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西侯氏人文》编纂后记：文献搜集、世系考订与家族传承

侯谱编

盖闻书之有前后，犹岁之有春秋，乐之有始终也。序者，所以发其端、明其旨；记者，所以述其成、记其历。前既有序，冠于篇首，今更为后记，缀于编末，非赘也，盖欲追述此编编纂之始末、采摭之艰辛、去取之权衡，以及余著书之初衷、待后之厚望，俾读者知此书之不易，而益重其书，笃其继述之志焉。夫著书立说，古人谓之不朽之业；而谱牒一家，尤宗法所系，孝思所存。水西侯氏之人文，绵延三百余年，散见于州志、省志、谱牒、碑铭与故老之口，余既荟而萃之，辑为一编，则后之览者，得以览其全，考其信，而溯其源，岂非一大快事哉？然而书之成，岂易言哉？盖有数难焉，余请试言之。

其一曰文献之难征。水西僻处西南，山川阻深，文教后启，而兵燹频仍，典籍之存者，百不一二。侯氏虽世有达人，然所著之书，多佚于沧桑。若清公所著《侯氏家传地理》，精研《周易》《山海经》《黄帝内经》，为一代地学之宗，然于十年动乱之中，竟遭焚毁，荡然无存，此余所深为痛惜者也。其余谱牒、诗文、碑版，或蠹蚀于岁月，或散佚于流离，或湮没于兵火，欲一一搜求而网罗之，其难也固矣。余尝遍访诸族，足迹几遍于水西松林、侯家寨、西溪、内庄、织金诸地，凡族中长老，莫不造访；凡民间旧乘，莫不借观。或于破庙断碑之间，摹拓残文；或于故老口传之中，钩稽遗事。寒暑无间，晨昏不辍，积数年之久，然后所得，不过什一。此余所以叹文献之难征，而愈重今日所得之足宝也。

其二曰世系之难考。一族之谱，贵在世系明而昭穆序。然水西侯氏，自一世祖学书公入黔，迄今三百余年，支分派衍，散处四方，世远年湮，谱牒时佚。其有世系之可稽者，或本诸祖碑，或证诸口碑，参互考订，乃得脉络；其有阙略而难明者，则宁阙疑以存真，不敢臆断以诬祖。如申铭公三子之序，或传国栋、国桢、国柱，然其分迁之迹，各支所记，容有异同；天锡公五子清、伯、文、镇、玺之析产，其庄名山向，亦互有出入。余一一参校，凡两说并存者，并录而两存之；其有实据可断者，则从其实。至若妣氏之姓氏、葬地之山向，或有未详者，则以“某氏”、“某地”标之，而不强为之说，盖谱贵传信，宁缺毋滥，此其大较也。呜呼！世系者，一族之血脉；昭穆者，一族之伦序。世系一紊，则长幼失序，亲疏难辨，而族谊亦从而散矣。故余于此，兢兢焉不敢有一字之苟，其难考而不敢妄断者，正所以重其祖而慎其传也。

其三曰采访之难周。谱牒之修，必资采访；采访不周，则挂漏难免。水西侯氏，支派繁多，有居于城者，有处于乡者；有久居故土者，有远徙他方者。其人文事迹，有载于志乘者，有仅存于口碑者。余为搜访遗佚，遍历诸支，凡族中长老、乡间耆宿，皆虚己以问，敬听其言；凡故老相传之轶事、先贤遗存之联句，皆笔之于册，不敢或遗。然一人之力有限，四方之广难周，虽竭力搜求，犹恐有沧海遗珠之叹。而侯氏人文之盛，非特在谱牒之详，尤在节义之著，若咸同之际，高坪一支罹难八十余人，其忠烈之气，感人至深，而碑志多佚，仅存口碑，余访得之，录于简端，使后世知侯氏之泽，非徒簪缨之荣，实有忠烈之血焉。凡此之类，皆采访所获，而原非志乘所载者也。

