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英：论王世贞书序文的书写策略（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内容提要：按照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的主体间关系，可将王世贞三百多篇书序文分为三类：一、书序文作者即书籍编著者，主体身份重合；二、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主体间存在相交关系；三、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并无直接接触或交往，主体间存在相离关系。针对三种不同的主体间关系，王世贞在具体写作过程中运用了不同的书写策略，在一致与不一致的对话中，同书籍编著者达成主体间的谐融，从而完成了一篇篇书序文。由此可知，虽然书序文可以作为独立的文本呈现，但是因为主体间性的存在与作用，它并不能完全脱离其所序书籍文本。因此，在书序文研究中只有引入主体间性的思考，才能真正把握此种文体的内涵与价值。

关 键 词：王世贞/书序文/书写策略/主体间性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项目编号14ZDB06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润英，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发表过论文《文人庭园与诗歌书写——以杨万里东园为考察中心》等。

明代中期，尤其是正德(1506-1521)以后，书籍刊印数量真正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①。随之而来的，即是对书序文的大量需求。文人(尤其是颇具文名的文人)不仅为自己撰著或编纂的书籍作序，而且往往需要面对他人的请序。如果说在唐宋时期，书序文作者还可以相当谨严，对于他人的请序并非有求必应、率尔操觚；那么到明中期，当请序、作序已成为一种风尚，书序文作者就越发难于拒绝他人的请求。对书序文作者而言，为自己编著的书籍作序、为熟识的人编著的书籍作序、为陌生人编著的书籍作序是完全不同的情况，针对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书写。可以说，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这两个主体间的关系直接制约着书序文的书写策略，从而呈现出不同的书序文文本。因此，引入主体间性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书序文的书写问题就显得非常必要②。在明中期那样的书写环境中，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的关系尤其复杂微妙，书序文作者如何在与书籍编著者的主体关系间觅得谐融颇费思量，但这同时也激发了书序文作者不断调整书写策略，在具体的写作中辗转腾挪，书序文的书写也就变得更具趣味。

王世贞(1526-1590)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交际甚广，除了为自己繁伙的编著作序，时人亦以得其只言片语为荣，所谓“片言褒赏，声价骤起”③，因此熟识与不熟识的书籍编著者自然索序频频，这使得王世贞作序任务格外繁重，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几类主体间的关系在他的书序文写作中更加凸显。王世贞本人在书序文创作上亦颇用力，所作达三百多篇，数量远超其赠序与寿序的总和④，时人罕有其匹，所序书籍种类广及诗文、小说、戏曲、学术著作等类别。本文以王世贞所作书序文为考察对象，正可由此探讨针对与书籍编著者不同的主体间关系，王世贞如何运用不同的书写策略，在一致与不一致的对话中，寻求与书籍编著者间的谐融，最后付诸文本，完成书序文的书写。

王世贞所作书序文，主要收录于《弇州山人四部稿》和《弇州山人续稿》。本文根据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之间的关系，将王世贞书序文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主体身份重合的情况。这种情况出现在王世贞为自己编著的书籍所作的序文中，即通常所谓“自序”。此时，王世贞一身二任，既是书序文作者又是书籍编著者。第二类是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主体间存在相交关系的情况。这种情况出现在王世贞为友人、同乡、同年、同僚等熟识的人编著的书籍所作的序文中。在这类书序文里，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既相互勾连又相对独立，主体间的关系极具张力。第三类是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并无直接接触或交往，主体间存在相离关系的情况。这种情况出现在原本不熟识的人通过王世贞的朋友等间接关系向他请序或王世贞为重刻古书等写作的序文中。此时，作为书序文作者的王世贞和书籍编著者之间的关系就又隔了一层。

一 主体身份的重合：自我代言的自觉

为自己编撰的书籍写序，王世贞既是书序文作者，同时又是书籍编著者，一身而二任，书序文作者与书籍编著者的主体身份是重合的。当王世贞展开书序文的书写时，其实也是书籍编著者直接面向读者的言说，此时的序文书写即是其自觉的自我代言。主体身份重合的特殊性或优越性在于，书序文作者完全了解书籍编著者的主体期待和意图，掌握了比任何人都更为丰富的，只有书籍编著者本人才拥有的书籍内外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因此，在书写过程中，书序文作者最了解所序书籍，也最知悉应该调用书里书外的哪些材料，如何对书籍正文进行最大限度的支持和补充等，从而引导读者进入最为接近书籍编著者主体期待和意图的意义空间。

