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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謇的素质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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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和20世纪末，在中华大地上曾发生过两次令世界瞩目的教育大变革。第一次是废科举、兴学堂，建立近代教育制度。第二次是改革应试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两次教育变革，虽相距八九十年，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素质，振兴中华。这两次教育变革，是我国教育思想的大解放，也是我国教育生产力的大解放，对提高我国国民的素质，加速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则是推动20世纪初我国教育大变革的一位叱咤风云、功绩卓著的旗手。他在向封建科举制度挑战、大力倡导推进近代教育的实践过程中，提出一系列关于“谋体育、德育、智育之本”，实行“通识”“新知”“通才”“完全之教育”，培养“健全之国民”等素质教育的思想。虽然历史过去已近百年，但张謇这些素质教育的思想至今仍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一、救亡图存，强国富民是张謇倡导素质教育的根本动因
张謇之所以高举“教育救国”的大旗，是因为他对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积贫积弱的原因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原因很多，但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是中国人的素质不高、愚昧落后，“人心否塞”“民智未开”“岂唯民智不开而已，上而官智中而士智，开寤者复有几人？” “中国今日国势衰弱极矣，国望亏损极矣。国者民之积，民之中各有一身在焉。国弱望亏，其害之究竟，直中于人人之一身……以我中国黄帝尧舜神明之胄，退化不振，猥处人下，至有以奴隶目我者。诸君以为可耻否乎？”就在中国一步步走向衰弱的同时，西方列强却一天天强盛起来。张謇曾多次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将中国和德、日等列强进行比较，他认为中国和列强的差距，最重要的在于人的素质差距。他指出：“且制度之优劣，犹外物也，根本仍在人之立志”，“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环顾五洲，彼所称强大文明之国，犹是人也”,并且断言“有礼教有学问之国，即亡亦必能复兴”。之后几十年世界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他的这一观点。当时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贫弱主要在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落后，而张謇则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教育是否发达，是衡量一国强弱的重要标志。他提醒人们，“人皆知外洋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闻之欧美之觇人国也，以其国学校多寡为强弱文野之别。其多者校以七八万计，生徒以七八百万计，校师以十数万计”。欧美正是因为有如此发达的教育，才有国民的高素质，才有他们的强盛。1903年日俄战争前夕，张謇将中国国民的素质和菲律宾、杜兰斯哇两国国民的素质作对比后指出：“中国智民程度，去二国不知几千万里”，“菲律宾与美战八年，杜兰斯哇与英二三百战，全国之人志气未挫。若我中国之人有一州县能如此者乎？二国何以能如此，则在教育”。1904年日俄战争在我国的东三省爆发，当我国千千万万的民众在战火中惨遭涂炭时，清政府居然恬不知耻地放弃主权，宣称中立，任凭日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对此，张謇痛心疾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俄之战，无论孰胜孰负，祸终萃于我国。盖战地在我，本无苟安于中立之理。”“而知此痛以全国人比较分数不过千万中之一二。处堂燕雀，姑以为安，岂非民智不开公理不明之故。开民智，明公理，舍教育何由？”政府昏庸，民众麻木，中国社会似乎已到了休克的程度。中国何以沦落到这种地步，原因在哪里，张謇作了进一步深入的分析。他指出：“中国病不在怯弱，而在散暗。盖散力不聚而弱见、暗则识不足而怯见，识不足由于教育未广。”张謇说的散（民心涣散）、暗（愚昧麻木），的确是20世纪初中国人素质最致命的弱点。另外，张謇在创办实业的过程中，也饱尝了“民智未开，人才奇缺”的痛苦。由于没有高素质的人才，使工厂处于“摘埴冥行，瞎骑盲进”的困境，“不得不延欧人以司其命”。加上西方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使他创造的大生纱厂不得不在较长时间里受洋人的控制。因此，张謇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要自强自立，必须从普及国民教育，开民智、明公理，提高民众的素质入手，这是强国富民的根本大计。他反复大声疾呼，“救亡之策，莫急于教育”，“谋一国之强，基于教育”，“窃惟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而其根本之根本之在教育”。
