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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多难兴邦，教育为先。王维舟从1923—1970年，有过四次办学经历，即1923—1925年在川东家乡创办的“新群女子高小”，接任“宏文小学”校长；中华苏维埃政府时期（1933年11月—1935年2月）在苏区办的“彭杨学校”、“列宁学校”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年8月—1949年）在陕甘宁边区举办“干部培训班”、“平民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7月—1970年1月）筹措并创办了“贵州、云南、西南三个民族学院”，担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王维舟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王维舟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王维舟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王维舟；平民教育思想；当代价值
王维舟（1887—1970），本名王天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四川省宣汉县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历经“保路斗争”、“成都血案”、“护法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抱负远大革命理想的王维舟前往上海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0年5月在上海经金笠等介绍加入了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他就是共产党员了。”随后他到苏联学习，1921年十月革命胜利日亲耳聆听列宁的现场演讲。1922年，回北京参加了李大钊、吴玉章等组织的“赤心社”、“俄灾赈济会”，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募款救灾，支援苏维埃。1927年，王维舟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聆听了毛泽东的《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彭湃的讲课。这一系列的学习，使王维舟理解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任务，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和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以及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等理论；并转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与发动川东起义。曾任中共川东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央革命军委第四局局长、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兼政委、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西北军区副司令、解放成都前进部队副司令员。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兼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书赠王维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布质奖状。
一、 王维舟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
十九世纪末，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入侵中国，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境地；国内封建势力也相互兼并；“五四”时期“平民教育”是个流行语，王维舟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年代。王维舟教育思想的产生，除了和他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地理环境，以及他自身的传奇经历分不开外，同时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他前代的思想传统有一定的联系。百年教育梦凝聚了五千年的文明精华。
（一）王维舟的家庭境遇、社会地位、传奇的个人经历孕育了他的平民教育思想
王维舟生于1887年6月10日，家住四川省东乡县（今宣汉县）清溪场王家坝。祖父王元相曾考取清朝贡生，祖母姚氏。父亲王正启是接抱的继子，母亲符氏。大哥王天辅（号佐卿 ），弟王天干（号意诚），另有三个姐姐。祖父母忠厚淳朴，勤劳节俭，善理家务，置有田产20余亩，除自家耕种外，还在本场兼营一点小生意，家境比较富裕。王佐卿顺利地读过《三字经》、《四书》、《五经》，考过童生和秀才，并且还去成都应过一次“拔贡”的考试。
1893年，王维舟的祖父王元相、祖母姚氏相继逝世，当地士伸，尤其是上层族人，为了掠取田产，便大闹所谓“绝业”[1]（ 附一：王维舟世袭）。说什么“抱儿子不能得家产，既要大修坟墓，大办丧事，又要族人都有所得”。 1894年，王佐卿在清溪、马家等地教私塾，王维舟亦随之免费读了几年私塾。在封建势力的压力下，王维舟的父亲王正启卖了大部田产，借了高利贷。从此，家境日趋衰落窘困。仅读私塾三年13岁的王维舟就不得不辍学随父母耕田种地，时常提着小菜、水果到清溪场街上叫卖。