其四曰体例之难定。谱牒之体，或重世系，或重德行，或重艺文，或兼而备之，各有所宜。余以《水西侯氏人文》名篇，而人文之著，不专一端，故于世系之外，兼采德行、科第、师道、堪舆、诗联、勋烈、谱牒诸端，相济相成，以见一族人文之全。其行文也，不立小目，不施标目，而贯之以一气，融之以情理，使读者如观一轴长卷，舒卷之间，而侯氏三百余年人文之盛衰起伏，历历在目。其叙事也，务求信实，凡所引据，皆注明所出，不没其源；其议论也，务求平允，凡所褒贬，皆本乎史实，不苟其辞。盖余之为此，非徒以文采见长，实欲以信实传远，故宁朴而无华，不欲文而失实；宁详而有征，不欲简而致诬。此余著书体例之大要也。

虽然，书之成也，非余一人之力也。余尝考水西侯氏之人文，其能历三百余年而不坠者，实赖代有贤者，或著书立说，或兴学育才，或修谱存统，各以其力，维系一族之文脉。至近代，肇鑫公以修谱立碑为任，与肇芝、肇华诸公倡修族谱，设修谱小组于西溪，历五年之劳，走访四方，卒成《水西侯氏族谱》，使一族之世系源流，灿然复明；其后宗亲理事会续修谱牒，联宗祭祖，发扬祖德，皆以忠义勤孝相勉。余之为此书，实承其绪而益光大之，凡谱牒所载，不敢一字无据；凡采访所得，不敢一事失实。积数年之勤，纂成一编，虽不敢谓尽善，然于水西侯氏人文之全貌，亦庶几得其大要矣。

余尝展卷而思，追想侯氏先贤之遗风，其可感而可法者，非一端也。若清公之精研地学，著书传家，其于《周易》《山海经》《黄帝内经》诸书，覃思殚虑，融会贯通，成《侯氏家传地理》一编，虽不幸佚于文革，而其于堪舆一道之深造，于山川形势之精察，犹可于其卜葬诸穴见之。白坭田之宅，罗鬼寨之居，其来龙去脉，砂水朝案，皆有定论；其子孙之昌，人文之盛，虽曰地灵，亦实人杰之验。世卿公继其绪，精研天文地理，主黔西州狮山书院数十年，育才无算，为一州文教之宗；其卜葬木渣黑刘府始祖，自觅蒿枝坝一碗井“金线吊绣球”佳城，遗言安葬，尤见其学之精、识之卓。盖堪舆一道，虽为术数之流，然其中实寓敬天法祖、慎终追远之意，侯氏世守之而不坠，遂成一家之学，亦人文之一端也。

若光职公之仕宦，尤为侯氏科第勋业之冠冕。公号述堂，嘉庆丙子登贤书，丙戌科大挑一等，以知县分发广西，历兴安、柳城、陆川诸县，累迁郁林直隶州知州，所至卓有政声，有“侯青官”之称。其为官也，廉洁自守，勤政爱民，虽宦游十余年，而不携眷属，尝言“勿使子弟染公门气习”，其清介之操、义方之教，为州志所称道。至道光之末，公预知天下将乱，遂力请致仕，归筑松林城堡，以备不虞。既归，出余廉俸周济六亲，使父族足衣、母族足食；又分银修庙岗文阁，多行善事。及咸丰初，发匪起自广西，黔西缘匪勾结作乱，而松林一堡，岿然独存，避乱者赖以保全，众始服公之先见。公又善诗工联，其在兴安作律诗八首，邀和于龚锡绅父子，唱和六十余首，入《听之草堂诗集》；其为庙岗文塔、谭文澡母坟桅杆撰联，对仗工稳，寄托遥深。呜呼！光职公之为人，可谓才德兼备、文武兼济，而不徒以仕宦显者也。

