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家世第十章闲居不闲（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晋时，官员的实职前常冠有荣誉军职。这是为显示官员的地位而置。王羲之的宁远将军头衔，以及许多年后任职会稽内史所改冠的右军将军头衔就是这类不带兵的军职。

王羲之任江州刺史为晋成帝司马衍咸康六年(公元340年)，正步入不惑之年——38岁。

是年，王羲之、郗璇夫妇及六子一女——除了王献之还未出生——合家迁居江州(今江西九江)，开始了仕途生涯的又一个行程。

郗璇承担着哺育六子一女的重任。根据当代王汝涛先生对历史文献和存世《王氏家谱》的研究，我们可将王羲之和郗璇所生的七子一女的生年作如下排列：

王玄之，长子，公元324年生；

王凝之，次子，公元326年生；

王孟姜，独女，公元328年生；

王涣之，三子，公元330年生；

王肃之，四子，公元333年生；

王徽之，五子，公元336年生}

王操之，六子，公元339年生；

王献之，幼子，公元344年生。

如上所述，王羲之任职江州刺史这一年，长子王玄之为16岁，六子王操之年仅1岁多。

初到一地做官，且职位又比以前所任之职重要，王羲之只能将家事交与夫人多操心，自己忙于熟悉辖地的民情政事。

江州，作为一个州，初设于西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乃由扬州分出7郡，荆州分出3郡所组成。“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时，朝廷又划拨2郡归江州管辖。由于这一经历，多年以后王羲之任职会稽内史时与扬州刺史王述不和．遂有了大胆的提议要求朝廷批准将会稽划离扬州管辖。

在江州任上二年多时间，王羲之觉得自己非常地不适合江州刺史这一职位。是什原因促使王羲之再三向朝廷提出辞去这一官职的呢?专家们认为，时庾亮病终，弟庾翼接替其职，以安西将军，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的身份正积极安排北伐，羲之到达江州任上，主要任务就是要替他征兵调粮，大肆征兵调粮困难重重且不提，这显然不符合王羲之的初衷。王羲之想为老百姓办实事好事的时间根本没有，疲于应付庾翼的催促，乏于应对下属郡吏的搪塞。做这样的官实在没有意思!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咸康七年(公元341年)，王羲之被准许辞去江州刺史之职，还建康。继任者为王舒次子、羲之的堂兄王允之。

王羲之被准许辞职后，又带着一家人回到建康。见一时没什么合适的新职，他便一边留意天下局势，一边教导他的六子一女，自己则继续练习书法，生活得倒也十分充实。从江州回到乌衣巷老家的第三年，第七个儿子降世了，作为年已42岁的他，中年又得子，自然又有一番喜悦。

王羲之为这个儿子取名为献之。在逗弄哺育幼子“呀呀学语”期间，他没有料到七子中的这一个将来会与他齐名。

从成帝司马衍咸康八年(公元342年)至穆帝司马聃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期间共五年，是王羲之处于40岁至45岁的年龄段。

一般来说，人在这一年龄段由其健全的体力和成熟的智力作支撑，创造力最为旺盛。

王羲之后来所以成为中华书坛的“书圣”，从某种意义上说乃得益于这一年龄段基本上由他自己支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钻研书法。

王羲之在这一年龄段所留下的代表作主要是：《伏想帖》和承接这个年龄段第一年所写的《临护军教》。

以上两种帖子，从书艺的角度看，显然标志了羲之书艺的成熟；从思想内容上看，我们不难看出那个时代的王羲之既没有与那些不管国事的“清谈”派同流，也没有躲进深斋独善其身。

且看《伏想帖》文：

“伏想朝廷清和，稚恭(庾翼)遂进镇。东西并举，想克定有期也。”

文意为赞成庾翼北伐。这当是一封致庾翼的信札。

《临护军教》系王羲之重新出仕担任护军将军时所写。“教”是当时的一种文件，“教者，教示于人也。”相当于“告示”。全文云：

“今所任要在于公役均平。其差太史忠谨在公者，覆行诸营，家至人告，畅吾乃心。其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自当参详其宜。”

此篇文意为：作为护军将军，我将致力于公众的待遇合理，差役平等。我已委派忠厚老实、能够秉公办事的人到各营调查，要求他们按要求弄清楚所有人的困难情况。发现有老弱病残，不能承担差役，或饥寒交迫，无法生存的，将区别情况，予以适当安置，并向上司陈报。

如果王羲之在那“闲居”的五年中，一味地钻入书山墨海，不思不虑朝政世情，那么他是写不出这么一篇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告示”的。

反之，如果王羲之没有那五年的“闲居”而另有一番阅历，也许对政事人生的认识还要深刻，但他那书艺品位提升的进程必然会受到影响。

王羲之拥有五年“闲居”的时间可谓不易。鉴于他的名声、才能和门户影响，朝中几位重臣几次三番推荐他担任要职。史载，朝廷至少以“侍中”、“吏部尚书”和“护军将军”这三个要职多次召用他。

