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东潮阳陈四合批局和陈氏跨国家族变迁史

陈谱编

鸦片战争之后，大批闽粤人民前往南洋各地经商及从事开矿、种植业，华侨与祖籍地的互动，使潮汕、闽南等地区逐步转型为特色鲜明的侨乡社会。近代以来，闽粤侨乡社会的历史变迁呈现出国际化与地方化交互的显著特征。 承载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互联功能的侨批与侨批局，也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目前学界对侨批的研究成果卓著，无需赘述；对侨批局的研究多讨论侨批局的运营、资金流通及其在近代经济史上的意义，较少关注批局背后的个体与家族、移民与跨国生活及社会变迁的关系。

近年来，在与移民相关问题上兴起的跨国主义理论、跨国史研究取向，关注跨国空间内人群的经历，把国家置于边缘地位，强调研究对象的非国家特性和身份，其意义不是要丰富和加深对民族国家历史的理解，而是重建被民族国家历史范式所忽视的人类经历。这对理解深具跨国特征的闽粤社会的社会变迁极具借鉴意义，同时也引发一些新的思考。2011年以来，笔者对经营陈四合批局的陈云腾家族进行追踪研究，通过对其后人、批脚的访问，搜集文字材料与批局实物，基本厘清该家族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变迁过程。这个家族的故事并不能实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反而却说明国家制度、地方社会脉络与“跨国要素”如何深刻影响着跨国空间的人们。本文期望通过这一个案，能够揭示一个深具跨国性特征的地域社会中下层民众生存、生活的真相。

一、国家制度、近代潮商网络与陈四合批局的兴衰

(一)汕头开埠与潮商网络

明代中后期，潮州人是活跃在今日环南海地区的一个亦商亦盗的群体。清代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后，潮州人与福建人在南洋一带尤其活跃，并通过马六甲海峡与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产生联系。1860年汕头开埠后，潮州人更是大量前往暹罗以及英属、荷属殖民地从事商贸、种植、开矿等，形成一个连结香港、新加坡、暹罗、汕头的庞大而复杂的潮州人商业网络，被称为“香叻暹汕贸易体系”。劳动力、资金与物资等要素沿着潮州(汕头)—南洋航线频繁而大量地“跨国”流动。经营劳动力流动的叫“客头行”(即代客办理移民手续、费用的客栈)，批信局(也称批局、信局、侨批局)处理资金的流动，货物的流通则由南北行操办。

凭借这一网络，汕头在开埠后，从一个小港口迅速发展成为粤东、闽西南、赣东南的交通枢纽、进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被称为“潮梅出入口之门户”、“华南第二要埠”。 就人口增长而言，1931年汕头口岸有17.8万人，在全国42处通商口岸中居21位，位列广东省第二大商埠，同期的大连、苏州、厦门、宁波的人口也仅20多万人。贸易方面，1858年至1904年间，汕头贸易总额平均每年有二三千万关平两，且趋势不断增加；1937年达到一亿四千多万元，居全国各口岸第7位，仅次于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和广州。

广东省潮阳县的陈云腾就出生并成长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实际参与这一商业网络的构建并从中获益，其创办的陈四合批局在暹罗、新加坡与潮阳、普宁、惠来三县之间建构起联系密切的商业网络。

(二)依托潮商网络发展的陈四合批局

同治十二年(1873)，陈云腾出生于潮阳县金瓯乡的贫寒人家 ，排行老四，父亲陈智明(1841—1910)以干苦力为生，俗称“担八索” 。19世纪80年代，英国、荷兰等国在汕头开设招工公所招揽华工往南洋殖民地开矿、种植。每周都有多艘蒸汽轮船满载劳工与各类土产自汕头开往香港、暹罗、西贡、海防、实叻、槟城等地。1889年，年轻的陈云腾离开家乡，与几位同乡一起搭上开往实叻的轮船，最后到了日里(今印尼)做苦力。

潮汕俗语称“日里窟，会得入，唔得出”，指在日里做苦力，很少有人能够回来的。 陈云腾侥幸熬过十年，得以回家。与许多回唐山的华侨一样，他做起业余水客来。水客行业是近代侨批业的雏形。“水客在早期侨批业运营过程中建立的制度，诸如发展总分局的网络、收款后出具单据、兼营金融或者商贸业、利用汇水差价和商贸业获得利润等等，几乎都为批局所继承。” 故而，陈云腾做水客的经历应该为他后来开办批局积攒了一定的专业技能、信誉与人脉关系。