若光宗公之办团，尤为侯氏忠义之极轨。公号君平，少承家学，补秀才，应乡试未举，遂居家务农，耕读自守。会堂兄光职公宦游广西，聘为随署文书，办理公牍，凡十余年，甚得倚重。道光之末，光职公致仕，公亦相随归里。既归，公与光职公深谈时局，所见略同，遂各择吉地，修筑营寨。光宗公于白坭田侯家营，斥银万两，筑营积粮，积谷至三千余石。当其筑营也，乡人皆笑其多事，及红白号军起，四方之民避入营中者三四千人，至是始服公之远见。咸丰间，公奉贵西道札饬，办南乡忠义团，一呼而百应，归附万人，遂为一乡之望。公治家尤严，其末子元化、长孙敦武，恃强凌弱，草菅人命，公大义灭亲，坠元化于莲花塘，棒击敦武致死，以正家法，乡里称快，名芳千古。同治四年，公亲率团众克沙子坡贼巢，大喜过望，竟致疾而逝，享年八十有三。公临终遗命，以孙敦本为托，嘱以耕读为重，忠义相承。呜呼！光宗公之生平，有先见之明，有杀身成仁之烈，有大义灭亲之断，有托孤寄命之诚，求之古人，亦不多见，而侯氏有之，岂非忠义之气所钟耶？

若敦本公之继述，尤为侯氏勋业之辉煌。公号心泉，光宗公之孙，元甲公之次子。生当乱世，弃文习武，协助祖父、父亲总办团务，转战南北，大小七十余战，皆身先士卒。同治四年，承继团务，遵祖父遗命，与贵州提督赵德昌昆仲协攻黔西州城，设奇谋，火攻西门，一举克复；后又两度随复州城，战功益著，获贵西道福运涛赏识，委为黔西州团务总理。同治九年，经云贵总督刘岳昭奏报，恩准为候选县丞、府经历，授蓝翎五品衔，诰封奉直大夫，寻晋奉政大夫；又追封上两代，光宗公、元甲公均诰封奉政大夫，一门三代荣封。光绪初，公举家迁白坭田抬轿坡，建大夫第宅第；岁遇饥荒，公尽开仓廪，安排饥民垦田修塘，日给粮一升，既赈饥民，又辟良田百顷，为当地农桑之基。宣统二年卒，享年七十二岁。呜呼！敦本公以一书生，当板荡之世，奋身而起，忠义卫乡，克复州城，功勋卓著，膺皇封而光门楣，其德其才，岂非侯氏人文之冠冕耶？

若元杰、元斌二公之济众，尤为侯氏仁德之明证。二公为光职公之子，皆食廪饩，有文名。当咸同之乱，松林堡中，避乱者数千，二公命人日煮米五石，分食众人，十余日不倦；及后乱再起，又于院侧添筑新院，安置难民，无钱者编竹以居，并送米粮，欲他适者助以路费。疫病大作，元杰公素精岐黄，遣人赴川购药费数百金，日于两院间周流诊治，不取分文，救活无算。州之屯洞被贼破者十之八九，惟此堡独存。元斌公以军功保举县令，不乐仕宦，任古州训导，未几亦告归。州志称二公“设院以卫人，出粟以济人，施药以活人，积功累仁”，其仁厚之德，岂非侯氏人文之精华耶？

余之纂是书也，盖有不得已者存焉。水西侯氏，人文之盛，甲于黔西，然其事迹，散见诸书，未有统纪。族中长老，每以侯氏人文之湮没为忧，而望有人焉为之荟萃者久矣。余忝为侯氏后裔，承诸老之厚望，虽自知谫陋，不敢以才力绵薄辞，遂发奋从事，遍历采摭，积数年之勤，乃克成编。当其搜访之际，或负笈远行，登高涉险，访碑碣于荒榛野莽之间；或挑灯夜读，钩稽排比，考世系于断简残编之内。寒暑数易，晨昏靡间，寝食俱废者，不知凡几。而每有所获，如获至宝，欣然自喜，辄录于册，以俟汇纂。然其间亦有废然而返、怅惘无所获之时，则抚卷长叹，以为文献之湮，固非人力所能挽也。凡此甘苦，非亲历者不能道，余故略述之，使后人知此书之成，非易易也。

