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张謇易帜是“爱国”还是“卖国”？

张史清

张謇易帜是

爱国

还是

卖国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复杂的。例如，对张謇，有一个叫张建伟的先生在其大著《流放紫禁城》（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张謇易帜是“爱国”还是“卖国”？《新书出版》2000年4月17日第11版以此为题，摘编了《流放紫禁城》中的相关内容（以下简称“摘编”），并作了提要。“摘编”认为，提起张謇，无论历史学家还是平头百姓，“无不肃然起敬”。张謇的一系列头衔，使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与庚子国变中的‘投降派’联系在一起。为张謇作传的史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把他的这段历史，或者忽略不计——‘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或者逆行涂抹，让它好像不过是一个伟人一生中的一个很小的疤痕。”这就是说，在张建伟先生看来，张謇在庚子国变中是“投降派”，“投降派”当然是“卖国”的。他要揭开这一“史学界百年来的一大谜团”，还张謇“卖国”的真面目。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不能不作一番辨析了。

一、何谓

易帜

要回答“张謇易帜是‘爱国’还是‘卖国’”，首先必须弄清何谓“易帜”。“摘编”对此是这样阐述的：

1894

年，时际甲午，日本海军舰队侵入朝鲜，光绪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主战派与以大学士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政见各异，争论甚烈。张謇自然站到了他的老师翁同龢一边。当李鸿章打了败仗，带着枪伤，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张謇在翁同龢的指使下，向李鸿章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几天后，张謇再次领头发难。这一次炮火凶猛，以《请罪李鸿章公折》和《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最为力大。折中，张謇的炮火直斥李鸿章‘投降卖国’”。“当时，中国战败，举国气愤。张謇的奏折，正好为朝峙大臣找到了出气口。……加上张謇文笔犀利，措词严厉，很有爱国主义的感染力，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朝野争相传阅。张謇也以对西方强硬、坚决主战而名动中国。”

然而，“摘编”接下来告诉读者：在距甲午不到六年即1900年，又一次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之战时，张謇“竟然背叛了他当年的爱国主张，而另外主张与帝国主义和谈，并说服他当年唾骂为‘投降卖国’的李鸿章，和他一起再‘投降’一回（引者按：“摘编”在这里没有列出史料，而列出相关史料对判定张謇“卖国”是至关重要的），这惊人的对自己的‘主义’的背叛，使后世史家无不惊诧莫名。”

那么，张謇又是如何“另外主张与帝国主义和谈”的呢？“摘编”是这样阐述的：“1900 年即庚子年夏，当义和团和清军与八国联军作战，并围攻北京外国教堂，局势混乱，益发不可收拾之时”，张謇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以自己在朝廷中的影响力以及与南方各总督的关系，游说各总督，争取东南中国的和平。此时的大清王朝，最需要的是东南的支援。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中国南方的三大总督，手中握有重兵，也接到了朝廷一次又一次的谕旨，甚至是慈禧太后的亲笔信，要求他们支援北方战事，当此国难关头，张謇不是劝三大总督出兵保皇，而是劝他们在南方自保，并与帝国主义握手言和，这无论如何是个值得解开的谜”——以此为依据，张建伟提出了“张謇易帜是‘爱国’还是‘卖国”’这个大问题，他认为张謇的这一“易帜”表明他由“爱国”转为“卖国”。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张謇“易帜”，即由“主战”变为“主和”，由“爱国”变为“卖国”的呢？“摘编”列出了以下几条：“首先是张謇的老师翁同龢被罢了官”，“张謇欲腾骧政路的后台没有了”。其次，也是“更可怕的还是政治恐怖”。论据是，1899年秋，慈禧谋废光绪，曾经当过光绪老师的翁同龢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知道自己的处境更加艰危。当时，张謇正在通州，不了解老师的恐惧心情，派专人送“食物八种”，并函邀老师同游通州名胜狼山。而张謇得到老师的回函竟然是（译文）：“你我同游狼山之约，只好让它成为一个虚愿罢了。我从不乱说乱动，朝廷中还有人天天嚷嚷，要置我于死地。这样的‘天气’，我还敢和你扁舟出游吗？算啦！天冷了，你千万珍重”，“张謇惊出一身冷汗。政治，可怕的政治！别了吧，此后的日记中，我们还能看到，他对时局仍偶尔流露出一点冷嘲，但从根本上，他似乎永远告别政治了。”第三，“保全自己的利益”。与政治告别的张謇，“一头扎进了商场”，“到庚子年，他已经经商三年。一个大型企业，南通大生纱厂，将在这一年开始生利。”然而，就在这时，“义和团来了，八国联军来了，朝廷宣战了，国家动乱了，张謇的眼看要到手的巨额财富，就要在炮火中轰毁了”，“几年前的爱国主义的理想，在他的脑海中连一闪念都不再有——张謇，连想都没有想，就决定挽救自己，和这一切对着干。如果这一切意味着爱国主义，那么，对不起，他也要对着干，决不含糊！他不再理睬什么空洞的信仰，他要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他不管什么‘爱国’，或被人说是‘卖国’，他只是不要动乱，不管那动乱有什么充足的理由。他的理由只有一个：保卫自己的利益。”

