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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与陈炽是生活在同一时期并都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两位杰出人物。出于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共同关注，二人不约而同倾尽毕生精力加入实业救国的浪潮，影响深远。在当时,“洋务派”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发达的工商业，“鲜有留心农事者”的情况下，二人却都对农业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其间既有许多共通之处，又各具特色，在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时期，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分析、比较和总结，以提炼精华，启发后世。
一、忧心国势，力主兴农
张謇的实业情怀，源自于其幼年教育。张謇出生于富农兼小商人家庭，自幼就接受了父亲“天下大势，非农商不能自立”的教育。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状元及第，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官职。此时，国际资本主义逐渐演变为帝国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面对时局，清政府却日益腐朽。张謇极其愤慨，并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忧虑不已。张謇深刻地感受到“今人民痛苦极矣”
，“政局未定，民困尤深”，他“时励于学，而微之事，察政治之良窥，民生之利疡”，毅然决定放弃仕宦前途，改弦易辙，投身实业，实现他“实业救国”的理想。张謇的家乡南通久为我国产棉重要之区，“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张謇对此痛心不已，在他看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
。为挽回利权，张謇提出了“棉铁主义”的思想主张。所谓“棉铁主义”，正如张謇所说的：“顾所谓农工商者，犹普通之言，而非所谓的也，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智不集，犹非计也，的何在？在棉铁，而棉尤宜先。”
为了实践自己的理想，张謇决定利用家乡棉产优势，兴办机器纱厂。历经“千磨百折，忍侮蒙讥”，“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
，终于在1899年5月建成了大生纱厂。相较手工纺纱，机器生产效率提高可近百倍，稳定的原棉供应成为机器纱厂生产经营顺利的重要保障。出于充分利用地缘优势、降低原料成本、保障纱厂稳定发展的考虑，张謇开始尝试大农业生产方式
陈炽（1855～1900），原名家瑶，字克昌，后更名炽，取字次亮，别号瑶林馆主，
江西
瑞金
人。陈炽自小聪颖超群，“少小富文史，六艺资藻绩”
。19岁以生员身份参加省试便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入京，备作拔贡。次年朝考，录为一等第四名，钦点七品京官，签分户部山东清史司任职。光绪八年（1882），应乡试中举人，任职户部。光绪十二年，陈炽参加军机章京录取8名的考试，一举夺魁，任户部额外司员。此后，相继任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户部郎中等要职。陈炽认为“学问之道，非游历多、见闻广，不足以济大艰、任大事、兴革大利弊”，于是“仗剑游海疆、足迹遍天下”
。通过考察，陈炽认为国家财政来源之所以日为紧缩，人民生活之所以日益难艰，是因为出现了“古之时，财不在上则在下，否则饱于中，今则不在内，而流溢于外”这样的漏卮。要堵塞这一漏卮，就要振兴商业。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时至晚清，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造成了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农业受其冲击开始衰落，加之自然灾害频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造成“生民失业、困苦难堪”的局面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爱民之心，天心也，养民之道，天道也。富国莫要于养民。”
陈炽认为政府负有“养民”的天职，“养民”是实现富国的必由之路，正所谓“不能养民，何能富国”
[10]
。只有政府善待农民，重视农业，才能恢复农业生产力，从而巩固社会经济基础，振兴商业，实现国家富强。
张謇与陈炽生活在同一时期，一方面，都经过科举取仕，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将“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投身实业救国的浪潮，另一方面，积极学习吸收西学精华，运用到富民强国的实践之中。二人都以解决底层民生问题为出发点，提倡发展农业。有所不同的是，张謇出生富农兼小商人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对农村和农民有着更多的亲切感和较深的认知。陈炽出生官员家庭，对农村和农业接触较少，但由于长期任职户部，时常游历各处体察民情，对农民疾苦同样有较深的理解。出生以及经历的不同造成二人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张謇更关注农民个体的生存状态，陈炽则多从政府职能考量，但在对于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上又殊途同归，并为此奔走疾呼。
