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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奕(555年～639年) 唐初学者。唐相州邺（今河南省安阳市）人。精于天文历数。著名的反佛斗士。
傅奕(555年～639年) 唐初学者。唐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谅。唐武德初，拜太史丞，迁太史令。进《刻漏新法》行于时。见于唐初典章制度，多沿隋旧。主张承乱世之后，多有变更。他认为，有隋违天害良，专用严刑酷法。杀戮贤俊，天下百姓同心反抗。今拨乱反正，而官名。律令仍用隋制，伤弓之鸟而惊曲工，天下久苦隋的暴政，不变其旧制不行。只有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改官名，制礼作乐，百姓才能感知盛德。但官名要省，法律须简约。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儒家伦理道德为理论基础，坚决反对佛教。指斥佛教不讲君臣父子之义，对君不忠，对父不孝；游手游食，不从事生产；剃发易服，逃避赋役；剥削百姓，割截国贮；讲妖书邪法，恐吓愚夫，骗取钱物。百姓通识者少，不察根由，信其诈语。乃追既往罪过，虚求将来的幸福。遂使人愚迷，妄求功德，不畏科禁，触犯法律。其身陷刑纲，还在狱中礼佛，口诵佛经，以图免其罪。
人生死寿夭，本取决于自然；刑德威福，皆由君主决定。而佛教徒诈称，贫富贵贱由佛主宰。这是窃人主之权，擅自然之力。佛教肆行，其恶果是“海内勤王 者少，乐私者多”、立于五庭、看膝下、不忠不孝者、聚结连房。故它入家则破家、入国则破国。他还用历史事实揭露佛教危害。指出，五帝三王时、无佛教、则君明臣忠、祚年长久。汉明帝始立佛寺、然只西域桑门自传其教。西晋以前、有严法禁止国人剃发为僧。万勒之后、禁令松弛、因事佛、君主昏庸、臣又奸佞、梁武帝尤足为戒。昔日褒姒一人、迷惑幽王、而能亡国。今十万僧尼、刻绘泥佛、以惑天下、必须禁止。令僧尼自相结为夫妇，生儿育女、十年长养、十年教训、自可富国足兵。四海可免僧尼蚕食之殃、百姓也能知道威福之所在。临终还告戒其子， 《六经》是为名教、宜习之。妖胡之法、勿学也。在佛教盛行唐初，其最先向佛教展开斗争，有助于巩固儒学阵地，发展无神论思想。 其思想对后来韩愈等人反佛有很大影响。
背景
南北朝以来，佛教盛极一时，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数与日俱增。鉴于这种情况，武德四年（621年）六月，傅奕上奏《请废佛法表》，请求废除佛教。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顾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情况，“窃闻八十老父，击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为乐。耕能让畔，路不拾遗。孝子承家，忠臣满国。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俦，相来羽翊。乃有守道含德，无欲无求。宠辱若惊，职参朝位。”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傅奕认为主要是“当此之时，共遵李、孔之教，而无胡佛故也”。在傅奕看来，只有遵从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学说，才能使“天下大治”。这是站在儒家、道家学说的立场上反佛教的。他还列举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盛行的弊病，请求唐高祖“定天门之开阖，更新宝位，通万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为了说服唐高祖，他列举了庖牺氏至汉高祖，历二十九代，四百余君，“但闻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见寺堂铜像，建社宁邦”。因此，他请求将“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自足忠臣，宿卫宗庙。则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无事，为牺皇之民”。从这上表中，可见他是在竭力捍卫儒家传统思想及老子道家学说，以维护封建政权的利益。傅奕随同《请废佛法表》一起上奏的还有“益国利民”十一条，原文已佚。清人修《全唐文》时，将经书中所引尚存的梗概搜集起来，附载于表后，虽非完篇，仍可窥其一斑。
影响
贞观十三年（639年），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他崇尚儒学和道家学说，反对佛教，曾撰写了《老子》2 卷、《音义》，并搜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言论，撰写了《高识传》10 卷。临终时告诫他儿子要学习老、庄之道和周、孔学说。傅奕虽精通阴阳术数之书，但他本人并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从不求医服药，任其自然。他为人一向谨慎，“既职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故没留下来任何著作。傅奕作为第一个反佛的斗士也为唐朝以后的许多文人做出了楷模。例如，李德裕主要从国民经济立场上反对崇佛。而从理论上辟佛，建立一套儒家理论体系来与佛教对抗的则为韩愈和李翱。韩愈著《原道》，主张：“人其人（强迫和尚还俗），火其书（烧去佛经），庐其居（改寺院为民房），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又著《原性》，提倡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心性论。