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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在1923年71岁时写就的《年谱自序》的收尾处有一段值得我们深味的话：“謇年二十有二始有日记，至于七十，历四十有八年，视读古史殆易数姓。此四十八年中，一身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尝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不忍舍弃，撮为《年谱》，立身行己，本末具矣。系日于年，固有事在，以供后之作史而论世之君子，倘亦有所取裁
。”他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一生中所经历的大事“莫大于立宪之成毁”。他自称“持立宪之说十年，上疑而下阻”，为之付出很多。而“立宪所以持私与公之平，纳君与民于轨，而安中国亿兆人民于故有而不至颠覆眩乱者也
。”他认为，惟有立宪，才能用来保持私与公的平衡，才能使君主与百姓都纳入正确的轨道，才能安抚亿兆人民处于本来应有之状态而不至于被人颠倒和迷乱。立宪是关乎国家大局和人民福祉的大事，其它的事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因此，他对立宪之事“不忍舍弃”，并暗示后世“作史而论世之君子”不要忘记这件大事，并对立宪之“成”与“毁”作出公允的评价。
一、张謇立宪思想的形成
人的政治观念的形成总有一个孕育的过程，它与历史文化、时代潮流和社会现实密切相关。
1840年鸦片战争后，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从此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满清政府露出腐朽衰落的本相。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一些知识分子继承“经世致用”的传统，研究实际问题，寻求变革之道，今文经学派常州学派首创者庄存与重振今文经学，研究、传播《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并通过他的两个外孙刘逢禄和宋翔凤给龚自珍、魏源以直接的影响。龚从公羊学派汲取“变易”思想，认为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
。魏源接受公羊学后，形成较为明确的历史进化观念，反对一成不变的历史观，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
到了清季，龚、魏的“忧天下”“探世变”的思想成了变革者手中的理论武器。百日维新前，康有为进一步改造公羊哲学，将公羊的“三世说”与西方民主共和的政治学说和中国古代《礼记》中所提到的“小康”“大同”思想，糅合构建了新的“三世说”，即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小康世）——民主共和（大同世）。并以之作为发动维新变法的理论纲领。强调古代的“三世”相当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发展阶段，是天下万国的共同发展规律，变法维新顺应了这个历史的“必然”；既然古代儒家经典中已有“进化之理”，那么变法无疑是合理的。康有为的这一理论显然有牵强臆断的成份，激进而不科学。然而，它回应了时代的变革要求，如熊熊燃烧的火炬，给黑夜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严复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君主立宪，并断言“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黄遵宪曾驻外工作三年，对西方民主制度看得较真切，认为民主国家“弊病甚多”，“共和政体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主张采取“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孙中山认为：“满清政府腐败已极，遂至中国之国势亦危险已极，瓜分之祸已岌岌不可终日，非革命无以救垂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
康、梁等维新派首领百日维新失败后一转身成为保皇派，1906年梁启超发表《开明专制论》，公开宣称：“与其革命，不如改良；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
在这狂飙突起的时代，张謇自然也会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他也主张变革，认为“法久必弊，弊则变亦变，不变亦变”。但他受儒学习染颇深，对孙中山以推翻满清王朝为目标的革命思想持排斥态度；对维新派宣传的近代民权思想和国家学说也不认同，因而与维新派的关系若即若离。1895年7月，他为张之洞撰《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时，危机意识很强，“惶悚痛愤，寝食难安”，遂提了十条建议，意在强军和培养人才，并未提及立宪。1901年1月，清政府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实行新政，刘坤一电邀张謇赴宁商议如何回应诏令，张謇用了半个月时间写成《变法平议》，此文仅根据朝廷“除旧更新之谕，权因革省并之宜”展开论述，纠结于新旧之争，认为“变法之命脉，则在上破满汉之界，下释新旧之争”，也未提及立宪，不仅未引起朝廷重视，也未被刘坤一、汤寿潜所采纳。张謇“意绪为之顿索”，对政局持观望态度。
