可能是为了掩盖孔子先茔金代始由酂台迁入夏邑的事实。不管怎样，幸运的是，当黄虎臣等人修志之际，竟还能寻得此碑，并录其碑文以资后人，使我们得以用之辨明夏邑孔氏先茔的来龙去脉。
不过，有趣的是，在黄虎臣等人修成《夏邑县志》约半个多世纪后，到了明代万历、天启年间，夏邑县却开始有人出来混淆是非，否定金碑。如民国九年黎德芬等所修《夏邑县志》卷一《地理志》于《古迹•还乡祠》下云：
谨按，孔子还乡，不见经典，无从攷证。查陈大参陛《还乡祠记》云：“孔子之先正考父、孔父嘉、木金父、睪夷四代皆葬祠前后。其后，孔子因祀先还宋，乃兹祠所由得名。宋真宗时，名良彦者还居夏邑。元时，孔思忠避兵山西。清初，孔敬复还夏邑，今司家道口孔姓者，其裔也。”且言来夏在宋时，未尝言金时之龙堽。然则，金碑所云孔子七十三代孙本贯酂台之龙堽，原有茔，出祖，迁于夏邑还乡里，似未可据为典要。大抵古圣贤经过之区，后人因景仰而生附会，……姑存其疑，以得合之稽古者。陈陛撰《记》曰：“夏，即古下邑，宋地也。
而夫子自言：‘丘也，殷人也。’故还乡有祠，杏坛有碑。此其证据之最的者。……按志，孔子之先正考父生孔父嘉，嘉生木金父，金生睪夷，俱微仲后。封公四代，皆葬祠前后，睪夷生防叔，避难山东，越三世生先师。”[87] 据黎德芬所修县志卷六《人物•宦迹》，陈陛生于明万历、天启年间，官至天津粮储道山东右参政，因此上文所谓“陈大参陛”当为“陈右参陛”之伪。[88]黎德芬等人不知真孔、伪孔之分，故不明金碑所言为何事，其存疑待攷，无可厚非。有趣的是，在陈陛之前的嘉靖年间，当黄虎臣等人修志之时，尚不能辨明孔氏先茔所在具体位置，且亦不知茔中所埋竟为孔子先世中的何人，只是怀疑“弗父何、正考父之墓在焉”，怎么到了陈陛之时，竟敢说茔中所埋为正考父至睪夷这四位孔氏先人呢？
况且，如果他有证据证明他的说法，为什么他不能在他的《还乡祠记》中略加陈述呢？很显然，他是先有了孔防叔由宋国奔鲁的判断，并且为了给夏邑争取一个孔子祖籍地的荣耀，才杜撰出孔子先世从正考父到睪夷，皆葬于还乡祠前后的说法。其说纯属无稽之谈，然而不幸的是，夏邑后人信之者甚众，或作碑文，或为祠记以张其说。到了清道光元年，又于还乡里增建四代祠，遂使陈氏误说，更加不胫而走，而孔氏由宋出奔始于防叔的误说，亦因此而更加盛行。陈陛为人刚正，甚有治才，而撰此一说，则实与伪孔同为孔氏之罪人也。
四、余论
最后，说到孔子的祖籍，还有一种情况须加说明。
据《孔子家语•本姓解》载：“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89]孔子先祖得氏之事，《世本》所未言。就《家语》所言来说，孔氏得氏或始于孔父嘉，或始于其子孙。赞成孔氏得氏始于孔父嘉之子孙的，一般又认为是始于祁父。如明代陈镐《阙里志》卷三《世家志•姓谱》引《孔庭纂要》云：“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者，其字也，而先儒以谓当时所赐号者，误矣！……五世亲尽，别为公族。祈父因以正父字为孔氏。”[90]
为了解释孔子还乡于夏邑，人们当然可以假设孔氏得氏后，为小宗，而且曾另受采邑于夏邑，别于大宗所在的柤城。所以后来孔子还乡不到柤，而到夏邑。明黄虎臣等人所纂《夏邑县志》卷一《地理志》，其《乡村》条下记夏邑有齐邑乡。其《古迹》条下记夏邑有齐城店，在“县东北齐邑乡”。[91]其《冢墓》条下又记夏邑有慎令冢，在“县北祁邑乡”。[92]又，《史记•曹相国世家》有“取砀、狐父、祁善置”云云，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故祁城在县东北四十九里。”钱穆《史记地名攷》卷十六《梁宋地名》“祁善置”下案语曰：“今夏邑北有祁邑乡。”[93]据此而言，则县志中所谓“齐邑”、“齐城”的“齐”很可能乃“祁”字之伪。
依《世本》，木金父之子称作“祁父”。按照孔氏先人名字多与居地有关来追溯，人们当然不妨认为，当孔父嘉在世之时，今夏邑县境内有一个叫“祁”的城邑授给了孔氏为采邑，所以祁父才以祁为字。按照这样一种假设，孔子先世采邑不在柤而在夏邑，那么，孔子还乡当然应该到夏邑而不是到柤了。
这样的假设听起来似乎有它的道理，可是，一来，它并没有充分的证据，甚至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表明当孔父嘉之时，今夏邑县境内有一祁邑。另外，按这样一种假设，许多事情难以解释。譬如，很显然，孔氏别为公族而能得到采邑必然只能发生在孔父嘉被杀之前。
但是，如果孔氏得氏且得到祁邑始于孔父嘉，那么，孔父为什么不葬于祁邑，却还要安葬于柤城呢？作为孔氏始祖，孔父既然安葬于柤，这就说明孔氏的居住地最有可能在柤，而不是在别处。另一方面，如果孔氏得氏始于孔父嘉的子孙，其子孙居于夏邑的祁，那么，为什么传世文献上说孔子还乡都说是“还息乎陬乡”，而不说“还息乎祁邑”呢？所以，无论孔氏得氏于何时，窃以为孔氏的家居之地都应该在柤，而不大可能在夏邑。
孔子祖籍夏邑之说皆因其地与柤衔接，而金代孔氏先茔又从柤迁于夏邑所致。要之，孔子祖籍在夏邑之谬说，并不足以证明孔氏由宋国出奔始于防叔。
[ 1] 刘殿爵、陈方正主编：《世本四种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15。
[2]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册，卷47，页1905。
[3] [魏]王肃注：《孔子家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卷9，页100。
[4]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6册，卷47，页1906。
[5]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卷44，页1441－1442。
[6]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册，卷70，页2278。