李翱（字习之）则著《复性书》，主张性本无善无恶，说：“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欤；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欤！”主张恢复本性。虽然导源于《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实已受了佛家明心见性说的影响。唯心色彩已较韩愈为浓厚。韩愈自己从感情上深恨佛道，不但从理论上辟佛，还从行动上以死谏迎佛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陕西凤翔法门寺有一块所谓佛骨，唐宪宗要把它迎回宫中供奉。韩愈作《谏迎佛骨表》表示反对，提出把视为佛门圣物的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因此而触怒了宪宗，几乎丧命，最后被宪宗贬作潮州刺史。韩愈在反佛的同时又辟道，除《原道》并论二氏（佛、道）外，在所作的《李干墓志铭》文中也极论金丹之害。应该说韩愈的一些主张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正论。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李的思想成为宋初道学的根源，开了理学的先河，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后来唐朝更是涌现了一批像吕才、刘禹锡、柳宗元这样反对佛教的唯物论者。
《中国文化史》
(555～639)
唐初学者。唐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精于天文历数。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谅。唐武德初，拜太史丞，迁太史令。进《刻漏新法》行于时。见于唐初典章制度，多沿隋旧。主张承乱世之后，多有变更。他认为，有隋违天害良，专用严刑酷法。杀戮贤俊，天下百姓同心反抗。今拨乱反正，而官名。律令仍用隋制，伤弓之鸟而惊曲工，天下久苦隋的暴政，不变其旧制不行。只有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改官名，制礼作乐，百姓才能感知盛德。但官名要省，法律须简约。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儒家伦理道德为理论基础，坚决反对佛教。指斥佛教不讲君臣父子之义，对君不忠，对父不孝；游手游食，不从事生产；剃发易服，逃避赋役；剥削百姓，割截国贮；讲妖书邪法，恐吓愚夫，骗取钱物。百姓通识者少，不察根由，信其诈语。乃追既往罪过，虚求将来的幸福。遂使人愚迷，妄求功德，不畏科禁，触犯法律。其身陷刑纲，还在狱中礼佛，口诵佛经，以图免其罪。人生死寿夭，本取决于自然；刑德威福，皆由君主决定。而佛教徒诈称，贫富贵贱由佛主宰。这是窃人主之权，擅自然之力。佛教肆行，其恶果是“海内勤王者少，乐私者多”，立于五庭，看膝下，不忠不孝者，聚结连房。故它入家则破家，入国则破国。他还用历史事实揭露佛教的危害。指出，五帝三王时，无佛教，则君明臣忠，祚年长久。汉明帝始立佛寺，然只西域桑门自传其教。西晋以前，有严法禁止国人剃发为僧。万勒之后，禁令松弛，因事佛，君主昏庸，臣又奸佞，梁武帝尤足为戒。昔日褒姒一人，迷惑幽王，而能亡国。今十万僧尼，刻绘泥佛，以惑天下，必须禁止。令僧尼自相结为夫妇，生儿育女，十年长养，十年教训，自可富国足兵。四海可免僧尼蚕食之殃，百姓也能知道威福之所在。临终还告诫其子，《六经》是为名教，宜习之。妖胡之法，勿学也。在佛教盛行的唐初，他最先向佛教展开斗争，有助于巩固儒学阵地，发展了无神论思想。主要著作有《老子注》、《老子音义》，并辑魏晋以来反佛人物言论，成《高识传》十卷，均佚。
史载,墓志首创于傅奕,死前为自己写的墓志铭是:傅奕,青山白云人也。以醉死。呜呼。
旧唐书·傅奕传
《旧唐书·傅奕传》
傅奕，相州邺人也。尤晓天文历数。 高祖为扶风太守，深礼之。及践祚，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俭以其父质在隋言占候忤炀帝意，竟死狱中，遂惩其事，又耻以数术进，乃荐奕自代，遂迁太史令。奕既与俭同列，数排毁俭，而俭不之恨，时人多俭仁厚而称奕之率直。奕所奏天文密状，屡会上旨，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之号，奕所定也。武德三年，进漏刻新法，遂行于时。
七年，奕上疏请除去释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即往之罪，虚规将来之褊。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 ……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馀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
临终戒其子曰：“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唯独窃叹，众不我从，悲夫！汝等勿学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奕生平遇患，未尝请医服药，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又尝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为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其纵达皆此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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