以上这些，是“摘编”阐述的张謇的“易帜”及“易帜”的原因。

二、“言和”等于“卖国”吗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建伟先生提出“张謇易帜是‘爱国’还是‘卖国’”，或者说他认为张謇“易帜”是由“爱国”转向“卖国”，其逻辑之一是“言和”等于“卖国”——你张謇不是劝“三大总督”出兵保皇，而是劝他们在“南方自保”，并与帝国主义握手“言和”，你张謇就是“卖国”。这种逻辑能成立吗？让我们作些具体的亦即辩证的历史的分析。

在古今中外的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的关系史上，每临外敌人侵，总会产生言战与言和两派之争。那么，能不能说言战即爱国，言和即卖国呢？这要作历史的辩证的具体分析。一般说来，每当强敌压境、外敌入侵时，应当言战、应当举国一致拿起武器反抗侵略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言战即爱国，言和即卖国。例如，时际甲午，日本海军舰队侵入朝鲜，李鸿章的“言和”就是如此。其时，大清王朝的北洋水师与日本舰队旗鼓相当，某些方面还略胜一筹。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当此外敌人侵的关头，理当率部奋起抗敌。然而，他却畏敌如虎，主张言和，骨子里是屈膝投降。后来虽迫于君命

民意率部应战，但由于李鸿章治下的北洋水师是腐败无能之师，结果一败涂地。追根溯源，甲午之败，李鸿章难辞其咎，张謇以《请罪李鸿章公折》和《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炮轰李鸿章，实在理所应当，恰到好处。

但是，言战言和与爱国卖国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对等，而是比较复杂的，亦即不能简单地认为言战即爱国，言和即卖国。这里贯彻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在人类历史上，言和非但不是卖国而是爱国也不乏其例，最典型的要数列宁主张签订的《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条约》。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理所当然地与沙俄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政策一刀两断，摆脱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成果。但是，摆脱战争谈何容易，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等同盟国不依不饶，要大举入侵，从而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危险。当此生死存亡的关头，列宁主张与帝国主义的强盗们“言和”——签订和约，为此而举行的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谈判于1917年12月9日开始。以德国为主的同盟国说，和谈可以，但是得把俄国原属的约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大片地区划出去。面对德方提出的掠夺性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内在是否签订和约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分歧。列宁权衡国内和国际形势，主张接受德方的条件，签订和约，以便得到喘息时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巩固苏维埃政权。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坚决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国际帝国主义宣布革命战争。列·达·托洛斯基则主张苏俄宣布停战、复员军队、但不签订兼并性和约，即所谓不战不和，……谈判几经周折。由于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斯基在重开谈判时违背了同列宁的约定，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随即退出谈判，为此，德方便于1918年2月16日宣布停战协定失效，2月18日发动全线进攻。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在2月18日晚以七票赞成、五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了同意签订和约的决定。2月23日上午，苏俄方面收到了德方提出的更为苛刻的最后通谍。当天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以七票赞成、四票反对、四票弃权同意签订和约。2月24日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接受德方的最后通谍。3月3日，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签订了和约。和约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正如列宁预见的那样，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条约》签订和废除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言和不但不是卖国，相反却是爱国，是坚持爱国的一种必要的妥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言战倒未必是爱国——如上述的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主张的那样。诚然，张謇的“言和”与列宁的“言和”不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有很大的区别，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但在“必要的妥协”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列宁的“言和”是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必要的妥协；张謇为实现“南方自保”而主张的“言和”，就当时的中国处境而言，也不失为一种必要的妥协，至少从结果看，它使“庚子国变”没有造成更大的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损害，使富庶的东南地区避免了一场空前战祸。当然，这一点还要放在当时全国的政治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下文对此将有所涉及。

