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政治家张謇的育民、济民、富民抱负载体——村落主义

张贤

政治家张謇的育民、济民、富民

抱负载体——村落主义

救国拯民是政治家的天性、本质，救国与拯民既是统一的，又是可以区分层面的。因为救国与拯民它既可全面展现政治家的风采，又可各具闪光点，为政治家政治生涯的某些阶段，施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其理念的前瞻性、措施的创新意识以及超人的深谋远虑和睿智卓识，都可以给人们以无穷的遐想。不过政治家的政治活动的大公无私性，则是上述种种的前提，这也是政治家和政客的分水岭。什么是中国政客？鲁迅《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是这样描述的，“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日说照像，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忽然念起佛来了”。政客从事政治活动以谋私利为目的，所以才如此的不着边际、朝三暮四。张謇目光中的“群小”，就是这样一批政客。

张謇出身于农家，其父张彭年务农，也从事一些小本经营，曾对儿辈诫曰：“子弟非躬亲田间耕刈之事，不能知稼穑之艰难。

同时，彭年晚年，日为乡里排难释纷，有时还出资以解之，家人厌苦之。彭年则戒曰：“毋然。穷人有屈抑，欲诉于能为解释之人，既自惭形秽而畏人嗔，复慑于众口而不能尽意，偶不申而归，妻儿亦丧气，汝祖一生处此境。

总之，张謇自幼即受到“稼穑艰难”、“帮助穷人——弱势群体”家训的熏陶，张謇的拯民意识实源于此。

一、造福乡里，村落主义雏型架构初现

同治七年（1868），青少年的张謇，甘冒冒籍风险，踏上了“学而优则仕”的征途，可是试场蹉跎；在经受考试折磨的同时，光绪二年（1876）时年24岁的张謇，还搁笔从戎投入庆军，又经历了数年游幕生涯锤炼，随着年岁增而阅历广，家庭经济、社会地位也得到明显变化。由于爱国拯民抱负的驱动和自己身份的提升，张謇已具备了造福乡里、实现其理想的条件，这才有了从光绪九年（1885）到光绪二十年（1894）折桂之前的经营乡里、造福乡里的拯民之举。

这段经营乡里活动，由于分散无章，缺乏彼此间内在的紧密联系，再加上没有显著成效的烘托，未被人们重视，而后人涉猎者也不多。但将爱国、拯民作为一位政治家本性的架构来看，张謇的这段经历，人们似乎已隐隐约约窥见了粗略的村落主义雏型结构。兹条列如下：

（一）裁厘减捐

厘金是清末征榷制度的一种。据《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九·征榷考二十一·厘金》中说，咸丰初，江南布政使雷以成主江南饷事，遂擢副都御使开府邵伯埭，采纳归安诸生钱江之议行厘捐，每百抽一文，是为厘捐作俑之始。说白了，厘金是一种于水陆关卡设局，征收货物通过税，大抵就货物原价抽取几厘的一种税种。这种制度，严重束缚了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对厘金制度的贬谪，上书接下来有一段入木三分的叙述：自从雷以成以后，“曾（国藩）、胡（林翼）踵之，事平不去，且增至每百抽三文。江、浙二省，岁抽各约三、四百万，可不谓之巨款耶！其后卡若栉比，法若凝脂，一局多卡，一卡多人，只鸡尺布，并计起捐，碎物零星，任意扣罚，行旅愁叹，衢路荆棘。商民以什输公家，所入三、四而已，其六七皆官私所耗费而鱼肉之，于官市为暴客，于国家直盗臣耳。大抵有厘捐之省，殆无不舞弊之委员，无不染指之大吏。其款皆外销，即责令报部，亦止总数，固无不花私费之报销也”

至于通海花布厘捐，是缘于通海得天独厚优质棉花的盛产、手工纺织业的发展、棉布商业旺盛，每年产值不下二千余万（据林伯举《近代南通土布史》）。是由筹饷总局委派专员，于咸丰十一年四月，开办花布厘捐。据上书节录范秋门《南通县图志卷五·赋税志下》统计，通海厘金税收数如下：