王世贞自我代言的特殊性或者优越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在书序文书写过程中对书籍编著者个人私密性材料的自由调用，包括调用生平经历、写作过程、个人的心理情感等。例如，《王氏金虎集》是王世贞在山东青州时编定的诗文集，收录了他于京师为官九载间的重要作品。在自序中，王世贞坦言自己初入仕途时颇感彷徨，后经李先芳(1511-1594)引介结识了李攀龙(1514-1570)，二人初次见面即意气相投。在序里王世贞用较大的篇幅直接引用当时李攀龙来相约提倡复古的话：“诗变而屈氏之《骚》出，靡丽乎长卿，圣矣。乐府，三《诗》之余也。五言古，苏、李其风乎!而法极黄初矣。七言畅于《燕歌》乎，而法极杜、李矣。律畅于唐乎，而法极大历矣。书变而左氏、战国乎，而法极司马《史》矣。”借李攀龙之口明确详细地告诉读者自己诗文宗法的对象。当李攀龙问道“生亦有意乎哉”时，王世贞立即积极回应，并为此虽“众大欢呶詈之”亦不悔。王世贞毫不掩饰地指出，在倡导复古的初期，文学趣尚的异同甚至成了他交友的重要准则。最先认识的好友李先芳后因文学观点不同而交疏，先前与他并不相识的徐中行(1517-1578)、梁有誉(1521-1554)、宗臣(1525-1560)、吴国伦(1524-1593)等人，却因文学主张相合而结为挚友，从而强调了自己在文学主张上的独立和严格。这种在京师时私人经历和想法的调用，正可将读者引向《王氏金虎集》总体的复古创作风格以及书籍背后王世贞本人的复古文学主张。行文至此，王世贞又宕开一笔，描述自己调离京师后，在青州任上的他虽然知道严嵩等人“将困余以所不习”，但仍“与田父猎徒角寸阴于南山之下，又不可而使之御魑魅，咏山鬼，亦有以自乐也”。不为环境所困，就真的不为心中的理想所困吗?其实不然。困于青州的王世贞“独念天下事未可知，岳中揭河陆浡，寇盗猬发，感子卿任安之答，陈王敬礼之对”，取旧作辑成《王氏金虎集》，正是对文学复古理想的致敬，无异于再次说明《王氏金虎集》中的作品是自己复古文学主张的践行。序文末尾，王世贞道出：“亦以怫郁揪敛之业居多乎哉!则春华而灼然者，左矣。”⑤其实即是直接告诉读者，青州任上的“自乐”不过是一种故作的旷达罢了，旷达背后是沉重的怫郁与愤懑，并且自己将这种情绪寄托到了《王氏金虎集》诗文的编辑中。可以说，围绕《王氏金虎集》，王世贞在自序中通过各种私人材料的充分调用，利于顺利有效地将读者引入他编著书籍时期待的意义空间中。

在《幽忧集序》里，王世贞以《幽忧集》所收作品的创作背景为线索，串联起自己“幽忧”的心路历程。序文开篇，王世贞即直言自己因杨继盛(1516-1555)事件忤严嵩(1480-1567)之意，困于青州，颠沛中作了《续九辩》和《挽歌三章》。就在自身官场受挫的情况下，父亲王忬(1507-1560)又蒙冤遇难，王世贞真切地记录了这样的场景：王忬下狱后，自己与弟王世懋(1536-1588)衣着囚服，跪于道旁，拦截达官车舆，祈求援助，然而达官们皆因畏惧严嵩而纷纷避去。当时的王世贞“又竟夕展转毋寐，数往愆，危来祸，忧愤之极，若寝呓病谵，不知其为何语，起辄书之”，于是有了《沉慅》《少歌》《自责》《终风》以及答和李攀龙、吴国伦等友人诸篇作品，合而成《幽忧集》。后来王忬未能幸免于难，王世贞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夫王子之当死者再，而卒不死；最后可死矣，乃又不能死，嚄唶先人之遗，以苟存一线。今死而卒，无可处死者矣。”“王子之生趣尽而犹有生咎，所谓欲哭则不敢，欲泣则近于妇人。”亲人罹难让王世贞如三国时的徐庶般乱了方寸，在当时悲痛欲绝却又不能选择死亡的压抑心绪下，“不得不托之辞”。通过自序，王世贞有意将创作《幽忧集》时自身的遭际以及不为人知的痛苦心迹和盘托出，这些资料的充分调用无疑为读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导读区域，有助于读者阅读此序时直达王世贞内心，在阅读书籍时产生强烈的带入感，更容易把握和理解《幽忧集》的内在意涵。王世贞在序末说道：“欲令后世子孙知吾负大罪天地耳，非以为辞工拙计也。”⑥如此看来，传达出压在《幽忧集》背后的心绪与情感，正是这篇自序给《幽忧集》文本本身最重要的注解。

主体身份的重合，一方面使得书序文作者可以自由充分地调用书籍内外包括书籍编著者私密性的材料，有效地引导读者进入书籍文本的意义空间；另一方面，书序文作者还可以运用巧妙的书写策略，在书序文中进行自我形象的塑造。值得注意的是，主体身份重合后，书序文作者旁观的视角和声音缺席，其书写往往难以摆脱“自卖自夸”的嫌疑。为了尽量消释这种嫌疑，王世贞在序文中会表现出对书籍价值的谦虚，有时甚至故意贬低书籍的价值。《弇山堂别集小序》中说：“名之为‘别集’者何?内之无当于经术政体，即雕虫之技亦弗焉。”“是书出，异日有裨于国史者，十不能二；耆儒掌故，取以考证，十不能三；宾幕酒筵，以资谈谑参之，十或可得四。”⑦其言谦谦如此。而《弇山堂识小录序》中，王世贞又说自己撰作《弇山堂识小录》是“谬不自量”，且解析《弇山堂识小录》的命名是用《论语》“不贤者识其小”⑧之意，言辞中可谓步步谦虚。这样的书写策略，足以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个主动放低姿态、甚至反躬自省的谦逊的书籍作者形象。而实际上，这正是王世贞在序文中运用书写策略给自己的形象打上一层柔光后所造成的阅读效果，容易取得和读者的亲近感。

