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安忆27年后再访北德（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我们正在德国北部的小城吕贝克(Lübeck)穿行。波罗的海离这座不到两万人口的城市只有20分钟的车程。强劲的海风会在某一个巷子口席卷我们，打透我们的身体。此时，王安忆深蓝色的棉麻长裙突然像一面张起的船帆，大面积地飞扬起来；而拐一个弯走到下一条小街，海风又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满地满墙的阳光。于是她的裙子收敛起来，垂下优美的波纹，裹着她，在这座中世纪风格保留完整的小城里行走。

这是2014年7月23日。这天晚上，汉堡市文化部和汉堡孔子学院联合为王安忆举办一场文学之夜。而在白天，我们忙里偷闲，坐火车离开了汉堡去吕贝克。此时，她一个人走在我们前面，寻找27年前她住过的那家家庭旅馆。1987年，30岁出头的王安忆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德。她的德国出版商希望趁此机会，留她在德国多待一段时间，一方面好好谈谈她的书稿，另一方面让她了解一下德国。在代表团启程回国的前一天，王安忆欣喜地接到了国内有关单位的批文，她获准一个人在德国继续停留一个月。今天，“驻城作家”已经是各国间文化交流的一个常规项目，比如一个文化机构出资，邀请外国的一位作家来本城居住两到三个月，除了最必要的关照和尽义务的寥寥几场交流活动外，这个作家是自由的，完全独立安排自己的日程，用自己的眼光和心情去发现这座城市。王安忆负责的上海市作家协会，几年前就曾邀请过一位汉堡女作家来上海“驻城”。但把时钟调回到1987年，那时的中国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当闭塞的状态。一位中国作家可以离团在海外自由行动，几乎是天方夜谭。幸运的王安忆尚不习惯支配这种巨大的自由感。她选择了前往吕贝克。

与上次来访相隔27年，这是一个怎样的时间概念呢？走累了，坐下来喝一杯咖啡时，王安忆感慨道，我在复旦教的学生某某和某某，都是1987年生人，现在都读我的研究生了。而王安忆自己在这27年间，从一个初出茅庐的知青文学小说家，发展成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女作家和国际文坛的载誉者。因长篇小说《长恨歌》，她获得2011年英国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2013年法国文化部授予她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在世界各国频繁出行，早已不是什么难事了。她在体制内的高端身份，令她有很多被安排的国际差旅。但她更喜欢和丈夫两个人的私人旅行。虽然出了国语言几乎不通，也无人接应，但两人却非常享受，且比在国内出门还有安全感。自由感加安全感，还有比这更好的感觉吗？王安忆是那种不在意身份而在意自身本质的倔强女人。也许，27年前那次突如其来的自由感，给如今要在国外独立旅行的渴望埋下了种子。

这次来汉堡，她徒劳地寻找过消失多年的中文书店“天地”。1987年，就是天地书店的老板梁先生亲自开车，把王安忆送到了吕贝克。当他把王安忆留在为她订好的家庭旅馆后，表情有些尴尬。“当年的吕贝克是那么老旧、灰暗，我觉得梁先生很歉疚，似乎为把我丢下而不安。”王安忆对我说。接下来的一周的经历，让王安忆在以后的27年间都犹犹豫豫没有重返。深入骨髓的孤单，可能是在她心里留下的最强烈的滋味。吕贝克成了异国他乡的代名词。小城里大部分的房子，都有四、五百年的年头，至今每年还有四千多座房子需要修缮，使得市政府总是负债累累，以至市长都坐不起飞机去绍兴缔结友好城市。而波罗的海在1987年的夏天也表现不佳，使吕贝克在王安忆待的那一周持续阴冷，所以她记忆里的主色调是灰色。“来了一个中国姑娘。”小城流言很快就传开了。有一天王安忆在旅馆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着奇怪的中文。他说他开了一家木偶博物馆，跟王安忆住的地方就隔一两条街。他的收藏里也有中国木偶，想邀请王安忆去参观。王安忆就同他去了。傍晚，这个被王安忆起名法埃的德国男人，还请王安忆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聚餐，并很绅士地为她买了单。这里没人把她当作家，在大家眼里，她是一个在当时实属罕见的“中国姑娘”。让王安忆起疑的是，法埃说他除了开这家木偶博物馆、去全世界收集木偶外，自己还在汉堡的北德电视台有一份摄影师的工作。一个人怎么可以活得这么天马行空呢？直到王安忆下次访德，在汉堡的会议大厅里，出其不意地看到扛着摄像机的法埃冲她微笑，才信了他没有诳言。

汉堡市文化部在王安忆来之前，问她有什么心愿。她只提了吕贝克。故地重游其实是件冒险的事，多年的记忆可能会变得撕扯。在木偶博物馆，王安忆几乎清晰地记得每个角落。74岁的法埃已经退休，只有他的大照片挂在墙上。博物馆向上扩建了两层，来自五大洲的木偶也有上千件了。“每个木偶都藏着一个秘密。”若法埃在，他一定会这样告诉大家。看得出，王安忆不习惯木偶博物馆的变化。还有整个吕贝克在她眼里也变得现代而宽阔了，“像重新刷了油彩的舞台布景，”她抱怨了一句。在市中心绕了好几圈，最终，那家家庭旅馆还是一个谜，王安忆怎么也找不到她当年的落脚点。