清咸丰四年开办起，全年税收约五万余千文。

四年至十一年共七年间，数不可考。

同治十三年共约七十五万千文。

光绪后逐年增加，年约一百六十余万千文。

光绪二十一年（1895）棉花改统后，年约十二万千文。

光绪二十一年至三十年共约一百二十余万千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关庄京庄改统后，年约三十余万千文。

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共约二百三十余万千文。

以上五十年间，花布厘金总计在八百五十余万千（文）。辛亥革命后，减为六折，而棉花出产步盛，年约在二十余万千（文）。除正税外，其归厘局员司中饱者，当倍其数，或且过之

张謇与《清朝续文献通考》编辑者刘锦藻，世交也。刘尝辑其兄遗稿数百首，“属遴其优而论次之”，张遂作《刘紫回制艺稿序》，其情谊之深可知。二人对厘金制度都深恶痛绝，口诛笔伐，可贵者张謇还有抵制的行动并鞭笞不已。

早在光绪九年三月十六日（1883年4月22日），张謇在日记中记道：“为敬夫（后为同兴宏布庄主）作《呈请代奏核减海门花布厘捐禀》。”同年六月二十四日（1883年7月27日），“与礼卿、中林、彦升、敬夫讯，报减捐事”。光绪十年十月二十日（1884年12月7日）日记中说，“诣许晏如，闻厘捐扰民，为之发指”。遂于同年十一月初一（1884年12月17日），致函江苏学使黄体芳，力陈厘捐之害。函中说，“国家中兴以来，二十有余年，一切取给于厘捐，天下骚然，厘捐遂为冗官秕士游民之窟。论者至谓舍厘金不可以国。謇谓欲固国必去厘捐

张謇奔走呼吁，请求政府减少厘金征收数额，未能取得实际成效。到了光绪二十一年，张之洞遵奉廷寄，令藩司总局议改通海向章之捐，为产地统捐。当张之洞以产地统捐利弊咨询张謇，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1897年1月16日）日记中记道：“为改认捐事辩论二十日，众目睽睽，至是有绪。”

有绪”者为何？笔者认为，他的《通海议办认捐（即包捐）本末要略》可以窥其要绪。《要略》由三个部分统领之：一是回顾通海厘捐的设置情况而言其苛酷。二是产地统捐实质换汤不换药，“以额核货，数浮于旧者几成六成，商民大哗”，并历数“督部之长厚，藩司总局之贪昏专狠”。三是指出通海一时包捐之不成，其根仍在南皮。张謇指出：“南皮意果决于民，但须先提总局十年内通海解捐总册，一面令地方官及委员查报总数，两相比较，止须大致不差，然后或酌中，或照酌中加若干成，一言而决矣。”

如此简便易决而终成水中月、镜中花者，张謇一语道破了其中玄机：“藩司总司之必阻通海包捐者，亦非必与通海为难。一则通海为著名优差，凡换一人，可卖四五千金；包捐则上下交便，而此可卖四五千之差价失矣。一则恐他处援案仿行。不知绅商欲办包捐之意，正欲如此。一为苏商困以收民心，一为夺中饱以归上下，而醉生梦死之人，甘为误国病民之举而不悟。乃何！”

直到光绪三十年三月初五（公元1904年4月20日），张謇当上了商部头等顾问官，他在日记中记道：“顾官为新制，又系实业于经营实业界中，或者小有裨益，是则王命之孚为可感矣。

张謇以顾问官身份讲话，因而获得申请核准，援照老例改归商办，承包照缴，以省政府开支并减农商负担，终于实现了他企求已久的减捐目的。据《近代南通土布史》记载，当时订定：

小土布每条收捐七百文（按是年洋价最高为1030文，则700文合洋六角八分，小土布每条一百匹，每匹七文，只合洋六厘八毫）；“长尖布每件收捐四百文（西亭出品的小土布称为长尖）； “土大布每件收捐千五百文（每件四十匹，每匹捐钱三十七文半，合洋三分六厘四毫）；“除解出捐款四万串外，超额的余款如数存典生息，待息金达到四万时，即以抵解税款，此后即可免捐。

