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角度看汉魏六朝家训（二

王行真

作为未经过度编纂和润色的史料，汉魏六朝家训为我们认识和考察当时士大夫的思想意识打开了一扇窗。家训以撰写者的子孙为特定读者，既有一定的私密性，又寄托个人感情，少有奏疏论对式的程式化文辞，大多平实而真切，可视为士大夫人生信仰与行为准则的真实独白。

汉魏六朝时期，社会思想的发展经历深刻变革，从儒学独尊到玄学的兴起，从道教的熏染到佛教的冲击，构成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主要脉络。在当时的家训中，不乏遵儒重道立志之辞。例如，西晋王祥诫子曰：“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颜子所以为命。” 曹魏王昶诫子曰：“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北周王褒诫子曰：“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风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如果我们深入分析汉魏六朝家训中修身方面的内容，即行为规范层面，就会发现士大夫的思想理念与行为准则之间存在内在冲突。曹魏王昶对为国尽忠、取义成仁的行为采取直接的否定态度：“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伦，甘长饥于首阳，安赴火于绵山，虽可以激贪励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愿也。”对于出仕为官，汉代东方朔给出的座右铭是“明者处事，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于道相从”。十六国时期，明岌甚至坦言：“吾所以在此朝者，非要贵也，直是避祸全身尔。”北齐颜之推诫子曰：“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

对于为官和处世之道，汉魏六朝家训几乎众口一词地把“慎言”当作对子孙最为重要的告诫，西晋羊祜称：“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无口许人以财，无传不经之谈，无听毁誉之语。闻人之过，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后动。若言行无信，身受大谤，自人刑论，岂复惜汝，耻及祖考。思乃父言，聆乃父教，各讽诵之。”西晋李秉认为：“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轻论人，勿轻说事，如此，则悔吝何由而生，患祸无从而至矣。”北魏杨椿告诫子孙：“小心谨慎，口不尝论人之过。”北齐魏收告诫曰：“门有倚祸，事不可不密;墙有伏寇，言不可而失”，“是以为必察其几，举必慎于微。”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魏晋名士嵇康，这位“非汤武而薄周孔”、“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反礼教先行者，却在长达两千言《家戒》中巨细无靡，细致周到地教导儿子避祸保身的种种办法：“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宿留。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或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备自守，则怨责之路解矣。”这些为官处世之准则，圆融稳妥甚至老道圆滑，与传统思想史叙述中的嵇康形象有很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