张謇不仅大声疾呼要普及教育，而且他还进一步强调，要提高国民素质，必须彻底改革当时中国的教育；必须废除麻醉摧残人民心灵的科举制度，“以科学矫科举之弊”，彻底更新教育思想、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手段，建立适应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新的近代教育制度，以“养成能力适应之人才”。他认为封建科举制度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巨大的绊脚石；科举制度束缚人民的思想，磨灭人民的意志，学习和考试的内容大半空疏无用；应试者大多数不是为了探求真理，学习强国富民的知识，而是为了功名利禄；科举使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科举选拔出来的人，大多数只会空谈，既无治国之才，又无富民之术；科举所培养的只是效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僚和奴才，这些人根本无法使国家振兴，无法与西方列强相抗衡。张謇曾长期受科举制度的毒害，因此他对科举制度弊端的体验更为深刻，他痛斥：科举把人变成了书呆子和废物，“日诵千言，终身不尽，人人鹜此，谁与谋生？……”“科名官职之衔，下走向来不用”，“人厌科举制艺之徒空言无用，乃决去之”，表示了他与科举彻底决裂的决心。他还分析了科举制度给中国国民人格所造成的重大缺陷，“中国人人格，大概不及各国之处，在今日尚沿科举余习，人人歆羡做官。官之所以令人歆羡者，岂不以贵乃可富，富乃可以快吾之所欲，既图遂吾之所快，则不得不尊人而受压制”。张謇不仅在理论上批判科举制度，而且以实际行动向科举制度挑战。他中状元后不久，便毅然辞官回乡，白手起家，创办实业，创办教育，走上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艰辛道路。从1903年他创立南通师范学校起，到1926年去世时，他把30多年的积蓄257万银元全部捐献给教育事业和公益事业。先后亲自创建和参与创建各类大中小学、职业学校、技工学校、测绘学校、伶工学校、平民学校、交通警察学校、盲聋哑学校等300多所，并大胆借鉴西方近代先进的教育思想，积极探索推进德智体全面发展，知行并进的新型教育，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为提高中国国民的素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健全的国民是张謇素质教育的崇高目标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培养，是张謇教育思想的核心。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充分体现了张謇素质教育思想。张謇是中国近代最先提出教育必须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科学实验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家之一。1902年张謇在南通《师范章程改订例言》中首次提出他的人才培养目标，“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1904年，他在为扶海垞家塾所写的章程中更加明确地使用了德、智、体三育的概念，他指出，“谋体育德育智育之本，基于蒙养，而尤在就儿童所已知，振起其受教育之兴味，使之易晓而直觉”。1914年他在《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章程》中则进一步把三育的思想上升为教育方针。他在章程的第五条中写道，“本所教育方针如下：(1)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之人格。(2)注重学生身体之健康，以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3)教授河海工程上必须之举理技术，注重实地绦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知识”。之后，张謇还多次提出要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音乐舞蹈美术教育、军事教育、心理教育、创造敦育、创业教育等一系列关于素质教育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贯穿于他的办学实践中。张謇积极推进德、智、体三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健全之国民”。他希望学生都能有“高尚之思想，自立之志气，文明之公理，尚武之精神”，“高尚人格，高尚知识”，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人人都自觉地担当起“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责任”，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使全社会出现“为农者必蕲为良农，为工者必蕲为良工，为商者必蕲为良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太平兴盛局面。