1904年，王佐卿回清溪场与符培心创办宏文高小，招收学生100余人，在教学上虽仍忠君尊孔，但已提出尚公、尚武、尚实的宗旨，对教育革新迈出第一步。教学改制，教育倡新，学堂开始分班授课。学科科目除开“读经讲经温经”及国文之外，修身、历史、地理、格致、算术、体育、唱歌等中西兼学课目亦渐次开设。王佐卿的办学成绩和他的竹画深受绥定府（今达州市）主持科举考试的彭仕荣、知县喇世俊的赏识，聘为县衙家庭教师。1906年，王佐卿介绍弟弟王维舟到宣汉县城冉立三、冉献甫店铺当学徒。正是在成都工兵学校半工半读期间，王维舟参加了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同出卖川汉铁路主权的清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11年组建了“东乡（今宣汉县）保路同志军”，成立了东乡军政府；1913年，王维舟进入成都警备军官学校学习，在学校里的正规学习和操练，培养了他严谨、周密、勇猛、稳健的性格，毕业后就任绥定警备司令兼达县警备队队长；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又组织护国讨袁军（1917年护国军改名靖国军），曾任“靖国军”营长、团长等职。但是，军队内部勾心斗角，争地夺利，战事不断，导致百姓生灵涂炭，连年遭殃，这使他一心为民的梦想彻底破灭。
（二）王维舟因受十月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促成了他的平民教育思想
平民是与贵族相对而言的普通老百姓。平民教育，就是让平民接受切合于生活的教育，就是坚持面向大多数人，面向农民、工人和弱势群体的教育。“五四”时期，“平民”是个流行语，如“平民文学”、“平民政治”等。由于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倡导和推动的平民教育，从劳工的识字开始，举办平民夜校，摆摊识字，问字处，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影响巨大的平民教育运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大多参加过这一运动，王维舟亦毫不例外。
王维舟十年劳动，十年磨练，深深地认识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本质，为后来冲破黑暗统治，挣脱封建枷锁，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踏上革命航程打下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2] 苏联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后，他受新文化的影响，立志走俄国之路。
1920年4月，王维舟在上海经金笠等人介绍加入朝鲜共产党支部，随后赴苏联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在地）学习马列主义。当时，年轻的苏联正遭受14个帝国主义国家军队的联合进攻，物资匮乏，食品短缺。王维舟与其他同志一道，积极响应列宁“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号召，时常忍着饥饿参加义务劳动，以支援前线和红军。1921年十月，王维舟赴莫斯科参观学习，他和学友们一道参加了纪念莫斯科红场的庆典活动。王维舟对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的生动演讲及音容相貌终身难忘。1922年，他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中共参会的代表是张国焘。
党的“八七”会议后，王维舟回到四川组织武装斗争。1929年4月27日，王维舟按照中共四川省委的制定的“以农民暴动为中心，土地革命为目的”的方针，“学习井冈山的办法”，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道路，部署李家俊在万源的固军坝树起了第一面红旗——成立游击队第一支队（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又叫“地方红军”，“川东游击队第一路”）。王维舟依托大巴山在宣汉、万源、开江、开县、城口 梁山等地建立了川东游击军，先后多次发动武装起义。1931年，王维舟被四川省委任命为川东军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川东游击军在王维舟同志的指挥下，除恶铲霸，艰苦斗争，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为红军入川和川陕苏区的巩固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朱德元帅说：正是“有着这一批地方游队伍，才使入川的红四方面军能迅速扩大起来”，使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
1933年11月2日，川东游击军在宣汉城西门操场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红三十三军辖九十七师，蒋琼林任师长；九十八师，冉南轩任师长；九十九师，王波任师长。全军1万余官兵，都是宣汉的优秀儿女。一个县独立组建一个军，这在中国军史上实属罕见！从此，这支川东人民的革命武装在王维舟的指挥下，建立苏维埃政权，反六路围攻，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随后，宏文校教师黄中夏、桂会请、严仕金，学生王心学、王心全、王心兰（9岁）、王心六、李长碧、等300余名师生相继请缨从军。[3] “红军主力撤走后，伪乡长符戟轩派人撤毁了王团长（王维舟）的房屋，将材料据为己有，修了他的私人公馆，‘口园’，还掘了王团长母亲的坟墓。’’1932年12月，红军从鄂豫皖入川时，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只有15000余人，入川后在达州补充了大量的兵员，整团、整营、整连地扩军，佷多汉族、土家族农民参加了红军，发展到近60000人，加上红三十三军，总兵力已达80000人。当时仅有40多万人口的宣汉县，直接参加红军的就有50000多人。同时，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还孕育了向守志、王定烈、王海廷等10多位红军将领。宣汉红军纵横川陕、保卫苏区，强渡嘉陵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三次翻雪山，过草地，历经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
