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张謇的货币信用思想与实践

张贤

张謇的货币信用思想与实践

张謇(1853-1926)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及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的创建者。他在发展实业的同时，注重教育、交通、货币金融、国际贸易、城市建设等相关方面的协调发展。他的货币思想与实践也给后人诸多启示。

一、尽心参与制订和实施《国币条例》，整顿国家币制

1913

年10月张謇出任民国北洋政府工商、农林总长（不久工商、农林合并为农商总长）,到任后无数日，他就在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实业政见宣言：“欲发展实业需有四个方面支持与配合，乞灵于法律，求助于金融，注意于税则，致力于奖励。”在阐述求助于金融方面，他深刻指出：“农工商业之能否发展，视乎资金之能否融通。近十年来商场之困顿不可言喻，盖以国家金融基础不立。为今之计，惟有确定中央银行，以为金融之基础，又立地方银行以为之辅，励行银行条例，保持民业银行、钱庄、票号之信用，改定币制，增加通货，庶几有实业之可言。”张謇的这一货币金融思想，得到了阁员们的赞同，对已在热烈争论中的币制改革问题，当即由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与张謇等抓紧确定了币改方案，于1914年2月7日，北洋政府教令第19号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其施行细则。这是民国时期第一个正式出台的币制法令，所采取的币制改革办法，与清末宣统时的《币制则例》相比，不仅其性质不同，而且在内容上有了一定的进步。《国币条例》及其施行细则明确了“国币铸发权专属于政府，旧有各官局铸发之壹元银币，政府以国币兑换改铸之。”这说明了货币铸发权集中到中央政府。这一内容在《币制则例》上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国币条例》规定，“国币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价格单位，定名曰圆”。国币种类为银币四种（一元、五角、二角、一角），镍币一种（五分），铜币五种（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在其施行细则中还明确了“凡民间债项以银两计者，折合国币改换计算之名称。以旧银角、旧铜元、旧制钱或他项钱文计者，折合国币改换计算之名称”。这些条款就确立了国家坚持实行以银圆为本位制，为废除当时实际上银两、银元、铜钱等平行混乱的币制奠定了法律基础。《国币条例》还规定了“国币计算均以十进，每圆的十分之一称为角，百分之一称为分，千分之一称为厘。公私兑换，均照此率”。这一措施摒弃了过去各种复杂的换算方法，大大便利了交换和流通。

《国币条例》及其施行细则颁布后，张謇密切配合熊希龄等铸造作为国币的新银元（俗称“袁大头”）。先在天津造币厂铸造，接着在南京、广东、武昌、杭州、安庆等造币厂相继铸造和面市，逐步取代了一部分杂色银圆和名目繁多的票券，渐成流通中的主币。但在略见成效之际，由于袁世凯积极筹备复辟称帝，于1914年底至1915年，原在民国北洋政府能办一点事的官员都接连辞职，张謇也愤然拂袖回归南通，继续实施他的实业救国之志。因而《国币条例》没有很好地继续实施。然它在中国货币史上有其阶段性进步，为统一当时的国家币制，发展生产，便利流通等起了一定的作用。张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坦然提出加快革新币制的政见，并积极参与制定和实施《国币条例》所作出的努力，功不可没。

二、极力创办银行，但决不发空头钞票

张謇在发展实业中，主要以股份制形式筹集资金，采取保息分红、滚动发展、股权均等、诚信为本等举措使他走上了成功之路。他同时深知银行融通资金的重要，早在1902年就设想创办南通劝业银行。他曾指出“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实业非有多数之母本不昌，欧美人知之，故广设银行”。但因当时创办银行的条件还不成熟，他就采取分步渐进之策，先在大生一厂创立储蓄账房，吸取职工存款，发行临时钱票、支单，形成银行雏型。后又指定南通商校创设银行专修科，为创办银行预培人才。1918年初，张謇向南通工商界亟切呼陈，“吾花纱布同业所感受之痛苦之艰难，而徒唤奈何者，一言以蔽之曰，金融关系而已”，“欲求操纵自如，巩固地位，必在南通创设实业银行”。张謇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大生集团股东们的支持，当即组建银行班子，在南通濠阳路营建银行大楼。1919年夏历四月十日，举行大生股东会，把银行定名为淮海实业银行。在大生股东余利项下，提十分之一入淮海实业银行股份，还向社会各界招股，计划股本100万元，后实到股本125万元，随即上报财政部、农商部批准，上报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按当时银行界成例，实到资本占注册资本1/4即可开业，故于1919年冬得准开业。淮海实业银行是一所多功能的银行，其营业项目有存放款、贴现、受抵有价证券、代理南通地方公债、代保管和买卖金银、兑换外国币、经理大生公司股款、股息等等，并获得货币发行权。