其采摭之资，一曰州志省志。光绪《黔西州续志》、大定府志、省志，皆详载侯氏勋绩，若《南乡忠义团记》《城乡团务总记》《光职公传》诸篇，余皆录而参之，以为纪事之纲。二曰谱牒。近代肇鑫公等所修《水西侯氏族谱》，世系源流，灿然可考，余据以为世系之骨。三曰碑铭。侯氏祖茔，多有碑志，若申铭公之墓，天锡公之墓，光宗公之墓，敦本公之墓，其碑文联句，余皆摹拓而录之，以为考据之助。四曰故老口传。凡族中长老，多能道先世轶事，虽传闻或有异同，然其大略，多可信据，余参互考订，择其信者而从之。五曰先贤遗文。若光职公之诗联，敦本公之诗作，廷扬公之吟咏，皆侯氏人文之精华，余录而存之，使后之览者，得见先贤之文采。凡此五端，相参相证，然后事之可稽者，乃得著录；其有未安者，则阙疑而待考，不敢强为之说也。

至于去取之权衡，余一以信实为准，一以有关系为归。凡事迹之彰明较著、足为世法者，则详著之；凡传闻之依稀仿佛、难据为信者，则概从阙略。宁详而毋略者，所以存一族之文献；宁慎而毋滥者，所以传后人之信史。其于先贤也，不没其善，亦不讳其短，盖谱牒贵在传信，若徒以溢美为事，则失谱牒之本旨矣。故于光宗公之大义灭亲，余直书其事，不为之讳，正以其能大义灭亲，而后见其忠义之真；此虽迹近惨酷，然正足以见公持家之严、为国之忠，非徒为子孙姑息者也。凡此笔削之权衡，皆本乎信实二字，而不敢有一毫之私焉。

且余之为此书，非徒以录先贤之遗迹也，盖尤有深意存焉。夫一族之人文，非一族之私产，实一方之公器；非一时之荣光，实百世之镜鉴。水西侯氏，处西南边隅之地，而能文教相承、人文蔚起，历三百余年而不衰，此其故非可以侥幸得之者也。其根本，在耕读与忠孝；其表见，在科第、师道、堪舆、诗联、勋烈、谱牒诸端。后之子孙，诚能知此根本，守此表见，则虽时有盛衰、势有消长，而一族之人文，自可绵绵不绝，历久弥新。此余著书立说之微意，实亦望于吾族之后昆者也。

夫人文之盛，其根本在德；而德之所由立，则在学与行。水西侯氏之先贤，其所以能立德、立功、立言而不朽者，非有异禀也，惟能笃学以明理，躬行以践实耳。清公之精研地学，是其学；光职公之廉洁自守，是其行；光宗公之忠义灭亲，是其行；敦本公之赈饥济众，是其行；元杰、元斌二公之设院活人，是其行。学与行并进，德与业兼修，故能成就一代之人文，而为后世所仰。后之子孙，欲继先人之德业者，当先求其学，而后勉其行；当先明其理，而后践其实。学而不行，则沦为口耳之末；行而不学，则近于冥顽之质。惟学行相济，然后人文可兴，德业可继，此余所以重言申之而不惮烦者也。

至于敬祖睦族，尤为侯氏世守之家法。一族之人，虽支分派衍，散处四方，而其血脉相承，同气连枝，固不容或忘也。水西侯氏之所以能散而不涣、分而愈亲者，实赖敬祖睦族之教，深入人心。其于祖茔也，春秋致祭，岁时修葺，虽兵燹之余，不废追远之礼；其于族人也，患难相恤，有无相通，虽分处四方，不失同气之亲。肇鑫公之倡修族谱，肇芝、肇华诸公之襄赞其事，宗亲理事会之联宗祭祖，皆所以维系一族之血脉，而笃其敬祖睦族之心者也。余之著此书，亦欲使后世子孙，知一族之血脉相连，而益笃其敬祖睦族之心焉。盖敬祖，则知所本；睦族，则知所亲。知本知亲，则孝弟之心生；孝弟之心生，则一族之人文，自可绵延而不坠矣。

抑又有进者，一族之人文，不特系于一族之兴衰，抑亦关乎一方之风俗教化。水西侯氏，处水西之地，其先贤之德行、事功、文采，既足为一方之表范；其忠义、仁厚、耕读之遗风，亦足以熏一方之人心而厚其风俗。故余著此书，非徒以私于侯氏，实亦欲以侯氏之人文，为一方之镜鉴，使乡邦之士，知耕读之可尚，知忠义之当行，知仁厚之可法，则于一方之教化，或不无小补焉。此又余著书立说之微意，而望于同邦人士者也。