1936年11月，红四方面军部分队伍抵达陕西保安，王维舟与刘伯承去拜会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人，他亲口告诉了毛主席：“张国焘叛党，反对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以及对我们（三十三军）之种种歧视的罪恶事实。”毛泽东感慨道：“你们这一年，多吃了些苦，多爬了些山，革命的道路不是一点弯子也没有的啊！四方面军的一部分还没完全认识到革命由于张国焘的路线，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待将来时机成熟，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希望你们做好准备，暂时保守秘密......”[4]
1937年，抗战期间，王维舟先后担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等职。同年九月被国民政府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军衔。率领部队一方面坚持抗敌，另一方面开展大生产运动，为大后方的物资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1942年6月3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文章《努力革命二十年如一日——祝维舟同志五十六寿辰》：维舟同志“对党有无限的忠诚”，是“饱经革命风霜，曾冲破过无数困难和艰险的老布尔什维克”、“我党的先辈”，“值得我们全党来学习和尊敬，值得全中国人民来尊敬”。同日同报同版还刊登了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领衔的贺电，同贺的有贺龙、关向应、高岗、徐向前、林彪等人。毛泽东在审议“七大”中央委员候补人名单时说:“王维舟同志是中国最早的党员之一，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员了。”在中共七大上，王维舟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解放战争时期，王维舟先后担任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协助贺龙指挥了保卫延安、收复延安等战役。[5]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谈后，党中央决定吴玉章和王维舟作四川省委书记和副书记，王维舟携家人赴重庆工作。蒋介石说，王维舟是专门搞兵变暴动的专家，限其三日出川，否则逮捕拘禁，限制其自由。于是，国民党借口匆匆派飞机将王维舟一家送南京，转机返回延安。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党的民族政策催生了王维舟平民教育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决定实行大行政区建制，设立大行政区一级地方政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各个地区进行领导。成立了东北、华北、西北、中南、西南五大行政区。[6]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重庆后，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5月28日又任命贺龙、王维舟等6人为副主席，丁兆冠等68人为委员。7月27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在重庆成立，下辖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康省、西藏地区、昌都地区。1953年3月，撤销西南军政委员会；1956年11月1日，撤销西南行政委员会。王维舟被任命为西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6月—1954年11月），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50年6月—1953年3月）兼西南民族学院院长（1951年6月—1970年1月）,是分管民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7] 刘伯承、邓小平等主要领导把民主工作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王维舟亲临民族工作第一线。不忘人民者，人民永不忘。1979年12月19日，党中央在八宝山为王维舟同志补开了追悼会，中央各部门、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胡耀邦等四十二人送了花圈。胡耀邦、李先念、王震、彭真、宋任穷和王维舟家属八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王维舟的亲密战友徐向前主持了追悼会，王鹤寿代表党中央致悼词。王维舟纪念馆位于宣汉县城巴山红军公园内，江口湖东北环抱，始建于1983年，隶属宣汉县文化和广播影视局，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国家第三批免费开放博物馆。
二、王维舟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教育主张
