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为祥︱不同的解读侧重与不同的诠释视角——《大学》精读导言之五：儒学文化资料

孔氏编

程朱理学对于《大学》的解读不是纯粹的客观性解读，而其所诠释的今本《大学》含义，与儒家经典之古本《大学》的原有含义相出入。不过，这并不是说其诠释就无意义，恰恰相反，其诠释虽然不符合《大学》形成之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却正好适应了中国两宋以后的时代，适应其思想文化发展之现实需要。朱子之所以将《大学》定为“四书”之首，恰恰是因为其正好适应着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发展之现实需要才不得不如此的。

赵宋政权一起始就以“偃武修文”之基本国策决定了其“文治社会”的发展方向，正是在这一基本国策的影响下，才有了所谓“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的格局；而当时遍及全国的各种地方学派，则又可以说是赵宋政权“偃武修文”之基本国策发挥作用的结果，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思想文化界对于赵宋政权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国策的回应。“文治社会”的作用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当金人的铁骑践踏北国的山水时，只能导致大量的“衣冠”之“南迁”现象；而激增的士人与繁荣的思想文化则又会对这种现象起到一种加速的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宋代的“文治社会”及其所以形成的思想文化之繁荣与发展格局，才会造成所谓“衣冠南迁”现象；而“衣冠南迁”对于南宋社会之于文化知识的需求而言，则又会起到一种所谓加速的作用。这种情形，就像越拥有知识也就越会发现自己“无知”，从而也就更加需要知识一样，越是拥有文化，也就越会重视对于文化的学习。所以，当朱子还在李延平门下时，就已经开始了《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毛诗集解》包括《延平答问》的编订，因为当时的朱子无疑已经看到了南宋社会巨大的知识需求以及文化人对于知识追求之“指数”级的增长趋势。在这种条件下，原本作为先秦原典的《大学》——仅这一命名本身就足以使其成为那些以师道自任的儒者将其视为人生为学的一种最高教典了。至于作为“明明德”之具体落实的“在亲民”一说，自然也就会被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所“裹挟”，从而也就改变为“作新民”了；而《尚书·康诰》所谓的“作新民”，也就完全可以被朱子用来诠释其“振起其自新之民也”一说。显然，《大学》原典及其原意的这一改变，从朱子个人的角度看，也就完全可以说是由其强烈的现实关怀所促成，大概朱子也希望以儒家原典之所谓“作新民”精神来警诫当时青年学子“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全祖望画像

不仅如此，朱子同时还对自己的这一“改正”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弥补”，这就是将《大学》作为《小学》之一种合乎逻辑的深化与发展。所以，当他讨论《小学》时，就已经将《小学》视为其所“改正”之《大学》的必要前提与基础了。请看朱子关于二者关系的论述：

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因甚恁地。

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

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

问：“大学与小学，不是截然为二。小学是学其事，大学是穷其理，以尽其事否？”曰：“只是一个事，小学是学事亲，学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古人于小学存养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学，只就上面点化出些精彩。”（《朱子语类》卷七）



《朱子语类》书影

这样一来，原本作为先秦原典的《大学》就被朱子“改造”成适应宋代社会之急需的教学大纲了；而南宋的青年学子，从发蒙识字到科举应考再到出仕为官，也就被朱子从“小学”到“大学”并以所谓“大人之学”的方式统统囊括其中了。所以，朱子就曾自我赞叹说：“凡传文，杂引经传，若无统纪，然文理接续，血脉贯通，深浅始终，至为精密。”但这一“贯通”与“精密”只能说是宋代的社会现实为程朱理学所提供的“贯通”与“精密”，并不是作为先秦儒家原典之古本《大学》本来的“贯通”与“精密”。

从程颐到朱子对《大学》之“格物致知”的注解，基本脱离了战国至秦汉以攻城略地为能事之战乱频仍的时代背景。我们没有必要批评程朱的这一做法，因为对于程颐、朱子这种以师道自任的道学家来说，他们毕竟没有我们现代所拥有的社会学与历史学知识，对他们而言，注解《大学》不过基于其道德理想主义精神通过约略、仿佛的方式来构筑其理想的社会秩序而已。这样一来，《大学》也就成为所有读书识字的士人之一种最基本的关于文化思想的启蒙之书了。程朱之今本《大学》对于中国社会最大的贡献，可能就在这一点上。