书之成也，余不敢自专其功，盖非余一人之力所能致也。溯其渊源，当推近代肇鑫公等诸公修谱之功。肇鑫公以修谱立碑为任，与肇芝、肇华、泽高、舜基诸公倡修族谱，设修谱小组于西溪，历五年之劳，走访松林、侯家寨、西溪、内庄、织金诸地，委族中俊彦侯尚培收集整理，卒成《水西侯氏族谱》。此谱之成，实为余今日著书之根基。余之为此书，凡世系之可稽，事迹之可考，多本于是谱，不敢没其所自。其后宗亲理事会续修谱牒，联宗祭祖，发扬祖德，亦为余著书提供无算之助。凡此诸公，皆于侯氏人文之存续，有开创、光大之功，余于此，既深感其德，亦愿后来者，继其志而益昌大之也。

又余采访之际，遍访族中长老、乡间耆宿，凡所访问，莫不欣然相告，或出旧牒以相示，或述轶事以相资，或指碑碣以相证，其拳拳之意，令人感佩。亦有虽非侯氏，而于侯氏人文之存续，多所助力者，若州中乡贤、地方文士，或借阅珍藏，或考订疑义，或补缀阙略，皆余著书所资。至于州志省志之编纂者，先贤遗文之保存者，虽世远人湮，而其功实不可没。余于此，皆不能无感焉。惟才薄力绵，恐不足以副诸公之望，而此书之成，或犹有挂漏舛误之处，则请俟后之君子，补而正之，余固无憾也。

书既成，余为之后记，以述其始末。或问：著书劳神费日，无益于用，何为而为此？应之曰：夫谱牒之修，谱一家之世系；人文之辑，存一族之精神。家有谱，则子孙知其所自出；族有文，则后人知其所当法。余尝见世之巨室，席丰履厚，而族中无谱可稽，无文可传，后之子孙，昧其所自，荡其所守，卒至家声坠地者，可胜道哉？水西侯氏，自一世祖学书公入黔，绵延三百余年，支分派衍，人文蔚起，其家声之隆，为一方所仰，然苟非有谱牒以纪其系，有人文以传其德，则虽盛于一时，亦安能传之久远？此余所以汲汲于此书之成，而不敢自逸者也。著书虽劳，然使一族之世系不湮，人文不坠，则余之劳，不为虚矣；使后之子孙，览是编而知祖德之厚，思继述之重，则余之劳，不为虚矣。苟能如是，则虽劳神费日，余何敢辞？

后之览是编者，吾愿有以告之。夫侯氏之人文，非一朝一夕之故，实累世积累之所致；非一二人之力，实代代相继之所成。自一世祖学书公入黔立规，分徙四方，各展其业；至清公卜宅白坭田，耕读传家，开科第之端；世卿公主书院，兴文教之盛；光职公历官州县，建功业之隆；光宗公、敦本公忠义卫乡，成勋烈之著；肇鑫公修谱存统，继文献之传。一脉相承，递相光大，遂成水西侯氏三百余年之人文。后之子孙，生于斯族，承此祖泽，当知所自来，而思所以继之；当知所当法，而思所以守之。继之守之，在读书，在力行，在敬祖，在睦族，在忠孝，在耕读。能若是，则侯氏之人文，可永永而无穷矣。

至于立身之道，尤吾族子弟所当朝夕省念者也。水西侯氏之先贤，其所以立身者，不外乎笃学、勤耕、行义、守节四端。笃学，故能明理；勤耕，故能自立；行义，故能服人；守节，故能持正。四者兼之，则出处皆宜，穷达不改，虽处治世，可以为良吏名儒；虽处乱世，可以为忠臣义士。吾族子弟，诚能以此四端自勉，则虽不必尽得先人之位业，亦可以有先人之品格；虽不必尽获先人之荣名，亦可以无愧于先人之子孙。此余著书之余，所尤不能已于言者也。