1903年5月，张謇应邀赴日本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并在日本考察实业、教育两个多月，令他大开眼界，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巨大变化。他到札幌看到街衢纵横，官廨学校宏敞整洁，工场林立，廛市齐一，遂作小诗《一人》：“一人有一心，一家有一主。东家暴富贵，西家旧门户，东家负债广田园，西家倾家永歌舞。一家嗃嗃一嘻嘻，一龙而鱼一鼠虎，空中但见白日俄，海水掀天作风雨。” ⑥这首诗辞浅意深，在对比中反映中日两国的巨大差异：日本“暴富贵”，中国“旧门户”；中国由“龙”变成任人宰刮的“鱼”，日本由“鼠”变成张牙舞爪的“虎”。突出了变法的迫切性。是年年底，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居然打败了俄国，张謇更是感慨万千：“日本全国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不同耳。
”他心中有了日本这个立宪成功的实例，就把君主立宪作为救亡图强的重要一策。他的觉醒似乎迟了一些，而他的决心和行动却比前面的一些人更执着，更坚韧。他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君主立宪运动，成为立宪派的领军人物。
二、张謇与立宪运动
张謇少有大志，考中状元后，更以天下为己任。1897年5月，他在致丁立钧的信中透露，在“奉讳家居”两年中因办团练和纱厂深感与本省官吏交涉甚苦，“精神智虑费于事外者十七，尽于事中者十三”，对官场风气颇为失望和无奈。“然而，（顾）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黄）藜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固常闻之而识之矣。凡夫可以鼓新气、祓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事，无不坚牢矢愿，奋然为之，以为是天下之大命，吾人之职业也。”
反映张謇对国家和人民的基本立场和人生态度。
1904年是立宪运动的准备之年。三月，张謇应承两江总督魏光寿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参与起草“立宪奏稿”。五月上旬，晤罗振玉商议编译刊印日本《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并撰《<宪法义解>后序》。五月中旬，探视翁同龢，谈及宪法，“老人极赞，亦以非此不可救亡，原动力须加火以热之”，张很受鼓舞。为争取实力派人物对立宪的支持，张謇致信袁世凯。这是与之绝交20年之久的首次通信，希望携手合作，推动立宪。
1905年是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一年，也是清廷伪装“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认真推动立宪的一年。张謇与汤寿潜、赵凤昌改定的《立宪奏稿》明确指出，“采用宪法，实行新政，以振积弱而图自强”。并强调，朝廷要变法自强，必须改革政体：“政体不变，则虽技技节节而为之，终属补苴之一端，无当安危之大计。”而变政体，归根结底在于立宪，要立宪应仿照日本宪法：“第欧美非澳各洲，种族各殊，宗教互异，党派又复纷歧，宪法即不能尽合我用。惟日本以帝国为政策，统于一尊，且与中国同洲同文，土俗民情大致不远，明治维新，当时亦由外侮激迫而成，其国势与今日中国亦复异地同揆。”
这是张謇首次向朝廷全面阐明立宪的主张。
1906年7月，端方、戴鸿慈出国考察宪政回到上海，张謇设宴招待并与他们商谈宪政。张謇告诉端、戴，当时“众心希望立宪也，实则知立宪之利益者无几人”，需要加强宣传工作。他主动为端、戴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大力宣传立宪的三大好处：君权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仿行宪政”谕令，称：“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知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及今惟有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等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以预储立宪国民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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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为之“奔走相应，破涕为笑。”是年冬，预备立宪公会正式成立，推郑孝胥为会长，汤寿潜、张謇为副会长。会上争论颇多，大体可分为急进和缓进两种，张謇属后者，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这是张謇在立宪运动中的基本方针。