遗憾的是如此便民措施却好景不长，并还横生枝节，使张謇处于两难境地。光绪三十二年，税局推翻原案，要改为统捐，实收实解，布商骇异，认为负担太重要求减免，并派出代表向税局请愿，税局长桂厚之驳斥不准，于是同业大哗，联合各产区同业，一致罢市，自七月初十延至八月三十日，全体停业。就在停歇期间，却又伤害了手工织户的生计，因而爆发了聚众捣毁高等小学校和董事高立卿的住宅。鉴于此，张謇不得不电请两江总督周馥出面干涉。周馥一面派遣观察员吴某，会同苏州抚台傅某实施干预，一面饬令布业推派代表，会议税率，达成照原案打折征捐，实收实报，一场风波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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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范秋门所纂的《南通县图志》赋税志中所说的，“竟起抗请减核，始改为五折”的来龙去脉。

就在发生“竟起抗请减核”统捐的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二（1906年5月24日），张謇在《答南皮尚书条陈兴商务、改厘捐、开银行、用人才、变习气要旨》中，再一次谈了裁厘减捐的迫切性及代之以印花捐的可能性。他说：“士大夫习闻人言厘捐病民也，时而相语，亦曰厘捐病民也，而不若民之病于厘捐者怨毒之深也。故尝以为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欲叛其上者非人理。故今日而犹曰加厘捐，甚矣，其尤无人心也。夫厘捐之为弊也：贤者为之，下出三而上得一；不肖者为之，下出五而上得一。今既许曰遍国通商，海关成例，洋商纳进口税五分，子口税二分五厘，各省口岸商民之乐买洋者，既纷纷矣。将来内地商民，苦厘捐之扰，而便洋票之随处可买也，悉趋日商之门，张日商之旗，以七分五厘归关税，以三四分酬日商，而冀其庇中国之官，谁敢问之？虽有榷如林无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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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向张之洞提出建议：“今有保上所得不止一分，下所出不必三五分之法，日尽裁中国厘捐，则可以回以去之人心，留未去之人心；改行西洋印花，则可以保中国之权利，揽各国在中国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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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张謇对裁厘减捐的尽心努力，未能尽如人意，否则就用不着一而再，再而三地到处呼号了。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10年12月29日），张謇在《拟提议照约速成裁厘加税请秘密会议文》中说：“天下捐税之弊，莫大于通过税。”通过税“不利于商，不利于国，独在中饱”，每年此项糜费数千万金，“已近乎国家一年之经人。举如是之巨款，以养此病商、病民之徒，国家何所取而为此？且吾国厘务之害商，若吾国永无工作之国，则其害犹较简；盖天产品而不加制作，则尽其所转运之通过道路，受逐卡之剥削而已……朝廷劝工之德意，薄海所仰，独奈此阻遏工业之厘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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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不今图，将加税之约且愈不可恃。而吾国自为救亡起见，厘亦终不能不裁；否则听其自然，而国民生理，同归于尽，将谓得为国家之福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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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民国二年十一月初七（依日记所记，1913年11月30日），张謇在国际公法学会上，代表中国发表意见，关于裁厘加税，他说：“鄙人以为裁厘是国内政策，加税是国际政策，本不必混而为一。裁厘惟筹抵补之方；抵补有着，则裁之而已，不必以能否加税为进止也。言外之意，到了民国二年，厘捐依然也。”

遗憾的是，到了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初五（1923年12月12日），张謇仍在为裁厘减捐给时任财政总长的王克敏提出建议。他在函中说：“厘捐者本咸军兴时权宜之计，结弊百年，今未能祛。加税免厘，今亦未能定议。为治标计，宜用认捐为过度之法。产销进出口，只捐一次。酌十年丰歉之中，定各县之额，而由各业董事调查货数，承认包缴。如此则无所谓卡局之留难，无所谓司扦之中饱。县设一捐局，由知事简办。于各业说明祛除中饱涓滴归公办法。以向之所中饱于局员、司扦者，即以半数归公，计所人亦视现在之比较三倍而有余也。否则病民病商，且永为游士游民生活之薮。民之纳税，固有定量，减于此增于彼，此亦经济之原则；然则何乐存此而为商约之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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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张謇对裁厘减捐所作所为，能把它“提高到巩固国本的高度来认识”，这表明作为一个近代政治家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突破重本抑末的陈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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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蚕桑

