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违农时：《孟子》里的成语——肖语

孔氏编

经典原文

《梁惠王上》第3章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成语讲解

战国时期，列国争雄，频繁的战争致使大量人口迁徙和死亡，各诸侯国所控制的人口锐减。为在兼并战争中获胜，增加人口成为各国的急切需求。在此背景下，梁惠王向孟子询问增加人口的方法，对此孟子提出了“不违农时”的主张，希望通过充分利用农时，提高粮食产量，以此来实现人口的增长。孟子提出“不违农时”，目的不是帮魏国解决人口问题，其真实用意是劝导梁惠王行王道、施仁政。

“违”是“不遵守”的意思，“农时”指适宜于农作物耕种、收获的时节。“不违农时”的意思就是不要违背农业种植的自然规律，应该在农闲期间使用民力，避免影响农业生产。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即便是到了近现代，也格外重视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1945年11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中特别写道：“现在一面要为战争动员民力，一面又要尽可能地不违农时，应当研究调节的办法。在不妨碍战争、工作和学习的条件下，部队、机关、学校仍要适当地参加生产，才能改善生活，减轻人民的负担。”



《毛泽东选集》书影

“使民以时”是“不违农时”的近义词。这两个成语都是说给执政者听的，而不是给农民听的。古代的社会分工不明显，作为社会主要生产力量的农民，除了耕种的本职工作外，还需在一定时期内或特殊情况下承担徭役。这些徭役繁多而严苛，包括力役、军役和杂役等。有些徭役是必要的，如修建水利工程、国防工程等；有些则全然是君主的私欲，如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几乎所有平民家的成年男子都要承担一定的徭役，这很容易造成农业生产力量的短缺。农民在服役期间没有报酬，有时徭役工时还会与农业生产相冲突，使服役家庭陷入更深的贫困。

孟子希望梁惠王能够尊重客观规律，不要被一时的利益冲昏头脑，伤害了民众的总体利益。在劝诫梁惠王“不违农时”的基础上，他向梁惠王描绘了一幅王道政治图景：物质丰富，人民不受饥寒所困；即便是没有劳动力的老人也有肉吃，能得到很好的照顾；所有民众都知礼义，行孝悌。在孟子看来，“不违农时”只是为政的开始，其终点则是王道政治的实现。

孟子认为，要实现王道政治，首先不能阻碍自然的生养化育，要合理取用自然资源。孟子分析过牛山的地表情况，认为是无节制的连续砍伐导致了牛山的植被破坏。先秦儒者大多认为维持自然资源的再生产是非常必要的，他们提出要效仿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制定一系列有关农林牧渔的禁令。禁止用“数罟”这样的细密渔网过度捕捞，禁止过度砍伐和无轮换的放牧，以此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增加民众财用。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是王道政治的第一步。

其次是合理规划，提高生产力。孟子认为，应该合理分配土地，充分利用劳动力。他采用井田的方法进行分配。孟子认为，为满足民众的正常生存需求，其所受土地不得低于一定标准；房屋建造也要规划出桑蚕禽畜的养殖空间，不得侵占粮田。在这样的设计下，只要执政者不违农时，百姓就可以做到丰衣足食。而物质的丰裕会进一步增加人口，这就解决了梁惠王尽心国政却“民不加多”的问题。

最后是兴办学校，提高人民素质。“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物质的丰富并不是王道政治的终点。仅满足百姓养生送死的“刚需”，是无法实现人的社会价值的。孟子继承了孔子“庶”“富”“教”的思想，要求置办学校，以教导百姓礼义孝悌。周代学校称“序”，古代礼官退休还乡后，就居住于此，一边养老，一边教化民众，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孟子为梁惠王规划的“王者之路”中，需要执政者刻苦作为的地方并不多，丰富的财用是民众自身经营创造出来的。这也是孟子民本思想的一个突出体现。孟子“不违农时”的建议虽然切中时要，但他的王道政治构想过于理想，这大概也是孟子不为梁惠王所用的原因之一。



孟子画像

文化拓展

重视时令是先秦思想家的理论特色之一。他们强调执政者要“上察天时，下授民事”，要根据自然征兆，合理且长远地规划政治活动。《管子·四时》《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篇章都是论述时令与政事关系的重要文献。“四时”往往和赏罚挂钩，董仲舒《春秋繁露·四时之副》里就有“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的说法。

在众多时令中，涉及农业生产的时令尤为重要。《荀子·王制》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这在强调生产连续性的同时，也说明了“四时”对农业的重要性。对于不遵农时的君主，先秦思想家往往持贬斥态度。鲁庄公三十一年（前663）春、夏、秋三季，鲁国陆续在郎邑、薛邑和秦亭三地筑起高台。有一字褒贬之称的《春秋》记录了此事，并强调了筑台时间。《公羊传》和《谷梁传》皆认为这是对执政者的讥讽：《公羊传》反对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称筑台俯视宗庙社稷是极大的不敬；《谷梁传》则指出，一年中三次征用民力是“罢民三时”，极易引发百姓愤怨，故君子记录此事作为警示。古代对农时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