1923年春，王维舟得家中急电：母亲病危。回家三天后母亲去世。他安埋母亲的遗体后，把祖上留下的田地全部分给了穷人、佃户、当众烧了地契。“王善人”的名字因此不胫而走。[8]他目睹辉煌不再，尊严难存，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山河破碎，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在死亡线上挣扎，革命怒火油然而生；他强忍满腔怒火，苦苦思索：中国的未来之路在何方？如何使马列主义理论的传播与唤起大巴山民众的觉醒达到最佳契合？“救亡图存”成为主旋律，主张传播新文化，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兴国必兴教”。这时，族人王光普、王鹤元也极力挽留王维舟回乡办学“育人”，培育族中乡里有志青年。这与王维舟的想法不谋而合。王维舟拒绝了军阀政府高官厚禄的引诱，静心兴学育人，并赋诗一首，表达自己“偃武修文”的志向和决心“壮岁戎马甚倥偬，为何偃武入蜀东？舌耕糊口君莫笑，羞与豪阀论英雄！”1923年4月，王维舟办起了宣汉县最早的女校之一——“新群女子高小”。被封建礼教禁锢了数千年的大巴山妇女走出深闺，剪掉长辫，放开小脚，跨进学校大门读书识字，这在穷乡僻壤的清溪场可谓“破天荒”的非常之举。他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社会实际，认为“要救民于水火，必须以苏俄为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在中国的统治。要革命没有工人、农民和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参加是不可能的。”因此，王维舟以自己“兴国必兴教”的一贯主张，从兴学育人入手，打开了在宣汉传播马列主义的第一道大门。[9]在主持西南少数民族工作期间王维舟主张：民族内部与民族内部之间的隔阂，应既往不咎，要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继而开启了在四川、云南、贵州、西南民族教育的大门。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教育对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十分重要。如何办理教育，使他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是我们教育界的根本问题。
（二）教育目的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才。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什么是民德，要目有四项：觉悟，联合，解放，创造。要捣毁痛苦的地狱，创造人间的天堂。[10]宏文校是王维舟的胞兄王佐卿于清光绪30年创办。由于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困苦，宏文高小学生愈来愈少。1924年初，王维舟为了更广泛地宣传马列主义，不失时机地提出 “振兴宏文校”。族人王光普、王鹤元提议：由王维舟接任宏文校校长，并由刘耀、符培兴、冉绍堂等14人联名具文呈报县知事汪承烈委任；同时，呈送了王维舟拟定的将宏文校由清溪禹王宫迁回清溪寺原址的建校方案。王维舟变卖家产、田地，劝哥王佐卿捐出修房备用的材料。他发动族人、乡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料出料。经过一年的努力，一幢高大的“工”字形仿苏俄式建筑，在乡亲们的期待和惊喜中竣工了。这座有八间教室、两间厅堂的“工”字形教学楼 寓示：宏文校“面向工农，兴学育才”。王维舟在教学楼的每块砖上都刻有“宏文校”三个字，“宏”与“红”偕音，铭记着宏文校培育革命人才的历史重任。王维舟办学的指导思想是：传授知识，反对封建文化和封建思想 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实行教学相长，共同进步，反对奴化教育，使学生具有革命理想、高尚品德、健康身体。宏文校迅速扩大到400余人。1925年，修涛考入四川大学工学院，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校发起组织“知行社”、“革新社”、“反劣币大同盟”等进步团体。他积极发展党员，开展学运，1928年回宣汉县，成为中共宣汉县第一任书记。[11]
教育教学内容是为教育目的服务的。宏文校在教学内容上，除政府颁布的课本外，还动员语文教师结合革命形势编写《同唱克敌之歌》 等反帝反封建的补充教材；在音乐教学中，还教《国际歌》和革命歌曲，以国际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气魄唤醒民众和师生。此外，学校还购置有琵琶、风琴、月琴、锣鼓等乐器，王维舟最爱弹琵琶，常自编、自演，每周一次晚会，既是组织者又是表演者，寓革命思想于娱乐中；在体育教学中，学校有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浪桥、秋千、木马、杠架、沙坑等。王维舟是网球、羽毛球爱好者。他整顿校风、校纪、校容、校貌，建立新学规。王维舟针对当时清溪场烟馆林立，赌摊遍地的社会现状，宏文学校规定学生：严禁吸食大烟，严禁嫖娼赌博，违纪者开除。学校还具体规定了奖学金等级及警告、记过等奖惩标准。教师认真教，学生积极学，提高了教育质量。[12]
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孔子创办私学，倡导“有教无类”，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体现在招收学生无贵贱之分，无品行高低之分，无地域之分，无长幼之分等。