张謇在家乡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事业，同样也冀能有声有色，造福乡里。据日记，光绪十二年三月初十（1886年4月13日），参加礼部会试，四月十二日（1886年5月15日）听录，不中，托新甫（钱贻元）注选教谕。十四日芾卿（王颂蔚）为吴县（潘祖荫）留课其弟仲午（潘祖年），述吴县意甚勤，顾余势不能久客京师，辞归。这才于八月协助父亲为乡里兴蚕桑，集资购桑秧于湖州，赊于乡人，并送《蚕桑辑要》。在家与家人育蚕，布蚕种一方半。遗憾的是，蚕种仅得蚁十五之一，余都未出。到当年闰四月初旬摘茧，缫丝，内子自缫丝凡三十六两，张謇与家人虽尽心尽力，不仅民间反应冷淡，自家实践也差强人意。但在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在给吴挚甫的信中，还稍加掩饰地说：“以此弁迹不欲令生平师友知之，归则翻种树之书，躬学圃之事，栽桑种桐，植竹艺桕，亦复粗有端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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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据《张謇传》介绍，张謇“邀集一批人，吁请两江总督免除丝捐十年以兴蚕利。经过很多波折，总算勉强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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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成效，张謇在同年五月初三（1892年5月28日），在《因勖臧舍人索诸果木于冯果卿同年（汝桓）》的三首诗中说：

百年已决为农计，四海常参种树书。……

“江乡翠栝不易得，文果哀梨得更佳。……

冯君尚有河南树，乞与便烦王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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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事业即将有成的信心与喜悦。可是事与愿违，还是害在厘捐上。

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1898年5月29日），张謇才把通海蚕桑兴衰及官状民情在致汪康年函中予以披露。是日日记中记道：“纪通海蚕桑兴沮略”，可以相信，致汪函的内容，当是“略”为蓝本。函中先述害于厘捐的情况说，“海通故无蚕桑也，左文襄公始肇其端。光绪十二年，謇会试报罢归，始有志于农桑，资绌不果行。然近謇居十余里中，风气稍稍动，謇思因而乘之，而若进若退，历四五年，求所以滞涩之故。民故不善缫丝，丝不成市。市止丝店，辄以重称低价劫制民；其偶能合缫法者，去卖上海、苏州，出江时辄为厘局司事签手，以漏报科重罚。其实江北州县，都不产丝，局本无丝捐则例，所科之罚，徒润司签之橐，厘捐总局梦如也”。

那么，当时的官状如何呢？函说：“十八年，謇与同人陈明晓示，免丝捐十年，以兴蚕利。督部付局议，议驳。总办欧阳霖既寤其非，令海门厘复禀，许免。然乡民未敢遽信，相率观望。謇念无锡蚕桑之兴，由于茧行，乃与厅同知王宾，议招商开行收茧，反复久之始定。二十年，海门一行收乡茧殆尽。二十一年，通州知州汪树棠援请免捐，买桑劝民，招商收茧，两行并兴。二十二年，海门增一行，益共放价争收，乡民获大丰。计凡二年，海门增植之桑，不下百万株；泰兴、如皋、靖江接踵起矣。而总办穆克登布于蚕事大毕之后，顿翻免捐之成案，抹煞已报之税捐，严督厅州勒商重输，商怨且忿，请缴帖闭行。二十三年，王宾虑乡民茧成滋闹，恳切劝商，视上年出资十分之三，抑价收买，姑塞民望；而湖州贩桑秧来者，乃过问寥寥，丧资大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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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中诉说后，张謇喟然叹曰：“夫今日官之贼民不足奇也；乃可效忠。民之疾官不足奇也；所奇者，知官之所为非朝廷之为，而弃塞生计，宁为荼毒以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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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因为曾是左中棠的幕僚，对其主子肇始蚕桑较有影响，还是悟到了弃塞生计决非上策的魏光焘，于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八（1903年8月30日）批复如州禀（拟通境兴办蚕桑）办理，于是才有了张謇草拟的《为创设蚕桑公司禀请立案呈文》和《通州蚕桑公司集股兴办启》两宗文字。其成效如何待考，但张謇蚕桑事业的热心可见。即使到了民国十一年，仍然念念不忘蚕桑，因为“绣工……不能及于穷檐蘸屋，是以设蚕桑讲习所于南山闸桥……诚欲使妇女习勤于农之外，兼事工以广生计也。蚕桑讲习所，本定本科简易科二种招生，而应者寥寥无几，势不能成班”。惜哉，张謇倾心提倡的蚕桑事业，功亏一篑；伟哉，张謇造福乡里的毅力，苍天可表。