三、“保皇”等于“爱国”吗

张建伟先生提出“张謇易帜是‘爱国’还是‘卖国’”

或者说他认为张謇“易帜”是由“爱国”转向“卖国”，其逻辑之二是“保皇”等于“爱国”——如果张謇当时力劝“三大总督”出兵保皇，而不是劝他们在“南方自保”，那么，张謇就是“爱国”的。这种逻辑能成立吗？让我们也来作些具体的亦即辩证的历史的分析。

历史进入19、20世纪交接时，义和团的反帝风暴标志着旧世纪的结束，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起义和留学生运动揭开了新世纪的帷幕。1900年1月，义和团的狂飙巨澜迅速伸展到清朝心脏地区京、津、保一带。统治者惊惶失措，“剿抚两难”，陷入人民群众反侵略熊熊火焰的包围之中。帝国主义列强害怕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可能摧毁他们在中国的殖民主义统治，因而暂时协调彼此之间的激烈争夺，匆匆忙忙组织八国联军，从大沽口登陆，经由天津进犯北京，所谓“庚子国变”由此肇始。

在这样的形势下，与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时主战和主和的立场相比较，光绪与慈禧、帝党与后党各自来了个180°的大转弯。光绪与帝党内外有见识的大臣，都主张采取冷静和慎重的决策，反对不负责任和毫无准备的贸然“宣战”。但是，他们的意见被粗暴否定。顽固派的亲王大臣们利用义和团以发泄自己的仇外情绪，并打击、排斥一切进步事物。慈禧面对顽固派和义和团已经控制京师的严峻现实，深知“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同时也不满于列强一再阻挠废立光绪，因此，便想冒险把这场大火灾转移到帝国主义身上，为此对外“宣战”。她虽然对外“宣战”，但既无切实有效的作战部署，又无任何必胜的信念。她首先是只求保全自己，其次是借助外国军队来扑灭义和团这场“可怕的火灾”，再就是利用这一时机进一步清除帝党残余势力，直到最后废黜光绪。后来历史的发展把慈禧的这个如意算盘击了个粉碎。在八国联军的进攻面前，她先逃到太原，后逃到西安，累累若丧家之犬，最后以同意签订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等而保持了性命。

张建伟先生讲的“保皇”就是“保”慈禧这个“皇”，就是“保”这极端反动腐朽的、丝毫不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的、首先只求保全自己的阴险毒辣的女“皇”。

那么，“保”这个当时中国实际的最高统治者的“皇”，是否就是“爱国”呢？这个问题也不是一句话所能回答得了的。一般地说，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亦即面对强敌入侵之际，应当举国一致反侵略。在封建社会，皇帝是国家的代表，此时的保皇在一定意义上亦即爱国。但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0年的60年间，我们中华民族多次的反侵略战争均已失败，从而以割地赔款而告终。其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和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不堪一击。从这个意义上讲，爱国必先革命，推翻腐朽的封建制度和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张謇，毕竟不是出洋留学、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熏陶的孙中山，革命对他来讲是不可想象的。后来的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即使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建立欧美那样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的根本出路只能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人民共和国。“庚子国变”时的满清王朝，比“甲午”时更加腐败无能，入侵的也不是一个日本国军队，而是八国联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张謇力劝手握重兵的南方“三大总督”率兵北上“保皇”，结果又会是如何呢？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但其最后结果肯定仍是一败涂地。因为，古今中外全部历史表明，兵之多寡对战争的胜负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起决定作用，鸦片战争时，几十、上百万清兵就对付不了二、三万英军。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满清王朝风雨飘摇，即将寿终正寝，中国南方的“三大总督”尽管“手中握有重兵”，但面对八国联军，亦决无回天之力。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南方自保”虽然只偏安一隅，但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倘若南方“三大总督”率兵北上“保皇”，不但仍然挽救不了败局，而且中国的南方也必然遭受一场空前惨烈的战祸。在这里，“南方自保”与“北上保皇”之间，何者爱国、何者祸国，或者说何者比较地爱国、何者比较地祸国，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四、“别政经商”就“不爱国”吗

张建伟先生提出“张謇易帜是‘爱国’还是‘卖国’”，或者说他认为张謇“易帜”是由“爱国”转向“卖国”，是因为张謇慑于政治恐怖而“告别了政治”，并“一头栽进的商场”，因“几年前的爱国主义的理想，在他的脑海中连一闪念都不再有”；“他不管什么爱国，或在人说是‘卖国’，……他的理由只有一个：保卫自己的利益。”这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别政经商”就“不爱国”吗？