中华苏维埃政府时期（1933年10月——1935年2月）：民国二十二年十月（1933年10月19日）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配合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解放了四川宣汉，摧毁了刘成厚军政府，相继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封建制度的同时，广泛号召群众学文化、兴科学、讲民主、反迷信的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为少数剥削阶级服务的制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群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斗争许可的范围内，开始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13]
（三）教育形式
“蒙以养正。”蒙学是我国古代的初等教育。清代的蒙学，主要有三种形式：书院、义学与私学。私塾在达州遍及城乡，一直沿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国十二年（1923年）王维舟从苏联回国，在宣汉县清溪场创办“新群女子高小”，废“读经”教授反帝反封建全新课程。1924年，王维舟接办“宏文校 ”；1925年初，正式接任校长。当年冬天，宏文学校获得了“全县模范高小”的荣誉称号。而川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清溪场共产主义小组”，也在王维舟办学期间，于宏文校内。王维舟还在清溪场吴家祠办起了第一所“平民夜校”，次年在三河、南坝、双河、普光等地 办起了20多所“平民夜校”共300余人。中华苏维埃政府时期（1933年10月—1932年2月）：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各层次学校。中共川陕省委为贯彻这一精神，在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讨论的斗争纲领中指出：“开展群众的普遍教育，扩大彭阳学校、‚恢复苏维埃学校，各县设立小学或工农教育所。”同时在省苏维埃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还特别强调：“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的重心应当是发展社会教育。受普通教育的学生有参加课外运动之自由，学校不得干涉参加工农群众革命运动之自由，学校不得开除其学籍，反对一切束缚学生自由的校规”。还作出了凡属青年不分男女都有入学机会，学膳书籍，一切费用由政府负担。而且学生有“管理或监督之权，有参加学校行政教育会议及择举教师等权利”的规定。这种民主办学，师生平等，置学校于社会之中的重要主张，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些规定，从教学内容到教育方法和办学形式，都体现出教育与实践的结合，教育为苏维埃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针。[14] 川陕苏区的学校教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实行普及，如列宁学校；一类是旨在培养各种干部的学校，如党校、苏维埃学校、红军大学、彭杨军事学校等。王维舟根据《宪法大纲》先后兴办有列宁学校、党校、彭杨学校、童子团学校、中医学术研究会（1933年11月—1935年春，王维舟的胞兄王佐卿在红军当医生）。 在川陕苏区的宣汉一带，分门别类地设有“识字岗、背包课堂、、院坝课堂、山涧课堂”，还采用多种方式发展教育事业，如“沙滩识字”、“火坑教学”等。[15] 大张旗鼓地开展戒烟运动，大幅度地提高根据地人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中华苏维埃时期，中共宣汉县委、宣汉县苏维埃政府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在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同时，都建立健全了文化教育机构，并制定了具体的任务。[16]
宣汉县把“革命休谈封建话，青年须读列宁书”，作为推动青少年入学求知的口号，双庙乡苏维埃还将这两句动人的口号，镌刻在列宁学校大门两边石门坊，至今还金光闪闪，耀眼夺目。
在王维舟的指导下，西康省、云、贵、川等地办起了“民族干部训练班”、“民族干部学校”，为各民族地区培养了少数民族干部。
（四）教育对象
王维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教育忧患意识的教育家，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平民教育的伟大实践中，是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刻思考和教育家理想追求的结果。他强调指出：“要使我们学校成为平等、团结、友爱、和睦的大家庭的一个缩影。”他认为，平民教育的对象应该是农民、工人、士兵，弱势群体，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民族，不分地域，特别要关注妇女、儿童、民族教育。王维舟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农村，少数民族，聚焦农民，包括妇女儿童。
民国十四年（1925年）王维舟任宏文校校长将新群女校与宏文校合并，男女合班并级，破除了男女交言授受不清的陈规陋习。
宣汉县共有18个少数民族（土家、苗、蒙古、彝、回、藏、瑶、布衣、维吾尔、壮、满、侗、哈尼、黎、佤、朝鲜、畲、纳西），人口6.6万，占全县总人口的5.08%，其中土家族50000余人。土家族主要分布在龙泉、渡口、三墩漆树四个土家族乡及樊哙土家族聚居镇。 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在全国50多个少数民族中西南就有30多个，主要有藏、彝、羌、苗、瑶、白、土家等。全国共有少数民族3000多万，西南就有180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6%，而少数民族地区土地面积却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0%左右。西南地区民族问题十分突出，既有经济交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落后，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的问题，又有各民族间的隔阂问题。