其时，潮阳县各乡已有多家办理暹罗、实叻侨批的批局，较大的有成田乡的永丰发、永振发、金瓯乡的捷兴、和平乡的马合兴、关埠乡的黄德良与司马浦乡的义丰泰。 回到家乡的陈云腾遂在金瓯乡捷兴批局做了一名批脚，每日到各乡递送批信、批款。

1917年，历经十几年的积累，陈云腾开设了自己的批局，取名陈四合批局。儿子阿发、钦江也退学进入批局帮工，分别负责出纳与管帐。凭他的聪明以及积累的经验，陈四合批局生意顺风顺水。其后人回忆，1920年钦江娶妻时，陈家已有大洋1000元。到20世纪20年代末，陈家已成为当地的富户，然而在动荡的年代，劫难也随之而来。

大革命失败后，潮汕农村动荡。1927年，陈云腾再次出洋发展，在日里投资3000元合办一家番薯厂并设点收批。但是，一天清晨金瓯陈家被一伙匪徒袭击，钦江被绑架，陈家随后以大洋3000元赎回。这次灾祸使陈云腾放弃海外投资，转而更加注重批局生意。幸运的是，他恰好赶上了汕头发展的黄金时代。

1925年汕头实行废两改元后， 货币统一，南洋侨汇大量进入。又值农村治安不靖，殷富人家纷纷挟资进入城市，游资充足，汕头埠进入了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 大约在1929年，陈云腾在汕头市镇平路创办陈四兴批局，与金瓯陈四合批局联营。自此，陈云腾的事业进入鼎盛时期。20世纪30年代初，陈四合已经成为潮阳、普宁、惠来三县规模最大的一家批局，并通过汕头陈四兴批局，陈云腾的业务扩展到整个潮汕地区。 陈家的业务以暹罗批居多，大都来自暹罗明兴发、陈振兴、干华隆三个字号；其他来自实叻、槟榔屿、吉隆坡、日里等地的侨批则统称为杂港批。

陈云腾与长孙壁轩坐镇汕头，二子钦江在老家主持陈四合批局，三子振荣被派往香港负责收批。陈家的侨批自香港等地发往汕头，陈四兴批局每天从抵汕轮船中收取各港侨批登记造册，当天即随批信配银分送潮阳、澄海、潮安、揭阳等内地各联号批局。潮、普、惠一带的侨批一般在每天傍晚时候送到金瓯陈四合批局。钦江须连夜按照发批线路分配好侨批与批银，翌日一早交付批脚。批脚发完批信、批银后把侨眷回批交回批局，从汕头来的新侨批又到了，钦江又开始忙碌分配批信，把回批交汕头来的递送员送到陈四兴批局发往南洋。在最忙碌的季节，陈四合批局的人员每天如此一去一来：早上有一二人带着回批前往汕头，有一班批脚前往各乡村发批；晚上，汕头方面带来了新的批信与批银，发批的批脚则带回了侨眷的回批，周而复始，络绎不绝。批脚最多的时候达七十多人；年终忙碌季节还需要额外增加人手，总数可达一百人左右。

此外，陈妻叶氏在金瓯还主持开办一家织布厂，购置了十多台机器，陈家所有的女人都在织布厂中工作。陈云腾的大哥茂发在汕头经营客头行，也在家乡开办织布厂。至此，陈氏家族除了主营侨批外，还兼营客头行、织布生意，建构起一个内联潮普惠各村落，外达暹罗、实叻、槟榔屿、吉隆坡等地的商业网络。一时之间，成为地方显赫人家。

(三)政局动荡与陈家的命运

1939年6月22日，汕头沦陷。日伪当局重组汕头侨批业公会，禁止批信、批银发往国统区。 陈云腾不愿与日伪合作，回到仍属国统区的金瓯乡，批局基本处于停业状态。

其间，一件不幸的事情几乎把陈云腾逼入绝境。一艘轮船历经千难万险运来了6000元批银。批银当夜放入批局保险柜，翌日却不翼而飞，窃案之谜至今仍未破解。为保住批局信誉，陈云腾公开宣布与掌管保险柜钥匙的长孙壁轩断绝关系，四处挪借，同时变卖织布厂，勉强凑足发放批银。最后，批局信誉保住了，陈家却已一贫如洗，全家老少十几口靠做点小生意、向人借米和蕃薯勉强度日，一直支撑到国土重光。