淮海实行银行开业后，就印制好1元、5元、10元三种面额的汇兑券100万元。因张謇对发钞持十分慎重态度，既要有十足的银元作准备，还要看一看淮海实业银行开业后的情况再确定发钞时间，故在钞票上未印年份。淮海实业银行印就的三种汇兑券，正面上横为“淮海实业银行汇兑券”9个字，中间皆为张謇之子、该行总经理张孝若半身像，左侧标各自面额，右侧印有“凭票汇付同额国币”、“淮海实业银行照付”等字样。背面主图1元、10元都印南通狼山风景图，充分体现了张氏的主导地位和南通民营银行的特色，印制十分精美。

淮海实业银行开业后，营业旺盛，1920至1921年，年存、放款量各达500万元以上，位居当时在南通的所有金融机构之首。1922年正想把印好的钞票进行发行，可天有不测风云，此时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卷土重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大量纱厂，争购原料，倾销纱布，使南通大生集团陷入困境。苏北又连续发大水，灾情惨重，各盐垦公司亏损巨大，农工商各业萧条，淮海实业银行的营运资金都成呆滞。张謇及其子张孝若为保护民众利益，不仅决定把印好的钞票继续封存不发，而且从1925年起歇业清理，多方向外筹资，对存储户一律按原约足额付给本息，对贷款户采取逐步清理。1926年张謇病故，淮海实业银行失去了主支柱，终于停业，淮海实业银行汇兑券也终未发行。南通城解放后，淮海实业银行大楼用作邮电局办公用房时才发现其金库内封存着一箱箱全新的汇兑券，在运往濠河边销毁时被好奇的儿童及行人捡走一些，因而有少量存于民间，现成为钱币研究者、收藏者难得的珍品。坚持在发行钞票时必须有十足的银元作保证，处于困境时，决不用乱发钞票来嫁祸于民，张謇这些稳健、诚信的思想足可称道。

三、抵制北洋政府停兑令，保护民众利益

1916

年5月11日，时任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下令：中国、交通两银行自奉令之日起，所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至各省地方应由各将军、都统、巡抚使凡有该两行分设机关，地方官员即酌拨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如有官、商、军、民人等，不收该两行纸币，或授受者自行抵减折扣等情，应随时严行究办。

段祺瑞为什么发出这个停兑令呢？因袁世凯梦想当皇帝，为登基花了大量资金，加上北洋政府中大部分官员贪污挥霍盛行，不仅使政府财政出现了大额赤字，还把中、交两行已经大大低于规定的发行准备金抽走，使中、交两行的准备金极少。这些内情传到民间，民众首先在北京、天津等中、交两行兑现、提存，挤兑风潮日盛一日，挤兑挤付者通宵不散。北京、天津等地的中、交两行已无现可兑、可付，挤兑风潮渐向全国各地蔓延。段祺瑞见此慌了手脚，愚蠢地悍然下发了这个停兑止付令。停兑令下达后，更激起了全国人民反抗，金融和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是整个中国银行的主体，分行总理宋汉章急得团团转。如违抗段令那是杀头罪，而且全部兑现付现又有40%的缺口。如执行段令，上海中行不仅彻底垮台，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商银行之桎梏，而且难以向股东和存储户交代，成了民众的罪人。宋在两难之际，于当日深夜找到了正在上海的张謇，请求出主意。张謇当即表态：第一，抵制停兑止付令，对印有上海地名的中国银行纸币照常兑现，民众提存照常付现。如现银不足时，我可向汇丰、德华等银行商借一些，再到不得已时还可拿资产抵押；第二，凡政府开出的支付单，一律不付现，国务院已明令止付嘛，这方面堵住就有底了；第三，必须召集中行上海分行股东会，拟个股东会决议，声明不执行停兑令。段祺瑞查起来，由股东会挑担子，因分行总理是听从股东会决议的。中行上海分行股东也可向法院起诉，监督分行总理保护股东和存款人的权益。宋汉章本与张謇意见相一致，两人不谋而合，接着迅即召开了中行上海分行股东联合会，推举张謇为会长。于1916年5月13日，张謇以中行上海分行股东联合会会长的名义，向国务院提抗议：“此次国务院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此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之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联合会决议，通知分行总理照常兑现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段祺瑞见了张謇的抵制电文，自觉无理可对，也无可奈何。段祺瑞在众多方面的反对下，于6月1日宣布取消了这个停兑令。同时，中行上海分行照常敞开兑现付现，民众见中行上海分行能严守信用，不仅上海的挤兑风很快消失，而且中行上海分行信誉大增，业务迅猛发展。这次反停兑止付令的成功，当然有众多因素，尤其是“令”的本身违反了货币规律，行不通。但张謇在关键时刻，站起来勇挑担子，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的无畏精神和保护民众利益的思想深得民心。

编辑 吴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