二、勉力倡导，多有共识
基于对发展农业的关注，二人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对策，形成了各自的农业观内容。二人虽未正面接触，但就农业观的具体内容来看，却有着诸多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对于农业的地位与作用的观点
甲午战败，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军事工业化为泡影。在深刻总结经验，思考国家出路后，张謇认为：“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固宜然。”
[11]
他将农业看作是立国的根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的发展之源，是工商业发展的基础，经济近代化离不开农业的近代化。
在对于农业的地位与作用方面，陈炽与张謇的观点是一致的。陈炽指出，“经制国用，举出于农”，“五谷之利，在各业中为至微，而耕作之功在各事中为至苦。然一日不耕，天下有饥者，农政之所关，又在各务中为至重”
[12]
。作为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陈炽指出：“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
[13]
可以看出，陈炽认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它不仅解决了人们的衣食住行问题，还是轻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不仅如此，对于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农产品还是直接的出口物资。从陈炽的著作《续富国策》来看，该书按农、矿、工、商等不同门类分为四卷，农卷列在首位，全书共六十篇，农卷就占了十六篇，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强，反映出作者对农业问题的重视程度。
2.农工商协调发展的主张
张謇除了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之外，他还认为农工商之间存在“相因之势”，即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张謇曾就自己所主营的棉业举例作了进一步阐释：“棉之始，农之事；棉之终，商之事；其中则工之事。未有能澈首尾一以贯之者，无始则无以资于人，无终无以资人，而无策于中，则无以资人资于人。”
[14]
只有将三者联为一个整体，通过之间的互动，才能实现产业共同持续发展。
对于农工商协调发展陈炽也持相似观点，他曾说：“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商之源在矿，矿物开则五金旺，而财用可丰也；商之体用在工，工艺盛则万货殷闻，而转运流通可以周行四海也。”
[15]
陈炽认为农工矿商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缺一不可，利用它们之间的关系构建产业链发展农工矿商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3.对于农业多种经营的提倡
张謇提倡农业生产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他曾说：“中国生齿繁而遗利，若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赡。”
[16]
他这段话里的“农业”指的是种植业。在他看来，中国地域广大，自然条件因地域各有不同，农业类型也应多种多样，不能仅限于种植业，应发挥地区优势，扩大农业经营领域，发展地方农业。为此，他提倡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对于这一点，由他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张謇在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时，对于垦区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有过一番长远打算。按他的设想：“海门言垦利至近者十年，远或二十年。自筑堤至能种棉豆粟麦之日，中隔批卖、召佃、辟渠、通沟、潴淡、种青，寸寸而度，诚亦非一二十年不可。(有筑堤十余年，未辟沟渠，至今犹未开垦者。)今腾出年份，将畜牧列在种青之后，种棉豆粟麦之前，畜牧所遗之肥料，即可粪地，畜牧所卖之利息，又可浚渠。先择地千亩试办。第一堤成，种青一二年，即将牧场移入，又一二年后移入续成堤内，以次递移，五堤皆周，则散牧于堤渠之间，其堤脚渠唇，遍植桐桕(土性相宜)，奇零之地，兼事林业，务使本利循环相生，故垦与牧兼办。”
[17]
张謇不主张单纯种植棉花，而是以棉花为主打产品，兼种麦、豆、粟，使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共同发展，农产品实现多样化，通海垦牧公司“夏季除植棉外，并种玉米、大豆，冬日可小麦、蚕豆等，岁有两获。更有夏日以早稻与棉花轮种者……作物颇为复杂，已变一物制为多物制矣”