汉堡的孔子学院是一个美得让德国观众目眩的地方。多年前，上海和汉堡结成友好城市，上海市政府把一个豫园的缩小版赠送给汉堡，汉堡市文化部贡献出市中心极高雅的地段，安放这座一木一石都来自上海的林园。然而，王安忆却觉得，这个地方太冷僻了，连出租车司机都不能对“豫园茶楼”或“孔子学院”做出点头即出发的反应。她的直觉是对的，她是继莫言之后第二个在汉堡“豫园”登场的中国作家。“国家为文化走出去花了多少钱，都算不清了。可是效果怎样呢？”她提出这个问题，甚至变得忧虑。但是在七月的这个傍晚，豫园却坐满了人，连多一张椅子都加不进来。《一个城市和它的文学记忆》是王安忆文学之夜的主题。她坐在亭子里，四周修竹环绕，几步之遥是豫园的亭台与水榭。在这个“非常上海”的汉堡地盘上，她告诉德国观众，作为终生寓居上海的作家，她为什么在《长恨歌》里写了一个上海小姐的故事，她的城市写作和大多数作家的乡土写作有何不同，她为什么要在大学里引入文学写作课程。

非常蹊跷的是，《长恨歌》至今没有在德国出版。而英文版、法文版、西班牙文版甚至意大利版都已经上市多年了。德国出版市场是一个把莫言领诺奖时裸奔的作家廖亦武一年出一本的地方，但对引进非政治批评式的中国文学作品却谨小慎微。这一选择与法国出版商开阔的文化视野很不相同。王安忆对此不太在意。“读书写作的时间还不够，真的没有精力去想版权的事。”她甚至对德文版空白也很通达：“欧美很多人现在还是冷战思维。”那么，为了帮助欧美人理解中国，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给他们定制一些“初级启蒙版”的中国故事呢？与王安忆在亭子里对谈的德国汉学家马可博士，用小笼包比喻上海人的地域性格，赢得了观众席间一片笑声。王安忆对此温和地不置可否。

也许是教堂布道传统的延伸，德国人喜欢去作家朗读会。但他们一般不参加没有德文作品的作家的活动。理由很简单，若喜欢上了却无法阅读，岂不糟心？为了准备王安忆的文学之夜，我特地约了莫言的德文译者之一、住在汉堡的郝慕天提前翻译《长恨歌》的一个片段，章节由王安忆“钦定”。王安忆选了第一章第一节《里弄》。本来就有些疯狂的老郝如期译完，却不依不饶地认定，若让德国观众只听这个部分，王安忆非在汉堡栽跟头不可。“一点情节都没有啊！”她在电话里对我大喊。那就当散文听呗。我没有告诉老郝的是，《长恨歌》的开头在中国读者当中也是充满争议的，因为它太“王安忆”了，密密麻麻全是细节。王安忆自己给出的理由是，先要搭好舞台，才好请人物出场。老郝属于那种比较另类的汉学家，她带上她的狗，直接把车开到汉堡市中心，和王安忆在阿思特湖边的露天咖啡馆当面敲定了一个新增的朗诵环节，也就是王琦瑶被杀前几天的一个充满对话和心理活动的场景。这天下午王安忆中暑了，老郝则赶紧译完了她认为能拯救王安忆的那个片段。

荀莫尔先生个子不高，儒雅淡定，称自己是德国唯一一位作家兼公务员的双栖人类。他是汉堡市文化部的文学总监，在王安忆的文学之夜，他坐在第一排。活动结束后，观众们久久不能散去，趁着迷人的夜色，请王安忆签名、合影，还有无数个提问。荀莫尔先生等到大约九点种的样子，就不动声色地带领我们一行人，从孔院的后门溜出来。步行不到三分钟，我们就坐进了一家汉堡风味十足的餐厅。大肉大鱼和北海手剥小虾仁一盘盘端上来之后，荀莫尔先生率先举杯，代表汉堡市政府祝贺王安忆的活动圆满成功。大家都饿坏了，也放松下来，边吃边聊。荀莫尔先生渐渐放下公务员的姿态，换上作家的本色，对王安忆说：“你知道今天晚上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王安忆用大眼睛看着他，等他往下说。“无论是第一部分散文式的抒写，还是第二部分人物心理活动的描绘，都具有很高的文学品质，这无需我赘言。最让我惊奇的是，没有一点点让我不适的陌生感，这种感觉是以前接触中国文学作品常有的。但今天没有。你写的是中国故事，但你的作品是世界文学。”

我想，假如德国有豆瓣，参加过这个文学之夜的人，回家后都会点“想读”。但是德国没有豆瓣，王安忆也从不上网。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自绝于互联网的人。

写于2014年8月22日，德国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