1907年5月至11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先后在广东、广西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光复会领袖徐锡麟、秋瑾分别在安徽、浙江发动反清起义，全国局势动荡。清廷迫于形势于9月30日再发上谕：“饬令臣工，亟筹教育，普及地方自治，并申明君主立宪政体等因”，以表明“朝廷孜孜求治，实行立宪之至意”。10月16日，张謇撰《为设立预备立宪公会与郑寿胥等致民政部禀》，这篇由郑孝胥、张謇等22人签名的“禀”，代表了立宪派的基本立场。它是前面两次“上谕”的回应，重申“立宪之恩命必出自宫廷，立宪之实力必望之政府，立宪之智识必责之人民”
[11]
。表示要“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来报答“宫廷宵旰之忧劳”。同时又针对当时“革命风声远近哄起”的形势，提出“利用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阴消少数革命之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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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立宪派与王室的密切关系，与革命派的严重对立，为立宪之“毁”埋下了种子。丁未年，张謇劳碌奔波，但在立宪方面并无进展。正如他在年底所作的诗中所述：“一岁驰驱闲一夕，颓怀愁送月轮西”
[13]
1908年春，同盟会继续在广西、云南发动起义。11月，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年幼溥仪即位，清廷极为虚弱，张謇、郑孝胥等人两次联名致电宪政编查馆，希望他们“上念朝事之艰，下顺兆民之望”“奋其毅力，一鼓作气，决开国会，以两年为期。”但事实与他们的愿望相反，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定预备立宪期限为九年。立宪派大失所望。九年预备，简直是“以法令为罔上之美观，以章程为欺民之幻术”。于是预备立宪公会开始联络各省立宪组织，拟选派代表入京请愿。9月，江苏立宪派绅士在上海议商咨议局下设研究会之章程，并公推宁、苏两属咨议局筹办处总办。张謇被推为筹办处总理，主持具体事务，使张謇成为立宪运动的实际领导人。1909年9月，江苏咨议局成立，张謇选为议长，随后发起国会请愿运动。
张謇为请愿运动殚精竭虑，周密安排。他与江苏巡抚瑞澄商定：瑞联络各省巡抚，请速组织责任内阁；张联络各省咨议局，敦促速开国会，双管齐下，向朝廷施压。1909年冬，16省咨议局代表齐集上海，组成33人的请愿代表团。12月30日请愿团离沪赴京，出发前，张謇赠言：请愿的目的是“谋所以纾国家之艰，而称先帝明昭立宪，使人民参预政权之盛旨”。在道义上无可厚非。讲究礼仪，“秩然秉礼，输诚而请”，作风上无瑕可击。态度坚决，“得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穷”
[14]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1910年1月16日，请愿团抵京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张謇在上海赋《感事》诗：“世上风云若可惊，人心矛戟几时平。老夫一笑浑闲事，夜半霜天看月明。”
[15]
似乎对自己精心策划的请愿有几分自信和得意。然而以醇亲王载沣为首的清廷，对请愿团的“输诚而请”无动于衷，1月30日发布上谕，拒绝请愿团的请求，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6月上旬，张謇撰《国会代表第二次请愿书》，再次强调速开国会的急迫性，“有国会然后可以举行宪政，无国会则所谓筹备皆空言。”并警告当权者，今“天下骚然，朝廷若无雷霆之举动，以昭苏薄海之生机，恐人心一去不复回，国运已倾而莫挽”
[16]
。这次请愿有20余万人参与，但清廷顽固如旧，并警告，“毋得再行续请”，第二请愿又告失败。紧急着张謇着手第三次请愿的准备工作。10月4日撰《致各省咨议局拟组议长请愿团》：“国会请愿，两次无效，群望三请”，“此次请愿，拟向资政院陈请，建议以期必达”；请愿之人为议长，合成一议长请愿团，并表示愿与各省议长亲赴京师。当时正值新成立的资政院开议，代表团乘机上书，并四处游说，资政院一致通过速开国会的决议；各省督抚也联名奏请立即开国会。迫于压力，清廷于11月4日发布上谕，承认“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11月6日，张謇闻朝廷有提前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并允预行组织内阁之诏书，欣喜若狂。11月9日，他在《申报》以江苏咨议局名义发表致资政院电。“请愿有效，天恩高厚，感激涕零。钧院大力维持，谨代表大江南北，泥首叩谢”。又刊致程德全电，感谢其支持请愿。还电各省咨议局与本省各团体“速谢咨政院”。还准备以江苏咨议局出面倡议于16日举办以庆祝国会即将召开为名义的活动，议员群起反对，当时有议员在报上发表声明“不承认有此容易涕零叩首之代表”