这种故作的谦虚果然是简单的自我贬低吗?不，恰恰相反，它常能因此将读者引入书籍正文，一探究竟。面对《弇山堂别集小序》中的谦虚，读者不免会在心里产生疑问：《弇山堂别集》真如序中所言，是“雕虫之技亦弗焉”，且“十不能二”“十不能三”吗?带着这样的问题进入书籍文本的阅读，不难发现，《弇山堂别集》乃内含《盛事述》《异典述》《奇事述》《史乘考误》等共一百卷，约一百三十万言的鸿篇巨制，书中记载了不少新材料，可补《明史》《明实录》之不足。在具体的写作中，王世贞更是秉史实，用直笔，畅所欲言，甚至常能揭露国史的隐讳之处⑨。毫无疑问，这部书已经远远超越了王世贞在自序中各种谦虚的说法，反倒见出其丰厚的学力和严谨的治史态度。再看《弇山堂识小录序》，王世贞用全篇三分之二的笔墨谈当代的国史、野史、家史皆不可信，言外之意即是说撰写一部当代信史极难并且当时尚无人做到，而自己去努力尝试并结成了《弇山堂识小录》。这样一来，王世贞“谬不自量”的谦虚不仅吸引读者去阅读这部之前无人做到的信史，而且透露出王世贞对于治信史的不懈追求以及他对自己治史才能的某种自信。此时，谦虚便有了欲扬先抑、以退为进的意味。可以说，这样的书写策略，既赚得读者情感的亲近，达到了引人入胜的效果，也让书籍文本和书籍作者本来的形象更具光芒，有效地发挥书序文引导读者进入书籍文本的文体功能⑩。

二 主体间的相交关系：达成谐融的探索

在明代，书籍编著者向名家请序，早已成为“中国书写史的一个特色”(11)。为了向人请得一序，书籍编著者常常不惜跋山涉水去拜访书序文作者，见面则出其书稿请对方一弁。有些书籍编著者未能亲往托请，甚至通过遗命的方式请序于书序文作者，如徐文通(1544年前后在世)去世前，嘱托父亲：“儿诗遂不幸中道矣，度无能传我者，是必北走齐谒于鳞，东走吴谒元美。吴差近，其且先元美。”(12)后来，徐文通的父亲果然东走吴地，代其向王世贞请序。在请序的人里，有较大一部分是和书序文作者有过直接接触和交往的，包括书序文作者的友人、同乡、同年、同僚等。这些书籍编著者抱着不同的主体期待，他们有的希望通过名家之序以扩大书籍的影响力，使书籍得以流传；更进一步，名家若能在序文中对书籍有所称许，这也就如同书籍编著者本人的能力得到了名家的肯定。此外，也有编著者因为希望得到名家创作上的指点，有的则因为同道友谊、理念追求的相似等而“同气相求”，希望得到书序文作者的“同声相应”等。

为和自己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的友人、同乡、同年、同僚等编著的书籍作序，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主体间出现相交的关系。虽然两个主体相对独立，但书序文作者熟悉和掌握了较为丰富的围绕书籍的材料，因此他与书籍编著者展开对话和沟通时，在主体的一致和不一致间找到某种相互认同或契合之处就相对容易，再加以想象的触发，往往能产生新的思想。事实上，当熟识的人以自己编著的书籍来请序时，这无异于给王世贞出了一篇“命题作文”，而书籍编著者的情况以及书籍文本则可充当背景材料。对书序文作者王世贞来说，观照书籍编著者和读者、阅读作品、写作书序文的过程，正是唤起自己的知识背景和阅读经验，激发与书籍编著者的认同感，甚至发挥想象，最后达到主体间的谐融，写就书序文的过程。

例如，王世贞早年在《艺苑卮言》中通过回顾俳律、绝句的发展历程，对以时代先后论诗文优劣的看法提出过质疑(13)。其晚年时，邹迪光(1550-1626)以所著《鹪鹩集》来请序，王世贞面对令他“骤若豁而朗者”的诗作，勾起了自己文学观点上的认同。这种认同带来的愉悦和激动在作序时亦是难以自抑，回顾自“束发而游于艺园”以来垂四十年的经历，王世贞对“不应以时代论诗文优劣”的观点更加坚定，他说：“夫古之善治诗者，莫若锺嵘、严仪，谓‘某诗某格某代，某人诗出某人法’，乃今而悟其不尽然，以为治诗者，毋如《乐记》云：‘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如是三者，以观世足矣。”如果说在写作《艺苑卮言》时，王世贞还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严羽《沧浪诗话》影响的话，那么，此序上引所论正是王世贞对严羽的某种超越。并且，邹迪光的诗作并非王世贞等人主张的复古，而是自有一番个性，不过这却激发了王世贞的想象，促使他在序中对格调法度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先有他人而后有我，是用于格也，非能用格者也。”并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盖有真我而后有真诗”(14)的观点，不仅可借此为复古派反对“谈性命者，创不根语”(15)等理学风气的文学使命张目，且真正突破了“格”的束缚(16)，肯定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在创作中的重要位置。这个观点对明中期文坛实属振聋发聩，后来成为王世贞诗论中极为重要的一笔，是复古文学向晚明性灵文学过渡的有力佐证。

再如陈文烛(1535-?)以其书稿来请序，王世贞阅读后，“盖三得而三为心折也”，此次阅读引发了他对“意”(意气或意兴)与“法”(法式)之间关系的思考。在序文末尾，王世贞指出当时文坛上的两种倾向并总结其教训：一是剽拟《左传》《史记》者“屈阏其意以媚法”，也就是委屈、抑制自己的才情(或意气)而一味逢迎于前人的法式(格调)，使古文写作虽具形貌却毫无生气，酷肖“古人的影子”；二是背离《左传》《史记》者“骫骳其法以殉意”，也就是放纵自己的才情而背离前人的法式(格调)，使作品貌似有生气而失之于格卑。针对这两种倾向，王世贞概括了陈文烛古文的特点，同时也生发了自己的古文主张：“不屈阏其意以媚法，不骫骳其法以殉意。”(17)