（三）慈善事业

张謇仕前从事慈善活动，可以上溯到光绪十年（1884）正月至四月，三十二岁的他，在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载：

正月初五（1884年2月1日），“与烟丈（秦驾鳌）去馨畴（刘逢吉）家，与议赈”。

正月二十日（1884年2月16日），“闻四甲颇有乏食之民，结队以索饷，多至数千人，有司漠然，可危也！与烟丈议发赈”。

正月二十三日（1884年2月19日），“与烟丈之海门，与石师、少丈、晋台议借积谷平粜”。 翌日，“议借积谷不行”。

正月二十七日（1884年2月23日），“与小石、霞如讯，乞贷，将以为平粜资也”。

二月初一（1884年2月27日），“与诸友论赈事，留启于张玮堂刺使”。

二月初二（1884年2月28日），“知赈事以顾某言不谐，曲突徙薪，人不见听，嗟乎”！

二月十七日（1884年3月14日），“得霞如、小石丈讯，并见借赈款四百金，高义卓然，可感可诵。彼梦梦者不且愧死哉”！

三月十九日（1884年4月14日），“定以龚万借款购粟，寓平粜于通市”。

三月二十五日（1884年4月20日），“拟立社仓，与（沈）叔英议”。

三月二十六日（1884年4月21日），“属梅汀诣上海购米平粜，而以陈清泉主之”。

四月初二（1884年4月26日），“上海米回”。至此，这次从议赈、借谷平粜（不成）、借款购米平粜，直至建立社仓，比较完整地记录下来了。

至于著录文献的张謇仕前慈善活动，现行可见的不多，兹录目如下：

光绪十年，为救济黄河决口灾民寒衣而有《致尤逵庵函》；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为海门下沙灾区有《请提积谷息款赈海门下沙灾区呈》；

光绪十六年九月、光绪十七年五月，为恢复溥善堂，先后有《为海门溥善堂禀厅呈》《为海门溥善堂再禀厅呈》。

（四）其他经营乡里活动

这一时期，张謇既忙于应试，还夹杂着朝鲜善后处置不善而带来恶果的牵拽而烦心，使他经营乡里显得多头而零碎。除了上述活动外，他还在光绪十年正月十五日（公元1884年2月14日）办滨海渔团，为梅汀（杨点）定《渔团章程》，准备反抗法国海军的侵犯。同年九月为海门定拔贡事，向学院请增生员名额，以造福本地子弟。光绪十三年九月十六日、二十日（公元1887年11月1日、5日），张謇将考察黄河郑州石桥决口灾情为倪文蔚先拟《疏塞大纲章程》，终成《疏塞章程》而复命。纵然张謇的经营乡里，言其无章分散也好，谓其多头而零碎也罢，但将上述活动归纳一下，即可以显现出这些各自所可归属的内在底蕴，即有实业、教育、慈善三大门类的特征，而这三者正是张謇日后所倡导的村落主义的三大支柱，可见张謇的为民求福祉是何等的深思和缜密！

二、村落主义步步深化与新新世界的实现

（一）从地方自治说起

打开《张謇全集》（一）第450页，公元1921年2月，张謇在《致王瑚函》中说：“謇言自治二十有三矣，……”显然他是把光绪二十五年的“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作为“言自治”的起始年代。而同书第314页，民国四年三月初一（公元1915年4月14日），在《致张一唐函》中说：“知《南通自治成绩》业已转呈，计达京矣。”该书在校样时，张謇自觉内容寡薄、体例详略不一，将书名加入“十九年”而付梓，书成时政治形势已非昨日。不过，以上三处都说的是“（地方）自治”。