[17]
。一张上谕，一个微小的让步，未见实质性行动，就如此欣喜，如此满足，显然做过了头；未经商议，未作沟通，就在报刊发表文章，造成咨议局内部歧见，请愿团分裂，以至清廷驱逐请愿代表，逮捕惩办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使第三次请愿失败。这是张謇在立宪运动中的又一败笔。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以奕劻为总理大臣，排斥汉族人臣，进一步实行集权专制，全国舆论为之哗然，立宪派与清廷严重对立。张謇无可奈何，尽管他联名写信劝载沣“危途知返”，请赵庆宽回京“痛切密陈勿以国为孤注”，都无济于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已经朝不虑夕。10月16日张謇撰《代鲁抚孙宝琦苏抚程德全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这是他为挽救清王朝开的最后一帖药方：“沸羹之势将成，曲突之谋已晚，论者佥谓缓急之图标本兼治。治标之法，曰剿曰抚；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恶，实行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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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骗人的把戏，一方面镇压革命，一方面欺骗舆论，以求苟延残喘。然而，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君主立宪也不是包医百病的万应灵药，满清皇朝还是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土崩瓦解了；同时也宣告“君主立宪政体断难容于此后之中国”（张謇语）。
三、张謇立宪的“成”与“毁”
历史是复杂的，对某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能用“非黑即白”或“成王败寇”的简单逻辑去评断。在清季，救亡图强是中国的“主旋律”，许多仁人志士从不同的角度探究救亡图强的途径。从政治的层面看，康有为选择了“维新”，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立宪”。维新运动很快失败了，然而它猛烈冲击旧制度、旧文化，其启蒙意义重大，谭嗣同大义凛然，勇于为变法流血牺牲的精神以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诗句，“拔起千仞，高唱入云”，感人肺腑。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革命成果很快被封建军阀窃取，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江苏巡抚程德全只是在巡抚衙门换上军政府招牌，将巡抚改称为都督，其余一切未变，可见辛亥革命也失败了。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黄花冈烈士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和奋斗精神与天地“并寿”。立宪运动暴露了清政府的顽固腐朽，揭穿了伪装“预备立宪”的骗局，加速了清皇朝的灭亡。立宪运动失败了，而立宪精神是永存的。总之，先贤的探索不是毫无意义的，这些仁人志士或多或少都奉献了他们的智慧与才华，乃至生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了贡献，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进，他们探索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值得后人记取和借鉴。因此，对张謇立宪之成与毁应作具体分析。
张公立宪之“成”，大而言之有三。
1.君主立宪是救亡图强的重要一策。
1909年秋，张謇应邀赴杭州做增韫的思想工作，希望江、浙两省在立宪问题上步调一致。晚上与汤寿潜等人交谈，浙人挹之（蒋汝藻）说：“以政府社会各方面之见象观之，国不亡无天理。”张謇立即回应：“我辈尚在，而不设一策，至坐视其亡，无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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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张謇热爱祖国敢于担当的精神，这里的“一策”显然指立宪。他在《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中进一步指出，立宪即使请愿失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可见立宪在道义上是无可厚非的。君主立宪远比君主专制进步，康有为将君主专制称为“据乱世”，把君主立宪称为“小康世”，两者有质的区别，前者属人治，后者属法治。“以法治者，则在组织之始，即存一永久性质，不视人为转移。以人治者，则其人即号开通，而萧规曹随古已罕见，人亡政息，此亦吾国数千年来受弱之一大原因。”（见张謇《复毛庆蕃函》）立宪内涵丰富，影响巨大，正如张謇所说：“立宪云者，通政府与人民之隔阂也；改设内阁者，统一各部之事权也；连带责任者，联络各部行政方针而使一致也。”立宪带动政体的变革，带来权力格局和权力运作能力的巨大变化。从历史的角度看，张謇立宪一策有其正确的一面，合理的一面和进步的一面，因而是立宪之“成”的一个方面。