又如黄姬水(1509-1574)早年因习古文辞，诗文多精丽宏博，中年游白下，诗文风格稍变而渐趋澹雅自然。当其以《白下集》求序时，王世贞阅读后，不禁深深叹服：“淳父真能剂矣。”黄姬水诗文风格的转变，给长期徘徊于才情与格调间的王世贞带来了极大的启发，他认为通过黄姬水那样的调剂以求折衷，或许可使才情与格调得以统一：“夫辞不必尽废旧而能致新，格不必趋古而能无下，因遇见象，因意见法，巧不累体，豪不病韵，乃可言剂也。”(18)意融法中而不出法外，不法而法，不意而意，最后方能达致浑然无迹之自然高古。

文学书籍而外，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王世贞为经学、史学等书籍作序时。好友凌稚隆《汉书评林》书成，请同样对班史有深入研究的王世贞为其作序。这次作序引出了王世贞治班史的心得体会：“孟坚亡，后世其无史哉?非无史也，夫人而无能为史也。所以无能为史者何?夫孟坚之为史也，非尽孟坚史也，后元而前太史公共之矣，始元而后叔皮共之矣，志有十大家共之矣。夫志固无论，其它若纪传，或繁而损，或略而益，或因而裁，或朴而润，微孟坚畴所折衷哉?”(19)王世贞归纳了治班史的“三端”：其书僻不易识，其事远不易证，其义奥不易通。此外，还精到地指出宋代和明代各治班史之所长，显示了王世贞对于历史撰著非同寻常的识见。赵用贤(1535-1596)合刻《管子》和《韩非子》，请王世贞作序。借此机会，王世贞思考了这样的问题：管子、韩非子，一为相，一受戮，为何二人的命运竟有霄壤之别呢?他从天下大势及霸主、宠臣的心理出发，对此作了透彻的分析：“齐不成霸行，而桓公之霸心发，则机合。机合，仲不得不重。秦并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而非以并天下说之，欲胜其素所任之臣，而自擅功，则机不合。机不合，非不得不轻。”论及《管》《韩》的影响，他认为“宋人之所得浅”，而称道“孔明之所得深”，把宋朝国力之不振，归咎于不能“以实取之”于《管》《韩》(20)，眼光穿透了历史的迷雾，捕捉到《管》《韩》用世的道理。

在这类为和自己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的人编著的书籍所作的序文里，王世贞对于与书籍编著者相互认同之处的寻求与个人想象的发挥，可谓熠熠生辉，触处皆是。如《叶雪樵诗集序》中说：“其气完，是以工句而不累篇；其调谐，是以篇工而不累格。”(21)《真逸集序》中说：“大约剂华实，约事景。其遇物触兴，不取自于人而取自于己，是以有恒调而无越格。”(22)长期以来，学界研究王世贞文学、史学等思想时，多引其此类书序文作为材料，甚至有时该条引自书序文的材料竟是唯一的线索，然而对于王世贞文学、史学等思想如何形成的讨论却不甚深入。事实上，书序文的书写即是书序文作者与书籍编著者在一致与不一致间的对话、沟通，找到相互认同或契合之处，甚至激发想象，进而产生新思想的过程。或许我们可以说，在阅读他人的著作并为其撰作序文的过程中，王世贞许多原有的、零散的想法得以唤醒和整合，甚至萌生出新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序文的书写便可以被认为是王世贞文学、史学等思想观念的来源之一了。

再进一步看，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主体间相交关系的产生，也影响到书籍和其最终要面向的读者间的距离。因为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的熟识，难免容易让读者产生心理防备，猜测书序文作者的书写会对书籍编著者有所偏袒，对书籍文本有所溢美。有鉴于此，王世贞常常采用一些书写策略，比如刻意淡化自己作为书籍编著者的“熟识者”的身份，甚至暂时移置到读者的立场去思考和书写，以便尽可能消释其心理防备，获取信任，从而顺利完成书序文对读者的引导。由于在这类书序文中，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主体间既互有勾连又相对独立，既有相同场域又有不同场域，主体间的关系极具张力，这就使得书序文作者身份的移置有了可能。

在为和自己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的人编著的书籍作序时，王世贞常会有意地在书写中运用一种仿佛并不在意读者的话语表达方式。譬如，在《王世周诗集序》中，他写到：“世周既不蕲为名，余又不蕲为世周名重，各志其所就而已。”(23)说书籍作者王伯稠(1542-1614)编写该书并非为了声名，自己也不是为了帮王伯稠吆喝赚取声名，二人都只是畅所欲言的自在表达罢了。如此刻意的自我剖白，即是说明书序文作者自身的无目的性和立场上的不偏袒，这种貌似不在意读者，实则是颇费心思的澄清，避免了读者可能对书序文作者产生的怀疑，容易获得读者信任。在《魏懋权时义序》中，王世贞并不直接表明自己对魏允中(?-1585)时义的推赏，而是先通过外界的传言和永嘉王公之口的赞美，引出魏允中时义的不凡，然后把自己置于读者的位置，以“陌生人”的态度和眼光与读者一起去阅读和验证：“余得而读之，而后知王公之所得于魏子深也。”(24)在《华孟达集序》中，王世贞更借吕不韦因为挟诈的缘故，其《吕览》虽设万金而人莫敢增损一事作对比，说：“今孟达居贫贱，而名未即就，不足以胁人之耳目而易其真。”(25)既然华善继(1545-1621)贫且贱，名不就，不足以挟人耳目，那么如果人们仍旧认为华善继的文章好，便是真的好了。作为书序文作者的王世贞站到读者的立场去思考、言说，巧妙地避开了书序文作者因直接称赞书籍及其编著者而受到读者怀疑的立场缺陷，向读者呈现出自己在序文书写中不刻意而为，不对读者献媚讨好的姿态，欲擒故纵，反而更容易令其信服。