[18]
陈炽对于农业多种经营也是极力提倡。在他看来：在农业方面，应“教之树畜，使桑麻机抒、狗彘鸡豚、五谷之外、余利充溢，即所以补之也。濬以沟渠，使畎浍距川、井泉塘堰、一夫之力倍获丰收，即所以助之也。大约种谷之外，苟不树不畜，一水利不兴，则其地之民必贫窘而不能自给也决矣”
[19]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土壤、气温条件皆有不同，应“因地制宜，创兴大利”。如北方地区，草原广阔，森林茂密，应重点发展畜牧业与林果业；沿海地区则可充分利用海洋资源重点发展渔业。发展多种经营是富民强国的重要途径之一。《续富国策·农书》是陈炽农业多种经营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该书涉及范围广泛，包括兴修水利、讲求农学、种树、种葡萄制酒、种桑育蚕、种竹造纸、种樟树熬樟脑、种橡胶树制橡胶、种棉、种茶、种甘蔗制糖、种烟、种咖啡以及畜牧业、渔业等等，每一领域陈炽均辟专篇论述，可见其对于发展多种经营之关注与期待。
4.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的见解
甲午战败后，张謇注意到我国农业衰疲的窘境，发现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农业的急剧衰退日益成为国家富强的软肋。他“考之泰西各国，近百年来，讲求农学，务臻便利，亦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当时西报“谓以中国今日所有之土田，行西国农学所得之新法，岁增入款可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张謇闻之感慨不已：“国家今日不必二百兆赔款（《马关条约》赔款）之忧，而二十三省山林川泽田野不治之可忧；不必开捐加厘陆师海军之亟，而究行蚕桑树艺畜牧制造之宜亟。”
[20]
他极力提倡发展农学，改变现状。“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识之本，基于教育。”
[21]
为了发展农学，张謇开始着手兴办各类学校，包括初等农业实业学堂、初、高等农业学校、农科大学，以及一批农民培训机构，形成了一个由下及上、层级分明、分工明确、相互联系的较为完备的农业教育体系。这些教育部门在作物品种的引进、改良和培育、农业病虫害的防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南通农科大学还曾一度与当时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相提并论，成为我国棉作改良三大机关之一
[22]
。除了兴办教育外，为了服务农业生产需要，张謇还在军山上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民办气象台。农业生产方式上，张謇曾有在垦区采用机器开垦的设想，但由于无论资金、技术，都不具备机械化施工的条件而不得不放弃。但其采用机器开发的设想却对我国农业机械化生产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对于科学技术的作用，长期接触西方文明的陈炽有着深刻的认识。据他调查，西方国家大都“农事有书，植物有学，近更化分土质，审别精粗，故能百产蕃昌，亩收十倍”
[23]
，相比较而言，中国则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所产产品因之很难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究其原因，陈炽认为在于“天下农民大都愚拙，安常习故，不愿变通，又恐舍旧图新，利未形而害已见，……古今之通弊一也”
[24]
。因此应“将旧日农书，删繁就简，择其精要适用者，都为一卷。仍翻译各国农学，取其宜于中国凿凿可行者，亦汇为一编，颁布学官，散给生童，转教农人之识字者。”
[25]
农业技术落后在于农学之不兴，要兴农学重在教育。即农业技术落后在于国民较少能够接触到农学知识，尤其是对时下先进农学知识不了解，因此有必要择国内外农学之精要，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再转教农民，农民接受教育后，眼界就会有所开阔，传统的价值观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从而有利于新技术的接受和推广。此外，陈炽也主张使用西方机器发展农业，“俾用力少而见功多，如伊尹之区田，亩收数十倍”
[26]
，主张中国要改良农业生产工具，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
5.对于兴修水利的重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对于这一点，张謇有着深刻的认识，无论是在黄河，还是淮河治理上，张謇都有着卓越的见解和突出的贡献。仅以通海垦牧公司为例，该公司在原有出海河港之间根据自然地形，围成形状比较规则的、各自独立的、被称之为“堤”的八个大单位，这样，既便于逐步修建防御海潮的大堤，各“堤”的内涝又可与内陆农田一样，经原有河港排泄出海而互不干扰。通海垦牧公司的外堤底宽4丈，面宽1丈，高1.2丈，里堤底宽1.5丈，面宽8尺，高8尺。与沟河配套的是涵闸，用以沟通全公司的水系。在一些主要出海港口则建大闸，他们大都是钢筋水泥结构，这在当时即使是中国的大城市也并不多见。通海垦牧公司在建设水利工程和农田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大量资本，这在封建的地主经济形态下是一个根本改变。因此，有学者认为：土地经营者能否把大量资金投入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是区别资本主义大农业经营还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