2.立宪运动是对满清王朝的沉重一击。
清廷1901年的“变法上谕”，1906年“预备仿行宪政”诏书都是在清廷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发布的，目的是欺骗舆论，笼络人心，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带有明显的欺骗性。立宪派则假戏真做步步进逼，以图弄假成真。张謇在《致袁树勋书》中有一段精采的表述：“立宪之谕，人以为假，走以为天下之人当咸认为真。认真而后有希望，有希望而后有精神，有精神而后有思虑，有思虑而后有学问，有学问而后知要求，知要求则真真矣。”
[20]
直到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定预备期限为九年，骗局暴露无遗，于是张謇组织发动了三次请愿活动。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揭穿了清廷假立宪的骗局，暴露了清王朝统治者狡滑、虚伪、腐朽、顽固的丑恶面目，使其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从而加速其灭亡。张謇在1910年11月2日《致工衡甫函》中说出了他的心里话：“私念人民对于国家，方其危也犹子弟待长老之病，为之求药，为之求医，为之祈天乞佛，如是止矣。若长老之忌医却药，詈天呵佛，自是长老一方面事。不幸而长老不可救，子弟之义尽矣。”
[21]
言下之意：我们是真心实意为你治病，而你“忌医却医”，自陷于不仁不义之地，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这似乎是歪打正着，但从历史的角度看，立宪运动主观上想“保皇”，客观上确实给清政府沉重的一击，加速腐朽王朝的覆灭，亦应算是立宪之“成”的一个方面。
3．立宪精神是最可贵的一宝。
张謇立宪精神，指其上下求索，纵横比较，为救亡图强设立宪一策之精神，殚精竭虑，身体力行，为立宪运动奔走呼号之精神；贯彻法治思想，坚持以法理政，在实践中立法、执法、学法、用法之精神。清朝从顺治至溥仪270年间未有宪法，朝廷官吏常以“祖训”为法，这是清朝保守落后的重要原因。张謇立宪未成，他的立宪精神却永传后世。他听法政讲座，办政法学校，培养政法人才。他关注与民生有关的行业的立法，“国计之大利在盐，而大害在枭”，于是多次作文提出“变盐法”，并参与盐法的制订。他注重法律效力，认为“保全法律之效力，乃可以定民心；保全商律之效力，乃可以兴实业。朝令暮更，则信用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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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年张謇对立宪价值领悟更加透彻，认为“世固不能皆舜禹也，不能舜禹而欲其公，固莫如宪法”，进一步强调立宪的必要性。他还说，“黄帝以来，五千年君主之运于是终，自今而后百千万年，民主之运于是始矣”
[23]
。从历史的角度看立宪的前景，现在“君主”已去，民主已来，立宪正当其时。实践证实张謇预见的正确性。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宋教仁赶到武昌连夜起草《鄂州约法》，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拟定的第一部带有宪法性质的法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便着手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文献。以后多届政府无不注重“立宪”。这是张謇立宪最可宝贵的成果。
张謇认为，“由专制改立宪，决无不冲突之理，何况多一重种族障碍。其必由乱而几于治，瞑眩乃瘳之阶级，势所必经，恶乎而避”
[24]
。可见张謇对立宪的困难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立宪之“毁”似乎也难以避免。造成立宪之“毁”的原因是多方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有国内因素，亦有国外因素。张謇曾明确指出，“世界各国，不愿我有国会，有内阁者，惟日尤盛”，而且手法狡诈，居心叵测，“并韩以后，进取益剧，其缓我上下自固之方，多托于仁义道德之言。大隈致殷勤于下走，殆不一端，其言皆恳款可听，然综其施于人之已事观之，决不足信”
[25]
。然而，造成立宪之“毁”的主因是清廷的腐朽顽固和张謇自身的软弱和妥协。