此外，王世贞在这类书序文里还善于运用大量的设问和对话问答，例如：“余故尝从二三君子后抑宋者也，子正何以梓之?余何以从子正之请而序之?”(26)“冯子之集所为《西征》者何?……何以独称《西征》也?”(27)后面皆一一作答。在为欧大任(1516-1596)《浮淮集》作序时，对于欧大任游淮之旨，王世贞故作不解地发问：“欧先生所欲当独六七大夫?”从而引出欧大任自己以司马迁的事例作出的回答：“不然也。……昔司马子长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窥九疑，浮于沅湘，厄困鄱、薛、彭城时，岂有六七大夫足知者!”(28)这就借问答向读者说明了欧大任著述《浮淮集》背后的深意。在《周易韵考序》中，王世贞更是直接以读者的立场发问：“即所谓三易说有不能半韦编，何暇韵考?”对《周易韵考》这部书大胆质疑，然后又说：“然余切悯幼于之意而稍著其用，世毋以玄之例覆瓿可也。”(29)这才表明了真正的目的。这种自问自答的设问与此问彼答的对话，可以产生独特的写作趣味和阅读趣味，而书序文作者王世贞刻意将自己作为“熟识者”的主体身份移置到读者的立场上去发问，不仅解答了读者的疑问，且可以首先与读者取得心理情感上的亲近，此后再去展开序文的书写(这其中包括故作“客观”或迂回地为所序书籍和书籍编著者说好话)就顺利很多。

不同于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主体身份重合时关系的粘滞，为与自己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的人编著的书籍作序时，王世贞和书籍编著者主体身份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勾连的相交关系，两个主体间具有极强的张力。在这种复杂微妙的主体关系间，书序文作者在同书籍编著者对话和沟通时，容易找到相互认同的所在，甚至触发想象，最后付诸文本写成书序文；因为和书籍编著者的熟识，书序文作者为了消释读者的心理防备，会刻意将自身作为“熟识者”的主体身份移置到读者的立场上去思考和言说。总之，王世贞在其间辗转腾挪，探索出不同的书写策略，许多优秀的书序文作品都出现在这类序文里，如名篇《宗子相集序》《俞仲蔚集序》等。

三 主体间的相离关系：优越场域的利用

除了为友人、同乡等亲见亲知、和自己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的人作序，书序文作者还要经常为并未和自己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的陌生人作序。对于当时在文坛上复古一脉具有领袖地位的王世贞来说，其书序文里的这类作品更不在少数。如《赵霸州集序》，王世贞此前并不知道赵霸州为何人，只是因其同年王某所托才为其作序；又如《西陵董媛少玉诗序》，王世贞所序诗集的作者董少玉，是其友人周弘禴(1574年前后在世)之妻，和王世贞更是没有任何交往。最为明显的是，为古人的作品撰作的书序文，王世贞和书籍作者隔着时间的鸿沟，主体间的接触或交往更是无从谈起。

书序文作者与书籍编著者两个主体间的相离关系，给王世贞在撰作书序文时，把握书籍内外的信息和资料造成了障碍，所以，此前在主体身份重合时以及为和自己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的人作序时所采用的视角，如书籍编著者的私密性经历和个人心理情感以及和书籍编著者的私人交往等，在这类序文里皆不具有可操作性。王世贞唯一亲见的只有书籍文本，因此最容易的书写策略便是从自己对书籍文本的阅读与感受着笔。

首先，王世贞在撰作书序文时，作为书籍的优先读者且自身拥有丰富的知识背景和阅读经验，他可以利用这一优越场域，针对书籍文本作主观的评判。如《钱东畬先生集序》中，王世贞对钱琦(1469-1549)“弃格师心”的作品特点给予了肯定：“先生之所师，师心耳。……顾其从容舒徐之调，不至弦促而柱迫，不作窘幅而舛纬。其合者，出入于少陵、左司之间，而下亦不流于元、白之浮浅。”(30)收到友人之子送来的兵书，扬郡丘大夫所著《兵车心见》，王世贞在序文中直接表达了自己的阅读感受，认为该书不同于戚继光等人的兵书，称“此非车也，盾也”，然而却能“擅车之利，去车之害”(31)。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此外，王世贞还可以就文本涉及的相关内容独辟蹊径或借题发挥地延展开去，这种延展有时和原来的书籍文本并无太大关系，甚至让人感觉是书序文作者在自说自话。《苍雪先生诗禅序》是王世贞应友人之请为其隐于诗的曾祖父所作，但序文并没有集中评论书籍文本，而是主要抓住苍雪先生所擅长的“诗禅”的写作方式，由此点展开写去，认为诗禅易入二境：“入悟境则坐成莲花，入魔境则立变荆棘。”(32)王世贞并未见过龚勉(1536-1607)，在《龚子勤诗集序》中，他没有着力去剖析龚勉诗作的平淡韵味，而是由此引出诸多文学思考，认为唐代以诗赋程士，所以“多工于诗而拙于政”，明代由于士必经谊而考核官吏必以政术，所以“工于政而拙于诗”(33)。在序文中，他还分析了白居易和韦应物的诗作，认为二人的水平虽然不及李杜，但也决非大历十才子可以比肩，从而表达了自己渐趋平淡的文学趣味。