（五）教育内容
王维舟认为，必须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教育，其主要内容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但必须根据各级各类学校的具体任务和培养目标的不同，因而各育的具体要求和内容也不尽相同。在各乡、村设立普及义务教育的列宁学校，在教育内容上，把识字和政治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对儿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育”。如《初级小学识字课本》前六课，讲人与人的器官——耳、鼻、口，以及手足的功能等，对小学生进行革命知识文化启蒙教育。从第七课起，就学“工人”、“农民”、“士兵”、“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等。[17]
1923年，王维舟组建了共产主义小组，其成员先后有周伯仕、宋更新、冉雨生、雷玉书、冉南轩、覃明光等十余人，并建立了“少年文学研究社”，从此进入有组织有领导地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列主义，逐步把马列主义推向与工农相结合的新阶段。开办“群化书报社”、“平民夜校”，陈列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出版的《晨报》、《新潮》、《新青年》、《觉醒》、《创造》、《国民公报》、《四川学生》等报刊及陈独秀、李大钊的政治学术论文；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进步书籍100余本，向师生和群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他们为歌颂劳动人民，发动群众，编写了《取棉袄》；为反对北洋军阀，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编写了《同唱克敌之歌》。[18] 王维舟根据女子生性活泼、爱唱爱跳的特点，亲自创作了《新群女校校歌》:“同学们，女儿受压迫，女权作泥沙，打破旧制度，天府女英放朝霞。新群女校姐妹，努力学习，勇往向前，，向前！锦绣我中华。”接着，他又创作了《女子解放歌》：“趁此少年多读书，勤习职业，他日好服务。看将来，彼丈夫，我丈夫，自主谁敢侮？一切解放呼声高，打破旧制度。女子解放从何起？学习为基础。”
王维舟在宏文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大力革新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传授新文化，宣传民主与科学。提高介绍自然科学原理揭露封建迷信的虚伪和愚昧，通过传播马列革命思想启发学生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来认识、分析、对待一切社会现象和问题，反对奴化教育。
王维舟在红三十三军及苏区内，大张旗鼓地开展有益于人民健康 的戒烟社会改造运动。其主要举措：制定戒烟政策，成立戒烟机构；发布各项公告，强行禁止种植鸦片；采取强制措施，禁止绝食；开展多种形式戒烟，干部率先垂范。
在民族关系上，王维舟特别强调 ：一要注意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不要有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残余；二要迅速试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更好地推动整个民族工作的开展；三要积极创办民族学校，加速培养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收集编印民族情况资料，出版少数民族文字书刊和报纸等。[19]
对于传统文化，王维舟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义，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至今在宣汉县还保留着当年老百姓为王维舟树立起的“除暴安民”、“兆民赖之”等德政碑，表达了对他的崇敬之意。在王维舟的平民教育思想形成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王维舟对马列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的理解，都是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仁爱”、“民本”、“大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的根基上进行的，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对马列主义的理解、阐发与发展的，对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给王维舟教育思想的形成打下了明显的文化底色。
巴蜀文化对王维舟平民教育思想不无影响；杰出教育思想家唐甄，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对王维舟平民教育思想不无影响！
（六）教育方法
王维舟在宏文校的教教育教学中，改注入式为启发式，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与传播革命思想相结合，把朴素的革命道理寓于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之中，重视培养学生动脑动手的能力。1923年春，王维舟同志捐出自己的房屋做教室，利用窗门、板壁涂上锅烟墨做黑板，学生自带板凳，因陋就简办起了“新群女校”。聘请进步青年覃明光、熊季珣、洪述仙等为老师。将报名的50余名学生编为高、初小两个班，教授国文、算术、体操、劳作、唱歌等课
