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 谈“法的中国性”（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关于《法的中国性》

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目前的中国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不借助于西方语词便无法表达、但借助西方语词又不能准确表达的困境。”具体说，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社科的主流表达依据的是“（西方）先进——（中国）落后”这样一个二元结构，它构成了一百多年来我们表达自己的一个基本范式。《法的中国性》试图颠覆这个图式，回归中国的主体性。

关于“中国”

“中国”是我们生长、饮享生活的地方，但如何认知我们这个国度的确是个问题。中国不只是个地域范围，它有着自己的文化符码，也有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特征。即便吃肉，我们也习惯使用筷子；一杯清茶喝出的是一种别样的人生。这都是“中国”。就《法的中国性》而言，中国这个概念主要有几层意思：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一种属于自己的“近代历史”，一种因文化、习性所培育起来的“国性”，一种特定的国家性格。

关于“中国性”

“中国性”这个概念的形成来自于这样一种阅读和思考：无论何种事物只要到了中国，它一定会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并不包含价值上的评断。我不同意中国是个“大染缸”的说法，这太负面。我也不习惯从正面加以判断，因为无论好坏，它都存在那里。将它作为一种价值中立性的描述和阐释可能会更好。譬如，印度的佛教，到了中国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禅宗；麦当劳、肯德基都是西方的快餐，而来到中国之后便成了儿童生日聚餐的场所，而且也可兼卖油条和豆浆；来自于法国优雅的红葡萄酒，我们可以兑着可乐喝。在政法制度层面，“中国性”更有着极强的解释力。啥叫“法官”？我们过去没有这个概念，我们是司法行政一体化，处理行政事务与审理案件都在衙门进行。“法官”是个外来词，但这个词本身又是非常中国化的。“法官”是个“官”，无法脱去行政的色彩；又譬如“法院”，以前咱们也没有，是个舶来品，但这个中文词很有意思，带个“院”字，有“院”就有“院长”，肯定是个“官”。而这些东西在它的原生地西方则是完全独立于行政的东西。这就是中国性，一种无法褪去的中国底色。

关于“中国性”与“本土资源”之异同

“法治的本土资源”这个表述是由北京大学的朱苏力教授首先使用的。这个表述暗示了这样一种存在：域外的“法治”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必须考虑“中国土壤”，而所谓的“资源”肯定首先指的是类似于“土地”这种“不动产”。即是说，“本土资源”与“中国性”这两个概念无论在语义还是方法论上都有明显的区别：“本土资源”指的是中国既存的一种东西，探求这种东西是法治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中国性”侧重的是“外来之物”经过中国的“化合”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既定状态。譬如，“中国的麦当劳”就带有中国性，虽然它来自美国，而且在食材上也大同小异，但其经营的方式和范围却已发生改变。

（本文由《法的中国性》一书责编范新整理） 内容关联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