张謇不仅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近代素质教育思想，而且对三育的关系也有诸多论述。张謇经常提醒学生，当今的世界是竞争的世界，这种竞争是农工商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知识的竞争，是能力的竞争。人们要想在竞争中获得成功，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渊博的知识和强健的体魄，这些基本的素质缺一不可。而在德、智、体三者当中，他特别重视道德的主导作用，认为道德是人的灵魂，是立人立学立业的根本，他强调指出：“首重道德，次则学术”，“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本世纪初，科举制度被废除后，青年学子们都抛弃了四书五经，纷纷转向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但与此同时，一股重学术轻道德的风气在学校里悄然兴起。针对这种不良倾向，张謇一再呼吁要加强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努力养成学生高尚的人格。1923年，张謇对德育与智育的关系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张謇认为，“中国教育之为道，使人知伦纪和德行艺三者而已。古今法不必尽同，而无不同者道也”，“科学者艺之事：艺非德行，体薄而不立，德行非艺，用狭而不行。不立不行，则才不足，而人之恃以为生者不周”。他认为，对于初小、高小的学生来说，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德与行，有了德与行，即使不能升学，也能“各本性所近，习一艺而专之；各本识所明，力所胜，习一事而勤之”，也能从农从工从商，靠传统的技能谋生；而“不德无行，为人所不齿，即社会所不容，故德行为重，而艺次之”。对大学生来说，他们是社会高等事业的后备人才，应该重视对他们进行学术技艺的培养，做到“德行必兼艺而重”，但是仍然要重视对他们道德品行的塑造，因为“艺尤非德行不行”。总之，张謇认为做人、做事、做学问，做人是第一位的，因此他一直把引导学生学会做人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这些教育思想不仅对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也为后来我们党和国家制订教育方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
三、面向世界，更新教育内容，用全人类的优秀文化科技成果培养塑造学生
学校要培养强国富民的高素质人才，教学内容是基础和前提，因此，张謇十分重视课程的科学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更新。中国传统的教育主要是为培养封建官僚服务的，重视政治、道德、封建纲常伦理和传统文化的教育，轻视自然科学和农、土、商业等实用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训练，而且具有盲目的排外性。这种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保守的、封闭的训诂教育和奴性教育。长期的封建教育窒息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20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完成产业革命，进入工业化社会，科技发明层出不穷，生产力突飞猛进，国家财富急速增加，国力不断强大，各国之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中国与欧美列强的差距日益扩大。面对这种巨大的国际竞争的压力，张謇认为，中国的教育再也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必须认清形势，敞开胸襟，大胆地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改革我国的教育体制，更新我国的教学内容，做到中西结合、古今结合、文理工各科相互渗透，用全人类最优秀的科技文化成果来教育培养我们的学生。他指出：“有世界知识，而后可以知一国之地位”，“闭门造车，未为合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吾以为人之长处，虽千里万里之遥，尚宜取法。苟人之短处，虽近在咫尺，亦不可学”。早在1895年，他在给清政府的条陈中写道，中国应学习“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1898年，张謇在主持江宁文正书院时，他第一次实践了自己的这一教育思想，大胆地引入西方文化课程，规定英文、翻译、数学与中文并列。为了更多更系统地学习借鉴西方近代的教育内容，1903年张謇东渡日本，考察日本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回国后，他结合我国的实际，在南通师范学校开设修身、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文法、测绘、音乐、体操、管理法、心理学等课程，初步构成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近代中国师范教育的课程体系。1912年，张謇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棉纺织高等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为把学生培养成世界一流的纺织高级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他大胆地学习和借鉴美英等国著名纺织院校的教学内容，对纺织专门学校的课程进行精心的设计，在该校开设伦理、国文、英语、数学（平面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等）、物理、化学、机织、应用力学、机械工学、电气工学、制图、织物组合、织物分析、棉纺学、染色学、工厂建筑、工业经济、工业簿记、体操等20多门课程。张謇还十分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为学生专门安排实习课，每周达5课时。此外，张謇还经常邀请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到学校做学术报告，开设讲座，请他们介绍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知识，使学校的教学一直紧紧跟随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张謇的这种课程设置，既注重对学生思想品德的陶冶，又注重学生智力、体质的发展；既注重学生的理论学习，又注重学生能力的训练；既为学生成才提供宽厚扎实的知识基础，又为学生创业谋生提供实用的专业技能。正是因为有了科学的课程设置、崭新的教学内容、良好的师资和校风、严格的管理训练，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和南通师范学校都成为当时国内外非常有影响的学校，毕业生也以品德好、学业精、能力强而享誉于世，他们中的一大批人后来成了我国政治，经济、教育、科技、企业界的栋梁之才。