[7]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44，页1441。
[8] [宋]陈彭年等撰：《广韵》（清道光30年邓氏劭州东山精舍刻本），卷3，页2下。
[9] [宋]苏辙：《古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71册），页467。
[10] [宋]胡仔撰，[清]胡培翚注：《孔子编年》（清嘉庆23年胡湛重勘本），卷1，页1下。
[11] 现存《东家杂记》虽署宋人孔传撰，而实为清初衍圣公孔毓圻等人编缀。
[12] [明]陈镐撰，孔胤植等补：《阙里志》(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清雍正时补刻明崇祯刻本)，页80。
[13] 孔德成主修：《孔子世家谱》（民国26年排印本），卷首，页3下。
[14]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册，卷26，页1025－1026。
[15]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上册，卷8，页200。
[16] [魏]王肃注：《孔子家语》，卷9，页100。
[17] [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35，页434－435。
[18] 旧题[汉]伏生撰，郑康成注：《尚书大传》（清嘉庆5年爱日草庐刻本），卷2，页2上－2下。
[1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册，页85。
[20]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上册，卷18，页641。
[21] 王符《潜夫论•志氏姓》中，“郰”作“鄹”。见《潜夫论笺校正》，卷35，页435。
[22]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八佾》，上册，卷3，页104。
[23] 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陬音驺。孔安国曰：‘陬，孔子父叔梁纥所治邑。’”见《史记》，第6册，卷47，页1905。
[2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页493。
[25] 括号内为王献唐先生原注，下同。
[26] 王献唐：《春秋邾分三国攷、三邾疆邑图攷》（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页40－41。 [
27]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2，页47。
[28] [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春秋糓梁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卷1，页3－4。
[29] [清]娄一均修，周翼等所纂：《邹县志》（清康熙54年刻本）卷1上，页4上－4下。
[30]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上册，卷12，页310。 [3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页7。
[32] [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春秋糓梁传注疏》，卷5，页95。
[33] [明]胡继光重修：《邹志》（明万历39年刻本），卷1，页32下。
[34] [吴]韦昭注：《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页476。
[3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册，页1293。
[36] [魏]王肃注：《孔子家语》，卷9，页100。
[37]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上册，卷12，页315。
[3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页427。
[3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册，页1442。
[4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册，页1132。
[41] [清]郑环撰：《孔子世家攷》（清嘉庆8年刻本），卷1，页8下。
[42] [清]陈敬基：《至圣先师世系攷》（清善成堂藏清宣统元年石刻本），页3下。
[43]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卷11，页784。 [44]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卷40，页450。
[45]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上册，卷2，页49。
[46] [清]江永：《乡党图攷》（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10册），页735。
[47]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7，页241。