立宪“毁”于清廷的腐朽顽固。张謇看到了“由专制改立宪”的难度，但他轻估了满清王属的权力意识和朝廷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改革的强度。满清王属的权力意识很强，他们认为这个江山是他们的老祖宗打下来的，决不会轻易让给汉人，他们借立宪之名，行满族贵族集权之实。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11.6），清廷公布中央官制改革方案，迫使袁世凯将已练成的“北洋六镇”交出四镇，归满族亲贵控制。次年八月，又把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调升为军机大臣，剥夺了两位实力最强的汉族总督的实权。宣统元年（1909），载沣执政，为笼络人心，表示推行立宪，下令各省成立咨议局。同时，他罢斥军机大臣兼外务尚书袁世凯，令其回籍“养病”，自任大元帅，亲统禁卫军。立宪派请愿速开国会，因为“国会有议政之权，然后内阁得尽其职务；内阁负全国之责，然后皇上益处于尊崇”
[26]
。而朝廷官吏关心的不是皇上的“尊崇”，因为光绪近十年未受“尊崇”，他们关心的是自身的权益。国会一开，权力转移至内阁，因此反对开国会，等预备立宪九年期满后才开国会。显然用“拖”的办法取消立宪。后经请愿，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然而，他们赶在宣统三年三月（1911.5）宣布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13位内阁大臣，满族贵族占9人，军政大权进一步集中到皇族亲贵手中。而张謇则认为“主革命者目为助清，清又上疑而下沮，甲唯而乙否，阳是而阴非，徘徊廷延而濒于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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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看到清廷“徘徊迁延”的表象，未看清迁延背后的本质，造成立宪之“毁”。
立宪亦“毁”于张謇自身的弱点。第三次请愿他动员16省的议长和督抚，加上资政院的支持，清廷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得不作出让步，宣布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对于朝廷的让步，他满足了，宣布“请愿有效”，对资政院“感激涕零”，还准备为未来召开的国会开庆祝会，造成立宪派分裂，导致第三次请愿失败。他作为立宪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无疑负有若干责任。他作为封建士大夫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把立宪的希望寄托于朝廷，强调“立宪之恩命必出自廷宫，立宪之实力必望之政府”，从而失去了立宪的主动权；而他仰仗的政府却是个十分保守、十分顽固、十分腐朽的政府，这是立宪失败的主要原因。作为从事实业和经商的资本家，与西方列强有密切关系，他们希望打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处于对立的地位。其实清政府畏惧的是革命，每当革命浪潮掀起，清廷则依靠立宪来“阴消”革命，张謇对此心领神会，却不知道借助革命力量倒逼政府，推进立宪，因而在与清廷顽固派的抗争中感到势单力薄。这是导致立宪失败的又一原因。
然而，张謇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都无法超越其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因此，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我们只能历史地理解张謇；辩证地评价张謇；对于其“立宪之成毁”，我们亦敬其所“成”，惜其所“毁”。
参考文献：
[1][2][23][27]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565页，上海
辞书
出版社，2012年
[3]《释风》，《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28页。
[4]《筹鹾篇》，《魏源集》下册，第432页。
[5]《在旧金山丽婵戏院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42页。
[6][8][7][13][15][19]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557页，第577页，第424页，第653页，第694页,第690页，上海
辞书出版社，2012年。
[9][10][11][12][16][18][22][26]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118-119页，第142-143页,第207页,第228页，第209页，第195页，上海
[1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348页，上海
辞书出版社，2012年
[17]庄安正:《张謇先生年谱》第313页。
[20]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1628页，上海
[21][24][25]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264页，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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