当然，仅仅针对书籍文本的书写还不足以体现书序文作者所处的异于普通读者的优越场域，也无法从多个侧面更为广阔地引导读者进入书籍的意义空间。因此，除了围绕书籍文本内容的书写，王世贞总是尝试着尽可能多地为读者提供关于书籍编著者的信息和资料，延续书序文最早的传记传统以吸引读者阅读。虽然和书籍编著者并未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从书籍编著者处着笔。比如，王世贞可以借助熟悉和了解书籍编著者的他人之口。在受友人梁孜(1566年前后在世)所托为其祖父太师梁储(1453-1527)的诗文集作序时，王世贞对梁太师其人其事的叙述，资料就来自梁孜和“霍先生”之口：“余闻之霍先生，云故太师梁公之贤也……”(34)《白坪高先生诗集序》中关于高先生其人的多个方面，亦皆借自他人的叙说：“余为郎时，则闻白坪高先生，嘉靖间名臣也。”(35)《西陵董媛少玉诗序》所记董少玉其人其事，包括诗集的成书过程皆得自其丈夫周弘禴，因此王世贞在序中能直接引用董少玉私下对周弘禴所说的话：“吾妇也，而又君之妇。妇何必以诗传?即传，而以君之妇，天下孰不谓出君手?何梓为?”(36)从而营造出真实的现场感。

由于从他人处所得的信息有限，也并非总能借用此种信息，所以王世贞还得继续寻找序文书写的突破口。策略之一便是将自己当成书籍编著者的熟识者，甚至站到书籍编著者的知音的立场去言说。《项伯子诗集序》中，王世贞虽不回避自己与项元沛(1525-1590)屡次错过、终未亲见的事实，然而又着重强调自己“时心识之”，而“伯子亦似知余”(37)，因此接下来在序文中对项元沛其人其事的描述虽然皆为当时世人所共知，却因王世贞在序文一开始就说自己和项互相倾慕并心有灵犀而有了“知音之眼”的非凡意义。《龚子勤诗集序》说：“虽不能尽得其人，于其诗见一斑矣。”王世贞认为自己通过阅读诗篇，已然得龚君深意，真正理解龚勉近似白居易的诗风，篇末甚至要将自己对白居易诗歌的心得“与龚君共味之”(38)，俨然一副知交的姿态。

以上所举书序文，书籍编著者尚和王世贞处于同一时代，王世贞可以通过世人共知或从他人处取得的材料和线索以及自己对所处时代的感知，大致把握书籍编著者的情况。而为与他相隔几个朝代甚至上千年的古人的书籍作序时，他和书籍编著者两个主体间的区隔又多了一堵厚重的时间之墙。为此，王世贞更要强调自己虽然无法得以亲见古人，但却可以思接千载，穿越时空与古人达成心灵的默契。在《楚辞序》中，王世贞说：“自太史公、班固氏之论狎出，而后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绅以谈性命者，意不能尽满于原；而志士仁人，发于性而束于事，其感慨不平之衷无所之，则益悲原之值，而深乎其味。”(39)通过比对司马迁和班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司马迁最为理解屈原，因此司马迁的论述为具有“感慨不平之气”的“志士仁人”所赞同，而王世贞自己对屈原也充满同情和推崇，言下之意即是说自己和司马迁一样可以触摸到屈原的情感。在《重刻晋书序》中，王世贞虽然不可能亲见《晋书》的各位编撰者，但他却可以利用丰富的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仔细分析和考察各位编撰者的知识背景，发现他们皆学有专长，在撰写时又能合理吸收诸家前史之长，所以最后不同于否定秦、晋、隋而极端宣扬宋的正统论，王世贞得出结论：成于众人之手的唐修《晋书》可追《三国志》和《后汉书》，甚至优于新旧《唐书》。并且这种认识是在他认真研读《晋书》后所得的，他说：“是书之失，固不能无杂采而轻信，然读之，使其事犹若新，而其人犹有生气者，以拟陈、范则有间，庸渠出唐史下耶?”(40)如此更使自己的体认有了令读者信任的资本。