程颐像

虽然在《大学》之今古本问题上，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的选择判然有别，但程朱解读《大学》的许多不实之病也同样存在于阳明心学中，不过是轻重有所不同而已。比如说，当阳明以宋明理学之体与用、本体与工夫的关系来解读《大学》之格致诚正的关系时，其实也同样脱离了古本《大学》之原有语境（在先秦哲学中，这样的理论关系当时还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总结出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对于古本《大学》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要求，而且其要求也首先是指向诸侯或天子的。但无论是程朱还是阳明，又都把这种要求指向求学的士人个体。当然在“修身”这一点上，落实于个体无疑是正确的，也符合儒家的一贯传统。改变其原本对上位者的要求而专门用来要求在下的求学者，阳明心学同样未能免俗。这主要是因为，明代的专制皇权早已不允许士人提出建议乃至进行批评了。

但阳明心学之不同于程朱理学，在于起码保持了对古本的基本尊重。正由于这一尊重，阳明对于《大学》“在亲民”一说的理解就更接近其原意。关于这一问题，请看阳明对徐爱所作的说明：

“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王守仁：《王阳明全集·语录一》）

显然，阳明的这一解读，无疑更接近于古本《大学》之原意；即使从语法的角度看，“在亲民”作为对“大学之道”的落实也比“作新民”顺畅得多。在偏离并改动原典之固有含义方面，程朱理学比阳明心学走得更远，这也是其必然要承担宋明理学解经之脱离客观性之批评的根本原因。

程朱误解于前、而阳明以错纠错于后的情形，使得两家因为误解《大学》而创造出不同的新“学理”，阳明学与朱子学分途，是明清以来甚至直到现在学界仍然聚讼不已的问题。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格物说”。格物本来应当按照《大学》“物有本末”一说来解，张载所谓“格，去也。格去物，则心始虚明，见物可尽，然后极天下之虑而能思善”一说也比较接近其原意，意即从超越于“物”的角度看，才有“格，去也。格去物，则心始虚明……”无论是朱子还是阳明，将“物”作“事”来训解时，都是正确的。但由于从程颐起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以“穷理”释“格物”的既定看法，同时又明确提出了一个“尽穷天下之物”（《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五）的指向，朱子也就不得不将“格物”训解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这就形成了一条典型地指向外在世界的认知路径。阳明早年“格竹子”，实际上就是按照程朱之外向认知路径进行实践的表现。

朱子与阳明共同认可以“事”训“物”，这个作为“事”的“物”不是纯粹的客观自在之物，而是由人之实践活动所关涉的“事物”。在这一基础上，阳明自然可以根据“物有本末”一说，从而以“掂量”“权衡”包括所谓“评估”的方式来解读“格物”。这样一来，所谓“格物”也就可以比喻为“如受人馈送，也有今日当受的，他日不当受的；也有今日不当受的，他日当受的”（王守仁：《王阳明全集·语录三》）。总之，这原本就是一个源于主体之价值理性的当下权衡、评估与当下抉择的问题。程朱将“格物”引向对外在世界的认知，不仅减弱、冲淡了其道德抉择的含义，突出了认知的含义，而且也忽视了主体之权衡、抉择的能力。正是为了纠偏，训“格”为“正”也就成为阳明对于《大学》“格物”说的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独特做法了。他说：

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王守仁：《王阳明全集·语录一》）



《王阳明全集》书影

此后，“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临事正念头”以及时时处处“正念头”之类的说法，也就成为阳明对于“格物”的一种特殊训解了。如果说程朱对于“格物”的训解确实包含着一种外向认知的路向，那么阳明所谓“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王守仁：《王阳明全集·语录三》）的训解与落实，则又明确地坚持了道德实践。

至于阳明以后明清儒者在《大学》今古本上的不同选择以及其各种各样的解读，大体上也就不出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之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