1946年，美军扫清华南沿海一带水雷，南洋航线完全恢复，汕头至南洋的人、财、物重新流通起来。 凭借以往的信誉与网络，陈云腾立刻恢复批局营业，妻子叶氏的织布厂也重新开办得红红火火，很快拥有了十几部织布机。国共内战期间，陈云腾虽然不愿参与其中，但也不能完全置身度外，只能顺其自然。例如表亲中有人在布厂接头，利用侨批为山里传递情报，陈家并不干预；又如批局曾应要求用根据地发行的纸票“裕民券”发放一些批银。 1949年，陈云腾令三子振荣携款在香港创办陈四兴批局，以应将来时局的变化。

1949年10月22日，潮阳县全境解放。随后，人民政府开展肃清土匪、镇压反革命与土改运动。陈云腾因从事侨批业与织布业，在土改初期被划为华侨工商业成分。后来运动升级，最终被划为工商业地主，财产遭查封、没收。1956年，国家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批局毫无选择地被合营，陈云腾被遣送回金瓯。三个月后，在一片抑郁的气氛中陈云腾黯然仙逝，终年83岁。陈云腾去世，终结了陈四合批局的辉煌历史，同时也开启了陈氏家人陆续移民海外的征程，最终成就了一个跨国家族。

二、从潮阳、香港到美国：陈氏跨国家族的形成

(一)改革开放前陈家的跨国(境)生活

香港是近代潮商网络的核心枢纽，也是南洋侨汇进入潮汕的中转地。1949年以后，上海失去远东金融中心地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变化，香港成为中国与西方世界可以直接接触、沟通的唯一口岸，也成为潮商与海外联系、潮人向海外移民的最重要通道。1949年创立的香港陈四兴批局成为陈家后人改变命运的希望。

由于国内接连的政治运动与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影响，海外华侨寄回乡的多数是国内紧缺的商品，如面粉、猪油和干制食品，甚至是化肥、菜籽等，设在香港西环中苑台的陈四兴批局经营状况并不好。但批局却在另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屡屡成为陈家与众多金瓯乡人合法或不合法前往海外的落脚点。1956年，振荣自港回乡办理父亲丧事后，即携妻子与全部子女赴港定居。不久，公私合营后的批局委派钦江到香港参与陈四兴批局工作，希望发挥陈家海外脉络与批局信誉的作用，拓展侨批工作，为国家争取更多外汇；钦江也得以较为自由地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并把继母叶氏接到香港生活。

1961年香港陈四兴批局宣告停业。陈家随后把资金投放到新兴的塑胶行业，先后在九龙与香港岛开设万通塑胶厂与荣光塑胶制品厂。虽然两个工厂的经营未能实现陈家再次成功创业的愿望，但使他们在香港有了立足之地并逐步向美国发展。

首先移民美国的是振荣一家。其长子运扬在香港完成中学学业，1961年赴美留学，后获物理博士学位，此后又转而攻读医学。他陆续创办了多家诊所，成为华盛顿州西雅图名医，还担任过华盛顿州脊椎治疗中心董事长。鉴于香港的生意已难以继续，在运扬的努力下，自1977年起振荣夫妇与全部子女先后移居美国，重新创业。

其次是钦江的子女陆续移民美国。20世纪50年代后，钦江有四个子女从家乡考上大学，分别是1955年次子运亮考入北京师范学院；1956年次女惠英考入华南工学院；1959年三子运雄考入广州水电学院；1960年小女惠芳考入华南师范学院。如果没有陈家在香港的关系，他们或许都会留在国内发展，但1961年老三运雄到了香港后，钦江一家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折。

1961年，因祖母叶氏病重，在广州上学的运雄获批赴港探亲。叶氏与钦江有意把运雄留在身边，遂扣压了他的证件。运雄最终被迫滞留香港，进入陈家的塑胶厂工作，同时修读大学课程。1966年夏，他赴美入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工学院，主俢应用力学。1971年获博士学位，随后又在绮色佳 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1978年，受聘于美国能源部所属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从事大气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直至2007年退休。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运雄长期被禁止前往中国大陆；也因为如此，他成为陈氏家族其他成员移居美国最有力的担保人。

(二)跨国家族的形成

1972年与1979年，钦江与继母叶氏在家乡金瓯先后去世。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与运雄的努力，钦江的妻子李宝珠于1979年赴美与儿子团聚。随后的十几年间，运雄的全部兄弟姊妹及家人陆续自大陆移民美国：大哥梅溪(1985年)、小弟运泽(1987年)、三姐惠芳(1988年)、二哥运亮(1989年)，最迟移居美国的是1999年3月大姐惠珍、二姐惠英两家。至此，陈云腾二、三房内外子孙全部移民美国。