四、实行三个结合、知行并进，在实践中陶冶学生的素质
张謇教育思想中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观点，即“知行并进”“学求致用”。他认为这是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使知识向能力素质转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古代教育家十分重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对增加学生阅历，拓宽学生视野，陶冶学生情操是十分有利的。张謇强调“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行。居今之世，舍知行并进，尚安有所谓学务哉”？“学必期用，用要适于地”，“学问兼理论与阅历乃成，一面研究，一面践履，正求学问补不足之法”。他认为，真正的教育应该是理论和实践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教育。因此，在他的教育实践中一直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让学生在更广的时空里经风雨，见世面，增知识，长才干。
张謇的晚年，正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社会需要大批有知识、有能力、有理论、会实践的创业人才。所以，张謇十分重视实践教学，把实习作为学生的必修课，他所创办的学校实习课时都占到学校教学总时数的20%左右。为了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实习条件，1906年、1909年、1921年他先后为通师和女师建立3所附属小学，供学生实习使用，并规定“凡毕业我师范学校者，最终一学期，必就附属小学实习教育”。他要求教师“教授之实习，必备方案于实习之前，更加评论于既习之后”。他还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建立纺织实习工厂，为农校建立实验农场，为医校建立附属医院。由于张謇重视实践教学，所以，他的学生们都有很强的动手应用能力。以纺织专门学校为例，在该校创办之前，中国纺织厂的机器安装都依赖国外的科技人员，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的学生结束了这一可悲的历史。1918年、1920年、1921年纺织专门学校的学生多次成功地承担了我国纺织厂机器安装调试任务，既节省了费用，又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张謇自己也曾欣喜地说过，他实践教育的成功，赢得“海内外教育家所嘉许”。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张謇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特色。他批评封建科举教育的致命弊端在于鼓吹“学而优则仕”，脱离实际，轻视劳动，坐而论道，把人变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学无术的寄生虫。他强调新式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应该为经济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农工商业服务。他认为，让学生参加劳动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劳动技能，获得谋生的本领；另一方面又可以培养学生爱国爱民的情感和吃苦耐苦、勤俭朴素的作风。他希望学生“凡能做者，须自己做，切勿习懒”。他要求学生自己打扫教室和校园的卫生，关启门窗，洗衣洗被；安排学生定期到食堂帮厨，帮助挑水、拣菜、烧火、做饭、洗刷；组织学生利用校园的空闲地种植蔬菜瓜果和早稻；指导学生自己修理破损的桌椅板凳；带领学生到工厂、农场和沿海垦牧区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体验劳动的艰辛、收获的喜悦，了解经济状况和民众的需求。这些举措使学生在劳动中养成敬业乐群、吃苦耐劳，力求精进的美德。
张謇还十分重视社会环境对学生成长的作用，主张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广阔的大课堂，祖国的山山水水都是宝贵的教育资源，工农兵商都是学生的老师。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学生可以学到许多在校园里学不到的知识。他在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的学则里规定，学生必须每学期“修学旅行”一次。张謇所说的修学旅行，大概类似于我们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学生的修学旅行可以在三个方面选择：“(1)巡视各地实业状况可供实地见习资料之地；(2)锻炼身体习劳耐苦资以训练之地；(3)名胜古迹藉广知识之地”。他要求学生在修学旅行前，要列出修学旅行的学习考察提纲，回校后要向老师和同学们汇报考察学习的心得体会。修学旅行所需费用，学生自己负担80%，学校负担20%。另外，张謇还要求纺织专门学校的“本科生将毕业时由本校率往各处工厂参观一次”，这些有力的措施，都为学生成为高素质的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五、中外并举，集纳贤才，以优良的师资保障素质教育