[27]
中国自古水患严重，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陈炽通过比较南北方水利设施对农业生产的不同影响，强调兴修水利的重要性。他指出：“浙之杭嘉湖、苏之苏松常太各属，沟渠河道，经纬井然，每三家之村必有一浜可以通船者，井里桑麻，蓬茸荟蔚，黄云四野，亩收十钟。江南下湿之区，禹贡厥田下下，今何以忽居上上也？则水利之修举为之也。”而反观北方，“水则一望滔天，旱则千里赤地，黄河、永定河岁岁漫决，百姓流离转徙，无岁不灾，官赈商捐，永无了日，则沟浍不通之故。”
[28]
他又指出：“水利不兴，则其地之民。必贫窘而不能自给也决矣。”
[29]
至于具体如何操作，陈炽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首先，“治河之本在开渠，沟浍多，则水有所容，而伏秋涨减；治河之标在种树，林臀密，则堤可长保，而霜汛澜安”
[30]
，即广开水渠是根本之图，而种树保土是固本之方。其次，陈炽认为整治水利河防必须循序渐进。他主张首先循河而上，“开渠建闸”，利用自然水利资源；其次，以此为基础在“距河十里”之地“遍开水田”兼以“树艺有方”，以达到“旱潦有备”；至于沿河十里以外的区域，只要有民愿意开垦，也可允其引渠水灌溉
[31]
。依法节节推进，自下而上，即所谓“循序渐进”。
6.充分发挥博览会的作用
博览会是旨在通过展陈产品以促进销售、扩展市场，从而对国家经济发展发挥促进作用的临时经济组织，始于1851年的英国伦敦。对于博览会的作用，张謇深有感触，尤其是东游日本期间应邀参加在大阪举办的博览会，张謇大开眼界，触动极深。回国后，一直热心于国内博览会事业的发展。1910年，在南京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南洋劝业会，张謇直接参与其事。在家乡南通，为了将农校的研究成果传播给广大农户，将研究成果转化到实际生产中，1913年，在张謇的组织下，农校举办了“农产品评会”，此次品评会历时两天，计得奖者千余人。这次“农产品评会”是农校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对外交流活动，也是农校研究服务于社会的初次尝试。正如张謇所言：“成绩较优而不谋普及，犹之富人日守窖金而不谋用途，徒夸财雄耳。”
[32]
在成功举办“农产品评会”的基础上，为了“展览本校棉作成绩，也以企图增大棉作改良之效果，也以普及农民栽培之新法，并以增广学生实习棉产品评之智识”，农校于1915年开始举行“棉作展览会”。“将各种试验方法所得之成绩，汇齐陈列，任人观览而品评之，以介绍于一般之农家。”
[33]
与“农产品评会”不同的是，这次的展品大都为农校出品，且颇具规模。虽只两日，而参观者竟有五千多人，其中农民占60%。鉴于第一次“棉作展览会”所取得的成绩，这种方式得以长期保持了下来，对宣传农业科学技术成果，促进农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博览会及其作用，陈炽也十分关注。他曾在《续富国策》中指出：“赛会一事，实扩充商务之本原，所以浚发心思，开明耳目，使商人之智慧日增，而商货之流通日广者”；“泰西各国，君民上下，皆亟亟焉视赛会为要图……经一次赛会，则其国工商技艺各业勃兴”。鉴于博览会在开风气和促进商品贸易方面的显著影响作用，他建议中国在沿江沿海各埠设法仿行西方赛会，并寄托了自己的期望，“各运货物比赛销售，则风气渐开”，“富强可翘足待”。
三、环境影响，各有所长
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共识的同时，由于二人各自经历和身份环境的不同，也造成了他们的农业观在某些具体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关于如何看待政府与个人在发展农业中的作用
陈炽长期在政府任职，更多的是从一个官员的角度看问题，在农业发展上，更是如此。他强调政府、农官在发展近代农业中的作用。如对于水利一项，陈炽十分看重其对于农业发展的作用。他相信只要政府能把恢复农业生产的注意力先集中到兴水利、防水患上来，农政就定会复兴，人民也会渐富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兴水利以防旱潦……斯农政可兴，农功可立，民生日厚，而民气日强也”
[34]
。而关于如何发展，陈炽认为：“水利沟渠，备旱潦，非一人一家之力所能为者，无以董之，则废而不修矣。”
[35]
“董”在古汉语中的基本解释指的是统领的意思。如“董之以武师”（《左传·昭公十年》）、“出则监察而董是非”（《后汉书·陈忠传》）等等。陈炽这句话的意思即水利之类的事情，依靠个人或家庭的力量是行不通的，非在政府的统领下无以实现。就农民而言，“小民可与乐成，难与图始，非官为经理，决不能相与有成”
[36]
。事实上，并非仅水利一项，在陈炽看来，诸如筹集资金、植树造林，以及引导农民科学种田等，都需要政府为之出面组织。因此，陈炽指出，政府应该关心农民，设立农官，发挥督导作用。
与陈炽不同的是，张謇有感于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觉依靠这样的政府难以成事，毅然决定弃官回乡，兴办民族工业振兴地方经济，做出榜样，辐射全国，实现国家富强的政治夙愿。他一手主持并参与了南通的地方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张謇自己也认为“南通以个人之力致是”
[37]