什么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地方管理制度。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为了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参与政权而提出。中国地方自治起始立宪运动。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三（公元1906年7月23日），张謇日记提及“诣端（方）、戴（鸿慈）谈宪事”，初七日（7月27日）日记中又说，“合商学界公宴二使于洋务局，众心希望立宪也。”在《预计地方自治经费厘定地方税界限应请开国会议》一文中，张謇具体指出中国地方自治实施的来龙去脉：“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元1909年1月18日），上谕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以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根本，城镇乡又为自治之初基，着民政部及各省督抚督饬所属地方官选择正绅，按照此次所定章程，将城镇乡自治各事宜，迅即筹办，实力奉行，不准稍有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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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为地方自治经费厘定地方税界限，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九（公元1908年1月12日）的《南通地方自治筹拨经费呈督部文》，也是为地方自治经费。由此看来，地方自治没有上拨经费是办不成事的。还是由于经费，在张謇于民国二年九月十八日（公元1913年10月17日）就职农林工商部长后，“袁世凯示意国务院，说全国一千数百县自治个机构太多，徒糜公费，不办一事，且为地方行政掣肘，可以停止”。为了堵袁嘴，冀其收回成命，当时的熊内阁嘱张謇将南通自治成绩编写成册以示范全国。可是仓促成书时不仅熊内阁倒了台，袁世凯也终于民国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元1916年元月元日）称帝改元的翌日，许解张謇局职并参政。从此张謇下了袁船而真正地解脱了，不过自己筹划的自治事业，原本仰仗政府资助也终于画上了句号。

（二）村落主义，有张謇标识的地方自治

村落”原本张謇致仕逐迹而明志的处所，而他却赋予为继续落实抱负的用武场所，特别是加上“主义”二字之后，更凸显出一位政治家大公无私的崇高理想。从民国五年三月至民国九年十月，张謇对此曾有所陈述，兹罗列于下：

民国五年三月十一日（1916年4月13日），在《劝告袁氏退休致徐菊人函》中说：“下走自辛壬癸（宣统三年至民国二年）三年以来，须发日白，故去秋南旋，杜门谢客，日惟以书生结习自遣；为慈善事不给，至于鬻字，以是为乐。每念乡里朋辈之寡欢，益绻海内生平之旧雨。洹上倘深思鄙言，急流勇退，则下走近所经营江上之五山，与洹上之村，公之百泉，俱可联袂偕游之地。”

民国五年三月十八日（1916年4月20日），《附答周应时等函》称：“穷欲尽我余年，以一隅与海内文明国村落相见，此或不辱我中国。”又说：“鄙人兄弟用私资于乡里自治事业者逾三十万。”

民国五年五月（1916年6月）《致岑春煊函》：“下走村落已惯，政味淡然。”

同年同月《复段祺瑞函》：“村落之事，半载以来厄塞支离，几成痿赝。”

民国六年闰二月初五（1917年3月27日）《致段祺瑞函》：“下走老矣，饱尝世变，实不愿再涉政界。近以夙昔村落主义，欲图一县旱潦有备之水利，积铢累寸，期以五年而成。竭蹶经营，效否莫必，亦不暇兼及政界。文电主持之命，断不敢承。”

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918年12月25日）《辞代表主张税法平等会往欧函》：“惟二十余年，经营村落，管理事多，且当夏历年关，诸待结束，明春地方应举之事，任人筹费，诸待计划，未敢率应。”

民国九年十月初六（1920年11月15日）《致大总统、国务院电》：“伏读11月4日（民国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命令，特派张謇督办吴凇商埠事宜，悚皇计虑，至于再三。謇江海衰孱，免营村落，比以乡里义务，承乏运河工程，精力日衰，已虞不给，商埠繁重，何敢率承？”张謇这一次并没有断然拒绝不就，这在民国十年一月四日、五日（1921年2月1 1日、12日）日记中有所记载：“四日，午前至吴淞局视所借商埠局所”“五日，开局以九时……开局宣言：‘局中人不于埠置寸地’”。至于开局宣言，实名为《督办吴淞商埠就职宣言》，该文为《南通报》于民国十年二月廿二日刊载时名《吴淞商埠局督办就职宣言》。宣言中说：“下走垂垂老矣，比以国事日棼，退治里事，僻在江海，经营村落。愚不自量，私忧窃计，凡世之所为民利而一县亦利者兴之，世之所为民害而一县也害者祛之，亦有世所为利而一县所不能兴、或兴亦非所亟者缓之。忽忽二十余年，事不副志者良多，曾有何暇复闻一县以外之事。翅者忽膺江苏运河工程之命，此虽政府与乡里之过信，亦以数十年研究，十余年测绘筹计，素闻所在，不得不勉为其难，以雪空言之耻。兹乃复有督办凇埠之事，政府乡里，重见敦迫，时局有做，国民有责，江南江北，宁敢区分，是以黾勉暂命受命，而不固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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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日记所言“局中人不于埠置寸地”，宣言中有如下陈述与上说近似：“若内部事务，则下走性不宜官，生平所矢，惟公诚而已：公不自利，诚不自欺。所愿在局诸君，同此兢业，一朝一夕，必慎独知，一事一为，必使其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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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吴淞开埠张謇未能如愿以偿，不得不仍操“旧业”，将村落主义进行下去。