从“摘编”看，张建伟先生以轻蔑的口吻和尖刻的文字，对张謇别政经商几多贬损和嘲讽：“那时，中国人最重视的是科举，然而，到了世纪末，不能由科举成名的知识分子，焚毁笔砚，四方奔走，辗转谋食。…‘只有一种东西，不管春夏秋冬，永远吃香，那就是金钱。张謇，一个状元，去经商了，因为什么？因为状元已经不值钱。‘张謇，一个理想执著、信仰坚定的人，忽然放弃了理想，丢掉了信仰，好像放弃和丢掉一堆垃圾。因为什么？因为理想和信仰已经不值钱。”在这里，张先生把张謇说成了一味追逐金钱的势利小人，全盘否定其别政经商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在张先生看来，张謇只有一味地在清末的污浊政治中挣扎而不改弦易辙，才不是“放弃了理想，丢掉了信仰”，才是“爱国”而不是“卖国”。这里包含的理想观、信仰观、历史观与价值观实在令人难于苟同，只能使人瞠目结舌。

必须看到，张謇“一头栽进的商场”——理性的说法应当是“实业救国”及其思想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张謇不是思想极端迂腐的封建士大夫，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大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张謇看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因而思考怎样“救亡”？封建士大夫的局限使他的思想不可能上升到通过革命改变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以救亡的高度，而只能提出“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主张。这在1895年夏天他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件疏稿首先分析了《马关条约》的严重性，接着提出了加强国防、广开新学、提倡商务、讲求工艺等等建议，其中非常强调发展近代实业和近代教育。由此，他身体力行，走上了“状元办厂”“状元办学”的道路。这深刻地表明，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和中外资本主义的影响，促使张謇这个具有某些开明倾向的封建士大夫，把人生的道路逐渐转移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这是张謇的高明和光荣，而决不是张謇的投机和耻辱。诚然，由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没有变革，“状元办厂”的道路布满荆棘，充满坎坷，“实业救国”所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但对国家和民族的图强和发展总是有利的，至少开创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一个了不起的起点。说他主张“南方自保”

的“理由只有一个：保卫自己的利益”，这也不是什么羞耻的事，在这里，“保卫自己的利益”

与“保卫”中国民族工业的一点血脉是统一的。换言之，张謇的“一头栽进的商场”——“实业救国”思想和行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具有某些开明倾向的封建士大夫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能达到的“爱国”的最高境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久的最终的决定力量。变革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固然为生产力的大发展提供了前提，扫除了障碍，但是，生产力的发展也有自身的规律，需要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发现、去总结、去再实践。就此而言，张謇的“实业救国”“状元办厂”思想与实践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以至毛泽东主席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指出：“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以至今天提起张謇，无论历史学家还是平头百姓才“无不肃然起敬”。

相反，如果张謇按照后辈张建伟先生主张的“爱国”的逻辑行事，在甲午以后不改弦易辙，不萌发和实践“实业救国”“状元办厂”，不推动“南方自保”，而是一味地“主战”，并在庚子国变中与载漪、刚毅等顽固派亲王大臣为伍，那么，除了多一个载漪、刚毅们的陪斩者外，又谈得上什么“爱国”呢？

五、几点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简短的结论。

其一，在辩证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史观而非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看来，在当时中国的政 治历史大背景下，作为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张謇先生的“实业救国”“状元办厂”也好，推动“和谈”和“南方自保”也好，都是“爱国”的而不是“卖国”的。

其二，在辩证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史观而非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看来，判断某种主张与 实践是“爱国”还是“卖国”的根本标准，是看它是促进和保护还是阻碍和损害国家的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张謇先生当时的这些主张和实践是促进和保护而不是阻碍和损害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因而是爱国的而不是卖国的。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历史大背景下，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要的任务是通过革命推翻腐朽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和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变革生产关系；对于这一点，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张謇先生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和实践，这是我们不能苛求张謇先生和其他相同的前辈的。

其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评价某种主张和实践是爱国还是卖国，应当 应用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坚持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贯彻生产力标准、国家利益 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摈弃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观点，从诸如“主战即爱国”、“主和即卖国”等机械论中解脱出来。

参考文献：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

章开沅：《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编辑 陆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