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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氏名人] 杜审言的宦游经历与初唐诗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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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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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杜审言(?—708年)进士及第。那一年他大约二十六岁,按唐代士人的正常节奏,这个年纪登第不算晚。释褐试考身、言、书、判四事,他顺利通过,被授为汾州隰城县尉,从九品下,管的是县里的治安捕盗之事。一个满腹诗书的进士去抓贼,在今日看来是委屈,在唐代却是常态。县尉是绝大多数进士的起点,很多人在这位置上一熬就是整个仕途。

      唐代的铨选制度,不是只看文章。它看门第,看荐举,看年资,看人际关系,看一个人在权力网络中的节点位置。杜审言的远祖是杜预,晋朝征南将军,给《左传》作注的大学问家。时人俚语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杜家在长安的份量,离天不过一尺五。但那是长安城南的杜家,是宰相杜如晦的杜家,是京兆杜氏的主支。杜审言这一支,从杜逊迁居襄阳(今湖北襄阳),再从他父亲杜依艺定居巩县(今河南巩义),早就从权力网络的中心滑到了边缘。他姓杜,但他不是那个“去天尺五”的杜。

      他的诗名是真实的,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在初唐宫廷诗坛上站在前排。但前排不等于高位,吏部的尺子量的是判词——工整、合格式、四六骈文滴水不漏,和诗写得好不好是两回事。

      于是有了那句被写进《新唐书》、写进《太平广记》、写进所有关于他的记载的话。他对人说:“味道必死。”听者大惊,他从容解释:“彼见吾判,且羞死。”苏味道是天官侍郎,吏部二把手,负责给他写考评的人。

      苏味道不是他的敌人,“文章四友”同在一个衙门做事。有学者考证,杜审言能当上洛阳丞,恰恰有苏味道的助力;而杜审言对帮过他的人也并不吝于表达感激——崔融死后,他为之服缌麻孝,一个官员为朋友服丧,在唐代是需要勇气的。所以“味道必死”这句话,究竟是杜审言真的说了,还是后人为了塑造“狂人”形象而安在他头上的,本身就有疑问。但即便他说了,这句话的锋芒所向也不是苏味道这个人。他骂的是那把用“判”量人的尺子,那把不看“文章”只看判词工整的尺子。骂完之后,尺子还是尺子,他还是他。另一句更有名的话是:“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屈原、宋玉给他当属官,王羲之见了他得北面称臣。成语“衙官屈宋”由此而来,带着贬义,用来形容文人自夸。一个在九品位置上转了二十年的人,除了在嘴巴上给自己封一个“文章冠古”的位置,还能做什么?

       圣历元年(698年),杜审言因事获罪,贬吉州司户参军。洛阳丞为从七品上,吉州司户为从七品下,品级实降半阶;更关键的是从东都贬到江南西道,路远了,人也远了。送行者有四十五人,陈子昂、宋之问都在其中。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的结尾写得明白:“群公嘉之,赋诗以赠。凡四十五人,具题爵里。”序里说他“有重名于天下,而独秀于朝端”,替他抱不平。四十五个人送一个从七品下的司户参军,杜审言在诗坛上的位置和官位,从来不在一个刻度上。

      到了吉州,他和同僚处不好。吉州司马周季重、员外司户郭若讷合谋诬陷,给他定了死罪。按程序,死罪要报刑部复核、经御史台、皇帝批准,但既然敢定他的死罪,就有办法让程序走完。杜审言被关在吉州牢里,等着那个走完的程序。

      杜审言的次子杜并,年十六,在周季重府中设宴时揣刀混入,刺中周季重,自己被卫兵当场砍死。周季重伤重不治,临死前说了一句:“审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讷故误我。”——《旧唐书》与《新唐书》均记杜并“年十三”,本文从十六之说(参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杜审言考》所引墓志材料),两说并存,此处存疑待考。

       这件事惊动朝野。苏颋为杜并作墓志铭,刘允济写祭文。武则天召见杜审言,授著作佐郎,从六品上,又令他赋《欢喜诗》,迁膳部员外郎。一个骂了半辈子人都没骂来的升迁,他儿子用一条命换来了。杜并的名字,比杜审言大多数诗都活得久。

      但杜审言没有因此改变。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发动政变,张易之、张昌宗被杀,武则天退位。杜审言因依附二张被贬峰州——今越南境内,是当时流放的最远处,这一年他六十岁。两年后遇赦北归,任国子监主簿,从九品下,管国子监里的书籍。景龙二年秋,病逝。