除此以外，王世贞在书序文中还采用了其他一些书写策略，以体现其身处异于普通读者的优越场域。例如王世贞应同乡孙元之所请，为其五世祖节轩公的《山泽吟啸集》作序，该集后还附有元之父亲如山公的《观国吟集》。由于对节轩公和如山公皆不熟悉，王世贞别具匠心地将自己与元之的交往作为序文书写的切入点，且贯穿全文。而文中对于元之父亲，王世贞评论道：“其前有节轩公以章美，后而有元之以传盛，虽微，诗吾知其不泯泯也。”(41)通过前后辈的情况来推测居于中间的元之父亲，一笔带过而行文巧妙。又如王世贞受同年王某所托，为对王某有知遇之恩的赵霸州诗文集作序，序文前半部分将视角投向赵霸州对王某亦师亦父的恩情，后半部分则通过和古人作比较，感叹王某后来对赵霸州之恩笃报如彼(42)。而在《陆氏伯仲集序》中，王世贞又把来请序的萧君对陆象孙、陆肖孙兄弟的知音之情作为主要的书写角度蔓延开去，使该序达到“如常山蛇势，有首尾相应之妙”(43)的艺术效果。还有《白坪高先生诗集序》，由于高先生为蜀中内江人，于是王世贞从地域的角度，将蜀地的人文地理与高先生其人的风神联系了起来。其他如《插柳全孤诗序》《大业堂尺牍序》《太保刘文安公荣哀录序》等篇谈及书籍编著者时，在书写策略上也皆各有创造。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类书序文中一旦涉及对书籍编著者的主观评价，就容易出现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笼统评价和套话，如“诗文咸明婉有致”“奏疏公檄剀切中事机”(44)等。这样的话语并不能提供关于书籍内外的具有特点的信息，对读者深入书籍世界亦无甚助益。此类情况的出现，就不免让人感到书序文书写在应酬环境中的无奈了。王世贞五十六岁时为胡应麟(1551-1602)《绿萝馆诗集》作序，开篇就感叹自己应人作序颇觉艰难，打算拒绝所有人的托请，然而又常苦于不能逆人之请，如此两难的境地竟曾使他“几且焚笔”(45)。事实上，书序文基于某部书籍写就的文体特征和它呈示、延展该书籍意义空间的文体功能，决定了书序文作者在序文书写之初就已经进入了需要通过与书籍编著者的对话和沟通，在一致和不一致间求得谐融的主体间性中。即是说，主体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为书序文书写戴上了无形的“枷锁”，但也正因如此，书序文书写中主体间性的场域也就成了文人们才情的秀场。

通过书写策略的有效运用，王世贞以书序文为读者搭建了得见一部部书籍之美的津梁。由于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这两个主体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书序文的书写策略，我们根据二者的主体间关系将王世贞书序文分作三类：第一类是书序文作者王世贞一身二任，与书籍编著者主体身份重合；第二类是王世贞和书籍编著者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主体间存在相交关系；第三类是王世贞和书籍编著者并未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主体间存在相离关系。我们看到，在第一类书序文中，由于主体身份的重合，王世贞自由调用了书籍内外甚至编著者私密性的资料和信息，以求最大限度地引导读者进入书籍文本的意义空间；同时为缓解自夸的嫌疑，往往采取故作谦虚等自我形象塑造的书写策略。在第二类书序文中，由于和书籍编著者主体间的熟识，王世贞在和书籍编著者的交流和沟通中，易于找到相互的认同或契合之处并发挥想象，产生新的思想；同时，为获得读者的信任，他还常常刻意将自己作为书籍编著者的“熟识者”这种主体身份移置到读者的立场去思考和言说。在第三类书序文中，与王世贞所直面的主要是书籍文本，因此他作为优先读者，往往调动自己丰富的知识背景和阅读经验，就所面对的文本作主观评判或者抓住与文本相关的某个点延展开去，有时甚至自说自话；此外，王世贞还尝试通过借鉴他人的叙说，或者将自己假想成书籍编著者的熟识者甚至知音，在书序文的书写中彰显自身所处的异于普通读者的优越场域，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引导信息。总之，针对不同的主体间关系，王世贞运用不同的书写策略，求得主体间的谐融，最后付诸文本，完成了书序文的撰作。

当然，除了受到与书籍编著者主体间关系的制约以外，时代文学思潮和个人创作心态等也在王世贞的书序文书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玄峰先生诗集序》中，王世贞便用较多的笔墨，将章华道的诗风与家乡吴中诗风作对比，以赞美章华道的诗作：“吴中诸能诗者，雅好靡丽，争傅色，而君独尚气；肤立，而君独尚骨；务谐好，而君独尚裁。吴中诗即高者剽齐、梁，而下者不免长庆以后；而君独称开元、大历。”(46)在这种褒一方而贬一方，且只挑章华道诗集中符合复古文学思想的地方加以赞美的书写中，王世贞借为章华道诗集作序，批评了吴中偏重文彩、轻柔绮靡的诗风，也高扬了复古派崇尚大历以前高华宏大诗风的文学主张。而在《李氏山藏集序》中，王世贞再次运用了这种两相比较的书写方法：“某吴人也，少尝从吴中人论诗，既而厌之。夫其巧倩妖睇，倚闾而望欢者，自视宁下南威夷光哉!然亦亡奈乎客之浣其质而睨之也。……公之似北地也，甚矣其深也。”(47)这时书序文就成了王世贞有意识选择的作为表达个人或复古派的思想和观点，甚至争夺某种话语权力的文体。对于书序文与时代文学思潮和个人创作心态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将另行撰文讨论。