。同时，从张謇兴办地方事业的历程中不难看出，张謇并不是脱离政府办实业，他一方面积极向政府建策建言，一方面充分利用政策为地方办事，而不是完全依赖政府。如早在1895年筹办南通团练，规划沿海防务时，张謇看到通海交界处“高天大海间之一片荒滩”
[38]
，就曾提出“久荒之地，听绅民召佃开垦成集公司用机器垦种”
[39]
，推广果木、桑棉等经济作物，发展农牧业生产的主张。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奉旨要求在江浙等地垦荒兴农，张謇利用这一契机，努力向刘坤一寻求支持，获得批准组织垦牧公司开办盐垦事业，于当年组织成立通海垦牧公司，成为江苏乃至全国第一个规模化大农业生产基地，同时也是我国第一个成功将西方公司制引入农业生产领域的农业生产单位
[40]
陈炽将实现农业发展完全寄托于政府的作用，忽视个人力量，显现出他在这方面认识上的局限性。张謇则既联系政府，又结合地方实际，发挥个人能力，在思想认识上要高出陈炽一筹。
2.在农业规模化生产方面的不同看法
机器纱厂的经营顺畅，有两点至为重要，一方面是要有大量原料的稳定供给，一方面需要控制成本，提高利润。但生产大量廉价而优质的棉花原料，是传统的小农生产难以做到的。出于纱厂发展的实际需要，张謇大力倡导大农业生产方式，将公司制引入农业生产领域，集中土地、人力、财力、科技等资源，重点发展规模化农业生产。
在这方面，陈炽与张謇的观点有所不同。他在总结英国大农制和法国小农制的各自优点后说：“中国于此，诚宜兼收并采，择善而从。如南北各省，乡里之富人有拥田数千亩数万亩者，宜劝令考求培壅、收获新法，购买机器，使用力少而见功多。……如农民只有数亩数十亩之田，专植五谷、还清赋课，闭户啼饥，一有荒年，弃田逃荒，则宜仿法国之法，因地制宜，令各种有利之树或畜牧之类，而为之广开水道，多辟利源，则贫者亦富矣。”
[41]
主张把大地产改造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农场，推行机器生产。至于个体小农，则可仿效法国做法。另外，关于公司制，甲午战争之前，他就对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等国靠公司之力“开辟新地”深有感触，指出“公司一事，乃富国强兵之实际，亦长驾远驭之宏规”
[42]
。但就我国实情，陈炽认为尚缺乏相应的法律保护，应该“将英美各国公司章程择要删繁，通行刊布，使商人传诵揣摩，以明其理”
[43]
。在他及一部分有识之士的提倡下，清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与法规，并于1903年正式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公司律》，为晚清公司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
张謇由于实际需要，将重点放在了发展大农业上，陈炽则从宏观视角提倡大农业与小农业生产结合，后者想法显然更为周全，更贴合中国实际。对于公司制，二人都十分重视，在此基础上，陈炽提出的健全立法从制度上为公司制的长远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无疑更为高明。
四、惠泽近世，影响深远
张謇与陈炽在发展农业的重要性、农工商协调发展、多种经营、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水利建设、发挥博览会的作用等观点上形成了诸多共识，又由于二人成长经历和所处环境的不同，产生了某些不同见解，各有所长。此外，张謇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不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还付诸了实际行动，陈炽则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见解。二人性格上的不同，也造就了最终结果的不同。张謇虽愤慨于时局，但并不忧天悯人，而是通过实际行动，积极投身实业救国，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相比之下，陈炽则因维新变法运动失败，深受打击，次年忧愤而死。《赵柏岩集·文存·陈农部传》说陈炽“后以世变日巨，郁郁不得志，酒前灯下，往往高歌痛哭，若痴若狂，归江西数年卒”。显示出其性格上的不成熟性。即便如此，在某些观点上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并不影响二人成为中国近代农业发展史上的伟大人物。对比分析总结二人农业观中的思想精华，对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讲师、南通市历史学会秘书长，博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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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谭仲约：《南通农大改良鸡脚棉之经过及今后育种之设计》，《棉业论丛汇编》，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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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茅家琦等：《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第17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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