[4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页120。
[49] 刘殿爵、陈方正主编：《孔丛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页15。
[50]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19，页595。 [
51]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卷7，页174。
[52] [清]郑环撰：《孔子世家攷》，卷1，页2上。
[53]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下册，卷17，页581－582。
[5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页64。
[55] 刘殿爵、陈方正主编：《世本四种逐字索引》，页12。 [56]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3，页106。
[5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页60－62。
[58] [魏]王肃注：《孔子家语》，卷9，页100。
[59]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下册，页697－698。
[60]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下册，页697。
[61]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9，页508。
[6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页14－15。 [
63]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卷1，页20、页12。
[6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页83。
[65] [魏]王肃注：《孔子家语》，卷5，页60。
[66]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6册，卷47，页1926。
[67]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31，页1008。
[68]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册，页680。 [
69]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卷28上，页1573。
[70] [清]岳廷楷主修，胡赞采等所纂：《永城县志》（清光绪27年刻本），卷14，页2下－3上。
[71] 钱穆：《史记地名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页851。
[72] 刘殿爵、陈方正主编：《孔丛子逐字索引》，页10。
[73]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2册，页686。
[74] 侯永之、张天勋 ：《孔子先代故里碑在永城出土》《中州统战》1996年8月，页29。
[75] [清]岳廷楷主修：《永城县志》，卷5，页18上－18下。
[76] [清]岳廷楷主修：《永城县志》，卷14，页3上－4下。
[77] [清]岳廷楷主修：《永城县志》，卷14，页5上。
[78] [清]田文镜修，孙灏等纂：《河南通志》（清光绪28年补刻雍正13年本），卷49，页6上。
[79] [明]郑相修，黄虎臣等纂：《夏邑县志》（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影印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卷1，页12下。
[80] [明]郑相修：《夏邑县志》，卷8，页13上、页14上。
[81] [明]郑相修：《夏邑县志》，卷1，页12下。
[82] [明]郑相修：《夏邑县志》，卷8，页24下－26下。 [
83] 黎德芬主修：《夏邑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民国9年石印本），页239。
[84] 孔范今主编：《孔子文化大典》（北京：中国书店1994年版），页1379。
[85]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44，页1428。
[86]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第8册，卷50，页2048。
[87] 黎德芬主修：《夏邑县志》，页218－220。
[88] 黎德芬主修：《夏邑县志》，页703－705。
[89] [魏]王肃注：《孔子家语》，页100。
[90] [明]陈镐撰，孔胤植等补：《阙里志》，页80。 [91] [明]郑相修：《夏邑县志》，卷1，页12上。
[92] [明]郑相修：《夏邑县志》，卷1，页12上。
[93] 钱穆∶《史记地名攷》，页847－848。 (此文已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第1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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