现定居美国的二、三房子孙有170多人。其中具有硕士、博士学历的20多人，从事的职业主要在医疗、科技、餐饮、商业等行业，其中有十多人从事医生的职业。例如，运泽的两个女儿小时候随父亲自潮阳、海南、澳门、香港到美国，一路颠沛流离，接受过多种不同体制的教育，后相继从医。大女儿现在华盛顿某大学医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小女儿在北京某中医药大学获得中医学博士，回到美国后从事中医职业。在美的陈氏后人还热衷社区事务与侨社活动。运扬的太太就是西雅图当地华社的首领之一，身为某耆德会会长的她多年来致力为社区与华社服务，组织过“反毒品，反暴力”集会游行等多次公益活动。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西雅图期间，她作为侨领之一受到了接见。

一直坚守在家乡金瓯的是陈云腾长房裔孙。陈云腾的长子阿发早于1918年因病去世，未有子嗣，陈云腾夫妇遵循潮人习俗于1920年和1929年先后从惠来县领养了两个男孩(壁轩与壁清)继嗣。壁轩后来因故离去；壁清则一直跟随钦江在金瓯的批局工作，公私合营之后，成为批局(后来是银行)职工直至退休。在钦江一家移民后，壁清及其子孙就成为陈云腾家族在金瓯唯一的支脉，现已有100多人。早期他们与钦江的儿女一样顶着“地主仔”的帽子，生活坎坷，家境大多贫困。改革开放以后，潮阳地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迅猛发展，纺织服装、音像制品、纸品文具、化妆品和建筑安装等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享有较高知名度。壁清的子孙们顺势而为，大多合作从事纺织业制造与贸易。有的子孙开办的内衣工厂有员工数百人，拥有多个自主品牌，效益不菲，是当地知名的民营企业。

(三)国家制度、地方脉络交互下的跨国家族生活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潮汕地方社会生活揭开新的篇章。首先是使本地区长期存在、虽压抑多年而未熄的商业传统焕发了生命力，地方经济迅速发展；其次，随着潮人与海外社会交流重新密切起来，中断了数十年的潮汕地方民间信仰活动与宗族文化传统全面复活。1990年以后，受东南亚、港澳地区返乡潮人的影响，潮汕各地出现大量的宗族重建活动，基本的形式有“一是祖墓、祠堂的修治，二是宗亲会的建立，三是新族谱的编写” 。宗族重建既是本土社会与海外潮人社会紧密联结的手段，也是结果。

金瓯乡陈氏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宗族重建活动，开始由各房各派出钱出力，筹备编订族谱，重修宗祠。解放前，陈云腾是乡里的耆老，钦江是乡小学的财务校董，为公益出钱出力，不落人后。或因如此，宗族与民间信仰活动重兴之后，壁清的长子陈育斌也曾被推选为乡里的“寨长”(即率领众人祭神、祭祖的长者)，也自然参与到族谱的修订工作中。

2000年左右，金瓯《陈氏创遂堂族谱》编订完毕。这本族谱的世系中，陈云腾派下仅分出长房阿发及裔孙(长孙壁轩被逐出陈家，未列入)与二房钦江，既没有列入钦江派下各裔孙，更漏掉三房振荣世系，这让钦江、振荣的子孙们甚为遗憾。按照传统习俗，族谱由族内各房“有份”的子孙共同出资出力并提供资料进行修订，由于美国的陈云腾子孙事先并未获悉修族谱之事，也就不存在出资的情况，加上金瓯陈氏宗族主事人没有刻意去注意此事，遗漏在所难免。

2007年，金瓯陈氏宗族启动祖祠重修工程。陈氏祖祠在1950年土改后分配给陈锦松等10户无房族人居住，因复建祖祠需要，他们自愿献出，还有一些族人捐出埕地给祖祠。此时，在美国的陈氏子孙已经积极参与其中，现在祠堂内“创遂堂重光颂芳名榜”上，运雄与育斌分别是理事会副理事长与理事，育斌以捐款2.4万元排行第8位，运雄、运扬也各有捐款。 这说明至迟在2007年，中美两地陈云腾族人的联系已经紧密起来。