       杜审言存诗四十三首。对于一个活了六十多年、写了一辈子诗的人来说,这个数字太小了。散佚的原因很多:战乱、传抄、无人编集。但留下来的四十三首里,《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被收进了《唐诗三百首》。

      此诗约作于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年)前后,杜审言在江阴做县丞,与邻县晋陵的陆丞唱和。那一年他四十四岁,中进士已经快二十年。诗名满天下,官职是从八品的县丞。江南的春天来了,他和朋友一起游览,写下这首诗:“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只有离开家乡、在仕途上奔走的人,才会对异乡的节令变化大惊小怪。这句话里没有一个字是“狂”的。它有一种很安静的疲惫。明代胡应麟评此句为“唐五言律起句之妙者”。写“衙官屈宋”的杜审言,是一个在长安的官僚系统里用嘴巴打仗的人。写“归思沾巾”的杜审言,是一个在江南的春天里忽然发现自己已经离开家乡很久的人。前一个杜审言是《新唐书》里的“矜诞类如此”。后一个杜审言是杜甫口中“吾祖诗冠古”的那个人。这是一个在现实中没有位置的人,在诗里给自己找了一个位置。

      杜审言对唐诗的贡献不限于那四十三首诗。他是近体诗奠基人之一,与沈佺期、宋之问并列,而后人往往只提沈宋,不提杜审言。明代许学夷对此有疑问:“五言律体实成于杜、沈、宋,而后人但言成于沈、宋,何也?”他的回答是:“审言较沈、宋复称俊逸,而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亦是律诗正宗。”

      南宋陈振孙的评语更具体:“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在近体诗刚刚定型、很多人还在摸索的时候,杜审言已经能写出完全合乎格律的诗,没有一首失粘。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说:“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始叶于度。”“叶于度”就是完全合度。梁陈的宫体诗已有五言八句的形式,但平仄对仗还不严格,到杜审言手里,格律才真正立住了。

      格律不是天然存在的,它是一套人为的、需要被论证和示范的规则。上官仪等人提出了对仗、平仄的理论,但理论需要作品来验证。杜审言的创作实践,论证了这套理论的可操作性。他比沈宋年长,在沈宋做出理论总结之前,他已经写出了完全合律的诗。沈宋的贡献在于总结和推广,杜审言的贡献在于示范:这套规矩是能写出好诗的。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就是示范之一。以首联为例,“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平仄为“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合于五律首句仄起不入韵式;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平仄相对,粘对合度;颈联“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与颔联相粘,尾联“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收于平声韵,全篇一韵到底,无一失粘。平仄、对仗、粘连、押韵,完全合乎五言律诗的格律,而读起来不觉得在受规矩的束缚。“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对仗工整而意象开阔,“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中“催”和“转”两个动词把春天的动态写活了。整首诗从“独有宦游人”起,到“归思欲沾巾”结,中间两联写景,首尾抒情,结构严整而情景交融。宋末周弼编《唐三体诗》,将五律分为“四实”“四虚”诸格,以“中四句皆景物而实”为“四实”,而此诗被置于“四实”的第一篇。四库全书本《三体唐诗》卷五“四实”目下,第一首正是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这个位置本身说明,在宋人的眼里,杜审言这首诗已经成了某种标准。

      杜甫说“吾祖诗冠古”,说“诗是吾家事”。这两句话有孙子对祖父的尊敬,也有干谒语境中的夸大成分。杜审言的诗里有一种东西被杜甫继承了:一个人在外面做不成他想做的人,于是把全部的“自己”放进了诗里。杜审言在诗里骂人,在诗里自负,在诗里写归思,在诗里做一个在现实中做不成的人。杜甫一生颠沛,比他祖父走得更远,也比他更懂得什么叫“独有宦游人”。祖孙两个人,一个在初唐的江南写“归思欲沾巾”,一个在盛唐的夔州写“丛菊两开他日泪”,隔了将近一百年,写的是同一种东西。

       杜审言最后死在长安,国子监主簿,从九品下,管书。他年轻时候说的那些话被写进了正史和野史,变成了成语,带着贬义。苏味道没有羞死,后来两度出任宰相,写出了“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这样的名句。屈原和宋玉没有真的给他当衙官,王羲之没有北面称臣,那些话替他留下了一个“狂人”的标签。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一个在长安找不到位置的人,在江南的春天里,用十个字说出了所有在异乡奔走的人都会懂的一件事:这里的春天很好,但不是我的。他在长安骂了一辈子人,在江南写了一首诗。诗,比骂活得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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