嗟乎！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余以衰朽之身，著此一编，虽竭其愚诚，然才识有限，见闻多漏，其于水西侯氏人文之全，或未能尽得什一。然余窃有取焉者，惟“信实”二字，不敢违也。凡余之所著录，皆有所本，非敢杜撰；凡余之所阙略，皆有所疑，非敢苟且。苟后之君子，继余之志，补其阙，正其误，昌其传，则余今日著书之愿，庶几其可酬乎！夫一家有一家之书，而后一家之子孙，知所趋乡；一族有一族之文，而后一族之子孙，知所继述。余惟愿此书之传，不独为侯氏子孙之宝，亦足为一方士庶之鉴，则余之著书，不为徒劳矣。凡我同宗，其共鉴之，共勉之，以永保吾族之人文于弗坠。且夫著书立说，固以传信为归，而尤以垂训为要。此书既成，苟能使侯氏子孙，知祖德之可法，家声之可继，而各勉其学，各笃其行，各修其德，则余今日之劳，虽竭而犹甘；此书之传，虽远而犹荣。惟愿吾族人文，与世长存，永永弗替。览是编者，尚其念之，夫水西一脉，永荫无疆。是为后记，以告同宗。

夫观水西侯氏人文之盛衰，可知世道之升降焉。当其盛也，科第蝉联，簪缨相继，高门大宅，甲于一方，此治世休明、文教昌隆之象也；当其乱也，忠义奋起，筑营卫乡，或捐躯于锋镝，或全生于患难，此板荡之际、正气挺立之征也。治世之盛，赖文教之兴；乱世之存，赖忠义之立。一盛一衰，一兴一替，莫非时势之使然，而侯氏之所以能处治世而弥盛、处乱世而能存者，则惟恃其耕读忠孝之家风，历世守之而不坠耳。故曰：耕读忠孝，乃侯氏立家之本，亦其应时处变、保族卫乡之要道也。后世子孙，苟能深知此道而笃行之，则虽世运有迁，而侯氏之兴，可长保而不替矣。

至于存史之重，尤不可不察。抑余于此，尤有深慨焉。当余访碑碣于荒冢，考世系于残编，见先贤之遗泽，虽历数百年而犹存，未尝不叹人心之向善、公道之在人，历久而不泯也。然又见文献之湮没、古迹之倾颓，或毁于兵燹，或蚀于风雨，或坏于无知，未尝不扼腕而叹其可惜也。故余著此书，一则存其信，二则扬其善，三则启其传。存其信，使后世有所考；扬其善，使后世有所慕；启其传，使后世有所继。三者备，而后余著书之志，庶几不虚矣。然犹惧一人之识见有限，一时之搜罗未周，挂漏舛误，在所不免，惟望后之君子，匡其不逮，补其阙略，则余不胜其厚望焉。史者，鉴也；谱者，系也；文者，声也。国有史，而后兴替可稽；家有谱，而后世系可溯；族有文，而后德业可传。三者相资，而后一族之人文，乃得绵延而不坠。然史之修也，必有赖于有心人焉；谱之修也，必有赖于有志者焉；文之传也，必有赖于有力者焉。水西侯氏，代有有心人、有志者、有力者，故其谱牒虽屡经兵燹而卒成，其人文虽时有湮没而复显。自肇鑫公倡修族谱，至今日宗亲之会，联宗祭祖，续修谱牒，其所以维系一族之文献者，代不乏人。余之著此书，亦欲继此遗绪，使侯氏之人文，永存而不没。然书之存，犹赖人之传；人之传，犹赖志之坚。愿吾族之子孙，世守此志，则水西侯氏之人文，自可与山川同久、与日月同光矣。

赞曰：水西侯氏，源远流长。自楚入黔，开基于斯。分徙立规，支分派衍。耕读为本，忠孝是绳。科第蝉联，师道昌明。堪舆卜吉，诗联扬芬。勋烈卫乡，仁德济众。谱牒存统，文脉相承。三百年来，人文蔚兴。一编既成，荟萃遗芬。祖德宗功，永垂丹青。后之览者，敬而思遵。继志述事，家声弥荣。以告来者，是谓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