提高国民素质，关键在教育。而教育的质量，关键又在教师。高质量的师资，是实施国民素质教育的关键。对于这一点，张謇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他说：“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而长期封闭落后的封建教育，导致我国人才的极端匮乏，当时社会上仅有的一些塾师也因知识陈旧老化，难以担当起普及国民教育的重担。按张謇当时的规划，每九平方华里设置一所小学，仅南通地方就缺少中小学师资二三千人。普及国民教育的师资从哪里来？张謇明确地提出：一是创立师范，自己培养；二是选聘留学生回国任教；三是“借才异域”，“聘用西人”。
1902
年6月，张謇利用自己创办大生纱厂六年的“俸给”和“岁息”两万余元，另外加上其兄张詧及其他亲友的资助共9.3万元，利用南通城南的千佛寺加以改造扩建，创立了我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南通师范学校。该校根据当时社会发展和教育的需要，设立了师范本科，有简易科、测绘科、蚕科、农科、土木工科等学科，选择性淑行端，文理素优”的青年入学培养。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张謇聘请许多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到通师任教。如著名学者王国维曾在通师讲授过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课程。著名学者章太炎、梁启超、著名画家陈师曾、文学家朱东润、史学家吕思勉等都曾到通师授课讲学。从1903年到1926年张謇逝世，通师共培养毕业生1，530多人，他们分别供职于全国8个省34个县市，有力地促进了这些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继南通师范之后，张謇又创立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并参与创建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台母里师范、两淮寻常师范、甲种师范讲习所、乙种小学教员讲习所等师范学校。这些学校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师资。
在发展中小学教育的基础上，1906年张謇又在南京筹划建立南洋大学，在筹办大学的过程中，他最感棘手的就是大学师资问题。因为与中小学教师相比，对大学教师的素质、知识和能力要求更高，人才更加难得。如何解决大学的师资问题，他认为可以采取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采访本国散在各国大学毕业之学生，招致回国”，或“访已在各国学高等各科学者，助其学费，令人大学，分门学习，订立志愿书，学尽归国，尽大学教员与助费年期相当之义务”。由于张謇重才、爱才、惜才、用才，先后有郭守纯、熊省之、沈燕谋、赵希贤、李素等几十位愿意投身祖国教育事业的留学生慕名到南通各校任教。与此同时，张謇还积极从自己的学校选派并资助优秀毕业生到美、英、日、法、意等国深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学成后回母校工作，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的骨干。第二种办法是聘用外国的专家学者。张謇主张：“但于用人一端，无论教育实业，不但打破地方观念，并且打破国家界限。人我之别，完全没有的，只要那个人能担任，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行。”通师曾聘用日本教员宫本几次、远藤民次郎、西谷虎二、木村忠治郎等七人长期任教。南通医学专门学校曾聘德国的医学博士任教并担任南通医院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张謇得知因中国对德国宣战，而须遣返回德国的德侨中有不少是专家学者时，便与有关当局磋商留下十多人，其中有些人也到学校任教。由于张謇不拘一格，广纳贤才，当时南通成了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云集荟萃的地方。这些专家学者的到来，不仅为南通各校提供了优秀的师资，而且带来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推动了南通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
张謇对教师十分敬重，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关怀备至，同时对教师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他主张“教员资格及教法是否合格，须注意严格”。他认为教师不仅要有渊博的学识，精湛的业务，更重要的是要有爱心，要有高尚的师德，“苟无慈爱心与忍耐心者，皆不可任。固不纯恃学业之优，为已足尽教育之责也”。在当时中华民族处于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张謇强调教师的作用和责任，不仅仅是传统意义的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要担负起开民智、明公理、教育救国、教育强国的时代责任。他希望教师要有强国富民、振兴中华的远大理想，有“死后求活、惟持教育”的决心，有“坚苦自立，忠实不欺”的高尚情操，有“孜孜向学、力求精进”的治学精神，有勇于实践、“知行并行”的科学态度，有“爱国爱群、爱亲爱己”“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宽广胸怀。有千千万万这样高素质的教师，中国国民教育的普及才有希望，中国的强盛才有希望。