（三）村落主义设计

张謇的村落主义设计，还得追溯到已经实现共和的民国元年，和一位英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的一次交谈。是年某日，“昨晤李提摩太。言中国非真能实行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一不至落三等国：此比练海陆空为强，究竟有几省能试行否？猝无以应，强答之曰：或者沿江各省州县有能行之者，但一时不易遍及耳。李云：有三两处作模范即善，余日望之。深愧其语，故为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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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感言之设计》，实为张謇的村落主义设计。

至于村落主义设计内容，张謇认为“以实业教育，互相孳乳……亦营盐垦、水利、交通、公益、慈善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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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项目。又说，“窃謇自逊清光绪中叶以后，蒿目时艰，于京朝官及疆吏，尝粗有论贡献，迄不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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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张謇村落主义设想早已胸有成竹，而李提摩太之言，感想张謇的是“愧”一字而已，自揣四事姑为之设计。可见，《感言之设计》，又是他村落主义经费设计。

经费是村落主义成功实践的关键，这是不言而喻的。前面已经提及袁世凯上台已经示意国务院，停止地方自治机构的经费拨款，张謇只能自筹来实现他的村落主义。具体花了多少，人们只能从民国五年《附答周应时等函》中提到的数字，“鄙人兄弟用私资于乡里自治事业者逾三十万”；民国十年《为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报告会呈政府文》中说的，“综计积年经费所耗，达百数十万，皆以謇兄弟实业所入济之，以窥其一斑而已”。

张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完全出于逼上梁山，他曾感叹道，“虽侥幸通籍于朝”，而终于“遁居江海，自营己事。以为地方乃个人所与有责，县治乃国家所由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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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费用支绌，只能“岁丰则扩其范围，值歉则保其现状，不足又举债以益之，挨有赢羡而偿其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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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烈认为，“国可亡，而地方自治不可亡；国即弱，而私人志气不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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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怀着像宣统三年在《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时的爱国情愫：“建设一新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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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国十年时的张謇，对自己经营的村落主义，却有比较理智的认识，甚至连自己的儿子被地方公推所组织的南通县自治会与己所经营的相比也说：“彼由各团体之赞助，此只发生于一二人；彼为近二十世纪世界之大潮流，此为二十五年前个人之小计划。抚今思昔，不禁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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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因而拟于民国十二年的报告会，“不言博览，惧或者贻唐肆之讥：不言劝业，惧不足当先河之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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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光绪二十五年通州设厂作为张謇经营村落主义的起始，那末光绪二十七年则是张謇创办垦牧公司的起步。张謇坚定地认为，“民生受赐在大农”，而且特别厌恶那些“弃置累万百千方里之地不知耕，而专多取夫民”的官僚制度。他还意识到，“论地利者，言矿与农，矿衰王无定效；农则无植而不生之土。吾国可耕之地，视今所谓则壤成赋者，当增一倍蓰，计江北并海，自海门至赣榆十许州县，积百有余年，荒废不治之土，何翅数万顷？官吏既网闻知，而生斯土者复熟视无睹，其谁欤为天下创？又自以为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而兴教育必资于实业，故借通海棉产，先从事于纺棉，然不事农产广植棉，无以厚自给之力，故遂决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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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创办的翌年即遭风潮，光绪三十一年再遭风潮，员工事劳情景，张謇忆道，“诸人皆昼夜守护危堤，出入于狂风急雨之中，与骇涛惊浪相搏”。不仅天险，通海公司的薪俸又薄，“视他处之公司才三四之一耳”，“以是始之慕公司来者，卒一年、二年去矣。事劳而俸薄，则不愿留；责重而效远，则不能留”。到宣统三年，张謇不无感慨道，“今之能十年在此者，皆有志与鄙人共成荒凉寂寞之事之人”。庆幸的是，经过十年拼搏，公司初见成效，但见“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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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成一小世界。又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公司至是丽二十寒暑矣。张謇列举其大要如下：为堤八、河五、垦地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七亩；其田制方划百亩为界，分窕耕耘；其招佃仿崇划例；建筑屋百七十有五间，除建大型水利工程合中闸外，并建桥梁大者一百六十有九、小者凡二百五十有七，涵洞凡七十有五；县道级公路百五十里有奇：小学二十五所，再有十年可以普及，高小于民国九年开校等等。至此，张謇才比较坦然起来，他先用孔子的话，“必世而后任”，“前者唱于于，后者唱喁喁，继垦牧而起者，南通有大有晋，如皋有大豫，东台有大赉、大丰、通遂，盐城有大祷、泰和、大纲，阜宁有华成、阜余、新南，盐垦公司十余，其地视垦牧小着倍，大辄七、八倍”，这样的发展态势，“信乎其必至世也”，“佥谓穷海之滨一新世界矣”，令人信服的同时，也为自己经营的村落主义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四）村落主义弦外之音