王维舟组织教师紧密结合社会生活实际，自编了补充教材《庄稼老汉》、《取棉袄》等，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启迪他们觉悟。其中《我是一个无产者》：“我是一个无产者，一双空手，一张空口，什么都没有。但我已经够了，手能提废物的龙笔，口能做狮虎般的怒吼。”
王维舟十分重视对学生的艺术教育。他亲自教唱《国际歌》、《打到列强》等革命歌曲，谱写了《宏文校校歌》。《宏文校校歌》附后：
宏文校校歌
I i 5 5 ！6 6 5 0 ！1 1 2 3 ！2 --- --- --- ---！
春 风 一 绿 清 溪 水， 四 望 显 巍 峨。
3 3 1 0 ！2 2 6 0 ！1 1 6 6 ！5 --- --- --- ---！
雄 心 为 栋 梁 啊， 宏 文 哺 育 我。
5 5 6 6 ！5 5 3 0 ！2 2 1 2 ！3 --- --- --- ---！
少 年 努 力 挥 天 戈， 夙 夜 勤 琢 磨。
2 2 1 1 ！6 6 5 0 ！2 2 3 2 ！1 --- --- --- ---！
推 翻 列 强 战 洪 波， 还 我 旧 山 河。
（七）人材培养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成行。王维舟对学生、战士、部下诲人不倦。“西南民族学院之父”——王老常对我们说：“民族工作历来是我们党的重要工作，为什么党中央、毛主席非常重视民族工作？因为，能否解决好民族问题，这不仅是关系到各民族自身能否彻底翻身解放，关系到民族平等问题，祖国大家庭团结能否巩固和发展，而且也关系到我国的边疆国土能否保持完整、国防能否保证巩固的大问题，对国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20]中共四川省委原副书记冯元蔚在王维舟塑像揭幕仪式上无限深情地说：“王老兼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时，经常勉励我们努力学习，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希望，学好本领为各族人民服务。他老人家还多次同我个别谈话，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亲切教诲，我至今还历历在目，铭刻在心。”[21] 王维舟特别强调学以致用。西南地区的三所民族学院，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干部，第一期毕业学员就有46个民族1449名学员。因而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发展。1951年6月29日《新华日报》专门对西南、云南、贵州三所民族学院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作了报道。
（八）终身学习
唐甄重视民生，力行改革，所行无不饱含经世致用的精神，其谈兵论政亦深寄治国富民的理想，在《七十》中说：“今者七十，乃我用力之时也。”同喝一江水的王维舟自然有了“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的口头禅。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就做出了关于创办民族学院，为少数民族大量培养干部的决定。王维舟非常高兴，根据中央决定和有关政策、指示精神，他立即考虑，在西南大区也必须创办一所民族学院。于是他亲自向西南局和党中央反应、汇报、请示，提出具体意见和要求。中央很快就批准了筹建“西南民族学院”的计划，并指示由他亲自兼任党委书记和院长。接着，就开始了紧张地建院筹建工作，调配干部，选择校址，修建校舍，购置设备，聘请老师，制定办院制度……。在西南民委的具体领导下，在当时的川西区党委、成都市委、民主党派，以及各个方面力量的热情支持下，西南民族学院于1951年夏季，隆重举行了第一期学员的开学典礼。[22]
三、王维舟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坚守理想信念，共筑中国梦
理想是人生 的灯塔，信念是前行的航标。王维舟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党，终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一生中饱经风霜，历经坎坷，为被压迫人们的解放，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宏伟事业，奋斗终生，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习近平总书记说：“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23]这正是王维舟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也就是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将全过程参与。我们应引领青少年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今天的教育要为所有的学生播种希望，点燃激情，实现梦想。