六、广辟财源，以实业辅助教育，为素质教育创造良好的办学条件
重视教育投入，多渠道筹措资金，为素质教育创造良好的办学条件，是张謇素质教育思想的又一鲜明特色。张謇认为，“教育者，是耗财之事也”，建学校，聘教师，无不需要资金。没有充足的资金保障，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只能是纸上谈兵。对于教育资金的筹措，当时张謇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和中国的国情，提出许多有见地的主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征收赋税。张謇强调发展教育事业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国家和地方财政应优先保证国民教育，在安排财政支出时，应做到“国民教育在军政之先”。各类学校应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官立之校用国家之税，公立之校用地方之税，私立之校而财力不足者，政府以国家税地方税补助之”。他还主张设立教育税，所征款项专门用于发展教育。
二是征收教育专款。张謇主张各地“凡公立官立各学校，应酌定学额若干，建筑费若干，原有地方经费若干，应增筹若干，一一预计出示，并召集绅富详明晓谕，确查某绅某富财产若干，应捐若干，共同酌定，捐助建设，以为国民资格之据”。对那些依仗权势不出钱，或吝啬而少出钱的富绅，应该给予处罚，使他们“不能有国民之资格”，“不能享有国民完全之权利”。他还建议，除了重大的刑事案件外，其余普通民事诉讼应先“到官按公定应捐学费倍计先缴，方准受理”，这样既有利于减少社会上的民事纷争，也有利于增加教育经费。
三是建立教育基金。张謇认为教育基金是教育事业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他曾向政府建议，“以每年每亩六分半为额”征收费用，“作为基金存款生息，用于免费强迫义务教育”。张謇在筹划建立南洋大学时也向政府提议，将淮河、黄河的滩涂，安徽的荒田开发为“学田”，以“学田”的收入作为办学的经费。除由国家建立教育基金外，张謇还积极倡导建立民间教育基金，经过他二十多年的努力，先后为通师、南通大学等各校建立基金资产“计地12万亩，及通海垦牧公司股本值银20万元”。这些基金为后来通师等各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四是集纳社会捐助。张謇认为教育是社会公益事业，利国利民，应该得到社会各界和全体国民的支持。他对美国人老斯坦福捐资办学十分赞赏，他说，“美人有痛其子施丹福早逝者，捐家资数千万建一大学院，即以其子之名名之，至今有声于美洲”。他希望社会各界，学习中国的武训，学习美国的斯坦福，“各量愿力，捐施金钱”，热心支持教育。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从1902年创立通师到1926年逝世，20余年间为南通各校和南通的其他公益事业共捐资257万元，数量之大，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实属罕见。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学校资金拮据时，他曾三次“鬻字”筹资，维持教育，充分体现了他鞠躬尽瘁，“死后求活，维持教育”的赤诚之心。
五是以实业辅助教育。由于当时政府的腐败和国民的贫困，张謇关于征收教育税、征收教育专款、由国家建立教育基金等增加教育投入的诸多合理主张，虽经竭蹶努力，但多数化为泡影。在百般无奈之下，张謇不得不探索新的办学途径，开辟一条“以实业辅助教育”的崭新道路。在实践中张謇认识到，教育与实践有“至亲至密的关系”，“教育必资于经费，经费唯取诸实业，所谓实业为教育之母也”。同时，他还提出“实业与教育相迭为用”的主张，“即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致，即教育之所致”。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张謇殚精竭虑，吃尽千辛万苦，于1895年创办了大生纱厂。正是因为有了大生纱厂这一坚强后盾，1902年张謇才实现了他创办师范学校的多年夙愿。之后张謇围绕大生纱厂又陆续创办了30多个其他配套实业，并在苏北沿海建立20个垦牧公司，形成一个实力比较雄厚、门类比较齐全、体系比较完整的大生民族资本集团。据记载，仅大生纱厂，到1921年的纯利润已达1，600多万元。这些企业的建立和丰厚利润的获得，为张謇发展南通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1902年起，张謇依托这些实业，先后创立了2所师范学校，l所大学，20多所中学，20多所职业学校，300多所小学。还创办了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体育场、伶工学社、更俗剧场、公园等一批具有社会教育功能的公益事业。当时南通的教育蓬勃发展，南通地方学龄儿童的入学率高达50% ～60%，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同样，教育的普及发展，又为实业提供了较高素质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促进了实业的更大发展。当时的南通，正是得益于实业教育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社会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成为名扬神州的“全国模范县”，被人们赞誉为“新世界的雏
编辑 吴开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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