将王世贞书序文的具体书写策略置于中国古代书序文的书写史中是否具有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不可否认的是，通过本文对王世贞书序文的考察，可以看出，书序文的书写受到主体间关系的制约，必然呈现出主体间性的特点。书序文具有基于某个书籍文本写就的文体特征和呈示、延展该书籍文本意义空间的文体功能，这些都决定了书序文的书写不仅关涉本文重点讨论的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这两个主体，同时还会涉及其他主体，如书籍文本、读者等。书序文作者、书籍编著者、书籍文本、读者等多个主体之间，势必会呈现出更为复杂、更为多变、也更加有趣的对话、交往、沟通、体验关系，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从明代中期起，文人学士编辑文集时，往往将自己撰作的书序文归为一类，他们早就看到了书序文作为一种独立书写门类的魅力。随着时光的流逝，书籍可能散佚，书籍编著者的生平事迹可能湮没无闻，但原本依附于书籍的书序文却得以留存。在这种情况下，后来的读者已不是因为要阅读书籍而去阅读其序文，而是因为循着书序文才了解到所序书籍及其编著者，于是书序文产生之初的书写对象书籍文本便从主角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是这些情况并不能说明书序文可以完全游离于其所序的书籍文本之外。因此，讨论书序文，必然应该考虑到制约书序文产生的主体间性。而以往的书序文研究正是因为忽略了主体间性，对书序文的使用脱离了它当时的语境，于是种种解读皆偏离了书序文文体的本质意义。就王世贞的书序文而言，只有对书序文作者、书籍编著者、书籍文本、读者等之间复杂的主体关系作更为深入详尽的探讨，才能真正理解王世贞书序文中的话语，也才能论定王世贞书序文的实际价值。可以说，因为主体间性的牵绊，书序文和其所序书籍文本之间就如同风筝与线。一只飞翔的风筝，可以越飞越高，在蓝天中成为独立的风景，但是一旦挣脱了牵着风筝的线——书籍文本，它终将黯然跌落。

①参见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册，第10—11页。

②“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一个有着多重含义的复杂概念，20世纪初胡塞尔最早提及，继而海德格尔赋予其哲学本体论的意义，此后马丁·布伯、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从不同层面对其有所阐发。“主体间性”消解了以往主客体对立的关系，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指主体与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交往、沟通、体验而达致的一种谐融与共在关系。它强调相对独立的主体之间互为主体的对话与沟通，从而生发新的意义。参见杨春时《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金惠敏《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对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个后现代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等论文。

③张廷玉等《明史》卷三八八《王世贞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册，第7381页。

④据笔者统计，仅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和《弇州山人续稿》中，王世贞的赠序共105篇，寿序127篇，书序文则多达319篇。

⑤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一《王氏金虎集序》，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版，第7册，第3415页。

⑥《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一《幽忧集序》，第7册，第3424页。

⑦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五四《弇山堂别集小序》，明万历刻本，第20b页。

⑧《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一《弇山堂识小录序》，第7册，第3426页。

⑨关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揭露国史隐讳之处，如卷二○《史乘考误一》，考证颍国公傅友德、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等人之死，认为这些人的“卒”是“暴卒”，即“赐死”。修国史者隐讳朱元璋的暴行，仅说是“卒”，王世贞则直接指出：“例凡暴卒者，俱赐自裁者也。”

⑩当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主体身份出现重合时，谦虚只是书序文作者在塑造自我形象时较为有效的一种书写策略，此外还有戏谑、自嘲等等，此不赘论。

(11)余英时《原“序”：中国书写史上的一个特色》，《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2)《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五《徐汝思诗集序》，第6册，第3158页。

(13)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谢氏俳之始也，陈及初唐俳之盛也……未可以时代优劣也。”“七言绝句，盛唐主气……未可以时代优劣也。”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14)《弇州山人续稿》卷五一《邹黄州鹪鹩集序》，第19b页。

(15)《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六《与陈户部晦伯》，第11册，第5883页。

(16)虽然此前王世贞也多次提到“我”，比如《张伯起集序》中的“反之我而快，质之古而合”，但总是难免给人以在古人投影里说话之感。所以说，在《邹黄州鹪鹩集序》中，王世贞才真正突破了“格”的束缚，悟到有“真我”方有“真诗”。

(17)《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七《五岳山房文稿序》，第6册，第3264页。

(18)《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八《黄淳父集序》，第6册，第3303页。

(19)《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四《汉书评林序》，第20b页。

(20)《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四《合刻管子韩非子序》)，第3a页。

(21)《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四《叶雪樵诗集序》)，第12b页。

(22)《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二《真逸集序》，第5a页。

(23)《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三《王世周诗集序》，第9a页。

(24)《弇州山人续稿》卷四○《魏懋权时义序》，第7b页。

(25)《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三《华孟达集序》，第7b页。

(26)《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一《宋诗选序》，第20b页。

(27)《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七《冯子西征集序》，第18a页。

(28)《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六《浮淮集序》，第6册，第3196页。

(29)《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三《周易韵考序》，第5a页。

(30)《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一《钱东畬先生集序》，第7a页。

(31)《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五《兵车心见序》，第14b页。

(32)《弇州山人续稿》卷四○《苍雪先生诗禅序》，第20a页。

(33)《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七《龚子勤诗集序》，第3b页。

(34)《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四《太师梁文康公集序》，第6册，第3158页。

(35)《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三《白坪高先生诗集序》，第15a页。

(36)《弇州山人续稿》卷五五《西陵董媛少玉诗序》，第1b页。

(37)《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三《项伯子诗集序》，第18b页。

(38)《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七《龚子勤诗集序》，第3b页。

(39)《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七《楚辞序》，第6册，第3260页。

(40)《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一《重刻晋书序》，第1b页。

(41)《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三《山泽吟啸集序》，第3b页。

(42)《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四《赵霸州集序》，第6册，第3131页。

(43)汤宾尹评语，钱仲联主编，陈书录等选注《王世贞文选》，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

(44)《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八《检斋遗稿序》，第6册，第3289页。

(45)《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四《胡元瑞绿萝馆诗集序》，第16a页。

(46)《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六《玄峰先生诗集序》，第6册，第3265页。

(47)《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四《李氏山藏集序》，第6册，第3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