（二）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费正清在《观察中国》中认为：“晏阳初在20世纪20年代深入中国北方农村，在那里开展识字、公共卫生及农业科学的乡村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24]我认为，王维舟与晏阳初一样，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他处处维护人民利益，时时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王维舟指出，一些汉族干部或师生员工，还没有树立起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思想，他们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愿深入体会民族感情，特别是对工农学生，在情感上抵触更大，嫌他们文化低、学生笨，因而不愿意耐心帮助他们学习……必须帮助他们树立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的思想。王维舟还指出，在汉族学生方面，也有看不起少数民族、嫌少数民族地区落后，不愿意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大汉族思想，也必须克服。今后要求汉族学生，除了加强一般政治思想教育外，必须很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方面的理论和民族政策，树立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的思想。[25]在西南民族学院第二期入学时，王维舟题词：“要学会本能，劳动和智力相结合，为使各兄弟民族落后地区变成繁荣地区而努力。”
（三）教育为先，架起民族间沟通桥梁
教育起源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起源于社会生活。教育“为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26] 起初大多西南民族学院的学生不懂汉语，也不懂大城市的生活方式，王院长教他们从开关电灯、整理床铺、开关自来水、怎样在洗澡堂洗澡等生活小事，再到过马路、打电话、写信以及有什么思想情绪都关心。学院为各民族学生制作了民族服装，开设了清真食堂，建立了民族文物陈列馆，发展和整理民族歌舞，开展民族体育项目和其它民族特色的活动。
王维舟很重视民族教育。西藏解放不久，西藏党委向西南局送来关于“创办拉萨小学”的报告，王老接到报告后，十分高兴，立即表示赞同，很快就得到西南局的批准。王老说：“西藏那么大的地方，历史上从未办过一所学校；今天虽然办的是小学，但它是第一所，是西藏人民的大事，一定要支持他们，给予条件，请他们一定要把学校办好，将来他们还要办中学和大学的”。， 经过认真的准备拉萨小学开学了。[27]继续架起民族间沟通的桥梁，认真办好民族教育，培养少数民族人才；鼓励少数民族学生接受“9十3”教育；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四）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王维舟在五四前后，为了寻求救国真理，经过反复比较、研究，进行着艰难的文化选择，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先进文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实现救国救民宏大抱负的正确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梦”深深地根植于历史的长河中、体现在具体的现实追求中。袁贵仁指出：“我们教育的孩子应该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成为能适应21世纪世界发展潮流发展的有用人才”。教育中国梦就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成才。”[28]在中国这个拥有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要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就得自觉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从勤学、修身、明辨、笃实上下功夫。[29]作好人生规划，人生准备，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
注释：
11951年9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了《老根据地宣汉县清溪场访问记》。此文后面附照片一张，即王维舟和陈静珍牵着“……区第二乡苏维埃政府”红旗合影。在照片下面写着：宣汉68岁的红军家属陈静珍向王维舟团长献出保存18年的一面苏维埃政府的一面红旗，要求献给毛主席。
‚为了纪念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彭湃、杨殷二同志，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命名为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简称彭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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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袁贵仁谈“教育中国梦”[OB/EL]http://news.xinhuanel.com/edu/2013—03—08/c_124430748.htm
【29】焦新.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N】.中国教育报，2014—05—06（1）.
（王荣成，四川省宣汉县王姓氏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高级讲师、中学特级教师、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通讯地址：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邮编：636150；电话：13388217739;邮箱：m13388217739@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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