随后，由于陈云腾墓地遭他人侵占，一场跨越太平洋两岸的墓地纠纷由此而起，更促使两地陈云腾后人有效联结。

潮人习俗颇重风水。潮阳人更有在生前选择风水宝地作为百年之后归宿的习俗，是谓“择生基”。1947年，陈云腾为自己在九斗村(九斗山)择定了一处“生基”，1956年6月陈云腾下葬于此。恰逢当时潮汕各地大兴水利工程，1959年潮阳县政府在九斗村截流修筑秋风岭水库。水库蓄水之后，顿使陈云腾墓前的山谷变平湖，美不胜收。附近村民遂多在该处择“生基”、下葬，久而久之，新墓逐渐侵入旧墓范围。80年代初期，陈家与九斗村交涉后立碑为界，使陈云腾墓地平静了二十几年。

2010年左右，九斗村某人也看中此处，在陈云腾墓前修了硕大的“生基”，破坏了陈墓整体景观，金瓯陈氏后人几番交涉均无果。在美陈氏后人获悉后，陈家决定据理力争，同时改变斗争策略，多方出击。一些已皈依基督的子孙，也被动员起来出资出力。运扬的太太专程到西雅图华文报纸《西城时报》社(Seattle Chinese News)和华盛顿美中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反映祖墓遭侵犯之事，希望报社、侨社向中国政府转达诉求。

《西城时报》随后刊出《祖父坟墓遭他人侵犯请求当地政府帮助处理 维护海外侨胞合法权益》一文，斥责某人违反殡葬改革政策，滥用特权，破坏山林与他人祖墓，侵犯侨胞合法权益，有违大陆建设和谐社会精神，声称陈氏家族本着以和为贵，合情合理解决原则，敬请汕头市有关领导尽快妥善处理，以维护侨胞合法权益。 美中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也致函大陆相关单位，希望政府有关各部门出面帮助处理。运泽更是多次往返于美中两国，北京、广州与汕头三地。经多方努力，此事最终有了一个令陈家满意的结果。也因为此事，两地陈氏后裔又凝聚在一起，合力重修了陈云腾发妻魏氏的墓地。如今，他们又启动《陈云腾家谱》编修工作，以弥补《金瓯乡陈氏创遂堂族谱》之缺漏，还在探讨如何把他们外嫁的女子也纳入陈云腾的家谱之中。

当然，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三、结语

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闽粤交界的潮汕地区少为国史学者所关注，但在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的领域，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地方。无论是跨国主义、海洋史，还是从方兴未艾的跨国史视角看，近代以来的潮州人一直都是一个活跃的、深具跨国性特征的群体。此处并非强调潮州人历史经验和文化的特殊性，而是希望“通过谈论自己道出了他人的真相”。

陈云腾家族的故事首先说明，要深刻理解跨国空间的人群，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近代以来国家的制度变迁与地方社会脉络的因素。陈云腾是近代潮汕社会中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物。他经营一个硕大的跨国网络，连结着南洋市场与潮、普、惠内地农村，但无时不受到宏观政治环境深刻的影响。他原先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在晚清特定历史背景下，依托潮州人的跨国网络发展自己的批局生意，实现了个人财富与社会地位的提升。抗战时期，他选择了不与日本人合作，举家迁至乡下避难；批银丢失后，不惜典卖家产以维护信誉。随后在国共内战时期，他以做生意人的秉性选择了中立。由于时局的变化，他仍然陷入危境，家族也随之分化。在事业完全陷落之前，他在香港布下一个棋子，造就了一个跨越太平洋两岸的家族。决定陈云腾一生命运的，是地域社会中的宏观政治制度、局势与社会文化因素，他的跨国网络也有利于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政治变迁对家族发展的不利影响。

陈云腾跨国家族形成的个案也说明，在海外的“跨国”要素影响本土社会的同时，本土社会业已存在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深刻影响着处于跨国空间的人群。陈云腾逝世几十年后，其二房、三房的子孙大多成为“美国人”。他们并非大商巨贾，对家乡生活的影响甚微，以至于族人修订族谱时会把他们漏掉。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家乡的文化认同，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使他们总在强调“陈云腾二、三房子孙”的身份。进入21世纪后，经济实力日渐强大的家乡族人与他们的联系也密切起来，祠堂、族谱、祖坟等传统的宗族符号与华文报纸、侨团等都被自如地运用于跨国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些跨越国家边界的要素与地域社会的文化传统交互影响，嵌入地域社会的脉络之中，形成地域社会新特质，为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自由运用，不断形塑地方社会新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