侍中，相当皇帝的顾问，“备近问近对，拾遗补阙”。晋时设专职四人，兼职数人。王羲之若是答应出任这个职务，那么就有可能得到皇帝的好感而升任更高一级职位。但是他谢绝了。

吏部尚书是五尚书之一，是管做官的人的官。换了他人，哪里还会客气。然而王羲之认为自己不合适。根据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说王羲之是一个具有“自知之明”的人。

出任护军将军，王羲之一开始也是谢绝的。

护军将军，是四品军职。主管全国武官的选拔任用。与领军将军一起，共同统率中央军队。不知是由于宗族中曾经出了一个“王敦”而使羲之对于握有实权的武职敬而远之，还是羲之心中另存高远，总之对于这个职位他亦是“推迁不拜”。

其时，有一位素来雅重羲之的人物致信于羲之 了。这个人就是“参综朝权”的扬州刺史殷浩。殷浩的来信言辞恳切：

“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幸徐求众心。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否?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

如将上述文言古语翻译成大众口语，我们亦不难体会到当时的王羲之是怎样地为殷浩的深情厚意所感动。殷浩书笺大意是：

“先生出任朝官，还是抽身隐退，不是先生个人的事。很多人都从先生的是否出仕，来看国家的兴盛或衰竭，我们的看法也是这样。如若先生您出仕与否真的与国家的兴衰相关，难道可以让国家存亡这等大事，来服从先生个人所求的安逸吗?敬请理解大家的愿望。如先生不适时出任朝廷所授予的官职，清明的政治又如何能够实现呢?一旦顿然开怀，就会明白天下时势和万众寄予先生是如此厚望。”

这样王羲之就不得不给殷浩回写一封信。信中必须谈清楚自己为什么几乎五年时间不出仕的原因：

原因之一：“吾素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意思是，我从来就没有到朝中做官的志向。堂伯父王导在世时，决意荐用我，但我固辞不就，辞谢的书信草稿至今还保存着，有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不是因为先生您掌权了而我才考虑出仕与否。

原因之二：“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讲的是，这几年忙于儿女婚嫁，就想到了一个人，希望自己也像他那样。这个人叫尚子平，是王莽时人，喜读《老》、《易》，隐居于家，坚不出仕。待子女婚嫁毕，乃辞家与几位好友遍游名山五岳，不知所终。自己有这样的愿望多次与亲友知交谈过，不是近日的事。

王羲之在向殷浩简要阐述不出仕的原因之后，突然话锋一转：

“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

意思是，若是朝廷一定要任用的话，去关陇(今陕西、甘肃)、巴蜀(今四川)这两个地方任职，自己将在所不辞。

其口气之坚决并非一时兴起。接下来他分析了自己的才能特点：

“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

所言非常坦率，自己虽然缺乏在朝中当顾问，作应对的才能，但一旦遵奉圣命，为国宣威而出使，他这个使者就会不同于一般使者，他一定能让边远地区的人民都知道我们的朝廷代表的是大一统的中国。相比较而言，担此任务比起当护军将军来，自己可以作出更多的贡献。

为了进一步说明应派他当使者的理由，他又抬出一位历史人物：

“汉末使太傅马日碑慰抚关东……”

这个历史人物，我们现在已经感到陌生。但在那时，就像我们现在谈论秋瑾、徐锡麟等辛亥革命志士那样为人们所熟识。马日䃅，东汉人，字翁叔，汉献帝初为太傅，历位九卿。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他奉命出使关东。因为那时有名叫李催者搞“独立王国”，朝廷政令不畅。马日䃅每到一地就宣扬中央政权的威信，呼吁维护国家的统一。老百姓好久没见到中央使者了，皆喜：“今日乃复见使者车骑。”王羲之知道这个典故，也知晓当时晋王朝的关陇、巴蜀地区的局势，决心效法马日䃅，为实现国家大一统效力。尽管他也知道，马日䃅后来吐血死于出使途中，但决心已定，故他又在信末写道：

“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以恭以待命o”

时间表也出来了，他计划初冬启程，只恭待朝廷下令。

这便是一位具有大艺术家气质的名士的特殊选择。原打算儿娶女嫁之后，效法尚子平周游五岳，现在既然朝廷急需用人，那么自己也总该对自己负个责任，得扬长避短；要么不干，要干就干自己愿意干的事。

但是，现实是复杂的。

且不说在常人看来王羲之的创意近乎怪诞，力荐王羲之出任护军将军职位的扬州刺史殷浩也根本不考虑他的建议。殷浩荐用王羲之是出于自己干大事业的整盘棋子的布局考虑。据《资治通鉴》载：浩以征北长史苟羡、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羡为吴国内史，羲之为护军将军，以为羽翼……”殷浩分别提拔苟羡和王羲之二人，其中一个目的是要扩大自己的势力，以与政见不同的安西将军桓温对抗。

就这样，在晋穆帝司马聃永和四年(公元348年)，王羲之近五年的家居生活被一纸诏书所结束。身心已进入成熟期的他，当上了专职武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