张謇从言自治，到经营村落主义，经过拼搏，从“若成一小世界”到“佥谓穷海之滨一新世界”这一坎坷过程，虽不说漫长却也经历了不少日日夜夜，而终于功德圆满，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给于分析、思考，以冀得出些什么，这就是所谓的弦外之音。

在张謇的人生中，人们以其某个阶段所从事某种事业而赋予称号。如倡导立宪，称他为政治家，办大生称他为实业家；重视教育特别师范教育，称他为教育家；做善事救济穷人，称他为慈善家；辅佐吴长庆敉平朝鲜叛乱，称他为军事家；条陈《立国自强疏》、撰《变法评议》，思路缜密，睿智卓识过人，称他为思想家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称号是正确的，也不溢美，而恰如其人。

但是，从事事业的多重性和人格魅力的多面性，所造成人物多棱的特性，只能表现其某个侧面、某个局部。这些侧面、局部必然会集中表现出其整体形象、性质来。那么，张謇的整体形象、性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应该予以“近代中国政治家”的定位。这是因为，仅以他在经营村落主义的举措，即可证明言之不诬。

第一，张謇政治生涯的一挫再挫，竭诚为国，却报国无门，诚如他自己所感叹的，“虽侥幸通籍于朝”，说通俗一些，就是纵论国是他是挂上号的，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遁居江海，经营村落，是一位政治家效国不能，福民自营的明智选择。同时张謇自知，富民与报国决不是如古人所云熊掌与鱼两者不可兼得，舍一取一的轻松而利索之事。经营村落，张謇为自己订下了政治要求：“上而对于政府官厅，无一金求助；下而对社会人民，无一事之强同。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量力所能，审时所当，不自小而馁，不自大而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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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和态度，非政治家莫能为也。

第二，抱村落主义，营地方自治，所谓抱，就是使之实现的战略决策的决心；所谓营，就是运行的缜密部署。最能表达上述旨意的是张謇曾说过这样的话，“查南通自治事业，实业为教育之母，师范校之成立，后于大生厂三年，其他均后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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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寥数语涵括了如下内容，办地方自治需要钱，钱从何来，办实业以挹注教育及其他事业。这里隐约告诉人们，一个实业家和政治实业家的不同。实业家办企业，注重扩大再生产；政治实业家不仅扩大再生产，而更关注挹注，挹注事业的首选是教育，以冀提高人民素质，培养专业人才，促进企业向高层次发展，而形成良性互助。因此，这样的政治实业家，实质上是政治家。

第三，福祉及于久远，这是一位政治家造福于民的最高追求。张謇在村落主义成功的关键点垦牧事业上，从“若一小世界”到“佥谓穷海之滨一新世界”，他的政治家风度，是由他“前者唱于于”，以致“后者唱喁喁”来表达的。由此可见，说张謇是“近代中国政治家”，不仅信不诬，而且也不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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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陆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